2017中国十大金融人物，榜上都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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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C导读：

“时势造英雄”，在不平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背后，注定要涌现出一批不平凡的银行家，从这些不平凡的银行家中评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十位作为“2017年十大金融人物”，以此来展现他们的超凡智慧和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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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世界经济进入相对强势的复苏轨道，周期性因素和内生增长动力增强，金融环境改善，市场需求复苏，支撑主要经济体经济加快增长。然而，当前世界经济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隐忧。要高度警惕逆全球化风潮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冲击。如何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群，加快推动改革创新，政策协调，增强中长期增长潜力，仍是世界各国面对的迫切问题。

盘点2017年来的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成果，可以说成绩斐然，不仅完成了2017年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更重要的是强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复苏，终结长达十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关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深入人心，为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指明了方向。

“时势造英雄”，在不平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背后，注定要涌现出一批不平凡的银行家，为此银行家杂志从这些不平凡的银行家中评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十位作为“2017年十大金融人物”，以此来展现他们的超凡智慧和经典之作。

周小川：功勋卓著的大国行长

他是首位博士行长，受教于百年清华；他英语流利，在国际舞台应对自如；他兴趣多元，精通音乐剧和羽毛球。风趣幽默，善于沟通的周小川成功颠覆了外界对中国官员无聊刻板的印象。2017年，是周小川执掌中国央行的第十五个年头，肩挑时代重担，他无惧风浪，牢牢把握住中国经济平稳向前的巨大风帆；历经沧海桑田，他心系家国，徐徐铺展开中国金融系统变革的壮丽画卷。

胸怀大略，运筹帷幄。“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作为首位“三连任”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兼备学术才能与政治智慧。在理论上，周小川信奉和倡行“系统性的体制转变”，认为中国金融应该进行系统性变革，不应囿于一个部门、一个方面的视野；他还提出了“池子论”，可以通过不同资金“池子”自身“闸门”的开闭及相互流通来调节资金余缺，缓解资金短缺或热钱冲击带来的问题。在实践中，周小川推进了外汇体制的变革，放开经常项目管制，适度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参与并主导了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上市工作；坚定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实现了人民币加入SDR；推动以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为标志的金融开放，加速了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谋定而动，与时俱进，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周小川以雄才大略，从体制和机制层面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不辞辛劳，敢于担当。在就职央行之前，周小川就大刀阔斧地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使中国的证券市场前进了一大步。从2005年实施汇改以来，他高屋建瓴地把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升值已经为中国新时代所实施的“引进来，走出去”战略铺就了坚实货币之路。2017年10月19日，周小川在介绍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时表示比“灰犀牛”更可怕的是“明斯基时刻”，中国要重点防止“明斯基时刻”出现所引发的剧烈调整。未来金融监管改革工作“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道路阻且长，任重而道远，十五年来周小川以热情澎湃之心，静水深流之态，坚定隐忍之姿，带领中国央行，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使得通胀保持在较低水平，增长维持在合理区间，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金融基本面持续稳定。物华苒苒，风云激荡，面对市场的变幻与挑战，周小川敢于担当，坚持推进各项改革，同时积极与市场沟通，为全球市场解读中国经济动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国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英国《金融时报》曾这样来描述周小川。

心系家国，成绩斐然。一腔热血勤珍重，天翻地覆慨而慷。在周小川任职的十五年里，中国的金融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本金融制度逐步健全，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制度已与国际接轨，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股市、债市、衍生品以及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四梁八柱”已搭建完成，且市场容量位列世界前茅；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逐步实现双向开放，不仅做到了“引进来”而且实现了“走出去”，本土银行业的各类比较指标都位于世界前列；提倡金融业应该服务实体经济，避免资本过度“脱实入虚”，据央行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前11个月，实体经济通过企业债券净融资和境内股票融资额达到11461亿元，直接融资比例近年来大幅提升。心系家国与百姓，一枝一叶总关情，十五载风雨春秋，周小川带领中国央行趟过静谧湖泊、冲过激流险滩，交上了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在已经到来的2018年之际，年近古稀的周小川仍不忘初心，未有懈怠，不断探索构建“双支柱”调控框架，推动金融去杠杆，努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明斯基时刻”出现所引发的剧烈调整。身处时代洪流，他敢做改革大潮的弄潮儿；背负家国使命，他勇挑经世济民的重担。历史和人民终将会铭记，这位“超期服役”、功勋卓著的大国行长！

刘士余：厉兵秣马 砥砺前行

监会主席一职，历来有“火山口”一说。2017年，是刘士余“坐在火山口上”的第二年。自2016年上任证监会主席之初，刘士余便对证监工作提出“资本市场生态环境要净化，敢于亮剑，善于亮剑”的新要求。刘士余在2017年年初的全国证券期货工作监管会议上将矛头直指“资本大鳄”，表示资本市场不允许大鳄呼风唤雨，业内专家表示：“刘士余主席讲话，表明了证监会要坚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防止一些人利用内幕消息或资金优势破坏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这一监管要求也是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只有维护“三公”原则，才能真正让A股市场健康发展，让更多投资者分享到资本市场收益。刘士余当之无愧地成为净化资本市场的“清洁工”，也是中国资本市场新监管标准的“缔造者”。

曾在央行工作主管金融市场的刘士刘士余：厉兵秣马 砥砺前行余，在经历过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资本市场造成的重创后，对保持金融稳定当然有着更为深切的感悟。刘士余在2017年初的证券期货监管会议上，提到国际金融市场过往存在“逢7魔咒”：1987年美国股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此，刘士余提出了证监会的2017四大任务：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推动新股发行常态化、提升IPO企业质量和严监管，全面从严的监管，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中有进”。2017年，证监会全年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24件，罚没款金额74.79亿元，同比增长74.74%，市场禁入44人、同比增长18.91%，行政处罚决定数量、罚没款金额、市场禁入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讲到推动新股发行常态化表示，注册制既不要理想化也不要神秘化，务必理解制度，咬住牙关，保证质量好的公司能够及时上市，用2年至3年的时间解决IPO堰塞湖。企业IPO的数量不断增加，这是好事儿，如果资本市场要找米下锅，反而要出大事儿。稳定的预期是市场证明有效的做法，必须牢牢去做，别折腾，企业IPO的核心是做好上市公司发行公司股票的质量审查。行业管理、市场监管的政策预期要稳，已经被行业发展，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各项政策、方法、导向要扎实执行，务求实效。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是融资，注册制是监管的方向性要求，不是监管目标。据沪深两市交易所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12月22日，2017年，已有428家IPO公司完成上市，募资2255.72亿元。上海证券交所主板211家IPO公司完成上市,募资1368.61亿元，9家公司发行中，12家公司过会待发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78家IPO公司完成上市，募资375.86亿元，4家公司发行中，3家公司过会待发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139家IPO公司完成上市，募资511.25亿元，6家公司发行中，12家公司过会待发行。

在稳步推进监管工作的同时，证监会并没有忽视建设资本市场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任务。刘士余称“2016年服务脱贫攻坚战略的探索受到高度关注，认识逐步趋同，在标准不降的情况下，贫困地区上市企业通过观念带动和模式变化，给贫困当地的帮助远远比直接带来的经济价值要大得多。”2017年6月，中国A股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从资本市场大国发展至资本市场强国，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充满了诸多挑战。

郭树清：开启银行业监管新格局

2017年2月，郭树清从山东省省长任上返京执掌中国银监会，开启了他的银行业监管新生涯。随后，一系列监管措施紧凑、密集、衔接出台，切中要害、直击顽疾、去疴除弊。十个月的高效监管已经大幅遏止了风险势头、逆转了资金空转，监管形势焕然一新，一个中国金融监管的新格局由此开启。

雷厉风行是对一个人能力与处事效率的最高评价。2017年，密集出台的金融监管和发展政策、稳步推进的风险排查和处置措施，深刻体现了郭树清上任后切中要害并果断执行的监管风格，以及对策必高效的管理要求。

针对最急迫的问题，在2017年3月底至4月初的短短两周，银监会连发7文，从外部监管到内部操作提出诸多要求，涉及服务实体经济、监管处罚、防控风险、弥补监管短板等多个方面。包括：3月29日，《关于开展银行业“违法、违规、违章”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3月29日，《关于开展银行业“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专项治理的通知》；4月6日，《关于开展银行业“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4月7日，《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指导意见》；4月7日，《关于集中开展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的通知》；4月10日，《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4月12日，《关于切实弥补监管短板提升监管效能的通知》。如此密集又切中要害的监管措施，相互衔接成为一套系统的体系，随后又陆续出台其他措施，将金融监管系统性地提升到一个新的局面。

这种雷厉风行的管理风格，是郭树清一直以来的特点。2011年10月，郭树清出任证监会主席时，业内回顾“回想2012年平均每周出台一项新政的节奏”，郭树清在证监会岗位上的506天内，提出的各项制度调整政策达70项，相当于“七天一新政”。郭树清被称为“郭旋风”，用500余天的任内时间诠释了改革速度推进的最大可能性。而更早，在2005年建行上市突遭变故、面临失败之时，郭树清临危受命接任行长，用时216天将建行成功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取得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而在郭树清每次雷厉风行开创新局面之前，似乎都是从上一个岗位“临危受命”，担任“救火队长”角色而来，这也成为其履历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从2017密集监管措施的次序出台来看，郭树清一直对金融领域具有深刻解和清晰认识，才能在屡次“临危受命”之后快速拿出对症措施，这离不开深厚的功底和睿智的思考，离不开举重若轻的稳健气度。

从郭树清29岁以博士生身份参与“决定中国市场经济去向”的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开始，到此后十多年在原国务院体改办的工作，起点、悟性与实践形成了郭树清对中国经济金融体制的系统观点，才能在随后的管理工作中能够即刻进入状态、拿出对症之策。早在1988年、1992年，郭树清即两度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而2007年出版的《直面两种失衡》被认为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涵盖对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财政改革，以及从各个层面对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

果断高效、敢于碰硬的作风和品质，并不妨碍郭树清作为一名管理者依然怀有深深的普世情怀。无论曾经任职贵州时的秉持公平、公正原则的房改，还是2017年在郭树清领导下，银行业在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融资和三农融资等方面做出的实实在在的工作，公平与普惠一直是其为官一方的施政原则。或许是受那段上山下乡的经历的影响，也或许这是骨子里的一种情怀。

从十个月前郭树清刚履职银监会时讲的“一定不负重托把银行业监管好”，到2017年行将结束时，郭树清总结的要继续“努力开创银行业监管工作新局面”，肩挑重任的繁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展望2018年，持续深入的监管和拓展扩大的金融普惠之路将在郭树清领导下既往前行，中国金融监管的新格局将更加大气、稳健！

易会满：初心不忘，大行工匠

回望2017年，必定会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一年，金融工作被提升至“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的高度。这是历史赋予每一位金融从业人员的崇高使命。而作为工商银行这艘“航母”舰长的易会满，在其履新董事长的第二年，以踏雪有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在新时代里创造着无愧于历史的成绩，也闪耀着金融工作应有之初心。

服务实体经济的“实干家”。金融工作的本源是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易会满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工行要在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中，发挥国有大行应有的作用。“言必行、行必果”。近五年，工行累计向实体经济投放贷款50多万亿，其中小微企业贷款超过2万亿元，是国内银行中的唯一一家，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渠道的源头活水。同样，工行牵头推动成立的“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作为唯一商业成果，纳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官方成果清单。

洞察金融乱象的“思想者”。2017年，防控金融风险被中央提到重点工作来抓。作为在银行业历练了三十多年的“老兵”，易会满对此提出了自己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要建立一张立体多维的“超级资产负债表”，全口径反映金融业运行状况和风险实质。言论一出，其视野之宏大，思路之清晰、观点之透彻，在业内引发强烈反响。在易会满的领导下，工行信贷体制机制改革全面铺开，信贷资产质量呈向好趋势，三季度末不良率、逾期率、剪刀差率等关键指标比年初全面下降。

引领转型发展的“领航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创新是落实深化金融改革重要一环。2015年，当易会满身着西装信步于讲台上，将工行互联网金融战略娓娓道来时，媒体惊呼中国的“易布斯”来了。彼时，易会满还是行长。如今，作为董事长的易会满，更进一步提出智慧银行ICBC3.0战略，以开放、合作、共赢的姿态，致力于打造极致体验的“现象级”金融生活场景。天道酬勤，工行智能柜员机作为金融业唯一实物成果，在“砥砺奋进的五年”成就展中展览。

新时代精神的“践行者”。2017年，工行在内部掀起评选“大行工匠”的活动。匠人精神的回归，为40多万工行员工找到了工作中的“主心骨”。在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共识，而人才是其中第一资源。工行的评选活动恰逢其时，同样也发映出易会满领导下的工行对新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金融是国之重器，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若是在银行业董事长中评选出一名“大行工匠”，以易会满的卓越表现，定是实至名归。

田国立：进无止境，引领未来

1999年在建行供职16年后，田国立参与并领导了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筹建和转型，他掌舵时的信达，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唯一一家付息率达到100%的公司；此后，他又先后执掌了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推动中行“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战略落地实施；2017年7月，田国立接替到龄退休的银行家王洪章，成为建行党委书记，并于10月出任董事长。

遍历中国三大银行，深耕金融系统多年，田国立拥有银行、投资和金融资产处置等领域丰富的业务和管理经验。十八年的“外出”历练之后，田国立又回到熟悉的建行，不同的是，这次建行的船舵要由他来掌管。然而，当前的经营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单纯依靠存贷款利差盈利已越来越难；金融开放程度加深，互联网金融和外资银行的进入带来了强劲的竞争压力；全球化及“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客观上对跨境资金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带领这家国有大行进无止境，引领未来，是田国立不断思考的问题。

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田国立带领建行，在党建先行的基础上，增强内在实力，服务经济建设，完成好新时代赋予的新任务新使命。

第一，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目前，建行正以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开放的金融共享平台、普惠的金融发展模式，支持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履职伊始，田国立就参加了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的开业仪式。作为首家市场化债转股实施机构，建信投资将市场化、法制化的债转股从试点实施阶段推进到了成规模推广阶段，有力助推了相关实体企业的发展。

第二，守住底线，防控金融风险。在风起云涌的金融大潮中打拼多年，田国立对金融风险有着深刻的把握。按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目标，田国立强调，建设银行要持续深化落实“风险管理职责进党委”的要求，层层压实风控主体责任，着力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不忽视一个风险也不放过一个隐患，切实发挥国有金融机构市场稳定器和风险减压阀的作用。2017年第三季度，建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50%，较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较上一季度下降0.01个百分点。

第三，协同创新，深化金融改革。田国立常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建行传承优良传统，在协同创新的基础上，推出了“存房贷”“按居贷”以及长租公寓资产支持票据（ABN）等业务，打造“CCB建融家园”品牌社区。这种“银行持有、委托运营、租户贷款”的新模式，直击“租购并举”的痛点，解决长租公寓融资难问题，力求“居者有其屋”。此外，建行正打造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综合服务能力，开拓国际视野，深化现代公司治理体制改革，努力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发挥国有银行“主力军”的作用。

在田国立掌舵之后，建行正稳步前进，2017年三季报的数据也体现了这一点，截至第三季度末，建行实现净利润2022.7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1%，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对于货币政策可能持续收紧的2018年，田国立早已有所规划，建行将扎实推进综合化经营、金融科技建设；充分发挥在基建服务领域的传统优势，助力重大战略和重点项目落地生根；深入开展绿色金融、跨境金融业务，以创新、快捷的产品和综合化金融服务，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回归本源、植根实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建行进无止境，必将引领未来。 

陈四清：务实勤勉，开拓进取 

作为供职多年的中行人，陈四清有着丰富的海内外工作经历。接任董事长以来，带领全行员工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努力把中国银行事业发展不断推向前进。

国际化发展的引领者。经过百年的发展，国际化已成为中国银行的突出特色，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品牌和优势。陈四清强调，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部署，中国银行必须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坚持一体化的战略安排、差异化的经营模式、集约化的组织形式，推动中国银行国际化发展再上新台阶，积极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目前，中国银行海外机构已覆盖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服务网络进一步延伸；累计跟进“一带一路”沿线重大项目约480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4600亿美元，提供授信支持超过900亿美元；构建起高效的全球人民币清算网络，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和清算量保持全球同业第一。

转型发展的开拓者。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银行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竞争主体日益多元，金融风险更加复杂，商业银行转型发展迫在眉睫。面对严峻形势，陈四清强调，中国银行要加快由“求大”向“求好”转变，实现内涵式发展；由“求好”向“求新”转变，实现差异化经营；由“求快”向“求精”转变，实现精细化管理。在经营中自觉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改革创新三大任务，积极打通境内境外、增量存量、线上线下，加快推进业务结构、客户结构、收入结构和区域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以效益和质量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银行实现税后利润1551亿元，同比增长2.36%，实现本行股东应享税后利润1,455亿元，同比增长7.93%。9月末不良率为1.41%，比上年末下降0.05个百分点。

担当社会责任的践行者。陈四清强调，服务社会是中国银行光荣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国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中国银行正在全力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聚焦产业扶贫，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聚焦深度贫困村，加大资源投入和工作力度，推出“公益中行”精准扶贫平台，全力以赴支持贫困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加大对节能环保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积极探索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创新型绿色金融服务，支持美丽中国建设；大力推广“中小企业跨境撮合服务”，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融入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大力拓展村镇银行，成为国内最大的村镇银行集团，为农村地区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成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银行合作伙伴，为冬奥会提供全程金融服务；大力支持科教文卫事业发展，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中国发展的新蓝图，开启了中国前进的新征程。陈四清表示，中国银行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自觉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拥抱新时代，践行新思想，展现新作为，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谢永林：依托新科技，打造新平安

2016年年底，谢永林接替孙建一，成为平安银行新任董事长。23年前，谢永林进入平安集团，从此便与平安结下了不解之缘。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从基层做起，经过平安集团保险、银行、证券等业务的全方位历练，谢永林逐渐成为不可多得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凭借对市场的敏锐把握以及对平安的深度了解，执掌平安银行后，谢永林提出了“科技引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的战略方针，为平安银行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拥抱科技，注入发展活力。百舸争流,奋楫者先。谢永林认为，伴随Fintech的持续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科技将深度影响金融业，想要带领平安银行穿越时间、历经考验，就必须将“科技引领”作为发展引擎。为此，平安银行从国内外顶尖互联网公司引进了将近300名互联网人才，将人工智能、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新科技融入传统业务中。在线上，平安银行推出了口袋银行4.0版本，将原手机银行、直销银行及信用卡三大渠道APP整合一新，研发了信用卡智能反欺诈系统，在业内最早实现了对首笔欺诈交易的有效防堵；在线下，平安银行打造了首家智能零售新门店，着力构建以“智能+O2O+客户体验”为核心的服务体系。“好风凭借力，扶摇九万里”，全面拥抱科技，平安银行实现了智能客服、智能投顾和智能风控，极大提升了客户体验，为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落地实施路径，实现零售转型。顺势而为，乘势而上。2016年8月，平安银行紧跟时代潮流，启动零售银行转型，举全行之力推动零售业务发展，将零售业务的地位上升到对公同等高度。为此，谢永林“量体裁衣”，给平安银行制定了零售“1-2-3-4”落地实施路径：以信用卡为尖兵，提升大数据和账户管理两大能力，打造以“SAT（社交、移动应用、远程服务）+智能主账户”为核心的智能化、移动化、专业化的零售银行体系。在谢永林的带领下，平安银行一方面大力挖掘平安集团的综合金融资源，提升零售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对服务、产品、流程进行全面优化，解决客户痛点。经过一年的努力，“大零售”转型效果初显，2017年前三季度，平安银行零售收入同比增长38%、零售利润同比增长94%，利润占比达到65%。

增量提质并行，综合协调发展。提质增量，厚积薄发。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并不意味着放弃其他主干业务。谢永林认为，“对公发展得越好，对行业理解就越深，就越能为零售输送健康的资产；借助金融同业市场，可以形成新的零售产品，这是相辅相成、比翼双飞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涨的关系。”为综合协调发展，谢永林提出了“对公做精”的思路，大力推动对公业务由规模增长驱动转型为质量和价值增长驱动，设立行业事业部，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布局；同时，他也重视风险管理，强调大力化解不良资产，做好风险资产质量管控，平安银行成立了特殊资产事业部，专职经营、清收、处置问题资产。“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综合协调发展的平安银行在谢永林的带领下，正乘风踏浪，顺利远航。

展望2018年，谢永林对平安银行的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浮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零售、对公、同业、风控协调发展的崭新平安。“百舸争流千帆竞，乘风破浪占鳌头”，2018年，期待转型升级的平安银行更上一层楼！

洪崎：不负芳华，守望初心

2017年初，延宕两年，民生银行董事会完成换届，洪崎继2014年中途接任后连选连任。在第一个完整的董事长任期的第一年，他所擘画的转型战略开始整体浮出水面。尘埃落定的民生银行，这艘曾屡创佳绩却因受困于多重因素而犹疑有年的传奇战船，在百战归来洗尽铅华之后，终于锁定航向，再度扬帆起航。这一年，他年届六十，已为民生银行工作22年。

一切其实早已开始。2014年的“应对利率市场化能力提升项目”，全面对标先进，把脉问诊；2015年启动的“凤凰计划”，分七大板块30多个项目对前中后台的能力提升、精细化管理进行系统规划，旨在打造以客户为中心、增长方式可持续及公司治理科学高效的新银行；其后，“新供应链金融”“金融生态圈”“金融科技公司”等理念纷纷提出。2017年，他正式宣布民生银行聚焦民营战略，打造标杆银行，做优质大型民营企业的主办行，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管家，提供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提升综合收益；此外，还要在信息化及数字化领域加快布局，依靠大数据、云计算以及平台式物联网等智能化手段实现“互联网+”，在十年之内成为科技金融公司。四年一剑，历经周折，民生银行的战略拼图终告完整圆满。洪崎主导的每一步，看似云淡风轻，最终都印证为谋篇布局的深谋远虑。

这种波澜不惊之下的静水流深，应该正是他的风格。“银行家不可以不保守，但不可以不创新”。受教于中国顶尖金融学府，在听得见炮声的最前沿打拼经年，深厚的学养与敏锐的市场意识有机融合，他深谙金融真谛，以理性之舵掌激情之帆，顺势而为，“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当行业狂飙突进之势骤停，水落石出之际，他最先感知，率先启动全面改革积极应对。改革不是一定要暴风骤雨、石破天惊，他追求水到渠成和形神统一，强调上下一心、从文化到体制的彻底改变。

放眼2017年的银行业，民生银行所处环境最为纷繁复杂，最受传统模式拖累，市场疑虑重重。沧海横流更突显改革转型的艰难和领导者的智慧。面对质疑之声，他坦诚以待，不讳言民生银行在对业务节奏的把握和对风险的防控方面曾经有过失误；他同样有坚守，宣示民生银行对战略转型的方向从没有过动摇和迷失。

在银行内外的各种场合，洪崎条分缕析讲战略、解困惑、增信心，做改革转型的布道者和银行战略的发言人。激流险滩的非常之际，他羽扇纶巾，以书生之质稳定军心，稳住了民生银行的阵脚。尽管转型期不再以短期业绩论成败，民生银行仍通过强化经营管理、推动业务创新等举措，在盈利增长、不良改善、降本增效等方面亮点频仍，直销银行、信用卡、小微金融等特色领域表现抢眼；凤凰计划如期完成全部项目的设计工作，进入全面落地实施阶段，试点的项目纷纷取得预期的财务绩效，为未来三年的规划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生银行成立之时，即以民营企业为本，提出百年老店的构想。22年沧海桑田，作为民生银行的创业人之一，在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洪崎依然执着坚定地守望着最初的梦想，以理性的思辨和春风化雨般的引导将其固化在战略中，融入到企业的血液中。民生银行这方璞玉，经民企战略之砂洗礼，终将在中国银行业的行列中磨砺发光。洪崎的2017，连接着民生银行的理想与现实、过去与未来，格外值得关注和深刻记忆。

田惠宇：客户为本，稳中求进 

田惠宇曾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MPA学位，是金融界难得的海归派高管。2013年，田惠宇从建行空降招行，接替马蔚华，出任招商银行新一任党委书记兼行长。过去15年，马蔚华将招行打造成了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标杆，他本人也成为上一轮中国银行改革的代表性人物，因而田惠宇上任伊始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马蔚华离去后，招行将何去何从。事实上，招行自“一次转型”——零售转型战略完成后，伴随着同业竞争的加剧，自身内源性增长动力已陷入疲态。彼时，招行正在进行“二次转型”，但由于全面出击，力量分散，转型重点和主攻方向都不甚明晰。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田上任后，面对实体不振、产能过剩，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的大环境，稳中求进，决定继续深化“二次转型”战略。“举重若轻，方能四两拨千斤”，在田惠宇眼里，经济结构和金融业态变化的共同特征就是由“重”向“轻”，商业银行必须随之起舞，早转型则早主动。结合招行自身定位，田惠宇明确提出了打造“轻型银行”的发展目标。他指出，“轻型银行”的本质，就是以更少的资本消耗、更集约的经营方式、更灵巧的应变能力，实现更高效的发展和更丰厚的价值回报。田惠宇认为，“就像打仗一样，主攻方向变了以后，你的兵力布局也得做调整，兵种也要重新设置，资源配置、后勤保障也要做调整。”

打造“轻型银行”，首先要实现“轻经营”，即构建资本消耗少、风险权重低、风险可控的轻型资产与业务体系。为此，田惠宇提出了“一体两翼”的战略定位以零售为主体，公司和同业为两翼，打造零售、公司和同业协调配合的业务条线。其次，经营是剑，管理是柄，为实现“轻经营”，必然需要“轻管理”作为基础。在田惠宇的推动下，招行在总行层面建立了公司、零售和同业三大业务总部，整合下设了相关部门；在分行层面，招行推进了11家分行的事业部改革，将支行从利润中心调整为运营服务和销售的平台。最后，轻的极致，是“轻文化”，“极简金融、极致体验”的理念已经在每个招行人的心田生根发芽。

在田惠宇的正确领导下，“轻型银行”战略不仅让招行脱离了“规模驱动”的老路，也提升了其资本内生的能力。在没有外部资本补充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盈余补充资本金，招行的资本充足率连续多年提升：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末，高级法下公司口径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4.72%和12.31%，分别较上年末提升1.73和1.20个百分点。

以客户为本，不忘初心，在转型的道路上，招行一直在奔跑。“移动互联网将成为下一个十年深刻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最大因子，金融科技将会重新定义商业银行的经营之道”，基于此，田惠宇提出了举全行“洪荒之力”，推进以“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为目标的金融科技战略。为此，招行不仅在传统的产品和服务流程上插上移动优先的翅膀，而且正在全力挖掘行内外的数据资源，开发基于云技术的创新应用。2016年12月，招行就上线了国内银行业首家智能投顾——摩羯智投，不仅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已成长为国内最大的智能投顾。

田惠宇一直强调，银行的基本业务，就是经营风险。2017年，在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招行实施差客户风险异化管理，优化评级、预警模型，加强资产质量监测，稳步推动不良资产处置，资产质量稳中趋好。截至2017年9月末，招行不良贷款率为1.74%，比上年末下降了0.24个百分点；同期，招行净利润为544.32亿元，同比增长12.50%，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

2017年，招商银行迎来了三十周年行庆。继往开来，田惠宇带领“因您而变”的招行，在改革开放的火红岁月中披荆斩棘；稳中求进，田惠宇在试错中创新，且行且调控，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洪流里中，推动招行不断铸就新的辉煌！ 

陶以平：心有担当  打造一流价值银行

2016年2月，长期在国有银行境内外机构从事金融实务与管理，拥有丰富银行从业经历的陶以平出任兴业银行行长。

其履新的两年，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风险因素增多，市场流动性持续偏紧，利差收窄，同时监管不断强化，新技术、新业态、新金融也加快了金融生态圈的重构和“洗牌”，考验着中小银行的战略选择与定力。

面对挑战，陶以平勇于担当，带领兴业银行积极主动应对形势变化，坚决贯彻国家经济金融改革政策以及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推进经营转型和业务结构调整，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各项业务实现稳健、高质量发展。

截至2017年末，全集团资产总额稳中有升、结构优化，全年净利润持续增长，资产质量和风险抵补能力均优于同业平均水平，继续稳居股份制银行第一梯队，昂首挺进全球银行前30强，被权威机构和媒体授予年度“亚洲卓越商业银行”“最佳股份制商业银行”“卓越竞争力金融控股集团”“中国最受尊敬企业”“最具社会责任金融机构”“最佳绿色金融银行”等荣誉，品牌价值达141.46亿元，增幅居“2017最佳中国品牌榜”上榜银行之首。

新时代，科技浪潮风起云涌，金融客户需求不断升级，行业竞争更加激烈。陶以平坚信“适变而变，因变而胜”的市场生存法则，秉承“专业致胜、合规致胜”理念，带领全行上下革故鼎新，开拓进取，扎实推进改革转型，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2017，兴业银行突出主业做精专业，主动重构资产负债表，积极开展非息业务，收入来源不断拓宽。将“结算型、投资型、交易型”功能与“大投行、大资管、大财富”业务融合提升，形成“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战略，在强化对实体经济服务的同时，也确立了顺应长期趋势、具有大格局的差异化战略“标签”。产品创新保持活力，涌现出众多市场首单产品，投资银行、交易银行等转型业务市场竞争力不断攀升。绿色金融厚积薄发，业务规模在业内继续遥遥领先，并凭借强大的专业团队与实践经验成为国家绿色金融政策制定和改革创新试验区规划建设的“智囊”。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银银平台、养老金融等普惠金融商业模式独树一帜。机构网络更加健全，银川分行顺利设立，拉萨分行获批筹建。

在陶以平的推动下，兴业银行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通过客户和产品、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的相对分离提高专业能力，通过打通链条、精兵简政提升服务效率；风险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合规创造价值的成效日益凸显；客户分层分类营销和管理更加精细化，客户基础持续夯实；流程银行建设渐入佳境，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焕发内生动力。

“三型银行”战略有力落地。结算类业务保持快速发展，兴业管家、兴e付、汇收付等支付结算工具市场反响良好。投资类业务保持专业优势，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市场份额持续保持股份制银行首位，债转股、国企混改、股权投资、并购重组等领域取得较大突破。资产托管规模稳居行业前列。交易类业务与时俱进，供应链业务增长快速，代客债券借贷、TRS、债券销售、CDS、债券通交易等业务创设落地，代客FICC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80%。

服务实体更加精准有效。发挥现代综合金融服务集团优势，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国家战略实施省市作为重点业务区域，大力推进供给侧金融，鼎力支持实体经济，并将金融服务触角延伸至金融服务薄弱区域和环节，在绿色金融、小微“双创”、“三农”、养老金融、精准扶贫等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兴业优势。

新时代，新征程，三十而立的兴业银行将牢记使命，继续发扬爱拼会赢的优良传统，劈波斩浪、阔步前行，更好地为实体经济、为股东、为社会创造价值，展现新作为，创造发展新高度。

本文来源： 银行家杂志

延伸

阅读一

周小川：智推改革的行动者

伯南克卸任美联储主席后，对于美联储和他本人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给出了“有勇气的行动者”的评语，他还特地强调“在所有的危机当中，都会有两类人：敢于行动者和惧怕行动者。这一次，我们行动了”。由此可见，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即使拥有百年历史的美联储，在实施反危机应对时也是困难重重。以美国为参照，如果说在危机的应对中，由于有完备的现代市场化经济机制，美联储最需要的是“勇气”，对中国而言，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中国人民银行还很年轻，而且市场化经济机制还在完善之中，所以，包括央行在内的宏观政策部门仅凭勇气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在调动和争取更多既有可用资源的同时，主动营造恰当的施策环境。回首过去，中国不仅基本实现了率先复苏的初衷，而且改革进程还以危为机，得到了一定的推进。其中，金融领域更是一马当先，尤其是在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

中共十九大指明了未来金融领域发展的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站在“新时代”的转承期，对中国金融改革实践梳理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对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主导下金融快速发展的实践总结，更具现实意义。

年轻的实践者

实际上，人民币和中国人民银行比共和国还要早一年诞生——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第四号公文，决定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并于当年12月1日起发行人民币。但是，中国人民银行真正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是1984年后的事情。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办原来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随着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的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了实质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但其获得法律确认则是199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的事（2003年，随着中国金融分业监管格局的建立，全国人大对该法做了修正）。

因此，严格地讲，能被称为央行行长者，应从1984年算起。至今先后有六位行长执掌中国人民银行，其中四位行长的级别都在部长之上，这显示出中国的央行行长一职历来就有高配的惯例。若按照更为严格的中央银行制度范畴而言，从1995年算起，中国的中央银行只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历史和逻辑是统一的。在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的过程中，“年轻”和“高配”作为其特有的历史基因，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以及货币政策框架的形成和演变具有特定的意义。首先，中国人民银行主导下的金融领域改革能得以快速推进，与行长“高配”密不可分，这使其能够协调更多资源推进改革，始终保持金融改革快步走的节奏。其次，由于年轻，中国人民银行在为经济运行手把货币总闸门的过程中，必将面对太多的“不知道”，但这些“不知道”并不能作为其不行动的理由，有时甚至被迫在“不知所措”下采取行动。不过，年轻的好处是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具有别人没有的灵活空间。

从此两点基因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人民银行在实践行动中出现的多次反复、修正和补充，虽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金融改革步伐始终没有放慢。当然，这样的实践是有成本的，例如，货币供给增幅和通货膨胀，至今仍具争议。

1.中国的广义货币供给（M2）和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分离，恰恰始自1995年。至今，M2已升至GDP的两倍以上，显而易见，随着中央银行制度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的20余年间，巨额的货币信用同时也被创造出来了。期间，GDP由6万亿增至74万亿以上，增长了12倍多；而M2由6万亿增至170万亿，增长了27倍多。经过本次反危机之后，目前在全球广义货币供给中，人民币占比已高达30%，如此巨量的货币供给，未来究竟会以何种姿态演变呢？

2.共和国建立至今的60多年，按照GDP平减指数计算，通货膨胀累计增长了727%，但其中一半以上增长是1995年后积累的，期间我们还经历了两次通货紧缩。中国人民银行的使命之一就是稳定物价，未来物价形势又会给央行出什么难题呢？

种种疑问还有不少，这反映出作为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无疑是年轻的实践者。但就是这个年轻人，在近20年间带给中国金融的变化，却是惊人的，更为重要的是，有些变化还在进行中。

智推改革的行动者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行政地位和法律地位获得确认，是在朱镕基（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央行行长期间完成的。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地位就能如此顺利地得到承认和确认，除了行长高配优势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正处于历史性突破的阶段。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改革由“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进入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阶段。在这个大背景下，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市场化程度持续快速提升，带动包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大幅加速；与之相适应，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控方式也必须由行政命令为主转为市场手段为主，因此，构建包含总量性的货币政策和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架构就迫在眉睫。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不仅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的地位和职责，还初步提出包括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改革等在内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思路。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对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的地位予以法律确认，并首次明确“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自此，中国人民银行就成为了“证照齐全”的中央银行，而且成为宏观经济调控中总量控制的主要部门。除了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国人民银行还负责监管各类金融机构，尤其是对银行业的监管。虽然1993年上述《决定》就已经提出“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但就当时金融监管的实际情况而言，仍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金融混业监管格局。证监会和保监会于1992年、1998年相继成立，2003年银监会成立，这才彻底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职能从央行职能中分离出来，中国金融业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业监管”，即“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框架初步形成，因此，2003年无疑是央行职能的调整年。

周小川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时间是2002年12月，他接任的是职能刚刚收缩的央行。然而谁又能预料到，就是这个央行，却在随后的15年间推动中国金融领域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回头去看，此变化的发生虽然超出许多人预期，但也有其必然性。

之所以必然，理由主要有两点：首先，如前文所述，作为“年轻央行”，由于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更容易低成本地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在职能、工具等方面享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拓展空间；其次，在多个部门工作的履历和丰富经验，让周小川在日后推动金融改革时，能在“中国实情”的环境下，找到“把事办成”的方法和突破口。而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改革方案的主要参与者，又能够始终站在改革整体系统性推进的全局视角上，来推动金融改革。过去15年来，中国金融领域的变化，充分展示了周小川的理论素养和富有策略的行动能力，其在任内推动了央行职能丰富完善、债券市场的扩容、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等多项重大改革，不仅重塑了大国央行的行事规则，更重要的是从金融端将中国整体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名优秀的中央银行家，必须具备“把事办成”的高超艺术，仅就此点而言，周小川无疑是优秀的。在其履新央行行长一年后，就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正。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正）》，在此次修正中，将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的职责描述修正为“维护金融稳定”，从而将维护全局性金融稳定的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肯定地说，中共十九大确立的、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与当初“金融稳定”预先考虑和准备有内在的一致性。

另外，主动将系统性改革内容尽量具象化至金融领域，进而让金融改革实践始终与全局改革战略意图保持一致，也展现了周小川“把事办成”的高明之处。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支付结算、金融市场构建和系统性风险防范”五项金融改革任务。

除此之外，为了保证金融改革推进更加顺畅，央行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主导性作用，周小川采取了结合实际变化适时灵活调整央行目标的策略。

1. 2003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第三条再次明确：“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2. 2010年，周小川在“牛津中国财经论坛”上的午餐讲话时，提出“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

3. 2011年7月，周小川在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上表示“中国中央银行有四个目标：保持低水平的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相对较高的就业率，以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4. 2014年，周小川在“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央行把改革发展也作为央行的重要目标”，同时还把前四个目标修订为“低通胀、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创造适度的就业机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5. 2016年，周小川在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政策研讨上的发言表示：“中国央行采取的多目标制，既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标，也包含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这两个动态目标。”

6. 2017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7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积极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这显然反映了周小川行长的思路。

全球范围内，能够与拥有“4+2”目标及“双支柱”框架的中国人民银行相并肩的央行几乎没有。按照“丁伯根法则”，只有手段数量超过目标数量，目标才有可能完成，而实际上，手段数量基本是和职权范围成正比的，所以经过15年改革发展，央行的职责较当初已经极大丰富。

当然，除了拥有高超的“把事办成”的艺术之外，优秀的中央银行家还必须具备高超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即知道在什么时间办什么事。例如，债券市场的扩容、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

早在1996年，朱镕基兼任央行行长时就提出要“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但是，截至2002年，直接融资比重仅为4.9%，其中，股票融资为3.1%、债券融资比重为1.8%，即直接融资只是在股票融资带动下缓慢提升。2007年，A股泡沫破裂，随后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升级，中国金融陷入暂时的困境。如何在反危机的同时，继续推动中国融资结构优化和金融市场发展，成为一大难题。

中国人民银行敏锐地抓住这一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将此难题转化为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实现突破的窗口，当年就成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果断地推动债券市场持续跨越式发展。目前，中国债券市场已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其中，信用债市场规模已经升至33万亿元。截至2016年，中国的直接融资规模超过4万亿元，比重升至24%，其中，股票融资比重为7%、债券融资比重则大幅升至17%。更为关键的是，债券市场率先完成了利率市场化，同时由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期权市场、票据市场、衍生品市场和黄金市场等组成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也逐步构建和发展起来。

与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齐头并进的金融大事件，还有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这两件事实际上是人民币自由化最主要的内容，即货币内外价格的市场化和货币使用的国际化。

人民币自由化进程就是包括利率机制、汇率机制和资本自由流动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协调机制。此协调机制不仅是整体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大国金融的必然要件。

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按照所谓“次序论”，而是采取兼顾的策略——哪项成熟就推动哪项，所以，在中国金融实践中，三项改革是交织在一起的，并没有严格的先后之分，但是，在技术策略上始终是有“一盘棋”的考虑，对此，在2015年5月27日举行的在京全国政协委员学习报告会暨政协机关干部系列学习讲座上，周小川以《金融改革发展及其内在逻辑》为题做了系统性阐述。

首先，债券市场的发展让利率市场化找到重要的突破口和抓手，利率市场化得以率先在金融市场完成，随后逐渐覆盖了所有金融产品，尤其是存款利率市场化，更是在金融市场扩容基础上，由银行理财发展带动下完成的。

与利率市场化并行，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过程中，鉴于要权衡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利益，还要顾及国内经济的实况，中国人民银行推动下的汇改，采取了更为“迂回”的策略。通过向国际“补做家庭作业”的积极表态，主动化解汇改的外部压力、为汇改争取时间，充分利用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出国际货币体系调整的机会，分阶段、多路径尝试，逐渐形成了市场为基础、既透明又可控的汇率机制。

客观地讲，与其他改革相比，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阻力是最大的，其中焦点集中在人民币的自由流动上，因为货币自由流动的程度决定了它在国际间被使用的程度，一种自由流动难度很大的货币，很难被外界所接受，更不用说全球范围的使用了。

首先，在理论上就存在“不可能三角”，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在开放型的经济环境下，一国的金融政策始终面临“两难选择”。其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过快地推进资本自由兑换（流动），将面临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可以说，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周小川和中国人民银行始终面临这两个方面的压力。

因此，对于中国的金融政策而言，一个客观要求就是必须实现对“三角”的兼顾。就实践结果而言，中国确实也实现了兼顾，渐进式地取消了资本管制，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也逐步得以构建完成，期间，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并未完全失控，即没有出现爆炸性结果——金融危机。周小川和中国人民银行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由于中国兼具一个大的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征，不同阶段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点有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一方面增加了政策安排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政策能够有所侧重提供了“可乘之机”，即中国面临的“不可能三角”是非等边的，所以只能相机抉择，非“条件论”和“顺序论”，而央行相机抉择的抓手就是因时因地、灵活调整政策参数。

例如，汇率稳定方面。8•11汇改之前，中国人民银行曾采取区间盯住、控制波幅，甚至是直接入市干预等手段，来维护汇率稳定；汇改之后，更加依靠透明的规则和政策参数调整。2015年8月11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目的就是明确“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含义就是指市场交易形成的收盘价；2015年12 月11 日开始公布CFETS、BIS 和SDR以明确“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基本标准；2016年2月又明确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和参考一篮子货币结合机制；2017年5月引入逆周期因子，充分体现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中，逆周期因子就是典型的政策参数。目前，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市场化规则和政策参数两个方面均具备了实现“汇率稳定”的能力。

再如，资本自由流动方面。自1996 年人民币实现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之后，只要资本项目下实现可兑换，人民币就是自由兑换的货币，而且自由兑换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正如周小川2017年谈人民币入篮SDR时所说，“从国际经验看，在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管制很难充分有效”。但在跨境资本异常波动加重的环境下，央行采取的“实需用汇背景”、动态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等，也均属于调整政策参数的范畴，同样也是在市场化、透明的规则下作出调整。

至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1997年放开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和现券的交易利率作为启端，到2015年彻底取消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可以说中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这意味着市场化规则已经确立下来，目前在“利率走廊”的调控机制下，央行能够针对国内的通胀、资产价格以及金融领域杠杆等，灵活调整市场利率中枢。

更为关键的是，上述围绕“三角”的政策参数调整节奏，并不是同步的，而是穿插操作的，依据则是对经济矛盾判断下的相机抉择的政策选择，即“非等边三角”是动态变化的——长边和短边都不是永恒的，因而才要求政策必须有所侧重，但正是这个“有所侧重”实现了“兼顾”，不仅没有引发危机，反而使人民币目标慢慢地接近实现，人民币成功加入SDR，成为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并列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而且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经过上述对历史的回顾和对逻辑的归纳，本世纪以来中国金融领域改革之快、进步之大，与这些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坚定推动密不可分。当然，伴随着金融的壮大，新问题也应运而生，不过，事物总在变化中求得发展，这些新问题并不能成为市场化改革停步的理由。

大金融后的难题

邓小平在1991年春节期间视察上海时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截至2016年年底，银行、保险和证券合计总资产规模超过252万亿元，而在2003年时，金融行业总资产规模还不足30万亿元。邓小平总设计师当年说的第一句话已经实现，金融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但是，金融使经济“全盘皆活”了吗？恐怕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1.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在减弱。危机前（2004-2008），银行业资产年增规模占GDP（剔除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平均为30%，即1元的金融投入能够带来3元的实体经济增长；现在该占比已升至42%，即1元金融投入只带来约2.3元的实体经济增长。

2.“金融空转”严重。剔除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名义增速由危机前（2004-2008）的18%降至目前的12%，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危机前（2004-2008）的5%升至目前的9%；目前银行业的四分之一资产配置源于同业往来，金融升、实体降、同业高的实情表明“金融空转”严重。

3.金融资产质量快速恶化。按照不良贷款和关注类贷款的口径估算，目前中国银行业的潜在不良贷款已升至7.5万亿元左右，同时企业违约的频率和规模也在快速上升。

4.金融脱媒过度。目前，M2/GDP已超过200%，中国金融深化推进很快，但同时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新金融业态快速兴起，客观上也增加了金融风险跨市场网络式传染的可能。按照穆迪公司（Moody's）的测算，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已近65万亿元，占GDP比重87%，影子银行体系规模的不断增长意味着信贷无序紧缩时，银行在替代影子银行信贷方面可能会面临困难，而依赖此类融资的借款人将有遭遇信贷危机的风险。

5.金融监管体系完善进程的滞后。近年来，在中国金融市场，“影子银行”“钱荒”“债荒”“股灾”等不断成为高频词，均表明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金融综合经营的加快、系统性风险的防控及国家金融安全的维护，加之我们对宏观审慎政策和监管认识的不断深入，均对金融监管改革提出新要求。

6.金融调控传导机制的弱化。如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难题，如何在营造适宜推进结构调整的货币金融环境前提下，实现“稳杠杆”，如何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问题，都对目前不断弱化的金融调控传导机制提出改革要求。

这样的问题和难点还有很多，不必一一赘述。目前金融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最终结果都是降低金融的应有效率，如何尽快扭转这一局面，是摆在央行面前的首要任务。

未来之路

经过前文的梳理，一个现实问题自然跃于纸上——作为不断摸索的实践者，未来央行行事的基本原则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显而易，那就是：市场原则。

1992年中共十四大将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至今已20余年，央行无论是职责和职能，还是机制和政策工具，均经历持续的改革和发展，期间虽有反复，但方向没有变——不断提高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提升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今后一段时期金融领域的主要任务就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这表明未来央行的实践原则已经在顶层设计上得以明确。

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则再次强调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将未来五年金融领域的主要任务调整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未来央行依然需要一位坚毅的市场派长跑者，来坚定地推进市场化的央行实践之路。

为什么迄今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因为我们坚持了市场经济。

每一位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者和参与者都有必要扪心自问：你是否相信市场？在关键的时候你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过热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在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的时候，是否相信市场？你相信市场能调整结构，还是相信结构一定要通过行政指令才能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写入《宪法》，口头上几乎没有人说不相信市场，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很多人，对市场机制产生怀疑，甚至自称是深入调研和深思熟虑的结果。

如何理解和贯彻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将是货币当局长久面对的重大课题。

本文来源： 财新

作者： 简容

延伸

阅读二

“危机”先生周小川

若现实中真有天晴不忘带雨伞的人，那么小川行长便是一位。人们称他为“人民币先生”、“改革先生”，笔者以为若不加上一个“危机”先生的话，与事实严重不符。当人们羁绊在危机的恐惧中无力行动时，他会奋力搏击，迷雾中指明方向；当人们逐渐淡忘了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时，他又会及时地发出警示。他著书立说很少不谈及危机，他砥砺实践常常是在化解危机，进行压力测试，修固起坚实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安全网，防止“明斯基时刻”的出现。

亚洲金融危机过去十年，也就是2007年9月，香港举行的第一届亚洲金融论坛上。当时来自各大洲的金融家们脸上流露着一种走出危机的轻松，但是有两位“危机先生”，谈的都是危机的反思与风险的处置管理。一位是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一位是小川行长。

当时沃尔芬森对记者说，“在我这个位置上，我总是能感到头顶上乌云的存在。从那往前十年，1998年10月，记者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年会。当时，全球经济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成为年会的的核心话题。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和时任阿根廷总统的杜阿尔德一高一矮地走进年会会场。克林顿号召金融家们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危机，杜阿尔德总统呼吁全球金融家们向阿根廷提供帮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只是两位总统，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詹姆斯•沃尔芬森的题为《另一种危机》的演讲，重点谈了如何避免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问题，认为要强调整体结构的建设，企业要重新调整和建立强大的安全网，而不要停留在金融分析上、不要停留在金融结构建设上、不要停留在金融部门改革上，而应有更全面更平衡的思路。从1997后亚洲金融危机后10年里，沃尔芬森身体力行，曾走访了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乡村到城镇，从边远农村到城市贫民窟，世界银行也曾对60个国家大约6万名穷人进行调查，走访和研究结论表明，安全的保障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围墙和军队的驻守，而是尽可能地远离贫困。因此，全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是消除贫困。” 

亚洲金融论坛上，小川行长自然是记者最为追捧的人物，路透社派出了三位记者在的现场，摆出一字不落吃进去的阵势。小川行长谈到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原因，中国银行业的不良率曾一度到了25%，之后一点点消解的。他认为从2002～2008年，2002年下半年走出亚洲金融风波影响开始，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在亚洲金融风波影响下，银行体系积累了很多问题，不良资产很多，资本金严重不足。证券市场起伏不定，总体来看上市公司质量比较差，发行和交易秩序也比较混乱。保险公司主要是寿险公司处于大面积利差损，即当通货膨胀高、利率高的时候，保险产品参考银行利率承诺的固化收益率很高，而当通货膨胀降低、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实际收益率较低，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也非常不健康。需要对金融机构特别是有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财务重组，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要进行财务重组，就需要弄清资产质量，其中首要的是改革会计准则。2001年、2002年前后，我国对会计准则进行了改进。这是非常实质性、基础性的工作。

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10年，又走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10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推出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评估，中国在G20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两次承诺接受FSAP评估，并于2011年11月圆满完成第一次评估。作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2016—2017年，接受第二次FSAP评估。而2017年12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新公布的中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更新评估核心成果报告，最具有说服力。

报告指出，自首次“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令人瞩目的快速增长。金融体系为经济增长和降低贫困率提供了有力支持，金融业特别是资本市场不断深化发展，金融服务可得性和质量不断提升，普惠金融取得重大进展。管理部门持续推进金融改革，在升级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存款保险体系、落实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框架、加强证券投资者保护及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立保险业增长的稳健性框架等方面成效显著。报告对中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业遵守国际标准和准则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的结论，认为中国的金融监管高度符合国际标准。此外，报告对中国在完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法律和监管框架方面的进展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果没有“危机先生”的呐喊与推动，如此成果很难想象。

本文来源：金融首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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