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远 | 100年前，青年毛泽东这样过春节
CFIC导读：
2018年农历春节已到，空气中都是喜气洋洋的味道。大家都在执行自己的春节计划，有的在出境游；有的在家里宅着，与手机电脑为伴；有的表示好吃好喝，“每逢佳节胖三斤”……
2018年农历春节已到，空气中都是喜气洋洋的味道。大家都在执行自己的春节计划，有的在出境游；有的在家里宅着，与手机电脑为伴；有的表示好吃好喝，“每逢佳节胖三斤”……
不妨看看青年毛泽东当年的春节是怎么过的，他过得很充实，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游学、读书、交友、思考、锻炼、写作……
01
100年前的1918年，农历戊午年，毛泽东的春节，应该是在长沙度过的。
《毛泽东年谱》上记载说，1918年2月19日，毛泽东“出席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职员会议，提出本学期学友会继续办工人夜校等活动事宜，会议讨论通过。”这一天，是大年初九。
这一年，毛泽东25岁，是省城湖南第一师范即将毕业的学生，担任着学校学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25岁这个年龄，应该是研究生毕业，相当于当今中专生的毛泽东无疑年龄偏大了点。但是，毛泽东却有当今青年无法企及的经历。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一年春天，毛泽东“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读‘无字书’。路上还详细商谈组织新民学会问题。”而在春节前的冬天，毛泽东“步行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探望，晚上与附近农民谈心，宣传种果树，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并动手在铁炉冲栽了几棵板栗树。”
文家市是浏阳市南部地处湘赣边界的一个小镇，距离长沙100多公里。陈赞周家境殷实，毛泽东在这里和另一位同学陈昌家住了二十几天，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几乎踏遍了文家市，与当地不少农民交上朋友。
毛泽东故居
文家市此后与毛泽东结下不解之缘：
在此完成社会调查9年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三团会师文家市，擎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面红旗，并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果断否定了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保存和蓄积革命力量，走向井冈山，从此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又过了3年，毛泽东、朱德率领一军团来到文家市，巧妙设伏，全歼湖南军阀何键部戴斗垣旅，旅长戴斗垣自杀，敌军上自旅长下至马夫一个也没跑掉，取得了红一军团战史上第一次全歼敌人一个整旅的辉煌战绩，史称“文家市大捷”，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得以显现。
此役发生激战的高升岭，即当年毛泽东农村考察时一步步踩过的地方。
今天可以推算出的是，毛泽东利用寒假，先是到文家市进行社会调查，返回长沙过了年没多久，又与蔡和森去了洞庭湖一带。
青年毛泽东出了名地酷爱远足，据史料记载，毛泽东的第一次远足应该是1916年5月，他步行数百里，从长沙到娄底茶园山拜访一师同班同学刘且侯。刘家在当地是一个大富户，毛泽东在刘家住了一段时间，在附近进行社会调查。
毛泽东读书石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刘家，毛泽东不住好房间，不睡好床铺，坚持和长工王海文在侧屋睡一个床，屋里放着一个桐油灯，两人抵足而眠，无所不谈，毛泽东因此更全面了解了当地情况。
后人多以“游学”来形容青年毛泽东的徒步远行，他最著名的一次游学，是与朋友萧子升在1917年暑假期间，历时一个多月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美国著名学者罗斯·特里尔的名著《毛泽东传》中如此评价：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不带一文钱，他们给当地的乡绅写巧妙的对联换取食宿。这次游学历经6个星期，步行近千华里，让毛泽东更多地了解了湖南。”
1918年春节后与蔡和森游学归来，他与志同道合者，在长沙蔡和森家里，成立了新民学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新民学会是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
毛泽东一路走，一路思考。游学经历，对于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帮助，是全方位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几年后，毛泽东喊出这个口号，谁能比他更有底气?
毛泽东曾向四川省图书馆借（圈）阅的《灌县志》《华阳国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等书。
02
春节，是毛泽东的读书好时光。
《毛泽东年谱》中记载了毛泽东春节期间读书的细节：
1915年2月24日，还在春节期间，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张还书便条：“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尙希原谅。”这个便条是他从长沙回韶山过春节时写的。
1916年1月28日，春节已近，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请他帮助借《甲寅》杂志第十一、十二两期。这个月十九日，他再次去信借这两期杂志。
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其一，毛泽东看书是“如饥似渴”型的，其二，对待想读却一时读不到的书刊时，心情也是如饥似渴的。
他对于读什么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就在1916年2月29日，他给萧子升开了一个书单，列出77种书目，并注释道：“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
毛泽东堪称“书痴”，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此期间，国文教师柳潜借给毛泽东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他读得非常认真。学校课程有限，加上校规刻板，半年后毛泽东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从学校退了学，并且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位于长沙定王台的湖南图书馆去看书。
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是这么描述的：
“他总是早上开馆就进去，下午闭馆才出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只是中午出去买个烧饼或几个包子当午饭。
“他饱览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了扩大知识面，他又转涉小说、中国诗词和希腊神话，还有改良派严复新近翻译的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和达尔文的名著以及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毛泽东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就熟悉了后两位思想家。
“他凝视着挂在图书馆墙壁上的《世界堪舆图》。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地图：中国只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国与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
当时毛泽东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早出晚归，步行3里地到省图书馆，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这半年休学读书生涯，对毛泽东的影响巨大。他后来回忆说，在省图书馆看书，“像牛闯进了菜园子”。
青少年时代养成的良好的阅读习惯，持续了毛泽东的一生。他不是读死书，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这样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他强调读书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即社会和天下万事万物。要读懂这本书，就必须走出书斋，到社会上去调查研究，即“游学”也。
1916年5月，从长沙到娄底，他的第一次远行，随身就带着不少书，白天有时到外面调查，有时在房里看书。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就是如此。
03
毛泽东在1958年的《沁园春·长沙》自注中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首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他的春节，除了游学与读书，锻炼也是少不了的。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进行的体育锻炼：
“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青年毛泽东的锻炼项目很多：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他最爱的还是游泳，一师毗邻湘江，这条江穿长沙城而过，江宽水深，是天然的游泳场。毛泽东时常约二三好友到湘江中流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游泳的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
在当年一起游泳的小伙伴中，毛泽东和陈绍休泳技最高，但毛泽东仍在不断学习，听说有人游泳好，必去访求。1918年初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李某因事回家，路过长沙，毛泽东知道他是游泳高手，就通过第一师范教师的介绍，邀请他到橘子洲头作游泳表演，并请他详细介绍泳姿和游泳的经验。
毛泽东一生发表了大量文字，有趣的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谈体育的——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2号刊发《体育之研究》一文，全文约7000字，作者署名为“二十八画生”。这是毛泽东的笔名，“毛泽东”这3个字的繁写体总共的笔画数，为28画。
《体育之研究》中运用大量历史、哲学、心理、生理、解剖等知识，对体育本质、原理、方法、价值等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研究，全面阐述了“健身救国”的体育思想。
他指出，中国饱受列强欺压、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体质不强，“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国要强，则民必壮。民要壮必须崇尚武风，动员国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
他认为，体育能“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使人“身心并完”。他主张学校教育德、智、体并重，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融汇了八段锦、体操、拳击、气功等各种运动之长，包括手、足、躯干、头部和打击、跳跃等动作，能使全身获得均衡的发展。
在毛泽东看来，体育不仅是锻炼身体，更是磨砺意志。新中国成立后，蔡和森的妹妹蔡畅曾回忆说：一个暴雨雷电大作的夏夜，毛泽东湿淋淋地闯到岳麓山下的蔡和森之家，原来他刚从山上跑下来，就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暴雨弗迷”的境界。
04
从宋代开始，湖南就是烟花鞭炮的重要出产地，每逢春节，热闹非凡。
在毛泽东长沙就读的年代，春节照例是烟花漫天璀璨，鞭炮响声不绝，但这些无法掩盖时世之糜烂：国家贫弱，列强虎视，军阀跋扈，官员贪婪，民众穷苦，社会闭塞。毛泽东梦想与志同道合者，共建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
从1916年起，毛泽东和朋友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逐步提出了“集合同志”，组织团体的问题。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13人成立新民学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要求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新民学会旧址
从1918年创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民学会活动了3年多时间，前后大约有80多名会员。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团队的巨大作用，他酷爱交友，1915年夏，毛泽东为了联合更多的青年挚友，发出了有名的以“二十八画生"为署名的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捐躯的青年。
启事寄到长沙各个学校后，还引起了女校校长的误会，以为是有人借此到学校谈恋爱，还找上门来质问。
毛泽东对朋友要求很高，用他的话来说，这次征友，只得“三个半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画传》一书中，毛泽东回忆说：
“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谈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
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是这个范儿。
一群有远大理想、志在匡时济世的有为青年，很快就结为挚友。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史上最牛的创业团队成立了!
毛泽东与朋友们关系非常密切，常与好友结伴，四处游学，同吃同住。1918年夏天，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与萧子升、罗学瓒、罗章龙、陈赞周等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长沙前往北京，抵京后，毛泽东与小伙伴们住在距离北京大学不远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三间狭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生活非常清苦。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给这批青年学子解决了不少难题。也是在杨昌济的引荐下，毛泽东认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月薪八块银元。
也是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从熟悉到相恋。这是他们的青春芳华。
05
中国人习惯春节后出远门，1911年春节后，18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来到长沙。正值中国风云激荡之际。
1921年2月上旬，毛泽东和弟弟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过春节，做亲人工作，一起去革命。
《毛泽东年谱》上记载道：
“同毛泽民、毛泽覃、继妹毛泽建、弟媳王淑兰等，谈论家庭及国难当头民生多艰等情形。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说：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让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几天后，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
毛泽建也在这一年到长沙读书，毛泽覃则于1918年已到长沙读书。
毛泽建1929年牺牲于湖南。毛泽覃1935年牺牲于江西。毛泽民1943年牺牲于新疆。
《毛泽东年谱》上说，毛泽东受母亲影响，幼年曾信佛。但到了1921年，一个佛性少年，已经是一个笃信共产主义的革命青年了。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与何叔衡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议。开天辟地的时间到了。
本文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本文作者：关山远（新华每日电讯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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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远 | 记住霍去病，记住永远的中华“美少年”
卫青、霍去病回到教材的事，引发了不少关注。是的，中国的青少年怎么能够不了解卫青、霍去病呢?尤其是霍去病，在今天的大学生刚刚毕业走上社会的年龄，已经在长城之外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生命很短暂，但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际，点亮了中华民族一个骄傲自豪的青春时代，一个血性时代。
01
“冠军侯”——这是汉武帝为霍去病量身打造的侯爵之位。“冠军”，“功冠全军”之意。
很长一段时间，“冠军”就专指霍去病。南朝诗人吴均在《边城将》中写道：“尔时始应募，来投霍冠军。”
霍去病当之无愧，他不是冠军，谁是?他获封“冠军侯”的战绩，是他对匈奴的首战。
此役开始前，他是一个小跟班，随舅舅卫青击匈奴于漠南，卫青拨给他800勇士。战场广袤，汉军人生地不熟，那时也没有什么导航、手机什么的，一打起仗来，部队就散开了。
霍去病身边有800勇士拱卫，遇到敌人不至于太吃亏。但霍去病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他让部队轻装出发，一口气把大部队甩开几百里，主动去寻找敌人。他们像饥饿的猛虎，以惊人的速度掠过大漠、草原、不毛之地，寻找敌人。
要知道，800人深入的，是匈奴的地盘。这是军事上很忌讳的“孤军深入”，但在霍去病的指挥下，成了闪电战。
这是对双方判断力、战斗力、意志力还有想象力的综合考验，霍去病完胜。他找到了匈奴的一个大营，管他黑压压一片营帐、乌泱泱一片人马，杀过去再说，敌人大乱，有的抵抗，有的溃散。
史书记载，是役“斩捕首虏过当”，“过当”的意思是，敌人的损失超过己方损失。事实上的战果是：杀敌2028人。而且干掉了对方一些大佬，包括匈奴一把手单于麾下的相国级的高官和祖父辈的亲戚，还俘虏了单于的叔叔。绝对是惊人的胜利。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取得胜利，这场战役，有人一无所获，还有人溃败而归。汉武帝以军功论英雄，奖惩分明，卫青这次没有得到奖赏，霍去病则获封冠军侯。
这一年，霍去病17岁。在今天，这是一个正挣扎在题海之中的满脸青春痘的小男生。
接下来，霍去病继续带兵打匈奴，取得了更加惊人的胜利，最经典的一次是漠北之战。
这一年，霍去病22岁，率骑兵5万，北进两千多里，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歼敌70400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在狼居胥山(今蒙古肯特山)举行了祭天封礼，在姑衍山(今蒙古肯特山以北)举行了祭地禅礼，兵锋一直逼至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从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说霍去病是一代战神，绝非恭维。霍去病打仗，勇猛果断，善于闪击战、长途奔袭、以战养战和外大纵深外线迂回作战，六战匈奴，未尝一败。
他的特点，是雷霆般直捣匈奴命门，重在杀伤敌人头目和有生力量，他还重视任用匈奴裔武人。所以别的将军或者迷路，或者粮绝，霍去病的部队，却能够在敌人的活动区域解决军需，准确捕捉战机，精确发出雷霆一击。
漠北之战，也是汉朝进击匈奴最远的一次。南宋辛弃疾的词中所说“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封狼居胥是古代中国军人的最高荣誉，只可惜，“元嘉”不是强汉，世间再无霍去病。
霍去病“封狼居胥”9年后，汉武帝登泰山封禅，祭祀天地。这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而且只有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或者在久乱之后，致使天下太平，才可以封禅天地，向天地报告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同时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
史载，汉武帝身穿黄色衣服，在庄严的音乐声中跪拜行礼。为了纪念这次封禅典礼，武帝还特改年号为元封。
在他跪拜行礼的时候，他肯定想到了霍去病，他有打败匈奴的丰功伟绩，怎能少得了霍去病?此刻，霍去病已去世7年，汉武帝特地把霍去病的儿子霍嬗，带上了泰山。
02
霍去病的历史功绩，其实被低估了。
他的舅舅卫青，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大将，在霍去病还没走上战场之前，已率兵收复了“河南地”(河套地区)，使汉朝的边界线，恢复到了阴山山脉一线。这是秦朝最盛时的北方边境。
秦始皇是个多牛多强悍的人啊，但对匈奴，多数时间也只能采取守势，命蒙恬率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收河套之后，开始筑长城。
蒙恬堪称秦朝的“基建狂魔”，从榆中(今属甘肃)沿黄河至阴山构筑城塞，连接秦、赵、燕5000余里旧长城，构成了北方漫长的防御线。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民间传说中孟姜女的先生万喜良就死于修建长城的过程中。蒙恬守北防十余年，匈奴慑其威猛，不敢再犯。
但秦朝灭亡后，天下大乱，匈奴伺机南下，抢夺了大量地盘，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名著《统一与分裂》中写道：
“匈奴向西占据了黄河以西地区，进而赶走了原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威胁着乌孙，使西域(今新疆和中亚地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服从它的统治。往东并吞了东胡各族，控制了今大兴安岭两侧。向南夺回了‘河南地’，而且一度推进到今陕西、山西的北部。”
从地图上来看，匈奴已经严重威胁到汉朝的安全。于是刚夺取天下的刘邦，率30万人出击，结果在今天的山西北部，被匈奴大军围困了七天七夜。
受此惊吓，汉朝此后只得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将皇族女子冒充公主嫁给单于，但匈奴并不满足，时时侵扰，烧杀掳掠。
汉朝足足忍了70年。直至汉武帝忍无可忍，出手了，卫青和霍去病是他的两记铁拳，先一拳，打得满脸开花，踉跄后退，后一拳更狠，雷霆万钧。
漠北之战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为打通西域道路奠定了基础。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如果能够用快进键来看2100多年前亚洲的历史，我们能够看到壮丽的一幕：在亚洲的腹地，匈奴潮水般退去，大地如同洪水过后，恢复生机，簇簇花开，汩汩泉涌，商旅开始往来，驼铃开始悠扬。
“不断的进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显出政治上的软弱。所以汉帝国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匈奴的纠缠。
首先是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结束于公元前119年)，将游牧民族赶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
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的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中如此写道。
是的，我们今天说起丝绸之路，总会想起张骞，但不能忘了霍去病。
有趣的是，霍去病与张骞还一起打过仗，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走一路，张骞与历史上著名的“飞将军李广”走一路。结果，只有霍去病大捷，李广冒进，被匈奴包围，死伤惨重，张骞救援来迟，犯下行军滞留而延误军机的罪过，被判为死刑。
张骞当时因出使西域之功，被封为博望侯，交了赎金，爵位被免，成为平民百姓。公孙敖因为迷路，没能与霍去病会合，结果跟张骞一样，被判为死刑，交了赎金，削爵为民。
连最熟悉地形的张骞都迷了路，不得不佩服霍去病的精准定位啊。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持续了许多年，汉朝名将辈出，连获胜利，而匈奴大势已去，只能一路向西。
公元160年左右，匈奴来到位于中亚的锡尔河流域，古称“康居”的国家，随后又离开了，从此消失于历史记载，直到公元260年左右，他们出现在亚洲的另一端，顿河以东的阿兰国。
他们在此恢复雄风，开始西征欧洲，“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人，不知道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骤然来临”(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历史》)，引发了改变欧洲历史命运的多米诺式的族群迁徙，“蛮族”被更野蛮的匈奴人驱赶，把罗马帝国搅得支离破碎。
《走向陌生的地方——内陆欧亚移民史话》一书中写道：
“从某种角度来说，匈奴人促成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转折。他们把丛林里的日耳曼人推上了历史舞台，并与他们一起如摧枯拉朽般地结束了罗马人的时代。帝国历史的消失，带来了由各个封建国家组成的西欧多元政治格局的开始。”
这就是历史的“蝴蝶效应”。公元476年，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慕洛被废黜，如果能够穿越，他会不会哀怨地跟霍去病抱怨：“600年前，你干嘛把匈奴打得那么狠?”
03
一个伟大的民族，大多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奠定了“汉人”这个词。也正是在汉代，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强烈的国家意识，有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与国家责任感。“汉人”“汉族”“汉语”“汉字”……一直延续至今，流淌着无穷的自信与自豪。
今天回溯历史，可以说，是汉匈之战，影响了汉朝人的集体性格与气质，而汉朝人的集体性格与气质，又帮助汉朝取得了对匈奴辉煌的胜利。
辉煌，来自于艰难。要知道，这是历史上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少有的压倒性的胜利，而且是打出长城去，以游牧民族最擅长的骑兵作战方式，在游牧民族最熟悉的草原地带，打败了游牧民族。
匈奴是个马背民族，骑兵极其剽悍。西汉初年，晁错曾说：如果下马以剑相搏，强悍的匈奴人绝非汉人对手。但霍去病华丽丽地以骑兵对骑兵，最终打败了匈奴人，打败、打垮、打服。说起“骠骑将军霍去病”，匈奴人也是服气的。
在卫青霍去病之前，匈奴还是一个可怕的强国，势力东至辽河，西越葱岭，南抵长城，北达贝加尔湖，乃欧亚大陆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汉朝人从卫青霍去病开始，在与匈奴的一次次死磕中，磨砺了坚不可摧的民族性格。
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汉朝人的性格，那就是——血性。
长达七十余年的匈奴凌辱，再加上延续百年的汉匈战争，炼就了汉朝人的血性，这是他们能够有尊严活着的依托。他们尚武，每年秋后，各地要进行训练、比武、考核。
无论是贵族子弟还是平民百姓，都爱好习武，虎虎有生气，霍去病自然是武林高手，擅长骑射，连生活在深宫中的汉武帝，也有一身好功夫，史载他“好自击熊豕”，能“手格熊罴”。
东汉时期，先后被封为“冠军侯”的，还有贾复和窦宪。消灭北匈奴主力、留下“燕然勒石”典故的窦宪之神威，自不必说。
另一位贾复，出身文士，但是临阵果敢、身先士卒，在东汉中兴功臣中以勇武见称。在民间评书中，贾复甚至留下了“拖肠大战”的传说，在某次战斗中，他被强敌挑出肠子，杀出重围后，发现小伙伴不见了，于是杀回去，拖肠大战，救出小伙伴。虽是演义，也可见其之威猛。
汉朝人尚武有血性，绝不是窝里斗，他们以报效国家、沙场杀敌为荣，在远离家乡的边塞，用血性写下男儿战斗史诗。
比如，霍去病的姑姑是皇后，他完全可以在富贵乡中过纨绔少年的日子，却选择了到危险的前线建功立业。用伏波将军马援的话来说，就是“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这是汉朝人的主流价值观。
马援本人即如此，他是东汉开国功臣之一，为刘秀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天下统一之后，马援虽已年迈，但仍请缨东征西讨，西破羌人，南征交趾……后于讨伐五溪蛮时身染重病，不幸去世，身体力行了“马革裹尸”的气概。
今天读汉朝故事，常常感慨于有那么多传奇——或孤军坚守，任狂风暴雨也不屈服，或数人远征，虽九死一生亦不放弃；有杀出重围的悍勇，有战胜孤独的坚韧，有千里奔袭的自信，有以硬碰硬的豪迈……
两汉400年，人性朴拙，精神强健，重视荣誉，极具血性，元气淋漓，以英雄为荣，以爱国为荣，民族因此有超级的向心力，也因此爆发了极强的战斗力。
这般气度，如同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一点都不花哨雕琢，跟繁琐俗艳无关，但其中的血性与力量，虽已凝固静默千年，仍能感觉喷薄而出。
04
霍去病与卫青并称，但后人更喜欢霍去病。
这是人们对悲剧英雄的感慨与同情。
公元前117年，霍去病猝然去世。距离他立下不世功勋，仅仅一年多时间。他给予国家的敌人致命一击，完成了历史使命，然后就飘然而去，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私人的时间。
霍去病离开人世的时候，年仅23岁。这是何等的悲剧?
就像一块完美无瑕的玉石，刚刚雕琢完毕，就摔得粉碎；就像一部慷慨激昂的大戏，刚刚开场，就戛然而止；就像严冬刚刚过去，春天满眼热烈，时间却突然停止了，一切绚烂美好，像张名画一样被撕掉，只剩下死亡的底色。
汉武帝异常悲伤，在霍去病的葬礼上，他调来铁甲军，列成阵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东的霍去病墓。他还下令将霍去病的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力克匈奴的奇功。
霍去病死因，历史没有记载，一代战神，为何在人生最好年华刚刚开始的时候就突然凋谢，已是千古之谜。
或许，从他的名字，“去病”，就能看出，他从小身体并不好，母亲希望他能健康成长，无病无痛。或许他也感受到了生命的莫测，因此能够抓住一切属于自己的时间，把生命力张扬到极致，不浪费一分一秒。因此他能够专注于疆场杀敌，留下千古名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史书上没有关于他的相貌的记载，但他应该是当时的偶像级人物，孔武有力，又极具浪漫主义情怀，否则怎么解释，他在征战途中，能够把皇帝赠予的美酒，倾倒泉中，与诸将士共饮?
霍去病战功显赫，也懂政治，从不结党，更不养士(门客)。
他的人品也很好，他是私生子，从小没有见过生父霍仲孺，等他已经名满天下时，途经霍仲孺的家乡时，能够邀请相见，并行跪拜礼：“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您的儿子。”
没有尽过一天父亲的职责的霍仲孺，愧不敢应，匍匐叩头说：“老臣得托将军，此天力也。”霍去病为霍仲孺置办田宅奴婢，并在领军归来后，将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带到长安栽培成材。这个霍光，后来位极人臣，成为西汉末年一个极具影响力的重磅人物。
他也有冲动的时候。“飞将军”李广，因为在一次出征中迷路(打仗迷路，简直成了汉代将军们的噩梦，为什么不学习霍去病重用匈奴人的做法呢)，延误战机，被卫青斥责，羞愧自杀。
他的儿子李敢非常愤怒，认为是卫青害死自己的父亲，于是一箭射伤了卫青。卫青涵养很好，为人沉稳，或许对李广之死也有内疚，总之没有追究此事，还想隐瞒下来。
但霍去病知道后，在一次打猎中，一箭射死了李敢。汉武帝没有给霍去病治罪，对外说：李敢被一头鹿撞死了。
这固然是汉武帝对霍去病的袒护，但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宽容和肯定复仇。
当时有个叫赵娥的女子，父亲被仇人杀害，她的三个兄弟都先后病亡，这个弱女子，苦等十几年，找到机会，杀死仇人，然后坦然自首，县令居然“解印绶欲与俱亡”，我不当官了，一起跑路吧。那是一个把情义看得比天还重的年代。
霍去病是个有情有义有血性的青年，虽然很遗憾在23岁就猝然离世，但他没有经历壮年的欲求、中年的油腻、老年的悲鸣，他没有时间去谈养生，没有时间去追求岁月静好，没有时间去研究厚黑学，也没有时间去经历政治的复杂与严酷，载沉载浮。他留给历史的背影，就是一个青年英雄。
他的名字，永远与青春、热血联系在一起，永远与中华民族的那个青春年代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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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远：语言的能力
语言很奇妙。有的人,因为对方一句话,从此爱上对方,死心塌地。有的人,却始终在等待一句让自己爱上对方的话,但是一直没等到。情圣,永远是会聊天的人。
大唐玄宗年间，书生崔怀宝在踏青时邂逅宫廷第一弹筝高手薛琼琼，心生爱意，作词一首，托人献给美女。美女瞬间被打动，毅然与崔怀宝私奔了。这首词写的是：
“平生愿，愿作乐中筝。得近玉人纤手子，砑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
有些类似当代王洛宾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为了跟美人在一起，愿意变作一张筝，或者一只小羊。
人跟人真的不一样：有的人，几十年稀里糊涂、神经粗大，拥有渡边淳一所说的钝感力；有的人，一生精明，目标确定后，唯恐走错一步路、说错一句话。但是，总有一句话能够击中一个人的心，即使这颗心再粗糙，也会被语言找到缝隙，直抵内心柔软处。
公元505年，一介武夫陈伯之居然被一段话打动，率八千人归降。这段话很著名：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当时是南北朝的混乱岁月，南朝梁武帝派兵北伐，与北魏大将陈伯之对峙。陈伯之本是南方人，后来叛逃到北边。眼看血战在即，南朝遂安排丘迟写信招降。丘迟以文采著称，写就一篇《与陈伯之书》，没多久，陈伯之就投降了。史载，他被信中描写南方风物的那16个字深深打动了。
陈伯之恶少出身，小时候身上总带把刀，四处游荡，看到别人家的稻子成熟了，就偷偷去割。稻田主人发现后，斥责他：“小孩子不要动我的稻子！”陈伯之无赖地回答：“你的稻子这么多，割一担有什么要紧？”稻田主人准备捉住他，陈伯之就亮出刀子，作势欲刺，说：“小孩子就是这样！”稻田主人被吓跑了，于是他慢慢挑着稻谷回家。长大后，他做了强盗，后来从军，打仗勇敢，慢慢混出头了，却还是流氓无赖的底子。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会被一段充满文采的话彻底打动，诚如法国大文豪雨果所说：“语言就是力量。”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一群把语言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牛人，靠三寸不烂之舌混成了高级干部。他们的职业叫“说客”，周游列国，跟君王聊天，或劝进军，或劝退兵，往往都能奏效。这种聊天是卓有成效的，说客们可不是陈胜、刘邦、朱元璋面前的农民，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外交官、心理大师兼表演艺术家，直接影响当时的风云变幻。
有个叫唐雎的牛人，被安陵君派遣出使秦国。安陵国是个小国，秦国久怀觊觎之心，企图威逼利诱，不战而得。秦王面对唐雎，完全不把对方放在眼里，一派你不配跟我聊天的架势，威胁要出兵灭掉安陵国。唐雎怒了，发表了一段著名的演讲：
“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这一番话，排山倒海，气势逼人，秦王给镇住了。类似唐雎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所以刘勰在其名著《文心雕龙》里这样感叹：“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值得一提的是，唐雎跟秦王并非文绉绉地聊天，他连珠炮一般地向秦王抛出一串排比句时，还辅以“挺剑而起”的动作，秦王心慌了。
聊天的环境很重要。情人在彩霞满天的海边求爱，自然比在嘈杂的菜市场里成功率要高得多。后人考证过，陈伯之是个文盲，他不识字，又怎么会被“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所打动呢？原因是：给他读信的人读得声情并茂。古人讲究声律，苏东坡曾说过：“三分诗，七分读耳。”
关于聊天，后人更精确地总结出一个著名的公式：信息沟通效果=7%的言辞+38%的语音语调+55%的表情动作。遥想当年，应该是南北朝最著名的主播，酝酿了半天感情后，抑扬顿挫，热泪盈眶，在陈伯之面前念了那封信。
聊天交流，是需要很高技巧的，像高明的文书，把“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感觉就完全不一般了。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不同组合，效果迥异。
清代笔记小说《不下带编》曾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明朝嘉靖皇帝召太医令徐伟诊脉,徐伟进殿后匍匐膝行,见皇帝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到地上,不敢继续向前爬,奏道:“皇上龙衣在地上,臣不敢前。”嘉靖帝马上拉了拉衣服,伸出手腕让徐伟诊脉。诊脉毕,徐伟回到值班室。皇帝下诏内阁重赏徐伟。徐伟见到诏书,惶惧失色,庆幸自己拣了一条命,以为有神灵在暗中保佑!
因为,诏书是这么写的:“伟适诊脉,称衣在地上,足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也就是说,如果徐伟刚才不是说“衣在地上”而是说“衣在地下”,那就等于骂嘉靖皇帝是“鬼”了。嘉靖皇帝可不是什么好侍候的主,多疑,严苛,又迷信,所以徐伟吓出一身冷汗。
语言既是力量,同时又“祸从口出”,古今中外,都对如何说话特别讲究,既要通过语言来表现自己,又担心言多必失,惹来大祸,比如中国民间流传的“逢人只说三分话”“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古埃及文献中也有这样的告诫:“恰到好处地说话是世上最难掌握的本领,谁驾驭了它,谁就能从中受益无穷。”
恰到好处地说话,难度太高了,所以很多人选择少说为妙。清朝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曹振镛,用六个字概括了他毕生奉行的信条及官运亨通的诀窍:“多磕头,少说话。”并且以此教导其门生、后辈。他确实做官做得稳若泰山,皇帝也满意,他死的时候,道光帝还难过得哭了,说少了一个最懂自己的人。
但曹振镛作为如此重臣,在《清史稿》中只有不到千字之传——他确实没啥可写的事迹,多磕头,少说话,著名的庸才一个,又可能有什么事迹呢?
不过,像“多磕头,少说话”这种极端自私的奴性与惰性,却被不少人奉为做人做事做官之圭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相形之下,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千古流芳的范仲淹,则让人肃然起敬了。
范仲淹文武双全,是当时大宋的栋梁之材,他“以天下为己任”,几乎不考虑自己的个人荣辱,每逢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坚持讲真话,得罪了不少人,他被当世视为不会说话的人,很多人感觉没法跟他聊天。他在仕途三起三落,都是因为爱说话、敢说话的缘故:先是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废郭皇后上二次被贬；此后,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后人笔记小说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他自己固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别人不理解,朋友也担心。有一次被贬后,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说:你老范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你这样下去,大伙儿还怎么能愉快地聊天呢?希望你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寻自己的逍遥去吧。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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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远：若觉人生难圆满，劝君读读曾国藩
近读《曾国藩家书》，读到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有这么一句话：“平日最好‘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花全开后随之而来的是凋谢，月圆满后随之而来的是亏缺，世人称颂的“花好月圆”，在曾国藩眼里，却不是最佳状态，最佳状态是花尚未全开、月尚未全圆的时候。
曾国藩写这封信，是在同治二年，即1863年，曾国藩即将迎来他人生的巅峰，也就是花全开月最圆时——翌年，湘军攻破天京。
在“追求完美”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执念的时候，曾国藩的这句话，很是耐人寻味。
有多少人不懂盈满则亏、盛极而衰的道理，不懂管理自己的欲望，双目如炬、孜孜以求，却不知进退、得意忘形，在攀上自己的巅峰，顾盼自雄时，旋即一个筋斗，跌落下来。
01
当年曾国藩为什么不称帝?这是很多人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
曾国藩如果要称帝，貌似并不让人过分诧异，拥兵自重，割据一方，问鼎中原，改朝换代，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曾国藩之前，手握军权者当了皇帝的，多了去了，即便在曾国藩之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了，还有个悍然称帝的袁世凯呢。皇位诱惑太大了。
作为当时中国最精锐部队——湘军的缔造者和掌控者，曾国藩堪称那个年代中国最有实力的人，有称帝的足够本钱：
其一，清朝正规部队绿营的战斗力，跟湘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其二，湘军忠诚于曾国藩，都是他的子弟兵；
其三，当时“湘军系”大权在握，8个总督级的封疆大吏，湘军系和湘军系的朋友，占了5个；全国15个巡抚，7个来自湘军系……
当时曾国藩在老家建宅院，工匠都这么唱：“两江总督太细(注：‘细’即‘小’)哩，要到南京做皇帝。”
著名学者唐浩明在长篇小说《曾国藩》中，写了曾国荃打下天京后，劝曾国藩称帝的情节：
“‘我们学他。’曾国荃伸出左手掌，右手在掌心上划出一个字来。曾国藩顺着他的手势看着看着，不觉屏息静气，最后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原来，曾国荃在掌心上划出的是一个‘赵’字。毫无疑问，这指的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
“曾国荃扯着曾国藩的衣袖口，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才慢慢地吐出，‘满人气数已尽，你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呀!’”
唐浩明在新著《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一书中，第一篇文章就是《为什么不做皇帝》，他写道，曾国藩曾有4次被人劝做皇帝的经历：
第一次，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时，爱好研究“帝王之学”的湖南名士王闿运前来拜访，劝曾国藩既不助朝廷，也不助太平军，拥兵自重，蓄势自立，与清廷、太平军“三分天下”。
第二次，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兵强马壮，大营驻扎在安徽祁门时，王闿运又华丽丽地出现了，滔滔不绝劝进曾国藩，后者微笑不语，手指头蘸茶水在桌面写字，王闿运一瞅，曾总督写了一连串的“狂妄”。王闿运最终失望而去。(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后，他的得意门生杨度，成功地“忽悠”了袁世凯称帝。)
第三次，湘军打下安庆，这是一个巨大胜利，此时接到咸丰帝猝然驾崩的消息，继位的载淳才6岁，正是“主少国疑”的非常时期，当年赵匡胤就是在类似情形下黄袍加身，夺了孤儿寡母的天下。这次劝进者，不是王闿运了，而是他的湘军集团高层人士，劝他“问鼎”的有之，暗示他“东南半壁无主”的有之。
第四次，就是曾国荃在打下天京后，感觉到清廷对湘军颇有些“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意味了，决定先下手为强，挟打垮太平天国之威，轰轰烈烈干一场。于是劝说兄长，学赵匡胤，兄弟们死心塌地跟你干。曾国藩的回复是：老弟，你有病，好好躺着，我找人给你看病。然后匆忙走了。
曾府三杰图（从左至右：曾国荃、曾国藩、曾纪泽）
02
曾国藩为什么不称帝?很多人分析了很多原因。也许可以用一个原因来解释：因为他是曾国藩。
他是一个按孔子教诲真正做到“每日三省吾身”的人。他很清楚自己是谁，他很明白人性的弱点，他能够有效管理自己的欲望。
道光二十四年，即1844年，这年三月，曾国藩从北京给弟弟们写信，提到了“求阙”二字，“阙”即空缺、亏损。“求阙”的意思，应该是：人不必过于追求极致、完美，有些缺陷，反而是好事。
1844年，正是曾国藩在京城仕途大好之际，他给弟弟们写这封信，源于一事：在湘乡的曾家欠了上千金的债，他从北京寄钱回家，还要求弟弟拿出400金赠送给亲戚，因为亲戚更穷。弟弟们当然不干了，于是他写了封长信，做思想工作：
“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阙斋。盖求阙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
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
哥哥我读《易经》，悟出了“盈虚消息”之理，天地之间的充实与空虚，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或生长或消落的。一到极致，就会转化，盛极而衰，连天地日月都这样，何况人呢?
人有些缺陷，是再正常不过了。正因为世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也正因为世人都追求圆满完整，从而难免存在着怨愤之心、忌妒之心。
如果你什么好处都占尽，既不公平，而且很危险。我们曾家，现在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两代高堂都健在，这是多么的幸福，而且兄弟姐妹俱全，我本人也官运亨通。人世间的好事，我们曾家占了太多。如果还一味追求更多的好处，将会因此而损害现有的美满。
这是人之常情：若看到我们曾家什么都能得到的话，便会认为天道不公平，怨愤、忌妒便会向曾家发泄，我们有可能面临无妄之灾。所以，拿出400金赠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唐浩明如此评价曾国藩的“守阙”：曾氏的求阙观念源于《易经》。《易经》这部儒家经典，揭示了宇宙自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万事万物随时都处在变化之中。
这种变化的特点是盈、虚、消、息互相转化，没有久盈久息，也不会久虚久亏；盈到一定时候就会变为虚，息到一定时候也会变为消，反之亦然。
这种变化的另一特点是：盈满是短暂的，一旦到了这种时刻，便会立即向亏缺方向转化，反之，亏缺却是长期的；而盈满又是少见的，亏缺则是普遍存在的，如天有孤虚、地缺东南等等。既然亏缺是自然的常态，那么，有缺陷也便是人的常态，真正得道之君子，要安于有缺陷的生存状态。
“求阙”与“花未全开月未圆”，其实是一个意思，同种心态。唐浩明评价说：常人都追求齐全，追求完美。“求阙”的心态则不主张这样，倒是希望常常有点不足，有点遗憾。
到底是完美好呢?还是有点缺憾好呢?这中间没有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种处世态度。比来比去，可能还是以存阙为好。因为“完美”很难达到。“完美”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为着一个虚幻的目标去拼死拼活地追求，人很累，而意义却不大。
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求阙斋”，时时提醒自我：面对名利地位财物等诱惑时，要知道，你不可能拥有一切，你拥有的越多，离圆满越近，殊不知，亏虚将至、灾祸来临。
皇位的诱惑，当然是终极诱惑。堪称：月圆到无比饱满、花开到淋漓尽致。曾国藩不动心。
那是一个越吹越大的气球。
湘军火枪队
03
咸丰帝生前承诺：谁打下天京，就给谁封王。
但清廷并没有兑现承诺，曾国藩打下天京城，立下天下第一功，朝廷只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但即便如此，曾国藩也攀上了人生巅峰。
深知“守阙”之道的曾国藩，可以想象当时的内心之惶恐与言行之谨慎。
他要让自己的弟弟避免“盈满则虚”的危险，曾国荃跟他不一样，在历史上是一个“功高多谤”的人物，“杀人如麻，挥金如土”，性格缺点非常明显。当时湘军水师最重要的将领彭玉麟，刚直耿介，曾经三次请求曾国藩大义灭亲，诛杀老弟曾国荃，弄得曾国藩苦恼不堪。
打下天京后，曾国荃固然立下头功，但杀人太多、抢掠太多，民间流传曾国荃的吉字营湘军掳掠的金银如海、财货如山，一时间，长江上成百上千艘舟船，满载这些财宝驶向湖南，同时奏报朝廷：洪秀全的“圣库”，已无金银。清廷自然大为不满，当时财政困难，还指望着夺取太平天国的国库来充实一下呢。
清廷此前并非不知道曾国荃有硬伤，但毕竟需要他打仗，现在天京打下来了，形势就颇为微妙了。只是曾国荃正在得意之际，未能察觉，但曾国藩却很清醒。
他在大功告成后，上报有功人员名单时，位列第一的不是他弟弟，写的是湖广总督官文，“六月，克复江宁，曾国藩奏捷，推官文列名疏首”(《清史稿》)。官文主要是在后勤方面做了些工作，“征兵筹饷，接济东征”，但有一点很重要：官文是满人。曾国藩还列了一系列有功人员，竭力淡化曾国荃的“头功”。
接下来，曾国藩又主动要求裁撤湘军，“奏准裁撤湘军两万五千人”。不仅裁军，还让曾国荃解甲归田，他给这个容易冲动的弟弟写信说：“金陵克复，兄弟皆当引退，即以此为张本也。”
但此时曾国荃已被封为江西巡抚，正处于人生之巅峰，感觉多好啊，没听曾国藩的，看到老弟没有反应，曾国藩立即又写了一封信，言辞很严厉：“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他同时奏请朝廷，以曾国荃病情严重为由，请求将他开缺回籍。
曾国藩在兄弟中有崇高的威望，曾国荃只能回湘乡老家了，老兄勉励他“百战归来再读书”，他当然闷闷不乐，但是，一度沸反盈天的批评谴责已经平息下去了。
不要让自己和家人处于盈满状态，以免招祸——这是曾国藩的智慧。他在一封家书中曾写道：
“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即将盈满怎么办?“自概”。“概”引申为刮平、削平之义。管子说：“釜鼓(古代容器)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容器满了，人就用“概”去削平、刮掉一些，使之不溢满出来。这是“人概”。同理，人满了，天会借别人的手来概。曾国藩认为，“天道恶盈”，与其等老天爷假借他人之手来收拾，不如自己先动手。
他信中所说的“霍氏”即霍光，西汉末年的权臣，与三国时吴国的诸葛恪一样，都是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却不懂收敛、不知进退，盈满之际，大祸临头。
如何自概?曾国藩的办法是清、慎、勤、廉、谦、劳，即清白、谦虚、谨慎、清廉、勤劳。简而言之，他的“自概之道”，就是自律的智慧。
04
唐浩明在《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一书中，有一章节叫《强者性格与求阙心态》。
他写道：“古往今来，在军政舞台上活跃着的人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强者性格，而且这些强悍者又大多是强到底硬到头的角色。但同样身为军政首领，曾国藩却既具强悍气势，又藏求阙心态。在这个舞台上，如曾氏者并不多见。”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一个强者，否则绝不可能以一介书生的身份，率领由血性儒生和淳朴农夫组成的军队，在乱世如麻中崛起，挺过一次次打击，最终成为辉煌传奇的主角。曾国藩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挺经》，“打掉牙和血吞”，坚持就是胜利。这完全是强者的性格。
强者求阙，大为不易。弱者求阙，是一种自我安慰；强者求阙，却是对自己的一种战胜。
强者拥有太多资源太大权力太高地位太爆棚的自信心和太多人的恭维，也面临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诱惑，有时认不清自己，自我膨胀，骄纵放肆，“老子天下第一”，是经常的事。
曾国藩也经历“求阙”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起初在长沙奉命办团练时，书生意气，骄傲清高，过于强势，谁都不放在眼里，手法简单粗暴，狠辣嗜杀，还没跟太平军打仗，就落下了一个“曾剃头”的绰号，结果在长沙城里四处树敌，得罪了绿营，也得罪了官场，实在撑不下去了，才去了衡阳。
后来打仗，打出了一些名气，却得罪了更多的人，处处有人掣肘，尤其是出湘进入江西境内作战后，江西一省官员都与他针锋相对，那个憋屈啊，他曾这么描述湘军在江西的日子：“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眼泪多得如滔滔江水了。
正痛苦不堪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了，他当即上疏要求回家守孝，不等皇帝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直回了湖南老家，一时舆论大哗，朋友们都在批评他。皇帝自然不允，他又上疏诉苦，其实存了讨价还价之心，希望皇帝出面帮他脱困。但当时正值天京内讧，太平军元气大伤，皇帝回复说：既然如此，你就在家里待着，守孝三年再说。这其实就是把曾国藩给废了。
那段时间在湘乡，是曾国藩人生最痛苦的一个阶段，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殊忧郁”，动不动就骂人，但痛苦过后，开始反思，思索什么是真正的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求阙”，他自称为“大悔大悟”。
复出时，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不再锋芒毕露，变得和气谦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变成了一个“官油子”，他仍然是律己甚严的曾国藩，只是悟出了什么是“强者求阙”，自控力更强了。
前些年有本叫作《自控力》的书卖得很好，作者是美国健康心理学家凯利·麦格尼格尔博士，这本书讲了自控力的秘密，阐述了人们为何会在诱惑面前屈服，以及怎样才能抵挡诱惑。例如，有一节叫作《大脑的弥天大谎：为什么我们误把渴望当作幸福?》。曾国藩若读到这一节，肯定引为知音。
事实上，完全可以把《曾国藩家书》，当作中国文言文版的《自控力》。自控力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来获得，曾国藩的超强自控力，是通过作为儒家学者近乎残酷的自我修炼完成的，他律己甚严，坚持每日反省，甚至到了今人难以理解的程度，例如，他在一次日记中写道：
“昨日梦人得利，甚至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梦是人的潜意识深处的反映，曾国藩连自己潜意识中的贪欲都不宽恕，完全是心灵苦修了。
他“求阙”，是针对身外之物，比如财富、地位、官职、名利，对于自身人格，他是追求完美的。
唐浩明写道：“细细揣摩曾氏的求阙心态，其主要目的是针对‘贪欲’而来的。
的确，强者最难战胜的，就是贪欲——机会越多，欲念愈强。
天津教案
05
历史真的跟曾国藩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真实体验到了“花全开月已圆”之后的感觉。过山车一般的感觉。
同治七年(1868年)，名满天下的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上任一年多，就遇到棘手事：天津教案。历史已有公认：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中外文化、宗教、外交冲突事件，当时洋人飞扬跋扈，国人群情激愤，误会无法解开，最终失控。曾国藩受命前来天津解决此事时，外国军舰已开到天津。
他的一世英名，差点全毁在天津。前后比较很复杂，简单来说，对天津教案最应该负责任的满人崇厚，自己脱身而去，却挖了个坑，把曾国藩给埋了。这里面有激烈的官场斗争，也离不开当时中国耻辱的弱国地位。
曾国藩一时被视为“老卖国贼”，被推到国人唾骂、皆曰可杀的悲惨境地。连那个王闿运，也写信来骂他。曾国藩一生最重名声，可见此事对他打击之大。一年多时间后，没有人再责骂他了，但他也已灯枯油干，很快就去世了。
他一生“求阙”，努力“自概”，却无法逆转当时中国贫弱、官场黑暗的大环境。
今天再看曾国藩，他有他的局限性，后人也无法超越当时历史去评判他。但今天“曾国藩热”仍在持续，亦足见他的精神价值所在，尤其是“求阙”之心与对“花未全开月未圆”境界的追求，对今天很多人来说，都是清醒剂，时刻在警醒：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切莫得意而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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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远|丝绸之路与中华国运
丝绸之路与中华国运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热门话题，细细琢磨“一带一路”，能够感悟到为了开拓生存空间、寻找广阔世界、追求文明和财富的交流而熊熊燃烧了两千年的人类精神。
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千辛万苦归来，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博望”，取其“广博瞻望”之意。张骞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从他开始，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博望世界。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的国运，与这条沟通亚欧、连接中西的古老的道路，紧密相连。
“博望”二字，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琢磨：中国与“一带一路”、中国与世界……
一
大街深阔，华灯初上，衣香鬓影，摩肩接踵。夜市中，各色皮肤的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讨价还价。一个普通市民，也能在国际美食街上品尝国外食品。摩登女郎的回头率很高，她们穿着最新发布的时装。演艺场所散布于繁华市区，外国魔术师的表演，引发一阵阵尖叫。富人则在自己的深宅大院里，宴请宾客，共享来自遥远国度的美食。
这是一个酷爱歌舞和派对的大都市，还有浓得化不开的文艺范，达官贵人与社交名媛们均热爱诗歌，因此跻身这样的聚会当众朗诵自己的一首代表作，是不少诗人的梦想。这个城市同样有一群想象力异常丰富的编剧人才，他们分散于官邸或民房，在没有月亮的夜晚，绘声绘色开讲各种故事……
这个国际大都市，不是纽约，不是伦敦，不是东京，也不是香港，是长安，1000多年前大唐的首都。今天她的名字叫西安，还算不上一个国际大都市。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都市，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一城”。整个长安城，以朱雀大街为界分为两部分，街东为万年县，管辖着长安城东50多个坊；街西为长安县，管辖着长安西半部的50多个坊。街道宽直、宏伟，在当时世界都城中，绝无仅有。诗人白居易写诗赞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犹如当今全球电影界憧憬好莱坞、不拿奥斯卡不足以证明自我一般，当年，艺术家们不万里迢迢到大唐长安献演一次，怎么敢说自己牛?
史载，公元802年春天，骠国(今缅甸)国王雍羌派出一个由35名艺术家组成的舞蹈团来长安演出，舞蹈团的团长是王子舒难陀，规格够高吧。
长安如此有名，各国高人、大师甚至骗子都跋山涉水跑来寻找机会，比如有个号称自己活了200岁的印人，名叫那罗迩娑婆寐，吹牛不打草稿、满嘴跑火车那种，吹嘘自己能配出长生不老药，成功忽悠了唐朝皇帝，混成了宫廷药师。
盛唐气象，令人景仰。当时不止一个长安城，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就有25座，而广州一地，居住的外国人就有12万。
研究历史，能够发现：自从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得以开辟以来，连接中国的东段，时断时续、时衰时盛，取决于当时中国历朝历代综合国力，综合国力强，则有能力保护、运营丝绸之路东段的畅通，“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若综合国力弱，西北部则被剽悍的游牧民族所割据，丝绸之路也因此被阻断。
盛唐的综合国力，可想而知：唐太宗击败了东突厥吐谷浑，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又灭西突厥，设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第一发达强盛国家。丝绸之路，也迎来了这条路开通之后的鼎盛时期。
丝绸之路因盛唐而盛，而盛唐也因为丝绸之路更富庶，试想，当时世界奢侈品生产的中心在中国，茶叶、瓷器、丝绸源源不断输出，带回真金白银，在东罗马帝国，来自中国的一磅蚕丝，居然能够卖到12两黄金的天价。
丝绸绝对是当时西方的硬通货，一度被欧洲当成货币使用，紫色丝绸，甚至还被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谕令为国家独占的物资。
盛唐时代的唐朝人，绝对是文化自信，国外什么LV、爱马仕之类，他们哪瞧得上?
二
在漫长而又曲折的丝绸之路上，有个佩剑少年翩翩走来。后人很难知道他究竟走过多少路，遇到过什么人，看过何等风景。他写过这样一首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他还写过《寄远》十一首，怀念一个远方的女子：“流波向海去，欲见终无因。遥将一点泪，远寄如花人。”
是的，他就是李白。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一直争议不休，但是中国学者通过最接近李白出生时代的史料，普遍认为李白出生于中亚的碎叶城，即今天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的碎叶。当年，大唐为保护丝绸之路，保护这条横贯东西的重要贸易通道，设立安西都护府，碎叶是安西都护府所辖四镇之一。
据学者研究，李白生有“异相”，古代文献显示：李白的体貌特征符合突厥人的特点，眼珠不是黑的，所谓“色目人”是也。在今天，文学青年见到李白，或许会惊叹一声：“哇，老外!”但在唐朝不会，不同种族、肤色、语言、习俗……共处一城，习以为常。事实上，创立大唐的李氏家族，就有着胡人血统。
若能穿越过去，来到盛唐时期的长安，听各国人们操着娴熟或生硬的“唐朝普通话”，那感觉也是相当奇妙的。
唐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国际化时代，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交融，贸易高度发达，人才充分流动，外国人出任大唐朝廷要职的，不在少数……这一切，都是因为丝绸之路。《走向陌生的远方——内陆欧亚移民史话》一书用诗性语言写道：
“楼兰、龟兹、姑墨、鄯善、且末、精绝、于阗、疏勒……一个个令人遐想联翩的古城名字，串联起一条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这条路上有烟波浩渺的罗布泊、如梦似幻的白龙堆、漫天黄沙的广漠和宝石般闪耀的绿洲，更有驼铃叮当的商人成群结队走过。这条穿过高山和低谷、黄沙与绿洲的丝路将欧亚内陆几大帝国连接起来，从这条商路通行之日起，从这里走过的就不仅仅是商人，在漫漫黄沙中辨别着那传说中神奇的道路，来自西域的人们纷纷奔向传说中那块神奇的土地——中国。”
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胡人”，不仅仅只是商人、使者，还有大量的移民，例如著名的粟特人，他们的故乡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这是一个起初长久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弱小民族，但因为地处丝绸之路要津，粟特人捕捉到了商机，积极从事贸易活动，东至中国，南至印度，西至波斯﹑拜占廷，东北至蒙古，“凡利所在，无不至”。
据考证，粟特人身高体壮，深目高鼻，髭须浓密，青眼绿瞳，白面赤发，属白种人中的伊兰种。
公元5-8世纪为粟特商人的黄金时代。因为擅长经商，粟特人积累了丰厚的财富，同时沿着丝绸之路，逐步移民进入中国，定居多地，在长安的粟特人最多，他们在市场上与官场上均展现长袖善舞的能力。
史载，唐代西州高昌县曾出现了一起经济纠纷案，汉人李绍谨向粟特人曹禄山借绢帛未还，结果被告官。借了多少?275匹!可见曹禄山财力多么雄厚!
粟特人起名似乎喜欢用“禄山”二字，除了土豪曹禄山外，另外一个禄山很快走进了历史。
他姓安，安禄山。
三
持续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分水岭，标志着大唐盛世的终结，也是陆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终结，自此，这条连接亚欧的商贸通道，逐渐衰落，终于湮没。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是唐代诗人元稹《行宫》中让人无限伤感的两句。就在大象流血而亡的洛阳行宫，大劫刚过，荒凉冷漠，头发已苍白的宫女，幽幽说起了玄宗，那个空前盛大却不再复返的美好时代。
这些宫女们，再也得不到从丝绸之路西来的香料与珠宝了。因为“安史之乱”，唐朝不得不将驻守西疆的四镇边兵东调长安，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北上占据河陇，回鹘亦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同时西边的大食亦加强了中亚河中地区的攻势，这三股力量又彼此争夺与混战，从此，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道路梗绝，往来不通”，杜甫写诗哀叹：“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
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著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这是一本关于唐代文化交流史的名著，他写道：“在玄宗时代，人们可以随处听到龟兹的琵琶，但到了九世纪，这一切就成了梦想。”陆上丝路的中断，直接影响了唐朝的文化和社会。
爱德华·谢弗分析说，为什么唐代传奇和笔记小说中，如《酉阳杂录》《开元天宝遗事》《杜阳杂编》等等，大量涌现像《山海经》一样的奇珍异物?因为，“从九世纪初期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进口时代、融合时代和黄金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的珍奇物品的渴求，都已经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了。”在九世纪的时候，真实的新奇物品已经无法到达唐朝境内了，唐人只能杜撰虚构出怪异荒诞的贡物。
到了元朝，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陆上丝绸之路又再度繁华，丝路上的重要国家花剌子模，因为劫杀蒙古商队、侮辱蒙古使臣，甚至遭遇了灭国之灾。但随着元帝国的土崩瓦解，这条路又陷入没落。
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恢宏壮美的莫高窟洞窟，是当年走向远方的商旅祈求平安的精神驿站，从晋朝到南北朝，再到唐朝，都有，但是没有明朝的洞窟，没有明朝的壁画，因为到了明朝，这条路已经没人走了，后来被人遗忘，一直到了近代，那个王道士，偶然间发现了被历史尘封已久的莫高窟，引发一段令人无比哀伤的故事。
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个历史兴替，安史之乱后，陆路衰落，海路开始发达，后者在宋、元时代以及明前期始终保持兴盛，遗憾的是，明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清朝的“禁海令”和“迁海令”……海上丝路也日渐衰落，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全球重心，转向了西方。中国人因为丝绸之路形成的世界观、大格局，彻底倒退了。
张骞、班超、玄奘、郑和……都被遗忘了。
四
“丝绸之路”，得名于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出版的著作《中国》。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多次来到中国西北，探索这条湮没在历史中的丝绸之路，他把自己在1933年到1935年艰难行走于中国西北的经历，写成了《丝绸之路》一书。今日读起这本书，又怎是“感慨”二字所能概括?
当时，斯文·赫定被中国的民国政府任命为铁道部西北公路查勘队队长，勘测修建一条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动脉的可行性(即后来的兰新铁路)。中国正值国力孱弱不堪、日寇咄咄逼人之际，西北的贫困与落后、军阀武装的混战、西方列强的觊觎……触目惊心。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以日记体形式，忠实重现了当年的场景：
“1月25日早晨，大家都冻得发抖。夜里的气温降到了零下19.8摄氏度，还刮着强劲的东南风……夜间，每过一刻钟，我们就能听到守夜人的吆喝声，大概一方面是要吓跑小偷和土匪。”
这一路，斯文·赫定团队经历了千难万险，除了路况极差外，还有贫穷愚昧的民众、颟顸贪婪的官吏、凶悍狠辣的军阀，中央政令无法抵达，他们一行人，随时面临着抢劫、恐吓、囚禁甚至生命危险。
除了《丝绸之路》外，有诸多出版物再现了清末民初西北的真实状况。甘肃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套《西北行记丛萃》，收录了自19世纪以来西行记中的代表作。
这套书中的《西北的剖面》一书，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杨钟健先生于1929年到1930年参加的四次地质考察的游记，虽然是地质考察，但他观察到了中国沉重灰暗的底色：在西北，杨钟健考察途中，不但常常苦于道路破败难行，且苦于问路之难，旅店的肮脏恶臭、蚊虫的猖狂、店主的贪婪，无一不令他身心痛苦，而人民的愚昧，更令他痛心疾首，当时化石产地的百姓挖出化石，但不知为何物，以为是神奇的“龙骨”，便打碎之后，卖给药材商配药……
在河西走廊的一个村庄，村民围拢上来看考察团的汽车和洋人，他们衣衫褴褛，神情兴奋。
杨钟健写道：“有一妇人面黑如漆，衣服破烂几不能蔽体，也在旁跑来跑去，而外人视线集于其身以为乐，真令我们中国人有些难为情，但这的确是我国的实情，除自怨自责外又有何法?”他还写道：“最令人难受的，就是男子十九面带鸦片烟色，女的没有不缠足的，而足样尤为难看，脚比袜子大，袜子比鞋大，所谓肥、肿、翘，三难看无一不具，真令人看了难为情……”
读这些文字，脑海中浮现一幕幕破败绝望的场景，再想想汉唐时代，这条路上行进的中华矫健男儿，一个个繁荣的丝路市镇，对中国满怀热忱的各国旅行者……不仅掩卷长叹，恍若梦一场。
俱往矣!
从2014年开始，新华社连续3年组织车队重走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车队成员最深的感触是：中国的路况真好，中国的补给真好，中国的硬件真好……车队在德国波茨坦，有个华人餐馆老板看到途观车队悬挂的中国车牌，激动得热泪盈眶，感叹自己到德国十几年，还是第一次看到挂着中国车牌的汽车。连说你们不要急着走，我要把所有朋友都叫过来，跟你们车队合影。
这份激动，中国人又怎么会不理解呢?
五
“一带一路”热带动了诸多这一主题的出版物，不得不提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的畅销书《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这本书为丝绸之路正名了：“事实上，数千年来，连接着欧洲和太平洋、坐落在东西方之间的那块区域，才是地球运转的轴心”“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正是文明的交叉点，中亚和中东地区这些国家绝非处在全球事务的边缘，而是国际交往的正中心，并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在彼得·弗兰科潘眼里，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
作者在此书最后一章“新丝绸之路”，重点关注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作者为此欣喜，他相信：中国提出这一计划并为之做出巨大努力，是真正在为未来着想，而不是要在这个古老文明的十字路口上获得统治地位。
是的，丝绸之路从一诞生起，就是由说着不同语言、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共同创造的，相互沟通交流，推动着历史前进。当然，曾经在丝绸之路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国，今天，正在重返世界舞台中央。
延伸阅读四来源：《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延伸阅读四作者：关山远（新华每日电讯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