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岗精神看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
CFIC导读：
４０年前，发端于小岗村的“大包干”成为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冲破思想桎梏，唤醒沉睡的大地……正是从那一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开启了伟大的实践征程。
一个村庄的位置可以有多高？
安徽，小岗村，以不到１００米的海拔标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高地；
一枚手印的力量可以有多大？
立下生死契，按下１８枚红手印，释放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动力。
４０年前，发端于小岗村的“大包干”成为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冲破思想桎梏，唤醒沉睡的大地……正是从那一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开启了伟大的实践征程。
历史是不断延续的进程。在中国迈入新时代的今天，让我们重温小岗精神，从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中汲取力量，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创造新时代改革开放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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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小岗“大包干”成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起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踏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征程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她富裕，为她兴旺……”——摘自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冬日的皖东北，阳光普照。“凤阳县小岗村”的门楼矗立在村西头，门楼下笔直宽敞的马路直通村里，两边是一栋栋徽派建筑风格的小楼，农家乐、农村电商等招牌随处可见。
离村民文化广场不远，有一栋三层小楼，墙壁颜色深浅不一，这是“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宏昌的家。这里４０年前是一间茅草屋，上世纪８０年代盖起了平房，此后几乎每十年，房子就加盖一层。
“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当年亲手起草生死契的严宏昌坐在宽敞的客厅里回忆。
１９７８年冬夜，小岗人托孤求生、立誓为盟，在一张破损褶皱的薄纸片上，按上１８枚鲜红手印。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１８岁。”
如今，这张１０多厘米见方的纸片，作为改革开放的珍贵物证，静静陈列在国家博物馆。
“小岗村当年的创举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５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当年农家”院落的大包干签字室时这样称赞。他察看当年的茅草屋，了解当年农户们商量搞大包干在这里签字的场景，叮嘱要好好记住这段历史。
今昔对比，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考察中深有感触地说：小岗梦也是广大农民的梦。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１８枚红手印，见证了一段艰辛的岁月。
“泥巴房、泥巴床，泥巴锅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正月出门去逃荒。”“大包干”之前小岗人讨饭所唱的凤阳花鼓词，真实反映了那时的生活状况。
小岗的贫困，正是当时中国的缩影。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考验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关键抉择，往往随着时间推移，其重大的意义愈发凸显。
按下红手印的１８户农民当时不会意识到，他们的抉择其实触碰到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包干到户”调整了生产关系，改变了原有的分配方式，极大释放了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生产力。
如同释放了魔力，次年，小岗迎来大丰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１３．３万斤，是前十余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２０余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８００元。
穷思变，变则通，这是改革蕴藏的既深奥又简单的道理。
小岗是缩影，１９７８年的中国也在探索前进的方向。
这一年，中国派出了多个代表团到国外访问考察。在西欧，他们看到时速达１００公里的高速公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这年１０月，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时乘坐时速２１０公里的新干线。他说了一番让人铭记至今的话语：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合适坐这样的车。
……
要快，要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步伐；
要变，要寻找到适合发展的道路。
从当年３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科学的春天”，到５月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全国上下展开一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１９７８年中国发生的这一切，校正着历史的航向。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历史的走向，总是隽永深长——
在小岗农民按红手印的那个冬天，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从此开启。
历史转折的来临，背后已承受蓄势已久的推力。
在小岗人按下红手印前后，四川、甘肃、河南等多地农民也在想方设法摆脱体制痼疾，探索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安徽，凤阳县马湖公社实行“包产到组”，来安县、天长县一些公社建立“联产计酬”等责任制，肥西县山南公社小井庄干脆把地分到各户“先干一年再说”……
人民是改革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共产党则是改革的主心骨和领路人。
小岗改革的火种得以幸存，得益于当时安徽省委的支持，特别是党中央的肯定！
“‘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小岗村民文化广场上，一本摊开的《邓小平文选》雕塑镌刻着这一讲话。
正是这一首肯，让始于小岗的大包干之火，迅速以燎原之势燃遍全国。
全国各地的人们蜂拥到凤阳学习“大包干”：没有地方睡，只能在教室打地铺；接待不过来，只能在县大礼堂重复播放录像带。到１９８４年底，全国５６９万个生产队中９９％以上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８００斤，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冰河解封，大地开化。
中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向城市延伸。农民工进城、个体户、企业承包经营等新事物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对外开放、特区设立等重大举措不断推出……改革开放凝聚起最广大的共识，激发出亿万人的活力，神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受小岗等农村改革的故事感染，词作家陈晓光和作曲家施光南在１９８１年创作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唱出了改革开放的朝气，也道出亿万人民的心声。
“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改革就有了战无不胜的力量，就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穿越时空，一脉相承。
２００４年，被选派到小岗任村党委第一书记的“省城干部”沈浩带领小岗推进改革发展致富，让小岗的面貌又变了个样，人气大振。当他两次任职将满时，小岗村民两次按下红手印“请愿”沈浩连任。
任职６年，沈浩为小岗发展鞠躬尽瘁——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６日，年仅４５岁的他因积劳成疾而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小岗村。
噙满泪水的小岗人又一次按下红手印，请求将沈书记永远“留”在小岗。
如今，在小岗村东北一隅的陵园内，沈浩安息在苍松翠柏之间，和他深爱的土地、牵挂的小岗融合在一起。
从按红手印首创“大包干”，到三次按红手印留住“沈书记”——这四次红手印，感天动地、气壮山河，是党心民心团结一心、持续开创改革新局的最好见证。
“小岗村每个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都离不开党的指引！”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老村委会主任关友江深情地说。
回望４０年历史风云，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梦想和改革的力量始终汇聚在一起。
肇始于小岗，沿着改革开放这条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亿万人民探索出一条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改革的方向、历史的宣示，也是人民的选择。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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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开工“宣言”：艰苦奋斗再创业
今天，2018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初八，人民日报头版通八栏刊发署名“宣言”的文章《艰苦奋斗再创业》。
艰苦奋斗再创业
宣 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这既是充满哲思的揭示，也是铿锵豪迈的宣言。风华正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机勃发的当代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到一以贯之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惟有永葆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艰苦奋斗再创业。
（一）
历史的发展是由无数创业史累积而成的。一串串积功兴业的足迹，一个个改天换地的壮举，开拓出历史前行的宽阔航道，演绎出社会变迁的恢宏旋律。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凯歌行进，就是一部开天辟地的创业史、从未停歇不断再创业的奋斗史。
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创业团队，是1921年在上海的一座石库门小楼里集结出发的。当年这里是望志路106号，1943年至今是兴业路76号。由“望志”而“兴业”，是历史的巧合，也喻意着历史的必然。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此立下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志向，筚路蓝缕、风雨兼程，带领人民不断铸就民族复兴的伟大业绩。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28年的艰难求索，28年的浴血奋战，这个创业团队从上海、嘉兴到南昌、长沙，从井冈山到瑞金，从延安到西柏坡，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路，赢得十四年抗日持久战，摧枯拉朽解放全中国，造就了一支党领导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闯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形成了普遍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打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江山。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豪迈坚定地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个团队迎着尚未熄去的硝烟，带着不及洗却的征尘，铭记“两个务必”，踏上了进京赶考新征途，带领四万万人民再创业。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从《共同纲领》到第一部人民宪法，从推进土地改革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到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拓，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从此有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经济基础。
前进路上没有一马平川的坦途。历经艰辛曲折，重新拨正航向，邓小平简洁有力地说，我们是个穷国、大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还是这个团队，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进行了让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又一次再创业。春风起，春潮涌。改革开放激发出亿万人民勤劳致富的澎湃热情，释放出神州大地创新创造的无穷能量。这一切不仅带来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改变，也使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经历了新的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此走上了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自信清醒地说，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这个团队把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扛在肩上，踏上了新时代再创业的壮丽征程。全党全国人民循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坚定自信、万众一心、斗志昂扬，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治国理政的新境界、管党治党的新境界，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从创业到不断再创业，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地践行着初心、履行着使命，孕育和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基因、精神气质，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塞罕坝精神……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革命、不懈奋斗的红色精神谱系。
从创业到不断再创业，中国共产党人一次又一次向人民交出亮丽的成绩单，也铸就了不断再创业的伟大精神。这是一种矢志不渝的执着，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是一种永不止步的进取，始终带领人民闯新路、开新局；这是一种艰苦奋斗的勇毅，始终保持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这是一种求真务实的笃行，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不断为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业绩。
（二）
创业难，守成更难。回响千年的慨叹，勾勒出兴衰成败的历史轨迹。
2300多年前，庄子观人世之变，曰：“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告诫世人，开始不容易，做大之后就更难。1300多年前，贞观年间的朝堂上回荡着“畏富贵则骄，骄则怠，怠则亡，见守文之不为易”的警世之言。600多年前，明朝初年的南京城，每天五鼓时分，都会有人在谯楼上一边吹画角，一边高歌：“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史称“画角吹难”。
以守维成则成难继，因创兴业则业自达。此情此理，纵观世界莫不如此。列宁带领布尔什维克党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当时本国强大反动势力和欧洲列强的包围夹击中顽强生存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2600多万生命代价下坚持和发展起来，综合国力一度成为当世翘楚，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根本原因是改旗易帜、变了颜色，同时也不能忽视，此前长时间的僵化教条、墨守成规，让这个曾经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一个停滞的庞然大物。
《易经》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变是天地之常道，以守应变，终究为时势所淘汰；惟有以创迎变，方能顺天应势、精进臻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项事业都不能靠“守”来维系，必须靠不断的再创业来发展。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惟有在奋进中继承事业，在创新中光大事业。
（三）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这次寻根溯源之旅，既是对真挚初心、坚定信念的政治宣示，也是向着8900多万党员、13亿多中国人民吹响的时代号角——永不停歇再出征、永远奋斗再创业。
东方欲晓。历史发展的前方，一切都是新的，都需要去开辟、去创造。我们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在前人从没走过的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创业，在前人从未涉足的山峰上，攀登的每一个高度都是再创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是思想的宝库、智慧的结晶、最美的蓝图，这是一份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书，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再创业的规划书、任务书。在这里，无论是推进“三大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无论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无论是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还是健康中国、美丽中国，无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无论是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还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无论是深化“一带一路”建设，还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建设，还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许多是全新课题，许多才刚刚破题，许多在实际进行中还有不少需要攻克的难题。创新创造的天地无限广阔，击鼓催征的召唤一声紧似一声——再创业。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在推进事业的征程上，困难和挑战就像拦在我们面前的一座座险峰、一道道沟壑。克服风险、战胜挑战既是承业，也是创业，每一次成功、每一个胜利都将为这个事业创造一份新的财富、注入一种新的能量。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摆在面前，特别是还有种种“黑天鹅”“灰犀牛”……这些风险挑战，既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都是我们需要穿越的雷区、闯过的险滩。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惟有始终保持清醒和忧患、定力和勇气，惟有抓紧补齐短板、扎实加固底板，方能千磨万击还坚劲、乱云飞渡仍从容。
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一些游客爬累了，喜欢在此歇歇脚。然而，挑山工一般不在此久留，因为久歇无久力，再上“十八盘”就更困难了。纵观历史演进、世间万象，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个人、家庭，往往在摆脱枷锁、拯救危亡的时候能够迸发出不屈不挠的昂扬斗志，往往在摆脱贫困、解决温饱的时候能够激发出干事创业的蓬勃热情。一旦有所转变、有所成就，斗志和激情就容易消褪，干劲和闯劲就容易松懈，徜徉在“快活三里”，失去了对“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追求。
经过长期积累和不懈奋斗，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迈上了新台阶、提升到新高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从未有过的光明前景。行百里者半九十。“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决不能”，是警示，是告诫，是期望，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四）
“再创业”的每一个字，都饱含深意。这个“再”，意味着赓续不断、再接再厉；这个“创”，意味着闯字当头、新字当先，奋斗在其中；这个“业”，就是每个人干出的大小业绩，汇聚成党和人民的事业、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1936年和1939年，美国记者斯诺两次采访延安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有感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勤勉奋斗，盛赞这种精神、力量、热情是人类历史丰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不断在已有的基础上，担当使命、抓住机遇，用艰辛奋斗创造幸福生活，在不懈奋斗中体悟幸福真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写出新的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的荣光。
砥砺奋进新时代，面向未来再创业——
我们无比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高高飘扬，凝聚起万众一心的强大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闯险滩、避暗礁，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有了最坚定的信心、最根本的保障。
我们无比自信，今日之社会主义中国全然一新，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加成熟，经济总量跃上80万亿元的新台阶，为世界提供着最高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减贫贡献率，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高速铁路网，科技创新在许多领域实现并跑、领跑……这些都是我们再出发、开新局、谱新篇的充足底气。
我们无比豪迈，中国人民勇敢坚韧、吃苦耐劳，你看创新园区里彻夜不熄的灯火，实验室里刻苦攻关的身影，建设工地上紧张忙碌的脚步，新型农业合作社里喜获丰收的笑脸，风霜雪雨中穿行的快递小哥……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闪亮银河。正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人的创业和奋斗，演奏出共和国不断奋进的宏伟交响。
“创业艰难百战多”。新时代的再创业，新时代的长征路，必将是又一场广泛深刻的伟大革命，又一次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
艰苦奋斗再创业，就要发扬革命精神。没有革命精神就会安于现状、陷于平庸。要永远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始终保持坚守理想的骨气、敢为人先的志气、迎难而上的勇气、革故鼎新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不怕牺牲、勇于战斗，以必胜信念争取胜利。
艰苦奋斗再创业，就要埋头实干苦干。实干兴邦，苦干兴业。要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不畏艰险、不惧困难，以辛勤的汗水、默默的耕耘成就非凡业绩、创造美好生活。
艰苦奋斗再创业，就要练就高强本领。能力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必须持续升级、不断扩容。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学习不熟悉的东西、不懂的东西，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努力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应对形势任务发展带来的挑战，不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只有艰苦奋斗的创业者，才能成为时代的胜利者。
（五）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
时代的考题已经列出，我们的答卷正在进行。在广袤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就是我们的答题纸，所有艰苦努力、所有顽强拼搏、所有不懈奋斗就是我们书写的笔迹，一切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创造的实绩：人民更加幸福、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实现复兴，是我们志在交出的答案。
为了梦想不断再创业，就像是一次新的远航。历尽艰险、穿越风浪，我们已看到彼岸地平线的晨光。在这艘船上，没有坐享其成的乘客、事不关己的看客，你，我，他，亿万万中国人，都是划桨者、搏击者。只有喊着同一个号子，朝着同一个方向，同舟共济、击水弄潮，才能奋力驶向梦想的前方。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几多风雨、几多荣光，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业，树立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看今朝，奋进征程路。无限天地、无限风光，我们必将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登上一座又一座山巅。
待到理想化宏图，我们可以欣慰地对自己说，自豪地对世界说，骄傲地对后人说：我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业者！
延伸阅读一来源：《人民日报》（ 2018年02月23日 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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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谈改革四十年：“大象感冒，不能只拿小勺喂药”
近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并非一直在做改革；相反，大多数时间是在酝酿、讨论、准备改革的条件，只是“关键的几锤子改革”见效了；最近几年的改革，“讲的雷声很大，做的雨点很小”：正如一头大象得了感冒，不能拿一个小勺给喂药，即便药方是对的，量也不够。
“中国经济今天的体量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的体量，一件事就地动山摇的，要是没有一定的药量，根本看不到显著效果。”周其仁说，“这是中国改革新的形势”。
下文摘自周其仁接受《经济观察报》访谈内容。
1
对美国减税冲击的最好回应
是中国主动降低体制成本
问（经济观察报，下同）：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国内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认识似乎逐渐有了分歧：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原有成本优势逐步丧失而新的独特性竞争优势尚未确立的转型升级关键时刻，因而应继续改革开放；另一些则认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发展速度依然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并因此而自信起来，隐隐有输出“中国模式”的冲动。在您看来，当下中国经济的历史坐标（以改革开放为维度）和国际坐标（对外比较）处于什么位置？
答（周其仁，下同）：同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也可以说有分歧，但其实是观察的角度不同。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但是说我们的成就伟大到了一点问题也没有，恐怕也没有人会接受。
不过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侧重。过去的经验，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掩饰，研究解决之道，是中国经济不断取得新成绩的不二法门。我相信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是这么过来的。
成本优势的变化，就是值得面对的问题。中国刚开始开放的时候，国家好穷，人民也好穷，工资、能源、土地价格等等，什么都很便宜。搞开放，外资愿意来，其中一个吸引力就是成本低廉。中国自己的产品，拿出去，特别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非常有价格竞争力。这就带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带来高速增长。这是我们走过来的路，很成功。问题是，成本优势会变化。
问：成本上升，尤其是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这几年被广泛谈论。特别是去年曹德旺先生在美国设厂及其对两国营商成本的比较引起广泛讨论，而“体制成本上升”，则是您的独到观点。
答：成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成本是在市场竞争里形成的——比如经济增长很热，劳动力大家都想雇，工价就升高；一块地，你想拿，我也想拿，地价就贵。所以，经济发展一定会带来成本上升。挑战就是，生产率增长得是不是更快。工资贵，其实工作人口的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加，市场就变厚，是个好事情。但如果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生产率提升得不如要素价格涨得那么快，那增长就不可持久。这种市场竞争导致的成本上升，是增长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还有一种成本，我把它称为体制成本，那就是成体系的制度运行的成本。譬如从1995年到2012年这段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阶段，涨得最快的并不是工资——工资总额跟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不过略为高了一点点——涨得非常快的是税收、是法定社会保障缴付，还有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这类成本跟市场竞争导致的成本变动不同，带有体制的强制性，如果没有法律政策方面的主动调整，它降不下来。
十八大以来，在降低体制成本上，政府这方面还是努力的。降得最快的，应该就是“腐败税”下来了。过去办事情找人、托关系、打点，政商关系方面的企业耗费惊人，甚至不办事也往官员那里扔一包钱。其实所有这些，最后都加到企业成本中去了。其他方面，税费也在调减，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及调低社保缴纳。但我国体制成本的下降空间还是非常大，不少消极的社会现象，包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投资中的浪费等等，基础还是国民收入中的政府板块偏大，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继续降低体制成本。
现在美国减税，开启所谓全球减税竞争。有舆论抨击，特朗普要打减税仗。当然可以抨击，问题是，用词语去抨击，到底有没有用？我的看法，还是要面对现实，主动应对美国降税后全球竞争的格局变化。
其实美国也是对全球竞争态势作反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成本优势崛起，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根本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美国对此不做反应，维系不了他的全球地位。贸易保护主义等等，是美国的消极反应，遏制不了中国。减税和国内改革，才是美国的积极反应。这一反应，就把球重新踢了回来。要明白，成本优势不是恒常不变的，发达国家过去凡价皆贵，但全局开放竞争和危机，迫使他不断做出调整。曹德旺讲的那些，我认为值得重视。我也在宾夕法尼亚州看过中国开在那里的制造业公司，算算那里的地价、电价，外加美式招商引资的税收优惠，想想我们的人均收入远比美国低，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评估。
对特朗普减税冲击的最好回应，是中国主动降低体制成本，重振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我之前讲过的，现在是“三明治”，中国成本优势不再显著，但独到性优势远不突出。《突围集》主要讨论的就是如何突这款“三明治”之围。
2
降税费还不够，
还要把无效行政开支大幅砍下来
问：在体制成本中，非常重要的一块是税收，您也讲，不赞成经济学家提加税的建议，并提议在宪法中确定总税负上限，而目前国内对中国宏观税负的总体水平的看法颇不尽一致，就您的研究来看，中国的宏观总税负究竟是什么水平？和中国以前比、和主要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比，中国的总税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答：这个有很多专业测算，如世界银行前不久公布的全球税负排名。千万别形成一个风气，外面表扬我们的，大肆报道；别人基于事实的批评，就假装没那回事。不相信统计排名也可以，观察一下周遭的现象，政府有钱很耀眼，但很多钱花得可不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去多有，但数现在的贵，真的是非常贵。“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现在说废话的时间成本、走形式主义所占用的空间、机会成本，比过去贵了多少倍啊！
中国今天也不是一家两家企业走出去，对不同国家的企业生存环境，是可以有客观比较的。当然，对总税负的概念、测算有不同看法，专业上永远有更精准的改进余地。
问：如果中国需要减税，哪些最需要减？总税负减到何种水平才是和中国当下经济相适宜的？
答：我以为要紧的是，降税要与“减支”并行推进。里根那波供给经济学留下的教训是，放松管制和大福降税时，没有同时推进减少政府开支。只降税、只松管制，而不简政，那降税、松绑都不可能持久，减着、松着，加税加管制又卷土重来。从实际情况看，我们这里简政的余地很大，把叠床架屋、头重脚轻的权力架构的编制、预算砍掉，才是反对“四风”的治本之策。
这样看，解决体制成本减弱中国经济竞争力问题，光降税费还不够，还要把无效行政开支大幅砍下来。
问：相比于减税，关于加税的观点也不少，比如房产税的提议，这十年来一直屡屡冒头。您怎么看？
答：这个我过去发表过意见。我们这个地方，最容易被接受的意见就是加税；但不能说所有加税都是错的。我当时的建议是，税改要注意控制总税负。如果总税负已经偏高，那么加任何一种税、包括非常必要的税种时，要同时减一个或一些已有税种，至少别让总税负再加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就对房产税做了部署，也在上海、重庆做了试点。到底，试得怎么样，应该有个细致的总结。该做的事情不等于一定做得好，改革不仅仅是必要不必要，紧迫不紧迫，还包括方向对头的事情能不能真正妥当落地。
房产税跟中国过去主打的流转税很不一样，不管业主是不是马上有收入，只要物业的市值上升，税就增加。这在操作上难度不小。真要实行，就真要好好当个事，涉及千家万户老百姓的税收变革，鲁莽不得。也别以为国外行得通的办法，国内就一定也行得通，必须找到适合国情的办法。
问：一般而言，大家会觉得改革开放是个逐渐降低体制成本的过程，何以近些年体制成本不降反生？
答：天下没有成本一直下降这回事。成本曲线，边际上降到一个点以后无可避免要掉头上升。企业如此，行业如此，地方如此，国家也如此，无一例外。所以，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掉头上升，不意外。
出路何在？抽象讲，就是永远不能在一条成本线上做文章。要审时夺势，与时俱进地移动到新的成本线，不断将成本曲线向右下方推移。用日常语言说，就是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突围集》讲来讲去，就是讲创新才能突围。
问：从感知到的氛围而言，最近几年企业家也在讲商业成本之外的不确定性因素、不安全感，甚至超过了对商业成本上升的关注，如何解这个结？
答：不确定性——这是你的语言表达的——意味着驾驭经济、对付未来遭遇挑战，甚至过去的经验也推不出来未来一定是个什么样。其实，企业家——或者任何一个方面的事业家——的使命就是对付不确定性。
你讲的不安全感，有一个来源是转型社会的政商关系。水实在浑，不适应不行，但也有尝到甜头就上瘾、把权力搅买卖当正常生意做，越搅越大、越搅越深。等到反腐加力，拔出萝卜带出泥，一圈一圈地出事。这方面要给“安全感”，怕是谁也给不了，社会机体终究要净化，否则还不烂死？
究竟怎么对付，全世界的顶级商学院可能也教不了。只有复盘经验，从中吸取营养。王石的万科很早就高调宣称不行贿，是不是就没生意做了？也没有。不行贿拿不到好地，但拿到了差地也做成好楼盘，不也一样可以立足出头？当然，遇上野蛮生长的环境，想不低头也过不了关。是不是没得选？我看到的还是有人善选：譬如用脚投票，到风气较好的地方去发展。实在不成，也别把违心、违德、违法的事做得远远超过平均水平啊。至于把权力买卖当成“主业”经营，那哪一天灭了顶也别埋怨谁。
所以，事情要分开讨论。不要一说体制问题，就以为谁也没办法。经验说，总有例外。同样的体制环境，同样的“机会”，总也有人就是不入流，宁丢利益也保留清醒和距离；更多人对权力搅买卖，反正想沾光也沾不着。潮流一变，原来没机会的，就有了新机会。
3
新技术对于观念突破、体制突破
和利益格局突破，都有非凡功效
问：除了关注经济发展的成本优势问题，近几年您对培育经济的独特性竞争优势——创新关注颇多，去以色列、美国考察，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答：这跟我关注成本优势变化是一个逻辑的延伸。因为要么想办法让成本降下来，或者升的不那么快；要么另辟蹊径：给定较高的成本负担，如果能够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品，岂不开拓出新的竞争优势？
我最早在伦敦问，人工成本、办公楼租金等等，都是天价，那她们从事什么生产，才承担得起如此高昂的成本？产品升级啊，做汽车没有竞争力，专做发动机就好一点，后来做发动机的追兵也围上来了，那做航空发动机的就杀出了重围。
中国后起，遭遇成本挑战也顺延靠后。不过你起的越急、越成功，成本优势的挑战就越尖锐。问题是一样的。
其实，无论观念、组织还是体制，惰性都是普遍存在的。创新要突破，但方方面面的惯性可不容易突破。如果我们还有明显的成本优势的老本可吃，谁愿意费那个劲儿搞创新？
比如过去我们的商场可牛啦，企业产品要放进去，各式各样的费用令人咂舌。批评四起、骂声不断，但一个时期之内，谁也没办法。谢天谢地，来了一波电商大潮，人们跑到互联网上“剁手”，大商场租金就下来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城市出租车服务，早该改一改、变一变了。但像任何体制一样，一旦形成，改起来可不容易。结果冒出来一个滴滴，局面很快冲开。期间一大功臣，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打车软件。
正是得到这些经验的提示，让我明白，新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技术手段，它对于观念突破、体制突破和利益格局突破，都有非凡功效。
问：您提到了滴滴的例子，最近几年，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扩展，一些人相信技术进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那技术进步能替代改革、打破垄断吗？
答：为什么新技术有过人之处，你就看案例，你看滴滴打车软件，就把交通部的整个管理体制搅了个稀里哗啦。但科技创新要在体质层面真正完成合法化，还有很长路要走。现在比较融洽的地方是深圳，机场下来，有“网约车”专用候车地点。其他几个大都市，还要求司机非“本地户籍、本地车牌”不可，动不动扣车罚款。我也写过拍案惊奇——市长书记都不一定有本市户口，开个滴滴车的，非要本地户籍，是何道理？这也说明，技术进步也离不开观念、体制创新的配合。
问：在培育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方面，政府、政策能扮演什么角色？比如之前有些地方政府设立创业基金，批评声音不少。
答：这种实践当中的事就让他做，先做起来。我能做的工作，就是有机会多看看，看明白了点评一二，供读者批评参考。别指望我这样的能教实践者怎么去做，真没这个本事。创新过程中政府该干什么，企业该干什么，科学家和大学该干什么，经验里都有，好好看，认真品，写出来也许有点参考价值，也许有助于降低实践者的信息成本。至于让我划线，应该这么干、那么干，真的没有那份能耐。
就像80年代，没有一件先做起来的事，一开始就头头是道、非常理想的，还不是碰来碰去，如果能够总结经验教训，那就容易上路一些。不管哪件事，总要合乎规律才行得长久。别把我们经济学家惯得以为自己真能“给世界立法”，登高一呼，然后大家照做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那是致命的自负。
至于差不多每件事情都有不同意见，挺正常。我的观察，真正做事的那些事业家和企业家，不同意见和声音并挡不住他做事，但不同意见可以提醒他注意方方面面，兼听则明，把事情做得更好。
4
不要忽略在取得后发优势的同时，可能还掩盖着后发劣势的危险，
更不要轻易激活后发劣势
问：您对改革开放的学理阐述的核心论点之一是，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原来超级国家公司全盘国有的基础上逐步界定产权、从而创造了市场交易的可能，如果沿着您这个界定产权的解释关照当下现实，改革还需要怎样推进？
答：因为分析一个复杂的事件要有一些思维模块、一些惯用的东西，用包产到户、产权理论，无非是用概念讨论这个问题，用别的语言也可以讲。我的看法，产权界定从来不是一个瞬间的，“产权”跟过去教科书讲的“所有权”不是一个事，所有权一天就可以改过来；产权不一样，技术一变化，环境一变化，人民的预期一变化，是界定了再界定，是一个过程。比如，街上原来没有共享单车，谁也不清楚街道究竟是谁的，有了共享单车，单车多了、甚至多到把路都堵上了，那就要重新界定，到底行路权、骑车权、停车权，究竟怎么划界。
所以，产权界定就是这个道理，资源的价值没有发现之前没什么界定的问题，因为界定要成本，要有了问题才推动界定。中国改革，就是从过去很多认为不需要界定的地方走向发现需要界定。
按这个思路往下看，比如国立大学教授的发明和发现，究竟怎么算贡献？这里没有国家资源不行，没有教授个人的努力也不行。问题是，成果一出来，究竟如何界分，是难度蛮大的挑战。界定不清，很多科研努力、特别是向市场转化的努力，就可能供给不足。最近的经验还提示，界定不清，已经形成的成果不但转化不力，还可能争议四起、纠纷频出，甚至让发明人身陷罪罚，各方共输。
问：我隐约有个感觉——不知道对不对，最近几年虽然各方面也还在谈论改革，但不仅调子降下来了，讨论没那么深入了，甚至似乎很多人已经不怎么相信“改革”了，如何重新唤起人们对改革的信任？
答：经济学上讲边际递减，“改革”也不能免。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改革”这个词，有行动时是个动词，没行动那就是个名词。回到中国现实，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作为纲领或大政方针一直存在，说明深得人心。但是改革也不是年年月月天天都有行动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并没有推出改革的行动，而是在准备、酝酿、试探、或只是做局部实验。这里有一个关键，是改革跟革命不一样，改革是又要过日子，又要做系统性变革。过日子叠加体制机制变革，就不可能那样顺畅。特别是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之后，深层改革之难，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中国经济体量今非昔比，改革力度如何与今天经济体量相匹配，值得关注和研究。
问：过去大家比较认同“后发优势论”，随着近几年一些新情况的出现，“后发劣势”的谈论越来越多，您认为中国当前是否处在了“后发优势”向“后发劣势”转变的轨道上？
答：早年杨小凯讲过这个问题。我的理解，小凯不是不知道有后发优势，但他认为由于享受到后发优势，就容易回避关键领域的改革，以至于形成后发劣势。经验上也显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获得高速增长，会让很多人觉得成就如此巨大，干嘛还要改啊。很多人甚至认为输出“中国模式”的时候到了。
仔细看，到今天我们在原创方面的贡献还不够多。大多数成就，还是跟跑的成就。从原子弹、高铁、互联网到电商、社交、共享打车，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论到原创——最初的想法和核心技术——还是人家先发，我们跟随，在跟随中发挥应用性、组合性创新。
所以讲回来，后发优势要充分利用，但不要忽略在取得后发优势的同时，可能还掩盖着后发劣势的危险，更不要轻易激活后发劣势。
延伸阅读作者： 刘玉海
延伸阅读来源：经济观察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