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去哪？经济学界的半壁江山这么说(与你我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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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C导读：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于2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出席并作《论坛2017年工作总结及2018年工作安排》的报告。

”

张文魁：

不对国有和民营财团改革，将爆发危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中国宏观经济的病症其实是微观病灶产生的结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可能很多政策、对策不一定有用。

在张文魁看来，过去5年杠杆率上升迅猛，并不是宏观货币政策主动宽松的结果，更多是被动甚至是被迫的。而这个微观病灶就是僵尸企业，除此之外，财团企业也特别值得关注。

张文魁称，宏观货币政策有时候被动的宽松，但是广大的中小企业根本得不到信贷资源，很多信贷资源被那些大的企业集团吸取走了。现在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财团化非常严重，几个大企业合并起来，成了国内500强，世界500强。

很多民营企业搞金融、搞房地产，也成了财团，他们动不动就是上千亿，甚至是几千亿的贷款。但是他们的偿债能力怎么样？他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样？这是非常差的。更要命的是透明度非常差，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暴露出这些问题，所以除了僵尸企业之外，财团化是非常严重的，下一步会成为重点。

张文魁称，10年前爆发的欧洲金融危机是因为工作时间短，福利高，实体经济衰败。北美金融危机是居民部门过度按揭贷款造成的，中国的危机也可能是亚洲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危机和北美金融危机的“三合一”。

当然，更重要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因素，“20年前，很多韩国的财团以及东南亚财团，虽然他们不是国有的财团导致的政商连接非常严重，吸取了大量的金融资源，造成了这些问题”。

张文魁强调，“现在不单是民营企业，包括很多国有财团。国有财团可以做红色财团，很多民营的财团其实也是浅红色的财团，他们跟政府官员有很多的联系。他们不但股权链条不清晰，融资投资链条不清晰，甚至业务链条不清晰，透明度很差。

所以下一步简而言之，要对这些财团进行公司治理改革，提高他们的透明度，强化他们的披露，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想东亚病可能会在中国爆发”。

楼继伟批评限房限车限学籍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楼继伟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而在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方面的自由流动，“但是劳动力的流动障碍太大了。举些例子：户籍、限房、限学籍、限车”。

楼继伟称，自己在财长任上时，曾与教育部合作制定学籍制，“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和大学，学籍跟着孩子的一生。义务教育的财政资源跟着孩子学籍走，一直到奖学金、助学金”。但最后，部分地区不让孩子入学，这个政策也落不了地，“所以一定要做到要素自由流动”，楼继伟强调。

楼继伟批评了“农民工是最便宜的，不统交社保，老了可以回家种地”的提法。“如果允许人家流动，也上养老保险呢？可能他挣了10万块钱，可能有80平米的房子，孩子也可以入学了，那是什么情况？”

楼继伟称，“现在农村的凋零，都剩下老人，这是过去很多政策造成的结果”，“要想办法让农民工融入城市”。

在强调劳动力自由迁徙的问题上，楼继伟认为，眼前最迫切的问题是转变政府行为，“现在的地方政府离开了原来的做法后，怎么干真不是特别清楚，现在又开始搞开发区，想办法把人拉过来，然后就是高端人口，什么学历给户籍，给房子，反正还是这么一套激励机制。要知道，华尔街一个高收入的人至少有4个以上的低收入服务业的人的就业在支撑”。

任志强：不让城市资金进入农村，农村怎么富呢？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任志强直言，靠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以解决农村的脱贫问题，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农村的脱贫必须与城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

任志强认为，应打破城乡土地的双轨制，“如果不打破土地制度的双轨制，农民的宅基地做交换时，使用权哪儿有什么权利？它不能作为银行的抵押资产，因为不能交换。尤其是不能让城里人到农村去买宅基地。城市的资源和金钱如果不能进入农村，农村怎么能富呢？”

许善达：留底税款制度对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有负面影响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认为，要想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降低企业杠杆率，减少企业融资成本，这两个问题都是应该尽早加以研究解决的。

营改增以后，全国政协组织了一次政协的调查组，关于营改增以后的深化税制改革的这样一个问题，许善达参加了。去年8月24日，政协开会对此次调查报告有一句特别重要的判断，认为营改增并没有全面完成。

其中增值税需要进一步完善，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现在中国执行的一个留底税款的制度。许善达指出，我国从1994年开始，设计就是正的交税，负的不退税。留底，等以后有了销项再来对冲，实际上相当于政府负债。

“但是这个留底税款制度，对于高科技重资产企业是一个非常有负面影响的悖论。”许善达表示，这个政策在销项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对你的设备购进要征17%的预缴税款，对于厂房投资要征11%的预缴税款，这个预缴税款的比重相当大。所以现在很多高科技重资产企业在投资中间已经呼吁这个问题要逐步解决。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许善达认为，还有另外一个角度需要更快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留底税款的总额现在没有宣布，但上万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上万亿实际上是政府负债，而这个政府负债在我们的政府负债里面并没有统计，所以实际上政府的杠杆率，包括了上万亿的留底税款。

营改增以后，不动产、建筑业都进入增值税，进入进项，所以留底税款增加的速度高于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增长速度。现在每年的增值税征收总额里面，存量的留底税款占的比重已经不小了，而且增长速度还很快。所以这个政府相当于我们每年征收的增值税里面，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政府负债征出来的，是预缴税款。

许善达表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及早解决的话，对未来的政府收支平衡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如果把这个问题早点消化和解决，同时也会降低政府的杠杆率，这个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企业的发展也很重要。

吴敬琏：三中全会336项改革应一项一项查

吴敬琏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了336项改革，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吴敬琏举例说，最近碰到好几件事，“我在海南一个县调研，县委书记说他有很多苦恼，其中一个是，这个县是贫困县，有很好的热带气候，但是他没有好的农业品种。我觉得很奇怪，10年前我们就去过热带作物研究院，而现在这个县就是研究院所处的地区，当然现在研究院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人都老了，一部分做农业教学的并到了海南大学，这件事情就使我感觉很震惊。”

“还有一件，原来一个社科院的所长体检时要做胃镜。但是他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做胃镜了，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胶囊胃镜是世界最先进水平的，外国有，以色列有，但是它不能定向，是随机的。

我们武汉的一家企业，现在在上海，它的胶囊胃镜是可以控制的，所以没有盲区。但是查了半天查不出来在哪个医院有，最后问到了，说上海药监局已经批准4年多了，但是北京的医院没有用这个技术。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在北大医院问的，北大医院的人告诉我，是因为北京想让他低价，结果实验用的胶囊用完了就没有新的了。”

吴敬琏称，这个例子还是小例子，整个市场的容量在全世界来说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有很多实际的事情要落实，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们一条条的去看，这个体制为什么改变不了？

吴敬琏指出，政府有一条，除了要建立体制，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按照新的要求全面检查自己的职责。这里面的总纲是什么？就是中央文件提出的，过去我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现在是以竞争为基础，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现在的政策，是不是转向了以认责为基础？

“比如：我们的领导机关发的文件，有一天我跟发改委的同志讨论这个问题，说发改委一年发了几百个文件，有多少是产业政策的文件？有多少是竞争政策？而且照我看，这两种文件应该有冲突。竞争政策有一条，就是要对所有新出台的政策做竞争审查，我开玩笑说，你们发的那些文件要审查。”

在吴敬琏看来，从部审一直贯彻到企业，要定责任书的那些政策，要符合平等竞争要求。所以这个转变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都习惯了用行政命令来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地区做出扶植和抑制的规定，这是原来我们中心向国务院建议产业政策的重心。

“最近在海南跟省里一位管多规合一的人了解，我就问他们，你们这个多规合一的规划，跟发改委的空间规划是什么关系？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他们那个做。那么怎么弄？”

李扬：绝大部分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在恶化

李扬团队做的上市公司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严重性不亚于一般公司——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开不了股东大会，财务状况在恶化。李扬称，“去年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现金资产增加了20%”。

他分析称，由于货币刺激政策等等，很多的信贷流向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拿到钱后，没 有东西投，所以增加了现金资产，恶化了资产负债表。“上市公司募集的资金不能使用，要去炒地王，去干别的事，上市公司现在好多的问题很大”。

李扬认为，发展资本市场要有新思路。首先，从观念上看，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能有这个之外的其他目标。在明确上述前提下，发展资本市场要拓宽眼界，不能局限于A股、小板、创业板和新三板，要放开对信用的管制，放开私募，要允许地方在资本市场上有更多的作为。要让草根，让地方的资本能够形成更宽阔的平台。

此外，发展资本市场不能局限于股市，应当高度重视长期信用机构的建设，特别是权益性的投资。“现在不许商业银行做投资，其他的长期信用机构曾经有一点，但是后来慢慢在萎缩，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要引起高度重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在住房领域中要有长期信用机构，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有长期信用机构，在城市化过程中要有长期信用机构，这几个都是要长期制定的，都是要吸收大量股权性资金的。”

在谈到金融创新时，李扬称，“曾几何时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等等是受到上上下下的追捧的，但是现在受到上上下下的围剿，这都是不对的，这都是基于我们对金融创新，对影子银行等等不正确的认识”。

李扬分析称，我国很多的金融创新就是在影子银行的名义下进行的，所做的事情是把债务性资金转换为权益性资金。“仔细看看，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影子银行等等这样一些金融创新，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要从中间甄别，要能够健康的发展”。

在谈到股市时，李扬表示，一个是准入问题，一个是退出问题。只有准入，没有退出，那么股市是没有效率的。“美国式资本市场是绝不可能在中国产生的，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市场不规范，因为美国市场是机构为主，中国市场是散户为主。散户为主的状况改变不了，中国没有改进的途径，中国整个机构投资者在散户化。所以这些问题，一定要考虑到中国特别的国情”。

吴晓灵：对推迟注册制非常遗憾

吴晓灵在发言中提到2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注册制推迟二年一事，她表示对此非常遗憾，“我当时也在会上发言表示根本不需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士余当时介绍了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的情况和成效。吴晓灵也表示，证监会这两年已经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主要是在理念上，“还是想对指数、对投资人的盈亏负责，所以没有放开。”

吴晓灵认为，筹资人需要公开透明披露信息，保荐机构要对信息的完整负责，投资人要对自己的钱负责，而不是由政府负责，“政府就是看谁违规了没有”。

她认为，高质量的发展体现为高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包括在衣食住行和环境的品质提高上。

但是吴晓灵也指出，在中国，不是每个企业他想为客户生产什么就能生产。有两个制约：一是生产要素并不是完全可以自由流动的，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能够平等的得到要素的使用权；二是要有融资的便利，因为在市场经济当中，资金是组织各种要素的龙头，没有融资的便利，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什么事也干不成。

中国现在是高杠杆的情况，发展间接融资是不太可能了，间接融资发展，特别是银行贷款的发展，只能够增加全社会的杠杆。因而，未来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存量的结构调整，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

吴晓灵认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应当解决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资本到底活动的范围边界在什么地方？就在于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证券。对于资本市场， 对于证券的定义与否，对于我们未来融资的便利程度其实是有关联性的影响的。她认为，“我们的财富管理市场这么混乱，就是投资计划不能够列为证券，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二是通过证券来融通资金，怎么来看注册制？吴晓灵认为，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的事情，政府只给我开了一个菜市场，市场的价格卖什么东西，买卖双方自主决定，注册制就是来做买卖的人到政府这儿来报个到，政府就制定规则，它监督买卖双方是否执行了制度。

至于价格水平，改革开放40年了，哪一个领域价格改革的彻底，那个领域就发展得好。所以资本市场不放开政府对价格的管制，我们现在股票发行的价格还是受管制的，建立一个好的市场是不可能的。

政府在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上处于什么位置？吴晓灵认为，各国政府其实只能保基本，要活得好就要找市场。所以政府只能够在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基本的社会保障上下功夫，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交通上去下功夫，剩下的事情应该让市场来做。

马斯克“猎鹰”导弹回收成功打破了一个神话，并不是说这样高端的技术有关的东西民营企业不可以介入。“政府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上，我们的责任是保好基本，市场的责任是给大家更多的选择，让大家生活得更美好。”

本文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部分内容摘自经济学家圈

延伸

阅读

“吴市场”指路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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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刘鹤在达沃斯论坛提出“改革会超预期”，引爆对2018 将成为改革之年的普遍预期。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 2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由刘鹤等发起设立的经济50人论坛，囊括经济改革的顶层权威专家，堪称中国财经决策者与经济学界的半壁江山。 　

2

88岁的吴敬琏出席会议，并就改革问题做重要发言，直击改革的要害。

要提高效率来支持增长，我们正式的提出是在 1995 年，“九五计划”明确说了，要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十五”走了一点弯路，“十一五”又重新提出，要以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后来一直是维持。

高质量发展，这个问题据我的记忆，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时候就强调了。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它集中突出的来作为一个主要要求提出，但是早就提出来了。

我们必须要总结经验教训，到底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为什么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这样我们新措施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质的要求。我们如果重复一些过去无效的做法，那就延误时机了。现在提出的有些做法过去做过，好像效果并不好，我们需要总结教训。

改革要一项项检查，不能喊口号。

建立一个好的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是我们要建立的基本制度，现在过了四年多，要检查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讲了 336 项改革，一项项的检查，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哪些东西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原来执行不力，有很多实际的事情需要去做，而不是喊口号。中央提出的口号是高屋建瓴的，但是不能落到实处就变成一纸空谈。

过去我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现在是以竞争为基础的，我们需要检查一下现在的政策是不是转向了？

有一天我跟发改委的同志讨论这个问题，说发改委一年发了几百个文件，有多少是产业政策的文件？有多少是竞争政策？而且照我看，这两种文件应该有冲突。

竞争政策有一条，就是要对所有新出台的政策做竞争审查，我开玩笑说，你们发的那些文件要审查。政策要符合平等竞争要求，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都习惯了用行政命令来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地区做出扶植和抑制的规定。

88 岁高龄、每天都在思考国家命运的吴老，他的每句话都值得有关部门重视和反思。

对于吴老的发言，笔者总结一下有这么几个关键要点：

• 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要靠一个好的体制安排，这需要靠改革来推动。

•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336 项改革，是引领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顶层设计，是必须长期坚守的底线。

• 迄今为止 336 项改革落实并不理想。

• 改革执行不力的关键“痛点”在于政府能否自我革命。

3

在吴老看来，改革的“顽症”，一是观念一是利益。吴老指出：

• 许多政府部门认为用行政命令那只看得见的手调整，能够见效最快。2004 年经济过热的问题，采取了“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办法来调整结构；

2006 年国务院就发出了一个“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 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国务院又把大力发展七项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点。

到了 2013 年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发了 7 次文件，要求对过剩产能产业的治理。

• 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结构扭曲的问题，看来是效果很差，而且往往适得其反，结果是过剩产能越调越多，结构变得越来越扭曲，以至于现在“三去一降一补”居于首位的就是去产能，在经济中间简直是一个致命性的弱点。

怎么办？还是应该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吴老说：

• 为什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呢？因为市场有两个主要的功能，一个是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第二个是建立起能够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 “三去一降一补”要实现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两件事，要靠行政命令很难去解决。

比如用过去的办法，如果要去产能，就是由行政机关下指标“钢铁要压缩一亿到一亿五千万吨”，然后把指标分解下达到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地区再层层向下分解。

到了最后就会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办法一刀切，把要求去的产能切掉。往往切掉的不一定是效率最差的那个，而且由于每个行政部门都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在执行过程中会发生很多的扭曲。

面对深水区的改革，吴敬琏认为，要“防止改革空转、真刀真枪地推进改革”，需要三个突破：

• 首要的问题，是要形成对改革的共识。

以国企改革为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国企改革似乎进展得太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直接管企业（即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通过若干资本经营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掌握原有的国有企业的股权。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不相同的认识，比如有些在国资部门工作的朋友就认为，他们还必须继续管人、管事，直接管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上求得统一，恐怕是国企改革能够迈步往前走的一个前提条件。

• 第二，要抓实改革的机制保障，把执行各项改革决定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比如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公平竞争审查中“把自我审查和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加强社会监督”，但具体的工作部署只提出各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进行自我审查，而没有明确外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由谁负责和怎样进行。

比如说民众投诉某一个政策规定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由谁来接受投诉，谁来做出处理，必须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否则审查就容易落空。

• 第三，加强督察工作，落实主体责任。

要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要求，“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抓紧完善对负有责任的机构和人员的督办协调、督察落实和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

督查工作还要落实到人员的任免上，做到像第 25 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

吴老呼吁：

•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

• 改革的进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曲折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社会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中国别无出路。

• 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努力。我集结之前的专著并以《中国改革三部曲》的形式再版，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并希望它能有助于全社会凝聚共识，坚定地走市场化、法治化改革道路，为中华民族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

善哉吴老！

延伸阅读来源：刘胜军微财经（caijing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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