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监管“新三驾马车”：易纲、郭树清、刘士余
CFIC导读：
既在预期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两会”新格局下的领导班底，在2018年早春以极富中国特色的组合方式揭幕。
既在预期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两会”新格局下的领导班底，在2018年早春以极富中国特色的组合方式揭幕。
（从左至右，分别为易纲、郭树清、刘士余）
3月19日，全国“两会”期间，央行原副行长易纲接替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21日，银监会原主席郭树清成为新组建的银保监会党委书记和主席。加上留任的证监会主席刘士余，金融监管“新三驾马车”到位。
出人意料的是，6日后，郭树清再度获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这一安排在此前“一行三会”中从未出现。
郭树清当日的表态颇为谦逊：以后要在央行的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上，做好易纲行长的助手。易纲行长是央行具体业务的第一负责人。更多的分析则认为，易纲的确会是央行第一负责人，但涉及央行与银保监的监管协调方面，郭树清显然会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在全新“一行两会”格局中，这一交叉任职的创新人事组合，不仅表明中国对于防控金融风险的迫切需求，也缓释了金融分业监管旧格局下部门协调的不畅。业界认为，这亦是对各界预期的金融双峰监管模式的变通体现。
目前，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仍在原职坚守，尽管此前曾有传闻，其将转任地方大员，但至今未有新任命，因此很多人相信，刘士余或将在证监会继续其未完使命。即使未来刘士余的职位有所变化，从分工协作上看，中国金融监管“一行两会”的“新三驾马车”格局已尘埃落定。而无论易纲、郭树清还是刘士余，都面临金融监管改革的新棋局，可谓任重道远。
强势央行职能已不限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而是要扛鼎金融系统稳定，负责重要行业立法，统筹跨行业监管协调。
（图/Reuters）
银保监会被剥离了市场发展职能后，将更加突出机构监管属性，微观审慎、穿透式监管，治愈金融乱象成为首要任务。而作为中国金融资产主体所在，在防控金融风险中，其与央行货币政策的步调协调，成为关键。
证监会得以保留，因证券业务的特殊性及其在扩大直接融资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且任务艰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落实从严监管……
由上观之，中国金融监管“新三驾马车”的人选安排，恰好各尽所长。
海归经济学博士易纲，由学界步入央行，20年磨砺，以出众的专业素养博得国际声誉，是传承央行的优秀人选；横跨监管、机构、地方官员三界的郭树清，既有学术素养兼具地方政府工作经验，运筹帷幄、果敢高效，是整合银保、协同央行的跨界帅才；股灾后临危受命的刘士余，在证监会“火山口”一坐两年，此前18年央行官员的低调务实、农业银行董事长的稳扎稳打，转化为鲜明犀利的监管风格，在市场风口浪尖上亦尽力斡旋自如。同时，易、郭、刘三者皆有央行工作经验，这亦为监管协调提供了理解共通的专业基础。
业界人士评价，金融监管“新三驾马车”的人事安排有助于协调监管，加强沟通、信息共享和行动协调，既可避免出现监管套利，也有助于避免政策叠加或漏洞。亦有研究者指出，架构改革在其次，将协调监管和从严监管落实最为重要。
对于处在防控金融系统性风险攻坚战下的中国金融业来说，以最小成本速成最大成效是根本目标，为此，无论何种体制或人事安排，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易纲：廿年磨剑，央行新使命
金融监管改革催生“一行两会”新格局，赋予央行新的职责与权属，除了专注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还要统领银行保险重要性行业立法，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协调行业穿透式监管、宏观去杠杆等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心情平静、庄重，使命神圣、光荣”60岁的易纲以此形容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心情。图/AFP）
“心情平静、庄重，使命神圣、光荣”60岁的易纲以此形容接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心情。
3月19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审议机构改革之后的新一届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决定易纲接替任职15年的周小川，成为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一任命是高层共识，亦在多数金融界人士意料之中。
易纲领衔的此央行，已非周小川时代的彼央行，金融监管改革催生“一行两会”新格局，赋予了央行新的职责与权属，除了专注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还要统领银行保险重要性行业立法，在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协调行业穿透式监管、宏观去杠杆等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些都是新使命和新挑战。
《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学界人士认为，易纲任职央行行长可谓众望所归。作为周小川任职央行期间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易纲身上与周小川有诸多相似点：良好的国际口碑、出众的专业素养、学者型官员。
不同的是，易纲在进入央行体系之前的阅历颇为单纯。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执教近十年，在199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97年入职央行后，磨砺20年，易纲成为中国第一个就任央行行长的海归经济学博士，成就学以致用的典范 21 79233 21 16915 0 0 6435 0 0:00:12 0:00:02 0:00:10 6434
相比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等一些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崭露头角的金融官员，易纲则是在90年代中期才参与进中国经济改革的实操进程。
1997年，易纲凭借专业的理论体系和学识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了他的央行生涯。
此后20年间，从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到货币政策司司长再到行长助理、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成为很多政策的直接执行者，特别在货币政策和汇改上亲力亲为，留下诸多身影。
易纲的《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两部论文集主要收录了其在1988年－2009年写的主要论文，特别是第二部论文集集中诠释了他对利率、汇率、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和宏观调控等诸多问题的理解和看法。
“为什么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原因很简单，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易纲在《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的自序中曾这样写道。
某货币政策权威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接受过完整的西方经济学训练，熟悉这种理论、语言，他接任央行行长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会使得中国央行国际化进一步加强。
易纲同时还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与易纲有直接接触的经济学家认为，易纲的学者型体现在他能很认真听取并研究学者论文的深层次内涵和逻辑，这在学者型官员中也颇为少见。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易纲用三句话概括当前中国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定。
央行历练20年
上述货币政策权威专家表示，在国际俱乐部（非正式）中，一个容易被接受的成员更容易获得认同感，而易纲具备这样条件。“易纲的英语发音很好，国际组织对易纲评价都很高，从这点来讲，易纲接任小川对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是很好的衔接。”
一位曾经陪韩国总统经济顾问见易纲的经济学家回忆，总统经济顾问对易纲的评价是考虑问题缜密、细致。
易纲获得较高国际认可，与其在中国央行历练20年不无关系。
1997年，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创办人之一的教授易纲，走进位于长安街的央行大楼，就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开始从学者转换到政府官员的角色。那一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从风暴眼泰国席卷了整个亚洲，中国经济亦受波及。
加盟央行的次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阐述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重要。这一年，易纲还预警了通货紧缩的出现，并提出对策。
进入央行五年后，易纲升任秘书长（正司局级），同时兼任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7年12月，在进入央行十年后，易纲升任央行副行长，主管货币政策、办公厅、人事司、国际司等多个举足轻重的司局。
因研究货币政策需要详细数据，所以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与易纲工作交集颇多。盛松成眼中的易纲是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正直、实事求是且表里如一。分管司局下属对易纲的评价是，对人对事客观公正、不谋私利，且工作效率颇高。
央行20年间，易纲的一个职业节点是2009年7月开始兼任外管局局长。与易纲相熟的香港中文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原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曾对媒体介绍，易纲出任外管局局长后，取消了外管局的很多审批权，加强了对部门自身的约束，这对增强经济活力和增强经济自由度是很好的，对长远经济发展也有帮助。在他看来，作为政府部门领导，“能做到这一点很难得”。
“作为直接执行者，易纲在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中国汇改事件上都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负责货币政策兼外汇管理多年，他（易纲）协调的都很好。”盛松成说。
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在贬值预期中推进定价机制改革——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定价机制改革推出后，人民币兑美元随即创下汇改2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1.8％。在随后三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累计下跌3000个基点，引发世界关注，人民币汇改也被推到风口浪尖，贬值成为敏感词。
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紧急召开会议，成为提出 “人民币没有长期贬值基础”的第一人，现在已经被转化为流行语“人无贬基”。这件事被国内学者认为“做的漂亮”。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保持在7以内。
易纲认为，人民币汇率会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基本稳定”是对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根据：第一，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在稳步提高。第二，中国的经常项，特别是货物贸易还存在着非常大的顺差，我们的FDI（对外直接投资）和ODI（外来直接投资）都是稳步增长的。第三，外汇储备是充裕的。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会回归到基本面，回归到人民币保持基本稳定的基本面。
易纲在货币政策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货币深化论“monetization”，亦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2014年4月，身为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开始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3月，由央行党委委员升任党委副书记。种种信号显示，易纲将获重用。据透露，任职央行行长15年的周小川一直颇为赏识易纲的才干。
《财经》记者此前了解，去年4月初央行一副部级干部接受正部级投票考察，易纲作为央行第一副行长、党委副书记被视为央行系统的首要人选，之后考察顺利通过，内部呼声较高。“主要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接近央行人士曾向《财经》记者表示。
学界预期，担任行长的易纲会重视中国原有的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根据经验教训采取合乎中国国情、适度的方法，从容不迫地推进一些政策，同时，会重视中国中央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以及重要组织的协调，加强与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交流，以及某种程度上的紧密。
新使命、新挑战
多位金融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全球重要性提高，面对国内外保持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多重使命，周小川卸任后的中国央行，无疑面临诸多挑战，对于新任行长易纲来说，未来的工作显然并不轻松。
第一个摆在易纲眼前的挑战，便是本轮机构改革带来的金融监管体系重构。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银监会和保监会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同时，在新的“一行两会”结构中，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性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从已公布方案来看，央行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相关政策的制定，银保监会主要负责行为监管，证监会相对独立。为此，央行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此前在“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架构下，人民银行一直扮演牵头增强各监管机构间协调效率的角色。
执法和立法分开会有一定脱节的问题，这就需要两个部门密切配合。方案提出的“重要法律法规”，也意味着不是完全上收规则制定的权力。而央行上收的规则制定，也需要其对市场深刻了解，特别是保险市场和业务层面的政策。所以，央行不仅要做好协调工作，还要深入了解方针政策和相关的市场、业务。
在新的“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架构中，央行须发挥强势作用，易纲在日后的强央行身份中能否顺利协调一行两会也是其将面临的重要问题。
3月26日，银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郭树清兼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被外界视为是中国金融混业监管进一步协调的特殊安排。
根据分工，在业务层面，央行全面工作由行长易纲负责。央行党委书记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党委在组织、人事等方面的领导职责。
业内人士认为，易纲将面临的不仅仅是央行本身发展的问题，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大背景下，央行以及他个人会承担更多责任。
金融监管改革起源于金融业快速发展衍生的风险，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易纲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便是防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去杠杆。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年初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会上曾表示，在中国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尤为突出。
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刘鹤提出，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银行业总资产/GDP）高达305％，远超同期美国近80％的水平，与日本近年来的杠杆水平相接近。
国际清算银行对14个发达国家在过去140年左右的债务数据和货币发行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增速过快，且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而高杠杆背后是庞大的影子银行。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内资产达232.25万亿元，表外业务为253.52万亿元，其表外资产规模是表内资产规模1.09倍。
互借通道、层层嵌套的影子银行体系使得监管部门难以对底层资产进行穿透监管，导致大量货币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产能过剩行业，其中隐藏着巨大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这些都是人民银行新任行长必须要面临的问题。”某监管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事实上，对于债务以及杠杆率的问题，易纲在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曾表示，考虑降杠杆首先要考虑稳杠杆，即要稳住总的杠杆率，或者让它每年少增、慢增。其次，易纲建议，在总的杠杆比例下，家庭、政府、企业间的杠杆结构可以有一些优化。
而如何稳杠杆，易纲回答《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稳杠杆这种事，要有资本金的补充机制，也就是要有有效的资本约束机制，就是有多少资本做多少事情，不能说没有资本金，光靠借贷去扩张太厉害，严格的财务制度和资本金的约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不论什么所有制还是什么类型的经济体，都要严格依法执行财务制度，资本金的约束。
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汇率市场化被认为是易纲接任行长之后需要花时间应对的长期改革挑战。
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一定成绩。2017年，人民币继续成为我国跨境收支第二大货币、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储备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人民币国际化保持了长期向好趋势。
但是，某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人民币的国际化在2009年—2014年发展很快，2014年以后便出现退潮，到最近已经退到一半了。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并非像我们想的那么好，这也是新行长需要思考、面对、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从2016年的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加大对资本外流管制的力度，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更是有所放缓。
自去年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指标出现积极变化。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2017年11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占全球市场份额重新回升；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业务也出现好转。同时，一年多以来首次有高收益离岸人民币债券在香港发行。香港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存款规模也止跌回升，触及一年来高点。
今年初，人民币汇率企稳回升、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好转，市场上再次出现央行应利用有利时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声音。
易纲则在去年12月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央行没有特别急切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想为人民币和其他主权国家货币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逐步便利人民币的使用，“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一定是市场驱动的过程”。
有关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在2018年面临的挑战，易纲今年初就曾在《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有所阐述。
易纲认为，从国际上看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也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从国内看，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我们既要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也要心存风险意识、时刻保持警惕。”易纲说。
易纲提出以下政策思路：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三是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四是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勤奋学者型官员
1993年，曾为中国首批留学生，并已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经济系终身教授的易纲回国，与北大同班同学、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海闻，以及北大教授林毅夫等人，在次年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对于为何回国，易纲曾在2013年CCER Club创办的《朗润之声》第三期刊登的一篇专访文章中谈到，他回国完全是个人兴趣爱好所致，是自己做的一个选择，既有文化因素，也有感情因素，“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成报效祖国，这些话太大”。在易纲看来，人是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选择并不难，难的是选择以后你要承担这个选择的长期后果”。
易纲进入中国学术界之后，开始着手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
1994年，易纲参加了由世界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中国金融规划研究课题，具体负责货币需求以及货币化的研究，研究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彼时，易纲关注到央行的一、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并在1995年对此做了调研。1996年，易纲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
在研究中国金融体制的过程中，易纲没有管中窥豹，而是同时对美、日、德三国的体制进行了对比研究。此外，他在1996年还关注到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把债务重组做成“最后的晚餐”。
对于金融专业的人来说，易纲最知名的著作是其编篡的《货币银行学》。该书至今仍是金融学销量最大的教科书。一些金融专业的学生评价，若论国内货币银行学的写作水平，易纲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20年前，易纲作为在海外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知名教授，被央行揽至旗下，开始由学者向监管者转型。王健曾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是他接触过的非常独特、非常有潜力的官员。而这样的一个人，同时又非常低调和内敛。
一位央行中层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易纲属于学者型官员，平日里对待下属平易近人。不过，易纲的另一面是工作狂，同事们经常在节假日和周末时在金融街遇到还在加班的他。
熟悉易纲的人士介绍，央行早上大小会议时间一般是8点半到9点召开，但是易纲主持召开会议基本都是8点开始。这样的会议节奏也带给一些人唠叨，因为每一次易纲开会，央行的司局长都要较以往早起半个小时。
会议中易纲从来不讲虚话，准确地说，最多用两秒钟时间说一句诸如“大家早起开会辛苦”的含蓄用语，然后直奔主题。易纲召开的会最短十分钟散会，最长三小时不散会。
与易纲共事过的同事都知道易纲有一个特点——勤奋。倾听下属汇报工作时习惯用语“你说，你说”，然后不忘做记录。虽然早年缺少基层工作经验，但是善于学习。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易纲之前对票据不熟，于是在交流中非常谦虚地问，你给我拿一个票据看看。
“以前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官员，我只想说我的最终理想还是做老师。但是我现在有这样一个工作（指作为官员），我就一定会把它做好。” 易纲的理想是，退休以后还会继续当一名老师。“我希望做一个普通人，普及国民素质，传授一些知识，做一些有用的事。”易纲对燕园学子们曾如是规划未来的退休生活。
不过，对于刚刚接任中国央行行长的易纲来说，这样的退休生活恐怕还要再过几年才能实现。
本文来源：《财经》
记者：张威 俞燕
郭树清：肩挑两任，且行且改革
纵观郭树清履历，一直与改革密切相关，也有人称他为“救火队长”、“拆弹专家”。业界评价郭树清是“儒雅的学者型官员”，但其工作作风又极为果决高效。如今肩挑两任，既是其综合能力的体现，亦是中国金融监管协调上的创新安排。
（金融监管经验，加之地方执政经验，郭树清更加重视对于金融与实体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关系。图/AFP）
在新的“一行两会”中国金融监管体制下，郭树清的跨部门任职显得颇耐人寻味。
3月21日下午，原银监会主席郭树清成为首届银保监会党委书记和主席。六天后，3月27日下午，在由周小川主持的央行干部大会上，中组部有关负责人宣布易纲为央行长、党委副书记，郭树清担任党委书记、副行长。
郭树清在“一行一会”同时具有话语权，足见他在这一轮体制改革中所承担的重任与期望。而他的重任，包括原银监系统与保监系统的架构合并，银保监部分职能向央行的转移，以及与易纲合作，在改革的同时做好“防风险”工作。彭博社在报道中说，这一任命“将郭树清放在金融政策与货币政策决策的关键位置上”。
郭树清则在3月27日的央行干部任命大会上表示，以后要在央行的具体业务和行政事务上，做好易纲行长的助手。易纲行长是央行具体业务的第一负责人。
“延续周小川以开放促改革的逻辑，央行行长今后将承担更多对外的角色，在这一点上易纲更能胜任；但是在国内，坚持金融严监管态度不变的情况下，推动体制改革，协调各部门工作，这将更多有赖于郭树清的资历与能力。”一位金融体制与市场的资深研究者告诉《财经》记者。
郭树清与易纲有很多交集和相似性，都是高学历的学者型官员，被称为“改革派”与“技术派”，多年研究经济问题，并在金融监管部门任职。但是与易纲在央行20年相比，郭树清的履历更加丰富：既有监管部门的领导经验——曾任央行副行长兼外汇局局长、证监会主席、银监会主席，又有大型金融机构的管理经验——曾任建设银行董事长和信达资产党委书记等，又有地方执政的经验——曾任职贵州省副省长和山东省省长。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本轮改革的重要目的是让市场发展与机构监管职能分离，防止监管竞争与监管套利，这样的人事安排有利于央行和银保监会部际间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央行货币政策落实传导。
“他们所面临的防范风险的内外部压力依然不小。”尽管多位业内外人士都对郭树清和易纲的搭配表示期待，但是政策研究人士仍然强调二人所面临的风险压力：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且要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产生的风险。
改革能吏
纵观郭树清的履历，一直与“改革”密切相关，也有人称他为“救火队长”、“拆弹专家”。业界评价郭树清是“儒雅的学者型官员”，但其工作作风又极为果决高效。
某地方银监局局级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郭树清学识渊博，专业扎实，视野开阔，处事果断，对内部管理很严。一位原保监会人士称对郭树清刚来时的一系列重拳文件印象深刻，称赞郭树清的干劲与高效率。
郭树清生于1956年8月，是内蒙古察右后旗人，18岁高中毕业后在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插队。他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列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青年时期的郭树清曾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工作多年，是中国经济改革“整体协调改革论者”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提出了“整体配套、分步实施”的改革思路。这批人被称为“改革派”。
1998年-2001年，郭树清担任贵州省副省长，从研究转向行政。在贵州期间，郭树清主导了住房货币化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的核心是分配方式从实物分配转为货币分配，而当时贵州财政收入仅65.3亿元，房改启动资金成为推进改革的瓶颈。
郭树清亲自担任房改组组长，设计改革方案。改革开始的两年内，贵州省和贵阳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仅投入6000万元，回笼的住房资金便超过20亿元，同时也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全国20多个省份到贵州学习房改的经验。
从贵州回来，郭树清在央行担任副行长和外汇局局长，直到2005年3月临危受命，空降建行任董事长。
2005年3月，股改中的建设银行正处在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海外上市的关键时刻，其董事长张恩照却曝出涉嫌经济问题而被“双规”，辞去董事长职位。这场意想不到的人事变化，为建行股改和上市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郭树清就在此时被选中，接替张恩照，扛起建行股改与上市的重任。
2005年3月22日，郭树清上任后的首次建行党委会上就进行了公司治理架构的调整。紧接着，为打破建行的引战僵局，他断然结束了建行与花旗银行的谈判，转而与美国银行的引资谈判。同时，建行上市工作加速推进，在郭树清就职216天后，成功在港股发行上市。
郭树清执掌建行的六年，建行从公司治理、业务发展方面实现全面高速发展。2011年10月29日，卸任建设银行董事长的郭树清正式履新，掌舵证监会，成为第六任证监会主席。
证监会主席是一个“火山口”，郭树清在这一火山口上坐了17个月。有人统计，郭树清任职证监会期间，证监会发布通知、规则70条，相当于每周1条，外界对此有“郭氏新政”之说，郭树清本人被称为“郭旋风”。
郭树清上任后，第一次公开发表关于证券市场的演讲时说：“小偷偷白菜遭谴责，有人偷股民钱却不被发觉。”此后，在证监会权力范围内，对内幕交易、操纵股市、渎职造假等股市恶疾的整治，再没停止。郭树清上任时还提出了“IPO能不能不审核”的问题，这被认为是IPO注册制的曙光。
但在郭树清主政证监会期间，中国股市指数则在改革中下跌了7.7％，市场上因此不乏对他的批评声。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则盛赞：郭树清做证监会主席一年多改变了中国金融市场的生态环境，使行业更加充满活力，竞争和创新成为现实。
2013年3月，郭树清赴任山东省省长。其上任的第131天，就出台了《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包括稳步推进直接融资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融资、发展股权交易市场、建立各类要素交易平台等。这一《意见》常被称为“金改22条”。
郭树清还带来了其在金融业的广泛资源。“青岛提出建设‘理财中心’已经说了好多年，但一直没有下文。郭省长来了以后，把它作为区域发展的一个重点方案。”《中国经济周刊》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
郭树清大规模开展领导干部金融业务培训，实现了与中央金融部门的双向人事交流。引入高层次金融干部来山东省挂职，并选派干部到中央金融单位锻炼，为许多地市配备“金融副市长”。
“那三年山东金融业的规模发展很快，”一位山东金融从业者表示，“但金改许多项目的具体效应，却尚不明显。”
金融监管经验，加之地方执政经验，郭树清更加重视对于金融与实体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关系。2015年，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郭树清曾指出，“金融创新必须与实体经济中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业态创新相结合，否则，资产管理和整个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017年2月，伴随着郭树清回京执掌银监会，郭氏旋风又从山东刮向了银行业。“重服务、防风险、强协调、补短板、治乱象”，郭树清上任伊始，就明确了强监管强问责的思路。
密集的检查、通知、政策与规范性文件以及海量的罚单，对整个金融业都产生了巨大震慑，高呼“郭树清周期”来了。尽管多位银行、信托类从业人员对记者表示监管过严，许多业务做不了，但不可否认的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正朝着合规经营与风险防范发展。
金融治乱
杠杆叠加、通道涌现的经营乱象，影子银行领域的风险累积，与资金“脱实向虚”的风险在2016年引发监管及行业的热议，同时响起的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呼声。但严监管却先行到来。
对金融业的严监管，是中央层面的定调，而郭树清是严监管的践行者。
当2017年2月郭树清从山东省回到金融街，赴任银监会主席时，就有市场观察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郭树清将回来当“救火队长”，承担治乱象与防风险的重任。
回京一个月，郭树清就明确了“重服务、防风险、强协调、补短板、治乱象”的监管思路。并迅速掀起“三三四十”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从同业、理财、表外业务三个领域入手。
专项行动持续一年，机构频繁迎接自查与现场检查，不合规业务陆续被叫停与清理。不少银行业从业人员纷纷叫苦：“银行、信托的好日子结束了。”而清理同业业务和交叉性金融产品的工作，影响也从银行业传导至委外和通道市场的证券、保险业。
截至2017年底，银监系统开出了3452张罚单，涉及1877家机构和1547名被处罚责任人员，罚没金额近30亿元，这个数额是2016年的10倍。而其中，对广发行违规担保案、浦发银行成都分行违规发放贷款、豫陕两地金融机构质押贷款违规、邮储银行支行违规票据案等大案要案的所有涉案金融机构和人员都实行重罚。
此外，银监会对系统内监管履职不尽责不到位问题也严厉问责，共问责党组织11个，工作人员69人，其中局级干部7人。
2017年4月，银监会提出按照“问题导向”、“急用先行”和“协调配套”的原则，研究制定26项重点规制。涵盖了银行股东管理、跨业产品创新、不良资产分类、流动性管理、信用风险管理等。在这一年中，这些立法工作也陆续实现。
郭还组织对银监会成立以来至2017年5月底发布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废止2部银行业规章、50件规范性文件，清理失效的文件34件。
从银监会公布的一些数据上看，截至2017年底，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金融内部的杠杆率持续降低，有100多家银行主动缩表。在全年新增贷款12.6％的情况下，银行业总资产只增长8.7％，增速同比下降7.1个百分点，相当于在向实体经济多投入的同时少扩张约16万亿元。同业资产负债自2010年以来首次收缩，同业理财比年初净减少3.4万亿元。银行理财因增速大幅下降而少增5万多亿元，银行通过“特殊目的载体”投资少增约10万亿元。表外业务总规模增速逐月回落，总体呈现收缩态势。交叉金融产品的野蛮生长趋于停止。
郭树清大刀阔斧的改革，不可避免带来行业变化，但再未出现任职证监会时期那样大的动荡和争议。有人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央定调全面“严监管”；另一方面，也与郭树清更加注重与各方交流，严监管同时更注重风险防范有关。
在十九大期间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讨论会上，郭树清曾明确表示，今后整个金融监管趋势会越来越严。“风险是可以化解的，矛盾也是可以解决的，但需要付出各方面的努力，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郭树清在会上说。
但市场人士指出，郭树清是位改革能吏，向来果决高效，但在当前金融定调“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当平衡改革节奏与市场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年4月银监会提出“重服务、防风险、强协调、补短板、治乱象”之后，5月份，保监会亦发布了相应的文件要求。银保那时在监管上就已有一定的同步性。2018年，在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及配套文件后不久，3月14日，保监会也公布了《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协调监管
3月29日，银保监会召开银行保险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郭担当组长。在会上，郭提出要确保机构组建和监管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在改革过程中，郭树清等人所面临的风险防范压力仍然很大。”一位资深政策研究人士指出。不仅要化解金融业所面临的存量风险，亦要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产生的内外部风险。
“银保监会的领导者，亦是央行的领导者，这样部际间的协调就成为部门内的协调。这样也有利于落实宏观审慎监管与机构行为监管的协调配合。”政策研究人士指出。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这种安排有助于做好协调统一监管，加强彼此之间横向沟通和信息共享，统一协调行动，既可避免未来出现监管套利，也有助于避免政策叠加。
防范风险过程中，金融监管和金融业的要求是什么？业内人士指出，郭树清在2018年1月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透露的监管逻辑，不仅是面向银行业，也适用于整个金融业。
郭树清指出，根据中央要求，攻坚战的目标是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结构适应性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明显增强，硬性约束制度建设全面加强，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控。要努力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三个方面的良性循环。
“需要着力降低企业负债率，抑制居民部门杠杆率；严格规范交叉金融产品，继续拆解影子银行；清理规范金融控股公司，有序处置高风险银行业机构；深入整治各种违规金融行为，坚决打击各种非法集资活动；继续遏制房地产泡沫化倾向，主动配合地方政府整顿隐性债务。”郭树清将防范风险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总结为这五项。在担任银监会主席后，3月29日的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郭树清亦强调了这五点。
接近监管的人士表示，现在监管部门意识到并且强调，要“避免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中间引发新的风险”。这在资管新规的制订过程体现淋漓。去年底，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过严的“去杠杆”和“去刚兑”要求，曾引发业内人士对市场的担忧。
这就更需要监管部门做好协调，避免政出多门产生的矛盾，并把握政策出台的节奏；还要做好与行业的沟通和意见征求，给出新老划断的标准，以及整改工作合理的过渡期。
一位银监会局级干部指出，郭树清办事果决，内部治理也很严，因此担任银保合并的主席最合适不过。对于此前治理过程中出现较多乱象的保险行业而言，也将迎来一个严监管的时点。
也有金融机构人士表示“隔行如隔山”，银、证的监管手段不一定能在保险业沿用，需要有具体的调整，这也是郭所面临的一个具体挑战。
前述政策研究人士还强调，要防范监管与改革引发市场与体制内的人心浮动，以及产生新的风险的压力。为此，可能需要在改革过程中，特别处理好人事去向等问题。
目前银保监会正在研究“三定”方案。3月27日上午，银保监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表示将有序推进机构组建工作。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会同人民银行等部门做好相关职能划转交接工作，根据事业需要和个人特长选好配强干部。
业内人士预测，依照郭树清的工作作风和节奏，银保监会合并的机构改革会很迅速。
本文来源：《财经》
记者： 龚奕洁 俞燕
刘士余：证监改革，争议中前行
这两年，刘士余整顿资本市场乱象的魄力和成效有目共睹，虽然也一度受到来自市场的诸多质疑，但总体评价正面大于负面。“刘式风格”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系列“刘式金句”深入人心。
（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刘士余。图/视觉中国）
几经传闻，刘士余目前仍然留在北京金融街19号，继续执掌中国证监会。
随着机构改革方案的落地，中国金融监管体系变局终于正式成形，“一行三会”中保监会与银监会被整合，证监会得以继续保留，“一委一行两会”时代来临。3月19日，易纲被任命为央行行长。3月21日，郭树清成为银保监会第一任党委书记、主席。3月26日，郭树清再被任命为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
谁会执掌独立后的证监会？据《财经》记者多方了解，现任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仍会大概率留任，这既是高层对其能力的肯定，也符合市场多数人的期待。
自2016年初临危受命执掌证监会以来，57岁的刘士余在证监会主席的“火山口”位置上坐了两年多。这两年，其整顿资本市场乱象的魄力和成效有目共睹，虽然也一度受到来自市场的诸多质疑，但总体评价正面大于负面。鲜明的“刘式风格”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系列“刘式金句”深入人心。
当前，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新一轮调整即将开始。证监会的独立被市场解读为当下资本市场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从严监管理念，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新经济，让独角兽企业顺利登陆A股，成为监管层的重要课题。而注册制的推进、《证券法》的修改等亦将会成为监管层需要推进的重要工作。
刘士余在今年“两会”上对外表示，当前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机遇比任何时候都大。目前，国家经济在转型升级，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正在推进，“这是资本市场发展绝佳的机会”。
随着金融开放的推进，资本市场监管也更加复杂。留给刘士余的任务是艰巨的，资本市场尚未完成的“深水区”改革有待他一一推进。
“火山口”的两年
懂政治、情商高，这或许是刘士余能在证监会中得以屹立的保障。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前市场一度盛传刘士余调任湖北、广西、贵州等地行政长官。但鉴于高层对其治下的证监会这两年的表现相对满意，最终仍会大概率继续留任。
这不是一个好坐的位置，堪称“火山口”。几乎很难有人能在这一位置上长期稳定坐好。在牛短熊长的A股市场，每一次熊市都让证监会主席成为众矢之的。甚至每一次大跌，证监会主席都会被骂得体无完肤。历任证监会主席多是在投资者的期许中到来，失望中离开。
2016年2月19日，刘士余临危受命，执掌证监会，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等着“灾后重建”的A股市场。
资本市场上“地鼠多，黄鼠狼多，大鳄也不少”，刘士余直言到证监会工作后，花了较长时间来了解资本市场的各种乱象，“开了眼界，也很震惊”。
重典治乱、猛药去疴。刘士余和他领导的证监会进行了罕见的“监管风暴”。其在上任伊始就抛出的“全面监管、依法监管、从严监管”的监管理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落实。
过去两年，证监会的监管执法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335件立案案件办结，224件行政处罚决定，74.79亿元罚没款，这是证监会2017年稽查执法的成绩单。进入2018年，罚款金额不断创新高。近日，厦门北八道集团因涉嫌操纵市场被证监会开出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罚单——55亿元。
从优化调整再融资制度，规范股份减持行为，到建立完善看穿式监管机制，出台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从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到A股成功纳入MSCI，刘士余以及其带领的监管层着力堵塞制度漏洞，补齐监管短板，一系列举措让市场炒作风气降温，增量资金入场。
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刘士余治理下的资本市场是成功的。市场经过两极分化，小股票估值下挫，白马蓝筹股一骑绝尘，流动性开始向龙头集中，机构投资者主导市场。
这样的趋势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对市场还是对监管者都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过程的阵痛也让刘士余一度饱受非议。推进改革需要时刻面临各方主体的利益博弈，随着监管触角的延伸，质疑也随之而来。
2017年4月，随着IPO发行的常态化，抽血恐慌下市场走势低迷。部分后知后觉的散户损失惨重。舆论开始将矛头对准刘士余。5月，经济学家韩志国甚至公开发难，将刘士余推向了舆论的风暴眼，也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争论。
这也几乎是所有证监会掌门人坐稳位置的必由之路。这是一个时刻处于暴风眼中的角色。历届证监会主席多是惜字如金，但是刘士余却打破常规，屡屡在公开场合“放狠话”，直接表达看法。
2017年底，刘士余在基金业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脱稿演讲，猛烈抨击险资举牌是“妖精、野蛮人”。“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
此后，他又在多个公开场合，以鲜明犀利的语言直指忽悠式重组、高送转与大股东减持等市场乱象。“吃相难看”、“秋后算账”、“10送转30全世界都没有”等极具刘式个性的表达频频登上网络头条。
喊话式监管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险资乱举牌、壳资源乱炒作、高送转乱象以及多年不分红“铁公鸡”等股市顽疾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
资本市场既需要在过于低迷时洒进阳光，也需要在过分亢奋时敲山震虎，这个角色的度很难把握。刘士余在不断尝试中渐入佳境，市场开始认真体会他的每一次讲话。
有人对刘士余鲜明犀利的监管风格大为赞赏。亦有人对他的“喊话式监管”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在过度干预市场。特别是在其痛批“高转送”、次新股，导致沪指一度大跌之际。
在很多批评者看来，毕竟涉及1亿多投资人的公开市场，出言确实要慎之又慎，监管者最好还是多做少说。应该少一些喊话式监管，多一些“治本”的制度体系建设。
讲政治，也实干
在刘士余上任伊始，有观察者一度觉得他可能是保守型的过渡官员，但其一路在舆论危机中前行，取得了超乎期待的成绩：打击股市各种乱象，解决新股发行“堰塞湖”、严格退市新规、加强上市公司一线监管，落实投资者保护机制等等。
资料显示，刘士余出生于1961年11月，江苏灌云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曾先后工作于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建设银行。1996年他调任央行，从银行司司长到副行长，一待就是18年。直到2014年底出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在漫长的央行官员生涯中，刘士余曾分管过央行多个核心部门，包括金融稳定局、条法司和支付司等，经历了央行分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重组上市、处理多家问题金融机构等重要事件。
同时，刘士余和现任央行行长、证监会原主席周小川曾长期共事。2003年左右，周小川曾兼任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士余则担任副主任。
央行以及银行体系内部对他评价——“善于平衡和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懂政治，情商比较高”。
2016年9月，为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工作会议精神，证监会为贫困地区企业上市开通了“绿色通道”。符合条件的贫困县企业IPO可以不用排队，“即报即审、审过即发”。虽然市场一度有声音质疑其公平性，但在很多人看来，刘士余将IPO与党中央号召的“精准扶贫”挂钩，一石二鸟，足见政治智慧。
在很多下属眼中，刘士余很务实、“实事求是，不会搞虚的东西”。
多位与刘士余接触过的金融机构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刘士余作风务实低调，喜欢亲赴一线调研，在实践中形成有针对性的监管思路。
在媒体眼中，刘士余有着非常鲜明的人格魅力，低调谨慎却又幽默直爽。全国“两会”期间，被媒体追问如何支持新经济企业发展时，刘士余风趣回应：“你们觉得好吗？那就咱们一起干呐！”
对于从严监管是否过度的问题，刘士余说，“这个得由你们来评价，不是我认为。如果你们觉得监管力度过头了，就告诉我；如果力度还不够，证监会就要尽一切努力，加大监管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樊芸等代表就“强制退市”“独角兽企业回归”等问题四问证监会。当时笑而不语的刘士余会后专门打电话邀请代表到证监会座谈。“欢迎你们提建议”成了刘士余对外的常用语。他一直试图从更多角度得到更广泛的理解，以便为改革赢得更大的空间。
不可否认的是，刘士余执掌的证监会监管方式更灵活，更接地气，与市场、舆论的互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只是监管的边界尚待更好的厘清和把握。
有专家建议，监管部门应当关注市场情绪与理性建言，不能对市场主体行为进行过度干预，但也无须迁就市场的不合理要求，要坚持严格并持续履行自身监管职能，正确的方向不应改变。
新证监，新挑战
此轮机构改革，银保监管合并、证监会得以保留，市场解读为当下资本市场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对于证监会的独立，业界预期，这意味着中央对扩大直接融资寄予厚望，证券市场未来在中国经济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间接融资占比过高，直接融资不足。不断扩张的间接融资滋生了金融风险，也推高了实体的融资成本，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将银监保监合并，证监独立，有利于在规范间接融资的同时，更好地推动直接融资的发展，服务于经济转型的目标。
IPO注册制改革迟迟未能完成，亦被认为是证监会得以保留的重要因素。
今年2月23日，受国务院委托，刘士余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建议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定期限延长二年至2020年2月29日。刘士余说，目前在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交易者成熟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与实施注册制改革不完全适应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
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实施注册制的大方向不会变，推迟两年执行是为了更好的完善前提条件，做好充分的准备，避免仓促推出对市场带来冲击。
未来证监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迎接“独角兽”的归来。“两会”期间，被问起新经济和独角兽问题，刘士余回答说，会设置相应的制度安排，创造工具迎接独角兽企业回归A股。
刘士余表示，遗憾不能再发生。“限于当时的特定制度环境，一些主体在中国的新经济企业选择到境外上市是好事。但国内没有享受到它们增长的成果是个遗憾。新时代不能让遗憾再发生”。
据了解，目前证监会已针对生物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4个行业中的“独角兽”企业，开通“快速通道”，符合相关规定者可以实行即报即审，不用排队。3月8日，富士康股份首发申请获得通过，从上报招股说明书到最终过会用时仅36天。
对于已在海外上市的BATJ等优质独角兽企业，3月30日，证监会公布了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CDR试点的意见通知。据《财经》记者了解，最快可能于今年6月就会实施落地。
“刘士余以及其带领的这届证监会管理层的执行力还是很强的。”有业内人士评论。
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看来，目前“一行两会”物理上的合并是容易的，真正难的是功能结构上的调整。目前，证监会监管的范围有些狭小，比如债券市场是否应属于证监会监管范围，需要对证券市场从法的层面和微观功能上进行调整。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前政府曾考虑的一个方案是，借机构改革契机，证监会把债市的监管权统一过来，放到债券监管部监管，发改委的企业债审批、央行交易商协会的中票审批亦予划归。“虽然此次公布的方案并没有提及，但从目前的发展势态看并不是没有可能。”接近监管人士称。
刘士余在央行期间，参与推动了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立，此后短融和中票等系列债市产品创新、市场创新，促进了中国债市的蓬勃发展。过去两年，刘士余亦多次公开表态，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如债市监管统一，将改变过去市场割裂、多头监管矛盾的局面，中长期看对债券市场是个利好。”有机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首，其重点是防范金融风险。日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到“一行两会”调研并强调，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正是刘士余的强项。此前其在央行任副行长时期分管金融稳定工作，非常重视风险防范。过去两年，刘士余以及其带领的证监会汲取股市异常波动教训，对存在的乱象和问题果断出手、多管齐下，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市场风险。其维护市场稳定的能力经受住了新考验。
刘士余的下一个目标是建设资本市场强国。要实现直接融资占主导的资本强国，就需要建成一个国际化的资本市场，让全球资本服务于实体经济，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收益。
从资本市场大国发展至资本市场强国，并非朝夕可以实现。现在，刘士余大概率将继续留任证监会主席。如何强大资本市场，并推进与央行、银保监管的有机协调将是他面临的未来使命。过去不错的成绩单，已经激起了市场对他的更多期待。
（本组稿件首刊于2018年4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本文来源：《财经》
记者：陆玲 秦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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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归教授到央行新掌门，易纲的新征程和新使命
2018年3月9日，易纲出席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40年前，他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大一新生；24年前，作为海归教授，他和林毅夫等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1年前，他“学而优则仕”，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如今，60岁的他成为中国央行新掌门。他，就是易纲。
从某种意义上说，选择已经在央行工作多年的易纲来接替周小川，说明当局希望维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是对周小川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肯定。
“他（易纲）辅佐周小川行长15年，连续性是挺好的。在一个机构中呆久了，耳濡目染，对机构的文化、机构的使命理解得更为深刻。他会同化别人，别人也会把他同化。”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长期供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部门的伍戈对界面新闻表示。
“他原来也长期做研究，有深厚的理论积累，到工作中，与实践相结合，比较有方向感、前瞻性。”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在对界面新闻谈起他的老领导时如此表示。
“而且易行长的外语好，国际上人脉比较广泛，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交往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有易行长这样一个人来作为中央银行的行长，更加有助于中国开展金融外交。”管涛说。
从北大学子到北大教授
1980年，22岁的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先后在哈姆林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被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聘为副教授，并于1992年获得该校终身教职。
后来易纲在谈及这段海外留学的经历时透露，刚到美国时兜里只揣着2美元，吃饭和零花钱必须得自己打工。“当时出国只让换两美元的外币。我去了之后，每个星期在学校食堂洗三次碗，每次洗三个钟头，开洗碗机流水线，我是流水线的一员，可以挣一些零花钱。”2012年易纲在做客中国金融博物馆读书会时称。
他说，“我一当助理教授之后，税前一个月是几千美金，我妈妈是一个小学校长，管几十个老师，几百个孩子，很多个班级。那时候我妈妈一个月只挣99块人民币。而我20多岁，一个月挣几千美元，只有两天有课。我就在思考，这个差距怎么那么大？我后来搞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实际上跟我的经历，以及这个反差是分不开的。”
1990年，易纲发表了《Inflation and price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通胀和价格波动：中国实证研究），文中运用1953年-1988年的数据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此后，他写了多篇文章研究中国的货币需求问题，将货币化和通胀预期加入货币需求函数，解释了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货币超发严重但却并没有明显的通胀。
1994年，易纲回国在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同年8月初，易纲和林毅夫、海闻等“海龟”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87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林毅夫出任主任，海闻、易纲出任副主任。
学而优则仕
他回国的那年，中国正面临的严峻通货膨胀。1994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前一年上涨了24.1%。易纲当时认为，货币扩张主要来自于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的那几年里，易纲调研了人民银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他认为，在现有的条件下搞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很难将债务重组做成“最后的晚餐”。
可能是因为其对相关宏观问题的专业研究引发了决策当局的注意，1997年易纲被调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从研究转入仕途。此后，他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2009年至2015年，易纲曾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此外，2014年4月起，易纲还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的中财办，是为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的部门，属正部级机构。
管涛在谈到易纲时，除了肯定他学识渊博、外语出色，还提到了他比较讲究顶层设计。“我印象非常深的，他来了以后，跟我们说日常工作不能够零打碎敲，要有一个顶层设计，每个部门工作要有一个目标，定一个时间表路线图，你的工作就按照这个时间表、路线图往前推进。一方面，可以少走弯路，因为零打碎敲你可能就不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了。另一方面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可以调整工作的方向和路线。”
8·11汇改的功过是非
易纲是外管局成立以来担任局长时间最长的一位。管涛回忆说，易纲在担任外管局局长期间，大部分的时间主要是在应对资本流入的压力。他在推动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特别是在货物贸易与管理改革方面有很大的动作。
“原来我们对货物贸易管理采取核销制度，要求货物和资金流一一对应，这样和实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增加了企业的很多不便。他来了以后，指导相关业务司研究货物贸易的改革方案，从逐笔核销，转为总量核查，这样的话，就把核销的手续大大简便。这在前些年受到了各地的普遍好评。”管涛说。
在外界看来，易纲在掌管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六年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8·11汇改”和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这两件事。
长期以来，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多少是合适的，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话题。早在1997年，易纲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一文中就提出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应对建议：适当增加进口、藏汇于民、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账户，但这之后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外汇储备依然在快速地上升。1994年底时，中国外汇储备是516.2亿美元，到了2009年，易纲担任外管局局长时，外汇储备将近2万亿美元，而在他的任内，外汇储备一度接近4万亿美元。
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人民币中间价一次性贬值2%，并调整中间价形成机制，即做市商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同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客观地说，8·11汇改是人民币汇率朝市场化形成机制迈出的关键一步。在此之前，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一直进行得很慢。但令市场不解的是，当时并不是一个改革的好时机，一方面股灾刚过，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经济处于低迷期，不得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增长，但这些政策和稳定汇率相冲突。
两天后，央行举行汇改吹风会，易纲在会上作出坚定的表态，“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传言，“所谓人民币要贬值10%，要刺激出口，还说这是官方意图，完全是无稽之谈。”他反复强调，“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但市场还是朝着贬值预期不断强化，到2016年底人民币汇率一度接近破7。央行不得不动用巨额外汇储备来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外汇储备跌去近1万亿美元，直接让央行成为“被争议”的对象。
对此，易纲在2017年3月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解释道：“使用外汇储备和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整个过程，是利大于弊，对中国和对国际社会都有好处。有的朋友问过我，说外汇储备是不是动用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在这儿跟朋友解释一下，我们卖出美元都收回了等价人民币，不是说外汇储备都打水漂了，这是一个等价交换的过程。”
易纲还强调，这个过程中是遵照市场规律的。“因为人民币汇率保持弹性，使得市场的信号得以发挥，而且汇率的弹性，也是我们维护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一个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信号得以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8·11汇改后不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决议于2016年10月1日起生效。尽管如此，人民币离名副其实的国际货币第一梯队还有相当的距离。
“相比真正一流的储备货币和成熟有效的市场，人民币和国内金融市场还有很大的差距。在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影响力的问题上，要特别的‘心平气和’。”易纲在去年底“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的活动上谈到人民币加入SDR时表示。他说，人民币加入SDR之路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路，需要贸易投资、金融业对外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三驾马车”协同推进，缺一不可。
旧人的新挑战
2002年周小川接手央行时，中国经济居世界第五位，国内银行业不良贷款高筑，部分外国学者甚至给中国的国有大行冠以“技术性破产”的帽子。现在，中国经济位居世界第二，全球十大银行中，中国的银行占据近半壁江山。
15年里，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翻了近一番。这期间，中国人民银行统筹推进了国有银行改革、人民币汇率改革、应对次贷危机、人民币走出去等重大议题，从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正部级单位，一跃成为推进经济增长、引导经济转型的中枢机构之一。
金融业高速增长的同时，风险也在不断积累。地方政府（包括融资平台）和国营企业的大量债务存在潜在违约的可能，居民负债比率在房地产市场火爆的带动下一路飙升，非标准化金融产品、银行表外扩张、跨资产种类套利等渠道加杠杆屡禁不止，使得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变得棘手。
这是易纲和他的团队将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周期性风险所在。
易纲在《中国金融》2018年第3期发表的文章《货币政策回顾和展望》中提出，“相对慢一点的货币信贷增速仍可以支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对M2增速变化不必过于关注。”
他指出，从国际上看，来自外部的不确定变化也可能向国内经济金融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回暖还可能给国内物价形成一些压力。从国内看，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他表示，人民银行将按照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要求做好总量调控，根据调控需要和流动性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流动性管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稳定，促进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流动性环境。
同时，将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同业存单、绿色信贷业绩考核纳入MPA考核，优化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
在金融改革方面，易纲表示，将按照“放得开、形得成、调得了”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稳定地位。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
根据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和保监会将合并成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时将银监会、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将划入中国人民银行。这意味着中国央行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如何完善金融综合监管也将是对易纲的新挑战。周小川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发布会上也坦言：“这里的工作其中有一条也是人民银行要牵头，增强各个金融机构特别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提高协调的效率。”
回望易纲的经典观点
怎样强调质量也不过分
眼下在中国，“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热门词。但早在20年前，易纲就提出来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怎样强调质量也不过分。”他在1998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强调质量》一文中说。
“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如果所做的只是为了增长，就需要对增长作一个彻底的讨论，就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有一个低效的高速度之类的观点进行严格的检验”。易纲写道。
“有些人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应该追求速度，不必追求质量和效率，并且认为经济发展必须要维持高速度，这种看法站不住脚。不妨举出一个反面例子，法国巴黎最好的房子有许多是拿破仑时期建的，距今200多年。为什么200年前的法国能注重质量，而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谈质量和效率呢? ”
违背市场规律必然要付出代价
2016年7月，易纲在《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一文中写道，次贷危机威胁到金融安全，从危机中能够学到的东西很多，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必须要正确和稳健，这对整个金融的稳定至关重要。
二是，没有“免费的午餐”，违背市场规律必然要付出代价。“如果用一种金融创新使不符合标准的人得到贷款，好像解决了问题，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金融风险，代价非常昂贵。金融业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
三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过度相信评级公司。四是，风险暴露以后，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很多人没有估计到次贷危机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力。第五，货帀当局的稳定措施不断地在防止危机和道德风险两方面权衡非常困难。
要害问题不是老百姓不想干而是政府不让干
2000年，易纲在《财经界》杂志刊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盲区》一文指出，一个盲区是对资源及环境保护的漠视，另一个是政府不合理的干预和管制。
“中国目前的条条框框实在太多，严重抑制了竞争与创新，从而影响民间投资与消费的热情。以金融业为例，中国的金融管制可谓铁板一块，各大银行全捏在政府手里。金融管制的结果，一方面使得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有活力的非国有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支持，缺少活力的国有企业却能轻易获得大量贷款。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约束总也硬不起来，为什么10多年未赚过钱也不属于什么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还能继续生存? 原因再简单不过，就是因为政府这些年一直通过金融资本市场来为其输血打气。”
“因此，在中国，要害问题其实不是老百姓不想干，而是政府不让干；民间投资不景气，不是没得干，而是没法干。周其仁教授曾经指出，中国官员的思维是爱‘管制’ 爱‘规范’ ， 一来二去， 不将一个兴旺的产业规范得气息奄奄不算完。”
“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
每当谈及人民币汇率，不少学者就会提到“三元悖论”或“不可能三角”。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2016年4月，易纲和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同台亮相。在台上，伯南克说，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他表示并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中国需要加强对资金的吸引力，例如近期中国加速开放债市就是吸引更多资金的好办法。”
易纲对此表示，“三元悖论”的理论也可以灵活运用，“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而我的工作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具体来说，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此外，中国资本账户在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兑换的，只是在非常时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并不是实行完全固定汇率。
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介绍易纲的文章。其中提到，易纲曾对他的学生说：“我最喜欢的职业是当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教大家知道自己的尊严在哪里，什么是老百姓的权利，什么又是国家的权利。”
在文章中，南方周末记者提到曾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课堂上，听过易纲的讲课。在谈及政府行为的时候，他回忆了一桩往事：1976年，时年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当地每年都由政府来计划种多少亩小麦、玉米、黄豆、豌豆。农民们发现种豆类比种玉米的产量更高，于是，他们私下里调整，多种了10亩豆苗。两个星期后，豆苗长到2寸高了，但是主管的领导也发现了这一违规现象，他们亲自来开现场会，豆苗被拔了，可农时也被耽误了，全年的生产泡汤了。“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易纲最后评价道。
解决国民素质低要先清楚定义私人产权
2015年4月，易纲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举办的“悦读会”上介绍他的《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一书时说，“我一直特别关心中国的环保问题，比如大城市的堵车、电子垃圾、办公和居住用房的浪费、国土荒漠化等。关于国民素质，我也提到我国国民素质在以下几方面亟待提高：缺乏公共意识、做事不认真、缺乏风险意识。”
“要如何培养公共意识？首先要有私人空间，要分清楚私人空间、公共场合，才能逐步树立起公共意识。假如一个地方、一个国度、一个岛屿从来就没有私人空间，或其私人空间被完全剥夺，要同当地人讲公共意识确实比较困难。所以要解决国民素质低的问题，需要首先清楚地定义私人产权，并且逐步改善法治环境。”
本文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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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兼任央行党委书记，金融混业监管格局进一步清晰
在3月21日刚被任命为银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的郭树清，在新的“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架构中的使命远不止于此。
据《财经》记者从权威渠道确认获悉，2018年3月26日下午3点，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局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了由郭树清兼任央行党委书记、副行长的决定，会议同时宣布，此前已经获任央行行长的易纲，出任央行党委副书记。上述任命打破了之前多年的央行高层任职惯例，在易纲之前，周小川同时担任央行党委书记、行长两个职务。
此前在3月19日，全国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审议机构改革之后的新一届政府部门负责人中，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正式接替任职15年的周小川。
在新的“一行两会”金融监管架构中，央行须发挥强势作用，业界当时就有预期，或有进一步的人事后续组合安排。
根据分工，在业务层面，央行全面工作由行长负责。央行党委书记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党委在组织、人事等方面的领导职责。此次由银保监会党委书记兼任央行党委书记，被外界视为是中国金融混业监管进一步协调的特殊安排。
有权威人士认为，对于郭树清的任命蕴含着对于中国未来金融、财政、发改委等大格局改革的长远考虑。亦有业界人士认为，对于郭树清的新任命，是对此前各界预期中的英国双峰监管模式中的大央行角色的变通体现。
简历显示，郭树清，男，汉族，1956年8月生，内蒙古察右后旗人，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列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法学博士学位。1974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有关郭树清详细报道请参见《郭树清出任银保监会首席主席：且行且改革》）
易纲，男，汉族，1958年3月出生于北京，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在银监会保监会合并之前，有关“央行和银监会合并”的猜想就一直存在，一位地方银行负责人指出，因为银行业机构有很多方面要受央行和银监会双监管、双考核，但面临的统计口径是不一样的。
“央行和银监分工总体清晰，但在数据报送、存款统计口径、‘三个不低于’、发债及ABS审批等要求不一致。”一位城商行副行长表示。
以存款统计口径为例，结构性理财是否纳入结构性存款，就存在分歧。而在三农与小微方面，央行要求的“三个不低于”与银监会要求的“三个不低于”标准有所不同，对于银行来说，要达到双重标准也是不小的压力。
郭树清从出任合并后的银保监会主席再到就任央行党委书记，某地方银监局局级人士都认为这样的任命对郭均更为合适，“郭树清是央行老人，他任央行党委书记更好协调。”
某货币政策领域经济学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上述经济学家认为，郭树清非常优秀、正派、有能力，相信他会协调好央行和银保监会的关系。这样的任命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两方面都能取得好成绩。
亦有业内人士认为，郭树清是声名卓著的“拆弹专家”、“改革旗手”，而且具备商业银行和地方从政的双重经验，更易体认金融改革的复杂性、现实性，更具统筹金融改革全局的掌控力和执行力。其未来对进一步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从而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坚强保障将发挥至关重要的租用。
某央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上述人士安排还要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路去思考，未来不排除新合并的银保监会会完全纳入到央行中去。
随着党委书记、央行行长人选落定，中国央行新班子成员架构如下：郭树清任中国央行党委书记，易纲任中国央行行长。现年51岁的陈雨露为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同时是排名第一的副行长；现年54岁的潘功胜为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现年53岁的范一飞为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徐加爱任中央纪委驻中国人民银行纪检组组长，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刘国强是行长助理、党委委员。
本文来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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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清出任银保监会第一任主席：“郭旋风”迎来新挑战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3月21日下午，担任银监会主席一年多的郭树清成为刚刚成立的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保监会”）第一任主席。
凭借过硬的专业素质和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郭树清担任首任中国银保监会主席并不令人意外。郭树清也因面相谦逊儒雅、办事雷厉风行，而享有两个称号——“学者型官员”和“郭旋风”。不过，考虑到当前中国金融业防范化解风险工作错综复杂，以及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后急需有序整合，郭树清面临的挑战不可小觑。
学者型官员
郭树清于1956年出生于内蒙古，家中有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老三，家境并不富裕。
1974年，从四子王旗一中高中毕业后，18岁的郭树清作为知青，来到离学校60多公里远的红格尔插队。经过三年多的插队磨练，1978年3月，郭树清离开红格尔，考进南开大学哲学系读书。1977级哲学系有七八十个学生，只有12名女生，郭树清和妻子王颖为同班同学。毕业后，两人一起到了北京，郭树清考进中国社科院马列所读研究生。
虽然所学并非经济专业，但是郭树清勤奋思考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尚在读研的郭树清写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为了这篇3.5万字的论文，他花了两年多时间在内蒙古和山西雁北做社会调查，研究比较经济体制。当时尚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的郭树清与刘吉瑞、邱树芳等人，上书国务院领导，认为“双轨制”是一种冲突型的双重体制，它的长期持续，必然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甚至会导致改革的“夭折”，这一言论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这一年他28岁。
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毕业后，郭树清在国家计委、体改委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多年。1998年3月，国家体改委撤销，改设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郭树清则被任命为体改办党组成员，与周小川、楼继伟等人均是时任体改办主任朱镕基的老部下。
在此期间，郭树清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被称为“整体改革论者”，共同提出了“整体配套、分步实施”的改革思路。2010年11月，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获得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郭树清还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两度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曾与郭树清共事过的人对澎湃新闻表示，“郭树清有比较强的学术背景和很深的学术素养，做事稳健，专业性强。”
初试锋芒
1998年7月，42岁的郭树清学而优则仕，被任命为贵州省副省长，分管外资、旅游、金融等。2001年，郭树清返京，正式踏入金融领域，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其时恰逢中国外汇储备的巨额增长期。当时的外汇管理制度备受关注，从人民币升值的争论，国际收支巨大的顺差，备受争议的汇率制度，到资本市场的“请进来”和“走出去”，再到外汇储备史无前例的注资国有商业银行。
2003年12月，郭树清担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05年3月，当时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因涉嫌受贿而匆忙离任，郭树清临危受命，担任建设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2005年建行在香港首发上市，创造了当时全球IPO最大规模纪录，成为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中首家股改上市的银行。当时中国银行业被认为“技术性破产”，被海外投资者集体看空，然而郭树清坚持国有绝对控股、提供先进技术、回避竞争、出价明显高于净资产等原则，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确保了成功上市。随后郭树清领导建行开展公司治理改革，首先引入国有银行领导人问责制，也在建行掀起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
有趣的是，作为国有大行的董事长，他多次扮演“神秘人”，亲自体验建行服务流程，提出改进意见。
“郭旋风”
真正让“郭旋风”闻名的，是郭树清2011年10月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后。
虽然郭树清的证监会主席历时不到18个月，成为至今为止任职时间最短的证监会主席，但其强烈的个人风格令市场印象深刻。这位改革者在执掌资本市场之后，也延续了这样的思路，即注重资本市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从优化市场结构、规范市场秩序、提高市场效率等多方面，推出系统改革措施。在短短17个月内以极度密集的节奏全面推开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制度改革。
最为人熟知的则是，自2011年10月至2013年3月卸任证监会主席，在担任证监会主席的506天里，提出的各项制度调整政策达70项，相当于“7天一新政”，郭树清也因此被称为“改革家”。
2013年3月，郭树清离开了证监会，奔赴山东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代省长，后于6月出任省长。2013年8月，山东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一被称为“山东金改22条”的文件，正式拉开了山东金改大幕。在郭树清“每个市都要配一个懂金融的副市长”“从中央金融机构抽调30名干部到山东挂职”的推动下，多位来自一行三会的中层干部选调山东，配合郭树清的山东金融改革之路。
在2017年2月正式接班尚福林担任银监会主席之后，郭树清不断向资金空转、内控混乱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祭出大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三三四十”大整治。
所谓“三三四十”，指的是银监会从去年3月末启动的“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十乱象”整治：“三违反”指违法、违规、违章；“三套利”指监管套利、空转套利、关联套利；“四不当”指不当创新、不当交易、不当激励、不当收费；“十乱象”指股权和对外投资、机构及高管、规章制度、业务、产品、人员行为、行业廉洁风险、监管履职、内外勾结违法、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等十个方面市场乱象。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银行业“大体检”后，银监会对外透露，治理收官后，各级监管机构发现问题5.97万个，涉及金额17.65万亿元。同时，银监会行政处罚金额及责任人均创下历史纪录：2017年银监系统做出行政处罚决定3452件，罚没29.32亿元，处罚责任人员1547名，270名相关责任人取消一定期限直至终身银行从业和高管任职资格。
挑战何在
3月13日上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统一监管银行业和保险业。与此同时，此次改革方案还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对澎湃新闻表示，职责重新划分后，央行将主要负责通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为整个金融业制定发展方向和规划；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将在机构和市场层面贯彻微观审慎监管，从机构监管到行为监管来统一把控，金融机构可以由此统一地建立金融监管标准，金融监管套利、投机空间出现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降低。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对澎湃新闻表示，金融业综合经营、混业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需要加强综合监管，这是迈出的第一步。此外，金融监管规制和执行分离，金融的发展和监管的职责分离，未来能够让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更加专注于监管，适应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更好地防范风险。
“银行和保险业都属于间接融资，监管规则和方式比较接近，合并有其合理性。比如银行有资本充足率要求，保险公司有偿付能力的要求，合并之后有利于效率提升，”董希淼表示，“银行和保险由同一个机构监管，监管套利的机会就会大大下降，也能减少监管交叉的地方。”
身为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第一任主席，郭树清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解决银行业的沉疴，还要挑起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违纪被查之后，群龙无首的保险业监管的重担。
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层面，郭树清在今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做了总结，称去年对银行业市场进行了整治，重点是治乱象，补短板，聚焦在同业、理财、表外业务上，效果总体很好。同业资产和负债都大幅度下降，理财增长也很缓慢，到1月份同期增长1%，表外业务收缩，野蛮生长的产品开始停止，最近来看，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都在减少，银行资金脱实向虚的趋势基本得到遏制。
对于下一阶段的整治目标，郭树清表示，将继续聚焦在影子银行上，包括同业、理财、表外、交叉金融风险，“同时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信托也是薄弱环节，互联网金融也是薄弱环节，要加强整治。”
从体量上讲，2017 年四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为 252万亿元，而同期保险业总资产16.75万亿元。虽然体量上差异明显，但保险业的问题也极为棘手。
除了资产规模的上升，郭树清接手后不得不面临的还有中小险企由于“超发”理财型保险产品而带来的偿付压力。更甚者，或许还有隐匿在保险机构背后的“大鳄”。
此外，险企大股东“紧箍咒”——《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3月初刚刚发布，激进保险公司的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如股权结构复杂、实际控制人凌驾于公司治理之上；资本不实，挪用保险资金自我注资、循环使用、虚增资本；违规代持、超比例持股，把保险公司异化为融资平台等。
记者：周炎炎 陈月石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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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余：依法严办一批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典型案例
2月22日上午，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刘士余来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委员会，调研指导行政处罚工作，刘士余勉励大家，依法严办一批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典型案例、严惩一些在市场上兴风作浪的违法主体，社会效果抵得过一沓宣言书，行政处罚战线的全体同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和中国资本市场事业的忠诚，是证监会系统践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精神的生动体现，证监会党委对行政处罚队伍的专业性、战斗力、执行力予以充分肯定。
刘士余强调，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党的十九大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伟大实践。2018年是党的十九大宏伟蓝图施工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证监会系统担负防控金融风险、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等艰巨任务，每一项任务都要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法治要求下进行。2018年“两会”召开在即，这是继党的十九大后又一次举世瞩目的盛会，证监会全系统都要扎扎实实做好资本市场监管执法的各项工作，为“两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刘士余对行政处罚工作提出五点要求：
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践行时代使命。处罚委及系统相关单位、部门都要依法行使执法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八届四中全会和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学懂弄通做实，确保行政处罚工作始终在党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行进。行政处罚工作要永远坚守公正执法、清廉执法、从严执法、高效执法这条底线，全体同志务必筑牢思想防线，练就“金身不败”，坚决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不懈反对“四风”，确保自身政治素养始终过硬。
二是要坚决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强化法治意识，坚持依法行政。增强依法执政本领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需要全面增强的“八大本领”之一，行政处罚战线的同志在法治上讲政治就是要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法制建设上的重大举措、重大安排学明白了、想明白了、干明白了，就是要把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学深悟透，躬身践行，把全会提出的各项要求转化为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行动自觉，严格依法行政，始终坚持公正、清廉、从严、高效执法，同时还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接受司法监督和司法审查。
三是要总结执法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证监会多年来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监管执法实践，“查审分离”执法体制就是其中之一。处罚委作为专业化执法部门，与稽查部门既有分工协作、又相互监督制衡，通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出了积极探索，要把这项制度运用好、宣传好。深度挖掘案例成果，系统总结执法经验，形成中国案例，讲好中国故事的资本市场执法篇章，助力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
四是要提升业务素质和专业能力，厚植中国底蕴，拓展国际视野，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行政处罚工作在资本市场监管全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证监会系统内具有引领和标杆作用，在全社会具有价值导向作用。行政处罚干部最大的专业就是保持法治和改革相向而行，坚持公平公正执法。公正是法律的生命线。要注重汲取中外一切法律文明成果的滋养为我所用。要树立“本领恐慌”意识，不断提高处理新型疑难复杂案件的专业能力，同时拥抱新科技、助力执法效能提升，注重借鉴国际成熟市场执法经验，用严格公正的执法工作为证监会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利推行保驾护航。
五是要加强内外部沟通协调，优化执法环境，形成执法合力。要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努力创造条件主动争取立法、司法、政府法制、舆论宣传、金融监管等相关外部门对证监会行政处罚工作的理解、指导和支持，积极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要持续推动系统内执法资源的有机整合，确保执法统一性、协调性，共建“大执法”格局。处罚委要立足执法实践，发挥自身在多年案件审理中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关注国际市场最新立法动态，积极献言，推动《证券法》、《刑法》和《公司法》的修订完善工作，不断夯实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法制基础。
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姜洋和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调研座谈。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