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鹤推荐的九本书，你看过几本？
CFIC导读：
从刘鹤推荐的九本“重量级图书”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位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非常重要”的经济智囊内心的忧思，其中，你看过几本？
从埋首制定政策到挺近大国博弈一线，刘鹤，这位曾长期任职于国内顶级智囊机构的新任副总理，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在不少西方媒体眼中，不常露面的刘鹤是“中国的萨默斯”，读懂他，笃定切中未来经济脉搏。
从幕后到台前，学者刘鹤研究成果颇丰，副总理刘鹤却谨言慎行。从刘鹤推荐的九本“重量级图书”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位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非常重要”的经济智囊内心的忧思。
经济监管将告别“慈心央妈”
作为经济大国的操盘手，刘鹤曾为《21世纪金融监管》一书作序。该书也的确重磅——三位作者都就职于荷兰央行；译者张晓朴和序言作者刘鹤都是中国经济界重量级人物，且都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在不甚长的序言中，刘鹤的观点阐述得非常鲜明：
对美国金融危机，刘鹤认为是“源于人类对风险的无动于衷和错误判断”。他借用莎士比亚的话：“错误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身。”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认为放任金融自由化、复杂金融创新走向极致是导致危机的重要诱因。
对金融监管，他认为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要“长牙齿”。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他表示需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
对未来监管行动，他给出的明确路线是：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
由此可以断定，未来的经济领域监管，尤其是金融监管，无疑是严格而迅速的。“央妈”今后极有可能再不给不听话的金融机构“输血”，相反还有可能让违规企业永远退出市场。
此外，刘鹤还作为总执笔编撰了《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这本书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从这两本书来看，刘鹤倾心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预防未来危机发生。
投资拉动让位新发展模式
刘鹤作序的另一本书是《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这本书的作者彭文生毕业于南开经济系，在央行研究生部、伯明翰大学斩获硕士、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香港金融管理局、巴克莱资本、中金公司。同样，他也获得过孙冶方奖。
在这份序言中，刘鹤详述了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在继续发挥全球制造中心作用的同时，逐步扮演全球市场大国的角色。他表示，中国广大中低收入者将逐步转变为中等收入者，依托其消费能力，中国亦将成为国内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他还提出预防“中等收入陷阱”，描述了高层设定的城市化模式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路径。
刘鹤曾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和“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已为3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起草经济讲稿。他还让“顶层设计”一词火了起来。
深谙经济发展规律、熟悉国情的刘鹤除了为书作序，还通过书评荐书达意。《博士咖啡：中国经济真实增长的故事》出版于15年前——正是中国经济腾飞初期。刘鹤在该书书评中，对过热的投资拉动泼了冷水：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大国的经济仅仅靠政府投资拉动是非常有限的，更为关键的是要启动民间投资。他提出，政府要作为一个有远见的预见者来指导全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非常聪明的监管者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这些见解无疑是本届政府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
“大部头”揭秘大趋势
如同2012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样，刘鹤力荐的书，也大多是经典名著。而这些“大部头”中就藏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势的大趋势和大秘密。
《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也是刘鹤曾经作序推荐的经典著作，他还参与了该书的翻译。刘鹤认为：该书所记录的早期发展理论开拓者的思想和经历，对今天研究发展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说，从实践的角度看，今天的世界在很多方面尚未跨越当年这些大师的预言。
在点评《国家为何会失败》时，刘鹤说，阿西莫格鲁2012年的这本新著，展示了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对一国在历史的关节点上能否抓住机会、实现跃升的关键性作用。
刘鹤还公开推荐过《大国的兴衰》。这本书主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1500年以降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兴衰，以及在兴衰过程中，对世界格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刘鹤说，创新是高于一般经济道理的大道理，如果对此有怀疑，建议拜读《大国的兴衰》。
此外，《中国经济新方位》、《走向“十三五”：中国经济新开局》也是刘鹤推荐或参与撰写的，不同读者想必也能从中悟出不同的感触。
趋势前瞻者与政策预研者
1987年离开学校，刘鹤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他在此期间就开始站在国家的高度，主笔撰写《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1988年调到国家计委（2003年改称国家发改委）后，10年里主持制定了11部国家产业政策。
进入国家计委后，刘鹤每年都有研究成果问世。1998年他发表的《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何在》提出：今后20年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很可能是小城市为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城而实现城市规模经济的调整和竞争过程，10万—20万人口的上千个小城市会逐步形成气候，与大中城市形成互补的城市网络，这必然将派生出来巨额的投资需求并相应对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构成发生影响。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公布，学者认为，其中的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增强中小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等内容与刘鹤当年的观点是一致的。
1998年6月，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刘鹤和经济学家樊纲在北京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商讨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论坛的宗旨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改革的重大问题献策献力。
在“50人论坛”2015年年会上，樊纲指出，“十二五”期间，政府选择一些产业加以扶持的政策是不成功的，集中上马造成了产能过剩。樊纲建议更多实施普惠式的政策，鼓励各行各业应用和发明新技术。之后，神州大地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高潮，一个个创业成功典型，成为了激励一代人奋进的目标。
本文来源：长安街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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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Uncle He”？中国经济的核心智囊——刘鹤
3月19日，刘鹤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易纲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从《人民日报》前两年“五问”“七问”经济热点中的“权威人士”，到远赴瑞士达沃斯论坛传递强烈改革信号，刘鹤一直是外媒口中的“Uncle He”——中国经济的核心智囊。治大国如烹小鲜，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一方面要推进供给侧改革，改善营商环境，一方面要规范金融秩序，“Uncle He”走上副总理的岗位意味着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刘鹤1952年生，1969年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他当过知青，参过军，当过工人，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国务院信息中心、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有丰富的工作经验，2017年在十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鹤曾参与多项国家改革方案的设计，被外界称为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现年66岁。他将面临重整中国金融部门的新挑战，同时还要信守承诺，以更大力度向外资开放市场。
从2003年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开始，刘鹤已在中财办工作十年有余。中财办是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下的常设机构，除了负责起草重要的经济政策文件外，还担负为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提供政策建议的功能。这一机构从设立开始便在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在外界眼中，过去几年来刘鹤和他掌舵的中财办一样低调。但从2014年以来，中财办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
2014年10月，地方媒体报道了中财办主任刘鹤带队到江苏调研的消息，此后中财办开始了赴各地密集调研。接近中财办的人士称，这可以理解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的加强，或与改革进入深水区直接相关。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新的宏伟蓝图，其中涉及300多项改革内容, 几乎涵盖了国企、金融、财税、政府职能、城镇化、司法、人大制度、反腐、对外开放等所有领域。知情人士称，承担经济领域改革的就是中财办，由它来具体负责各项经济改革任务的推进和落实。
事实上，在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之前，刘鹤作为经济政策核心智囊的角色已经开始凸显。
刘鹤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国家计委（国家发改委前身）工作。在此期间，刘鹤曾主持制定过10多部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部由国务院正式颁布。他还参与过“八五”计划、 “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以及 “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同时还是多次中央全会文件的执笔人之一。不仅如此，刘鹤还为三任最高领导人起草过经济讲话稿。
2011年3月，刘鹤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同时，他仍然继续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国研中心是国务院宏观财经政策的核心制定部门，中财办则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刘鹤一人同时担任国内两大顶级智囊机构的领导职务，作为核心经济智囊的角色开始逐渐清晰。
2012年，刘鹤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随后不久，他便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与时任中财办主任朱之鑫一起，陪同最高领导人进行第一次地方调研（视察广东）。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经济新蓝图”，刘鹤是这一方案主要的起草者。
2013年5月，最高领导人曾向来访的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隆介绍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不过，对于来自外界的高度定位，刘鹤向来低调应对，他在回复媒体提问时曾表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读，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相当有限。
刘鹤也是毋庸置疑的坚定改革派经济学者。“顶层设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等收入陷阱”等都是他多次提到的关键词。他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刘鹤发表的很多论文都在有预见性地提出和分析热点的问题。他的一篇篇名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研究报告总结，获得了第十六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该报告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对比观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提出了诸多思考与建议。报告做了这样的总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
作为学贯中西的技术官僚，刘鹤走向台前，也意味着中国对中美关系更为重视。
一些西方学者认定，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这种逻辑就是“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这些西方学者认为中美关系也难以跳出这一逻辑。
也有一种评论认为，刘鹤、王岐山（副主席）、易纲（央行行长）等的任命皆有中国强化对美问题关注的意味，希望以学贯中西的领导人班底来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刘鹤则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学习，其对国际关系、中国经济金融改革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
瑞穗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曾评论称：“刘鹤将会像是一个中国版本的萨默斯（Larry Summers，前美国财长）和伯南克（Ben Bernanke，前美联储主席），以及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的结合体。”
“他不仅会监督全面的金融市场，包括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同时还会监督相关的财政和改革政策。刘鹤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幕后推手，在未来五年，也将会是塑造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人物。”
眼下，提振经济、消除贫困、强化中国的全球地位是中国的主要任务，但是，在推行雄心勃勃的中国计划的同时，如今还需要考虑的是，维护好中美关系，避免不必要的磨擦。据外媒可靠消息，此前在王岐山和刘鹤的陪同下最高领导人会见了美国官员，这也凸显了中国最高领导层愈发关注中美关系。
实际上，中国始终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是对发展中美关系的一种误导。
对此，商务部部长钟山表示，最近刘鹤出访美国，与美方就中美贸易问题进行了坦诚的、具有建设性的讨论。“不仅现在我们在谈，下一步双方确定还会继续谈。”
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3752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同比增长8.2%，被认为是特朗普此次坚持推出“与全世界为敌”贸易战举措的导火索。但其实，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了20%左右。此前，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提及，中国对美出口中很大部分出自加工贸易，约37%实际来源于全球供应链上从其它国家进口的部件，而非中国对美的直接出口。
在全球保护主义不断升温之时，刘鹤也在年初出访瑞士达沃斯论坛时特别提及，中国将利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机会，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至于是什么，中央政府正在研究。但可以非常负责地向大家报告，一些政策可能超出国际社会预期。”
刘鹤介绍，目前开放将聚焦在四个方面——金融业，制造业服务业，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扩大进口。
也有评论称，如果去年的达沃斯论坛是向世界传递用户全球化、开放的信号，那么刘鹤此行则是向世界做实中国改革开放的承诺。
眼下，金融行业、大资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强监管，资管新规预计也将在近日推出。其实，这一态势从刘鹤早前的表态中便可窥斑见豹。
刘鹤在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书系之《21世纪金融监管》所写作的序言中指出，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监管者需要对金融风险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提高风险警觉性，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要有预判、有预案。
为此，金融监管要有“适应性”，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金融监管还应“长牙齿”，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充其量不过是纸上谈兵。
另外，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通过协同推进金融布局、金融机构、 金融调控、金融监管和金融基础设施等改革以及与之配套的实体经济领域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金融自身发展。
外界也不断有预测称，刘鹤将兼任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稳委）主任。2017年7月，金稳委横空出世，其办公室落在央行，强化了央行的审慎监管职能。
在国务院金稳委成立之前，央行内部设有金融稳定局，国务院层面设有金融事务局（秘书四局）负责“一行三会”的行政事务协调，同时还有由央行牵头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如今，国务院金稳委从级别、人事、职能上都远远超过上述设置。
在本次机构改革方案中，银保两大行业的规制权移交给央行。也有评论称，未来“一委一行两会”的格局下，建立起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以及统一规制等都仍是非常急迫的事情，“金融乱象也包括资本市场的乱象。”
在求改革、求开放、求稳的同时，又要去杠杆、治乱象、协调监管、协调国际关系。这样看来，“Uncle He”的确重任在肩，未来几年的中国经济也无疑颇具看点。
本文来源：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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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扫地僧”刘鹤
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经投票表决，决定刘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金融。
金庸大师的《天龙八部》中，武功高手令人眼花缭乱。“北萧峰，南慕容”，堪称其中的顶尖人物。不料，萧峰和慕容复发现各自的父亲萧远山、慕容博居然还活着，而且武功比自己更高。
在少林寺藏经阁，一场最高境界的对决爆发。不料，一个谁也没注意的“扫地僧”突然站出来，瞬间出手“打死了”武功深不可测的萧远山、慕容博。然后，扫地僧又在野外“复活”了萧远山、慕容博，并化解了恩怨，令人目瞪口呆。
这与世无争的扫地僧，气度雍容，和光同尘，宠辱不惊，行事人所难测，尽显一代宗师风范。
在中国经济面临“灰犀牛”威胁的今天，一向低调的刘鹤，突然出手。
刘鹤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长期在计委、发改委从事产业政策研究，参与起草了诸多“五年规划”。他非常学者范儿，甚至与樊纲等人创办了“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这一论坛如今已成顶层设计的思想库。
同时，刘鹤大力推动经济改革，也是务实的行动者，思想开放，处事圆融，善于内外合力。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机遇是最重要的。刘鹤一生有几次关键的机遇：
• 1979 年，刘鹤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短暂执教。刘鹤回忆称：
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
• 1994 － 1995 年刘鹤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学习，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如果说邓小平周恩来那一代人出国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刘鹤这一代人的出国是为了学习“治理现代国家”的专业技能。这一经历，让刘鹤在高官中显得非常醒目，特别是在中美（G2）大国关系愈发重要的今天。
如今，66 岁的刘鹤迎来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机遇：担任负责经济金融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曾经说：
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以及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
现在，他站在了改革的第一线。作为坚定的改革派，他自上世纪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调配中的作用，注重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上帝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梳理刘鹤过去几十年的经历、文章和思考，他一直在为机遇在做准备。
01
顶层设计
1988 年，36 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开始长达十年的“政策设计”。
2010 年 10 月，“顶层设计”一词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出现。刘鹤在建议公布后第二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构成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后，才谈得上其他。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60 项、336 条改革令全球惊叹。这是一次堪称完美的“顶层设计”。
吴敬琏解释说：
据我所知，“顶层设计”是信息系统规划设计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意味着在规划设计一个信息系统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这个子系统的主体结构，然后才能进行它的各个子系统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就很难沟通、兼容和联动。
实际上，刘鹤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是“信息化专家”：1998 年刘鹤出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此后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
对于顶层设计的必要性，刘鹤给予了说明：
提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 30 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
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
02
灰犀牛与明斯基
2017 年 7 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呼吁“金融回归本源”，随即《人民日报》提出：“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周小川也在去年预警“明斯基时刻”。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是一次经典案例：雷曼兄弟的破产成为“黑天鹅”，引燃了次贷危机这只“灰犀牛”。
2008 年 9 月 17 日，雷曼兄弟破产两天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派出一位顾问，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此人即为刘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参加了这次会面。他说：
刘鹤的使命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
这次危机对刘鹤触动很大。刘鹤回国后撰写了《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并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刘鹤从危机中得到了重要启示：
• 金融监管要有“牙齿”：在两次危机形成过程中，监管上奉行“轻触式监管”，认为“最少的监管是最好的监管”。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甚至出现“监管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各国监管机构竞相降低监管要求以追求本国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优势。
（笔者注：目前中国强化金融监管的改革，显然汲取了次贷危机的教训）
• 货币超发后果很严重：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
（笔者注：2017 年以来，M2 增速显著放缓，中央推动“货币政策中性化”的取向已经明显）
•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
03
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人均 GDP 已达 8000 美元左右，步入危险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在拉美尤为突出，大量拉美国家到达中等收入水平后，就陷入了“原地踏步”。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有些学者声称拉美陷阱是“自由化、私有化、市场经济”导致的，刘鹤并不认同。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006 年 8 月 1 日至 10 日，刘鹤应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的邀请，对智利和阿根廷进行了访问，先后拜访了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马切尼，智利总统顾问、总统办公室主任、央行行长、财政部副部长以及一系列高级官员和学者，阿根廷经济产业部负责人、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以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驻阿根廷的分支机构、国内的主要研究机构负责人和著名专家学者。刘鹤得出的结论是：
• 造成这种现象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但最根本的是政治原因。拉美国家普遍经历了由军政府向所谓民主政府的过渡，民主派上台后，为了取悦于民和获得更多的政治选票，纷纷向国内民众做出较高的政治承诺和福利承诺。
由于国内财力有限，普遍采取了对外举债和对内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短期内人民获得一点虚幻的实惠，但很快被极高的通货膨胀税所冲销。高通货膨胀使当届政府下台，大量资本外逃，造成经济萧条。
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又作出同样的政治承诺。这就形成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恶性交替，政客与大商业集团在经济大起大落中获得巨大利益，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当地学者认为，如果说“拉美病”或者“拉美教训”，这一点是最根本的。
• 贫困增加和两极分化只是“拉美教训” 的表面现象，“拉美教训”的实质是，在过度民主化过程中，政客们 的民粹主义立场和态度引起经济大起大落。
04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5 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外有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为什么中国要加上“结构性”呢？
早在 2000 年，刘鹤就指出：
• 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 结构性矛盾可以归纳为：服务业比重过低甚至下降、城乡人口比例失调和极低的城市化率、社会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以及公司或企业治理结构改革不到位四方面。
05
底线思维
美国次贷危机后，刘鹤提出“底线思维”的重要性：
• 一是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
“底线思维”一词也被高层所接受。习近平在 2013 年初一次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及底线思维，称“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此后，底线思维频繁出现在各级政府官员的讲话中，成为一项工作原则。
刘鹤担任副总理后，中国经济如何寻求新的突破？
刘鹤是乐观的。
2008 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需剧烈下滑，中国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东部沿海出现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失速。刘鹤撰写万字长文，称中国经济是“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
• 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增长奇迹继续的关键是，要果断地把握时机，今天该做的事绝不拖到明天。
刘鹤的底气从何而来？他娓娓道来：
• 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
（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
（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 新加坡总统李光耀走到我身旁，用一口广东音很重的国语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 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李光耀说的是正确的。
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今天，刘鹤更是一位有鲜明价值观和历史大视野的改革者。他撰文写道：
• 改革初期，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项历史性决策的非凡意义，甚至到了今天，还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平均主义贫困和那时享有的精神特权，但是中国已经向前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大步。
• 受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对传统思想观念批判和要求变化的强烈社会共识逐步形成，这使得发动改革的新思想获得了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伟大的历史人物出现，正确的重大决策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实践。
• 各级政府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证明失败的路线已经没有必要再重新论证，重要的是务实地、符合规律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富裕起来和享有全面发展的权利。
• 需要看到，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痛苦磨难和深刻思考，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认同，也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本资源。全民族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创新与激励、权威与民主、中国与世界等问题的理性认识，则是历史给予中国极其宝贵的国家财富。
•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重视保护产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政府的导向作用，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实践。凡是改革成功之处，都在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坚持了市场制度的信条。
1990 年，朱镕基在上海市干部会议上掷地有声：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
28 年后，刘鹤在瑞士达沃斯论坛重申改革：
• 中国将利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机会，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至于是什么，中央政府正在研究。但可以非常负责地向大家报告，一些政策可能超出国际社会预期。
果然，十九届三中全会出乎意料地提前到 2018 年两会前夕召开，把“机构改革”落地提前了整整一年，完全“超预期”。
我们有理由期待刘鹤带给我们更多“超预期”，因为正如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所言：
刘鹤明智且务实，是一个既有从经济角度看透事情演进的智慧，也是对事务有务实理解的人。
本文来源：刘胜军微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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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刘鹤
3月19日上午9时，代表大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刘鹤当选副总理。
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自2013年刘鹤被擢升为中财办主任后，他在经济决策中所担当的角色越来越吃重。
“他对我非常重要”
2013年3月，61岁的刘鹤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在这之前，除了他所供职的机构和经济学术界，外界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当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飞往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习近平指着身边一位身材高大、有着学者风度的助手对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
据《华尔街日报》后来报道，多尼隆本来没有计划与刘鹤会谈，但他随即调整了日程，安排随行人员当晚就在人民大会堂与刘鹤举行了会面。因为他被告知，作为中国经济计划的重要制定者，刘鹤勾勒的经济前景将指导中国未来10年的行进方向。
这个细节被披露后，如今已广为流传。不过，事实上在被任命为中财办主任之前，刘鹤作为经济政策核心智囊的角色已经开始凸显。
2011年3月，刘鹤被任命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在出任这两项新职的同时，他仍继续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国研中心是国务院宏观财经政策的核心制定部门，中财办则为中共最高领导层提供经济方案，一人同时在这两大智囊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之前尚无先例。
这次调整也使得刘鹤跻身正部级官员行列。一年后，刘鹤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不久，他就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与时任中财办主任朱之鑫一起，陪同习近平到广东视察。这次视察是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地方调研。
从那以后，习近平几乎每次视察或出访，刘鹤都是重要的陪同者。这也使得早先“他对习近平非常重要”的说法得到印证。
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对关心中国政局的人来说，刘鹤的名字已经是无人不晓了。媒体为抢先披露会议即将公布的改革方案，四处打探他的消息，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一方案的主要操盘手，称他是“经济新蓝图的起草者”。
《华尔街日报》在会议前几个月的一篇报道中说，刘鹤目前面临的最迫切挑战是督导11月改革方案的制定。报道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的话说，“大约几个月前，他把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并“一直努力将七份报告拼凑为一个连贯的整体”。
彼时已身居要职的刘鹤谨言慎行，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要求。他的办公室在回复《华尔街日报》的电子邮件中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刘鹤的低调不但没有冷却记者追逐他的热情，反而激起了媒体更大的好奇心。不久，一份报告又将他推到了更高的潮头浪尖。
2013年10月27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周——刘鹤所在的国研中心对外发布了该机构为全会撰写的改革方案总报告。在这份简称为“383”方案的报告中，勾勒了一幅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中国新一轮改革路线图。
这份公开发布的报告还显示，负责方案制定的国研中心课题组，由该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鹤担纲领衔，国研中心多位资深专家参与写作。
由于这一方案的改革力度空前，又恰逢会议召开前夕，使得它很快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刘鹤本人也因为“担纲领衔”成为焦点的中心，一些记者甚至将对全会的关注转移为对他个人经历和经济观的探究。
善于内外合力
刘鹤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敦促执行市场化改革。他重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强调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注重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对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刘鹤认为应归功于在充分反思“文革”教训、形成共识后，坚持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坚持推行对外开放。他深信，改革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不竭源泉。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断言，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和中国的城市化。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三件事是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现在进入了中国人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纪元”。
1998年6月，时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的刘鹤做了一项影响至今的决定。他和经济学者樊纲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个旨在为国家经济政策献策献力的智囊团体，从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吴敬琏、易纲、林毅夫、周小川、楼继伟等一大批知名经济学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学界的改革派。
发起这个论坛，刘鹤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讨论，而是希望汇集国内经济学界的同道力量，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他曾回忆说，“记得当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
2003年5月，北京非典疫情肆虐，公众都尽量减少社交活动，唯恐躲避不及。而就在当月，这些经济学者仍聚在一起，在颐和园昆明湖上的一条游船上，讨论非典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今，“中国经济50人论坛”已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智库，成为服务于经济改革的一支活跃力量。论坛中有五位成员在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两位当选候补委员，很多经济改革方案的出台都与它有密切的关联。
除了是一位改革的推动者，刘鹤也是一位务实的行动者。他思想开放，处事务实圆融。
2012年2月，世界银行与国研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就中国未来二十年可能面临的风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议。这些风险包括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以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人数减少、不平等程度上升、环境压力和外部失衡构成的挑战等。
报告建议，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建议认为，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这些管理者将力图确保这些企业专注于商业目标，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
由于阻力过大，这项提议最终不了了之。对此，刘鹤的回应是不正面对抗，而是采取另一个策略：倒逼机制。他试图通过开放封闭行业，引进外资、外企，激发经济活力，加速国企的转型。
朱槠基在2001年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时曾用过这个策略。当时，他做出了减少外商投资壁垒、下调关税以及推行其他一些改变的承诺。这在之后10年提振了增长，同时令数万家竞争力差的国企被迫关闭。
刘鹤显然是这一做法的拥护者。他曾表示，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情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
经济学的训练
刘鹤对渐进式改革表现出的耐心，很可能得益于他长期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中国改革进程的了解。
1988年，36岁的刘鹤因一篇《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得到当时国务院领导的器重，从国研中心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计委的十年中，他先后在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产业政策和长期规划司工作，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制定政策，并且推行全国。
事实上，在调入国家计委前，他已经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了。1978年7月，在经历了一年下乡插队、三年军旅生涯和四年工厂劳动后，刘鹤考上中国人民大学，重新拾起了书本。在人大，他先后获得了工业经济系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短暂留校任教。
在大学期间，刘鹤曾和几个同学一起，为北京市西城区撰写了几份重建西单老商业区的研究报告。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报告不仅调查了北京百货大楼、西单商场等商场的经营方式、财务情况，还结合西单地区的客流和已有的商业经营情况，给出了商场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以及经济效益的分析，“让区里的领导大开了眼界”。
进入国家计委后，刘鹤开始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筹备和制定。这使得他有机会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而这种视野在1992年随着他的出国求学，又变得更加广阔。
出国后，刘鹤先是在美国西东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并在1995年获得了该院的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一直以培养精英官员著称，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公共政策培训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刘鹤在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期间，还是该院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
这是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项目，迄今已举办了50多年，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前特首曾荫权，都曾是梅森学者项目的学员，而授课的老师很多都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比如罗伯特·劳伦斯、罗杰·波特等。
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经历，对刘鹤影响颇深。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质量，不断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至关重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和他的同事们将这场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进行了对比，以粗线条勾画了两次危机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危机爆发后决策者将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三大挑战。
这篇名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论文，后来发表在吴敬琏主编的学术期刊《比较》上，广受学界好评，尤其是文章提出的三点思考(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如今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刘鹤也凭借此文获得了2014年的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对于身居高位的刘鹤获奖，评奖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解释道，这个奖项评选的是作品，而不是个人，评委会不受参选人身份的影响，只注重作品的学术水平。
“我们认为，文章对2008年危机以后走势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准确的。文章最后得出的启示，比如树立底线思维方法、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等，对现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张卓元说。
从这篇论文中，不难看出刘鹤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他曾用“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未来。他乐观地预言，“我们将目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繁荣，但即便到那时，增长还没有画上历史的句号，还需要我们的继续努力。”
今年2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刘鹤全程聆听与会者发言，但没有参与讨论、发言。对于媒体的穷追不舍，这位“中国的萨默斯(美国总统奥巴马前首席经济顾问)”惜字如金。
不过，当有记者问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时，他回答说：“中国经济转型必然成功。”
本文来源：高层内部参考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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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任副总理：从68篇论文读懂这位“经济核心智囊”
被称为“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
由人民日报社主管的《环球人物》杂志曾在2015年报道过刘鹤。
文章写道：对刘鹤本人，业界已有诸多评价：“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美国彭博新闻社称刘鹤为“中国的萨默斯（美国白宫原首席经济顾问）”，以强调刘鹤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中财办曾做过一个课题：“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负责人正是刘鹤。他在当时判断：危机不仅有破坏性，还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只要牢牢把握住中国战略机遇期内涵发生的重大变化，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就一定可以妥善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和平崛起。
基于这个课题，刘鹤2012年发表的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并于2015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18年正好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跌宕十年，世界格局已是地覆天翻。在此不妨来回顾文中要点，以史为鉴。
太平洋(3.060, 0.00, 0.00%)宏观：刘鹤30年经济思 想脉络梳理与思考
今年1月底，太平洋证券发布题为《思 想的格局：刘鹤30年经济思 想脉络梳理与思考》的研究报告，研报通过对刘鹤68篇学术论文及23次公开讲话进行梳理，从供需结构及金融风险两条主线总结了刘鹤的经济思 想脉络，其中的一些观察角度值得深度思考。
文中通过对刘鹤经济思想的学习，得到以下几点心得：
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反，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松了过剩产能供给、松了资本利得、加剧了贫富分化、进而紧了有效需求。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有效的政策应是对供需双方的深层次调整。因此，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过剩供给正在顺利推进，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及合理的通胀关键要进行的是“一补”，以及需求侧的改革。
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则取决于贫富差距的收缩（这也是刘鹤认为的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之一）。从而不难理解刘鹤经济思 想中城镇化及扶贫的重要性。
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建城市，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基建的重点预期将集中向城市网连接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投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将带给农民即时及持续性收入。这也是未来内需持续扩大的基础。
发展新经济不仅是补短板，也是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经济的短板在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信息产业。而如果以（负债/GDP）衡量宏观杠杆率，那么宏观杠杆率可继续拆分为：（负债/资产）*（资产/GDP），第一部分为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第二部分为资本产出比。因此，如果从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以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轻资产高产出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新经济不仅可以满足消费升级，同时可以在发展中降低高企的宏观杠杆率。
破除垄断及产权制度改革是补短板的工作重点。
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实体经济不断重复着发展、供求矛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供求重新匹配的过程。而金融业在参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尽量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动。
正文：
2018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出席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阐述了中国经济的顶层设计。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我们通过梳理刘鹤发表的68篇论文以及23次公开讲话，以期从决策层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图1是我们梳理的论文及讲话中所展现的经济思 想脉络，全文观点梳理也将以结构性问题及金融风险治理两条主线展开。
一、以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问题
（一）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
早在90年代，刘鹤就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上。
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面对潜力巨大的温饱型国内市场，在重工业生产加工能力和农业基础设施雄厚，而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相对萎缩的条件下，中国开始了结构转换，资源配置方向摆脱了旧的积累模式，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倾斜，同时，资源配置机制大胆地使用了市场手段，结构转换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实绩。农业丰收和居民收入提高，从供求两方面拉动着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增长，后者又导致潜力巨大但长期缺乏市场的重工业走出谷底。以满足温饱型消费需求为主导，以中低档工业制成品为最终产品的产业良性循环开始轮动。”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良性循环并未能长久地沿续下去。主要原因是：巨大的生产潜能使中低档主导产品具有相对无限供给的条件，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使国内低档产品市场相对迅速饱和。在这种情况下，低档加工制成品虽然仍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已丧失其主导地位，消费需求的偏好己经转向新的主导产品，包括产业关联链条长、技术密集的耐用消费品、新的交通通讯设备和新的服务。”“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偏差，把国际贸易推到至关重要的地位。”
结构性问题持续地困扰着中国的发展质量和发展的持续性，刘鹤清楚地认识到，“结构不合理和调整结构是任何经济的永恒主题。技术变化、需求偏好变化及体制的变化必须不断派生结构调整的要求，即使在后工业化经济体美国、日本及欧盟也都存在结构调整问题。我们必须始终抓住这个重要问题，不能放松。同时，对结构调整问题要动态地分析而不能使之静态化，任何结构合理的经济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短暂的平衡，而结构不合理则是长期的绝对的趋势。”
在本世纪初，刘鹤在文章中引用了朱镕基总理的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结构就不能再发展的程度了。这话说的份量是相当重的。所以从大的格局来看，“十五”应该说是一个结构调整期。整个增长的基调将从数量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效益。那么结构的调整所涉及的不仅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大的概念，实际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机构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产业来说，都是一次调整。”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结构性问题更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在讲话中提到“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
（二）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失衡的表现及原因
1．需求结构失衡根源在城乡结构
城市化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的内需不足的原因在于城市化不足，“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0%多一点，而工业化率达到52-53%，二者之间相差20个百分点。正是由于这20个百分点，才造成农民收入低、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制造业产品没有空间，同时也阻碍了中国的重大改革无法推进。因此，“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
同时，也正是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消费需求同供给之间出现了断裂。随着人口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我国居民消费重心正由食品、服装和一般家用电器转向高档、大宗耐用消费品（当然包括住房）。”消费偏好变动的大趋势是，“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相当一部分千元级耐用消费品需求饱和；服务性和交际性消费需求增加；住房及关联产品需求旺盛；汽车需求逐步扩大。”
不仅对于商品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现存的社会资源配置特别是教育、医疗资源配置条件下，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这使其进入门槛越来越高。特别是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比如：北京、上海的平均房价正在向每平方米2万元迈进，目前还看不到有大幅下降的任何迹象。虽然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
2．供给结构失衡根源在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
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短板。
对于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现象，刘鹤曾这样描述，“在通货紧缩的1998年，服务业价格指数仍然上涨了10.1%。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短缺”，这就是服务不足。与此同时，家庭支出用于服务业的比重正稳步扩大……然而，供给方的反应却明显迟钝……若以不变价表示，服务业的比重还在下降。”“在产业层次，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短缺现象，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克服全面短缺，只不过短缺的内容不一样。现在的短缺主要是服务业。用1998年的数据同1990年相比，工业的比重从37%上升到了47%，而服务业的比重下降了6-7个百分点。目前，中国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低20个百分点，我们的金融、保险、旅游、咨询、教育、医疗等等，以及为市场体系建设和配套的服务业是短缺的。因此，要调整的第一个重大结构比例就是全面发展第三产业。1998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下降4.1%，工业品价格下降4%，而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上升了10%，这说明服务业的供给仍不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
对于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的问题，刘鹤也很重视。他以汽车工业为例，阐述了行政垄断对新产业发展的制约，“汽车工业发展的教训，政企不分的办法，不利于汽车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形成。与行政垄断相对应的是外部交易的内部化推动新经济发展和建立政府的信息化平台应该广泛地进行招标，使最优秀的力量能够进入这个领域。但是，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这些项目的承担者，都交给了内部水平比较低的部门来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更令人担心的是，发展新经济的本意是通过发展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但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延续，很可能产生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
他还指出，我国存在着“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就是说，“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第一类矛盾不解决，基础产业的缺口得不到迅速有效的弥合；后一类矛盾不解决，我国的产业关联就会始终处于层层断裂的状态，就会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6.760, -0.22, -3.15%)。”
（三）结构性问题必须以结构性调整应对
1．产业结构调整：打破垄断以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
服务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现在，在金融、保险、医疗、教育、咨询、旅游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进入壁垒，现行的一些公共政策正在阻碍正常的价格竞争，所以造成了这种短缺。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就在服务业，而解决增长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反垄断。”特别的，要在金融业打破垄断，“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促进投资性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支持形成产业投资基金和相互基金，为居民投资提供专业化服务；加快和支持保险业的发展，鼓励正常的竞争，反对垄断，扩大保险业的投资机会，完善其竞争秩序和规则。”
制造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垄断的客观因素，不断调整市场结构，使之处于比较符合产业发展属性并保持消费者利益的竞争状态。”
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更要防止垄断，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早在上世纪末，中国信息产业方兴未艾之时，刘鹤就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市场化竞争环境构建，“电子工业的发展也不能走封闭的模式，要强调面向市场，放开搞活……建立市场秩序，提倡竞争，反对垄断。”
刘鹤高度重视熊彼特增长和罗默增长模式对中国借鉴意义，希望要用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刘鹤引用熊彼特的一句话说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 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他指出，决定信息产业发展的三个定律之一就是比尔盖茨定律，“比尔·盖茨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企业家，他认为一个企业成长的速度取决于企业家创新的理念和企业家创新的心态，也就是说在今后的网络经济时代，对一个企业家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不断地开拓、不断地创新。在资本市场上可能就是要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做为市场的领导者，要不断地讲出新故事，推出新的概念来。如果把三个定律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年轻的企业家不断产生新的思 想，通过不断扩大国际互联的覆盖范围，使全球经济在技术更新加快、价格不断下跌的条件下快速发展。”他呼吁，“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给其以应有的回报，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企业家阶层。”
对于企业家阶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刘鹤给出了这样的看法，“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使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明智的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增长，更加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诠释中国出现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今后的挑战可能恰恰来源于这个环节。”
2．制度结构调整：以进一步开放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完善产权激励企业家
刘鹤高度赞扬了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作用，“中央政府坚定地放弃了闭关锁国路线，幸运地抓住全球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机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全球化行列中，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是渐进和务实的。从开放思 想和理论的传播、新产品的引进、对外贸易的扩大和利用外资的拓展，然后到全面对外开放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他指出，对于开放，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放开一般，保证重点，国家保护，国家关税有期限地支持，国家贴息等。第二种是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寻找到我们的比较优势，使中国用新的办法、通过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21世纪初期全球终极制造产品的生产基地。我们比较倾向第二种做法。”
在1月24日的达沃斯论坛上，他再次向世界宣布，“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
企业家精神的蓬勃发展，企业家创新的巨大活力，需要完善的产权制度进行保护，“由于信息产业发展的在于知识和人才，因此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要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如鼓励竞争打破垄断、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激励机制等”
他认为，务实的产权制度在过往的中国经济奇迹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学院经济学家围绕产权和竞争激烈争论着的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区域之间，中国找到了现实存在的灰色区间，在市场化这一根本问题上走出了迂回和有特色的道路。”
刘鹤认为，产权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硬的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交通；二是软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制度等，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十五”期间，重点应放在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建设上。……关于这一点，这里有一个最的问题，就是微观的公司治理问题，这是整个经济环境运行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个宏观的增长命题，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凡是一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关系比较明确的，外资就进入，储蓄就能比较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这个国家就能享受比较高的增长率，而如果不然，整个信息披露系统和制度不健全、不完善，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外资就不敢进入。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实质问题就是产权的界定和股东利益的保护。”
在未来的改革中，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也是任务之一，“中国还应该加强以产权保护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设，改革目前不利于产权保护的成分，并且在发展、公平和效益的基础上解决好历史上遗留的‘旧账’。”在达沃斯论坛上，他也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
3．城乡结构调整：合理有序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不是简单地建造工程问题，需要系统地考虑，“‘十五’期间需要着重进行调整的结构之一就是城乡结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城市化过程中，究竟是发展大中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镇，二者孰重孰轻……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城市化就是建城市，实际上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就需要对土地制度进行重新的鉴定。农村的人口进入城市后，需要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进入城市后需要就业，需要寻找、搜索就业的市场，所以城市化实质是市场化的过程。我们应用大力发展市场体制的办法发展中国的新城市。”
要寻找城市规模的平衡点，使得大城市和小城市有序协调发展，“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转移人口‘落不下’和中小城市‘没人去’的情况表明，中国城市化模式面临如何确定均衡点的难题。在一系列复杂变量中，就业机会和价格剩余之间的均衡，是决定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基础性供求变量。说得更简单一点，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由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结余和自我尊严等社会心理指标……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认同，即便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支出大于收入，仍然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溢出，一部分人则成为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的城市不稳定性新社会群体。这时，通过城市化均衡模式的创造，实现转移人口收支平衡，进而在社会稳定状况下有序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成为极其关键的因素。”
刘鹤认为，城市网可能是较理想的发展状态，“‘城市网’是均衡发展理念下的城市化模式，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样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在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侧重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这样的模式安排使市场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可以实现预期目标：个人收入增加、公共服务职能优化和国家发展战略顺利实施。”
二、关注危机，积极应对，总结经验，加强监管，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本部分主要谈及刘鹤对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的认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刘鹤曾在多个场合就危机问题进行表态：首先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刘鹤（2008年）指出要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之后，刘鹤（2009年）就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对作客观描述；为进一步探索危机爆发原因，以便更好的进行经济形势预判，刘鹤牵头央行等多部门人员进行了“两次全球危机比较”的深入研究（2010-2013年），并提出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政策性思考；2016年，刘鹤发文指出“防范风险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加强监管，防范风险；2018年1月，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强调要稳中求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一）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
刘鹤在2008年发文提到，我们要特别关注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因为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互动性明显提高，市场相关性明显增强。
他指出，高度关注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次贷危机继续扩散，会对我国产生较大压力。第一，美国消费减少对我国出口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已达66.9%），如果美国的消费下降，我们的出口减速过大，可能会引起国内产能过剩，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第二，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全球的油价、粮价就会继续攀升，我们的物价也会面临新的压力。第三，如果美国经济继续趋缓，我们面临的外汇压力也会显现出来。
刘鹤认为，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外部风险大于内部风险，外部挑战大于内部挑战。我们要高度关注国际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到未雨绸缪，对各种情况要制定应急预案，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按照党的“十七大”的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稳步扩大国内需求，使经济增长能够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并且加快推动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改革。（详见[1]刘鹤．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J]．经济前沿，2008（04）：7-9．）
（二）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
关于危机的应对对策和态度，刘鹤在2009年发文指出，中国政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可从三个层面概括：一是对金融危机发展的趋势和中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作出判断；二是努力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以保护外需；三是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
中国政府意识到，尽管发生了历史罕见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政府的公共职能、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监管模式会发生适应性变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变化；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没有变化，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全球化进程虽然曲折，但其深入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政府还清醒看到，这场危机不但是巨大挑战，而且是难得机遇，要充分利用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加快结构性调整和改革。
中国政府认为，维持开放的贸易环境和相对稳定的大国汇率，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球都有好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但有害于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灾难性的。因此，中国决心在本次危机面前，积极提倡自由贸易。所采取的政策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努力，呼吁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全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第二，鼓励出口和进口。
扩大内需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举措，已经采取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和实施结构性减税；大频度降息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性；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此同时，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除此之外，面对股市低迷，政府没有出手干预，更没有放弃对非流通股允许流通的承诺，这使资本市场反而有了信心。总的看，这些政策措施把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结合起来，把克服当前困难和促进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拉动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对于应对危机将逐步起到关键性作用。（详见[2]刘鹤．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的政策应对[J]．中国发展观察，2009（04）：11-15．）
（三）深入研究危机比较，总结经验预判形势
在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准确判断经济环境既重要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借鉴历史是最好的办法。基于此，为更好的判断风险、应对危机，2010年开始，刘鹤牵头的中财办课题组会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共同组织了一项研究，就是对两次危机进行对比。在中国经济年会（2011~2012）上，刘鹤曾介绍其中间研究成果，就两次经济危机的三个背景和三个结论做分享介绍。
三个背景：
一是在两次危机发生之前，世界经济都出现了技术革命，此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达到顶点。
二是危机延续的时间比想象的更长，而且意外事件不断发生。
三是在危机中往往伴随着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三个结论：
第一，本次危机发生后可能经济全球化的高涨期相对告一段落，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迷的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主要基调，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它是由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所决定的，也是由资本主义内生矛盾所决定的。
第二，虽然全球化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全球化高潮时期和低迷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不一样。目前全球金融危机所形成的倒逼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和较好时机，在这个时期，各级政府需要转变那种过度依赖出口和粗放投资的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使经济加快回到自主增长的轨道。与此同时，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涵，而创新商业模型的关键，是在理解消费者潜在需要、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和理解全球经济之争新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我认为，现在重新认识熊彼特的理论和萨伊定律，对企业的成长和走出低迷的全球商业周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很多人都盼望经济转折的出现，全球经济转折何时出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抓住机会，苦练内功，切实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下一次机会。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特别强调“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我们对此要深入理解和思考。
之后，在2013年课题研究的总报告中，刘鹤对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共性表现和政策性思考又进一步做了详细叙述。
危机的共同点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其警世意义在于，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的形势变得更为糟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人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产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
政策性思考
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刘鹤课题组主要提出3点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对比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加速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 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对比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们要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国际事件，切实集中力量、重点突出，扎扎实实地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建议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四）防范风险，加强监管是重中之重
刘鹤提到，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无迹可寻。过去800多年金融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基于此，有不少人坚持认为，金融危机应当可以避免。为避免危机发生，要警惕那些新形成的、变异了的风险隐患，更要克服那些共同的根源性因素。
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至少有以下三条：
第一，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前瞻性是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的生命所在。金融监管者需要对金融风险保有一颗敬畏之心，提高风险警觉性，不能只在出现问题后才采取行动，要有预判、有预案。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管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
第二，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结构变化和风险变迁动态演进，关键是要有效捕捉风险并与时俱进地配置监管资源，使监管能力建设与金融创新相适应。金融监管者需要具备深刻的自省意识和不断改良的能力。
第三，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金融监管者不能只靠风险提示或道义劝说实施监管，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监管机构的口头警告只不过是纸上练兵。金融危机是一个强大的敌人。监管机构要能够在危机的关键时刻，做出不同于市场的独立判断，而不是被市场的意志所左右。这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强烈的使命感和勇气。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速度、方式、结构、动力都在发生转化。这既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金融风险的易发多发期，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虽然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会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并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我们要深刻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把防范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生命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刘鹤认为，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在完善体制的同时，也要改革和优化监管机制。一要牢固树立风险思维和危机应对意识。要摸清真实的风险底数，广撒网、细捕鱼，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二要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不断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箱，运用压力测试等手段提高监管的前瞻性，打造现代化的监管队伍，着力提高监管的专业性。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寓监管于服务。三要进一步强化行动的意愿。敢于质疑、能够说“不”，拒绝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提高依法监管的执行力。
从长远看，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长效机制，不断建立并完善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律制度、机构安排、技术工具等，构造现代化的金融监管治理体系。
2018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刘鹤再次强调防范风险、金融监管的重要性，他提到，要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在我们面临的各类风险中，金融风险是最为突出的，我们将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的问题。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经济杠杆率得到有效的控制，经济结构的适应性提高，金融风险得到有效化解。
三、对刘鹤经济思 想的几点学习心得
（一）对通胀的重新认识
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认为“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但刘鹤并不赞同这种简单的观点引用。在1989年的通胀高企时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正是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而体制约束及技术约束制约了供给扩张。因此，虽然需求高企，并未有效拉动供给的相应增长。反而刺激了进口，消耗了仅有的外汇储备。相比而言，目前我国甚至全球都同样面临着通胀低迷的问题。发达国家继续采用货币学派的观点，通过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期达到2%的通胀目标。而实际结果却是，货币政策已松无可松的情况下，通胀仍在看原油的脸色。
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同样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相反，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松了过剩产能供给、松了资本利得、加剧了贫富分化、进而紧了有效需求。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有效的政策应是对供需双方的深层次调整。因此，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过剩供给正在顺利推进，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及合理的通胀关键要进行的是“一补”，以及需求侧的改革。
（二）需求侧改革同样重要
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倾向。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中投资与外需相继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投资与外需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终将收敛于一个均衡水平。经济要实现转型，则要求内需发力，替代投资及外需，拉动经济实现新的边际增长。从内需的决定因素看，一方面，可支配收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及减税降费的实施。另一方面，“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穷人”，因此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则取决于贫富差距的收缩（这也是刘鹤认为的经济危机发生的背景之一）。至此则不难理解刘鹤经济思 想中城镇化及扶贫的重要性。
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建城市，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由此，我们应关注两个问题，一个是城镇化及扶贫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另一则是乡村振兴战略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刘鹤认为城镇化理想的发展状态是城市网的建设，“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一思 想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的要求相类似。从中我们可以一窥未来基建的投资重点。其次，农村消费能力的释放是现有城镇收入分配格局下，一个潜在的巨大的边际增量。因此，虽然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14年聚焦三农，但今年乡村振兴战略尤为值得关注。随之而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将带给农民即时及持续性收入。这也是未来内需持续扩大的基础。另外，高房价带来的高生活成本，“农民工在新的发展机会和保证生活质量之间的选择困难，政府在接纳可以提供边际高产出率的人口和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城市发展进程。”
（三）供给侧改革中的“一补”——新经济
发展新经济不仅是补短板，也是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经济的短板在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信息产业。“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早在2000年，刘鹤就提出了“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就像水、空气、高速公路一样与大家共存。”他大力推荐“新经济”，认为“目前发生的网络经济现象，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现象，其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战略性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同时，他也批判了大部分专家对这种“网络型微机”的漠视。我们知道，如果以（负债/GDP）衡量宏观杠杆率，那么宏观杠杆率可继续拆分为：（负债/资产）*（资产/GDP），第一部分为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第二部分为资本产出比。因此，如果从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以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轻资产高产出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新经济不仅可以满足消费升级，同时可以在发展中降低高企的宏观杠杆率。而具体来看，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是打破垄断以及市场秩序建设。
破除垄断及产权制度改革是补短板的工作重点。发展新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垄断。发展新经济，就是希望最优秀的资源配置于这个领域。但若存在行政垄断，将导致资源配置于低效部门。进而造成“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以此思路来看，打破金融业及制造业的垄断势在必行。“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鼓励制造业领域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垄断的客观因素”。而在维护市场秩序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则是产权制度的完善，以激励企业家，充分发挥企业家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四）“长牙齿”的金融监管
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经济危机的救助，往往伴随着货币的超发，进而带来金融业的率先繁荣。金融业若远超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出现过度繁荣，在没有内生反周期性的监管之下，势必为下一次危机埋下祸端。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发达经济体周而复始的危机爆发。金融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实体经济而服务，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实体经济不断重复着发展、供求矛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供求重新匹配的过程。而金融业在参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尽量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动。
短期内外科手术式金融监管使资本市场下行压力加大。具体到我国目前的状况，金融业已明显助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同时带来了实体经济债务的快速积累，进而导致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因而本轮金融监管的目标，则是有效降低宏观杠杆率水平。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国家负债率/GDP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宏观杠杆水平低于日本、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略高于美国6个百分点。从分项来看，政府部门与居民部门杠杆水平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排名靠后，而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则在排名中位列第一。企业部门杠杆水平的高企，一部分缘于在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企业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而快速积累的债务；另一部分则应归因于代地方政府借债而产生的债务累积。刘鹤在达沃斯的讲话中特别强调金融风险中影子银行无序输血高杠杆企业的行为以及地方政府软约束下的债务风险。由此，降低企业杠杆需要要求对商业银行表外转表内的监管未来难以放松。不能低估政府金融监管的决心，短期内可能还将出台诸如关闭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及私募等银行表外通道的外科手术式措施，甚至央行下半年有再次启动加息的可能。对于资本市场来说，银行业务回归表内，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必然下降。增量资金边际增速趋弱，而对应的是商业银行表外回归表内过程中，除表内贷款对接外，股票与债券市场则需扩容以接纳剩余融资需求。需求趋弱叠加供给扩容，资本市场面临的下行压力可能加大。
本文来源：中国好学者、每日经济新闻综合新华社、环球人物、太平洋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