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陈元认为，作为经济总量占据世界前两位的经济体，从本质上看，中美经贸关系是互利共赢的。两国贸易虽此消彼长，但并未显著改变全球整体贸易格局。美国依然是在国际分工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在服务贸易和高附加值制造业贸易方面，美国依然是一枝独秀，中国并非美国对手。
如何推动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5月12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举办第七届 “CF40-PIIE 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并发布了主题为“建设性解决中美贸易冲突”的《2018·CF40-PIIE 联合报告》。
在此次学术交流会上，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就中美经济发展的前景发表主题演讲。他认为，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仍然较缓慢，中国持续的中高速发展将是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对于当前较为紧张的中美经贸关系，他认为，作为经济总量占据世界前两位的经济体，从本质上看，中美经贸关系是互利共赢的。两国贸易虽此消彼长，但并未显著改变全球整体贸易格局。美国依然是在国际分工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在服务贸易和高附加值制造业贸易方面，美国依然是一枝独秀，中国并非美国对手。
他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双方应本着平等互利原则，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贸方面增进理解、加强合作、实现共赢。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中国正在并将继续推出更多对外开放的措施，这些措施将惠及世界各国人民。陈元表示，中国希望世界各国之间着眼长远，相互间更加友好、开放。其中，增进理解是大国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前提，对话沟通是友好相处的重要途径。
与此同时，他还强调，中国经济起步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国际环境，应对困境已经习以为常，并早有准备。相对于以前，中国经济体系更为坚韧，对危机的应对能力也更强。中国的目标是沿着正确的方向积累财富、发展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兼顾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即使遭遇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样的挫折，也不影响这条发展主线。
以下内容是陈元5月12日演讲全文。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CF40常务理事会主席 陈元
中美经济发展的前景与展望
今天，就中美经济当前的发展情况和未来的发展前景，我发表一些个人看法，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
1
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
中国是全球化受益者更是贡献者
当前，从全球范围看，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仍然缓慢。同时，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即发展的主体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发展迅猛。以中国为例，2013～2016年，4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7.2%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美国、欧元区和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年均增速，也明显高于世界经济2.7%的年均增速，有力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从计划到市场、从封闭到开放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创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外贸也迅猛发展，贸易积累起来的财富不仅供给了国内经济发展需要，也构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助力国际经济发展。可以说，中国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一直关注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的长远利益，也希望各个国家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都能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达到共赢的局面。
2
中美经贸合则双赢 战则两败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位处世界前两位，是全球系统重要的经济体，客观上构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因此，中美合作对推进全球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从本质上看，中美经贸关系是互利共赢的。中美互为对方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美受惠于多边经济体制的不同阶段，两国贸易虽此消彼长，但并未显著改变全球整体贸易格局。美国依然是在国际分工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在服务贸易和高附加值制造业贸易方面，美国依然是一枝独秀，中国并非美国对手。
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美国，还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也都无法独自主导全球贸易体系的变革。
在充分认识两国上述国情的基础上，双方应本着平等互利原则，加强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经贸方面增进理解、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在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同时，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尽到我们的历史责任。
需要提到的是，中国经济起步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国际环境，应对困境已经习以为常，并早有准备。相对于以前，中国经济体系更为坚韧，对危机的应对能力也更强。中国的目标是沿着正确的方向积累财富、发展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兼顾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即使遭遇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样的挫折，也不影响这条发展主线。正如中国外交部门所表态的，中国坚持不主动打贸易战，但又不怕打贸易战的主导思想，并且将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3
中美应联手合作 共促全球化发展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习近平主席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郑重宣布中国将要推出多方面扩大开放政策举措，并将尽快使之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努力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企业和人民，及早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扩大开放的举措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二是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四是主动扩大进口。
上述表态，既是中国对于世界的庄严承诺，也是对于目前世界经贸局势的善意回应。中国希望世界各国之间着眼长远，相互间更加友好、开放。其中，增进理解是大国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前提，对话沟通是友好相处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中国接连提出“亚投行”、“一带一路”等造福世界的共赢倡议，提出“命运共同体”等国际交往的新思路、新方案，努力营造一个开放、包容、发展优先的全球化氛围。我们欢迎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参与上述框架内的合作，用更广阔的视角，在国际事务中寻求共同点，重塑国际经济新秩序，为世界经济繁荣作出贡献。
我就讲这么多，欢迎大家讨论，提出批评指正。
本文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本文作者：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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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根源及釜底抽薪之道
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已超越国家的边界，核心技术层出不穷。任何民族想要拥有每一种核心技术，以便可以万事不求人，违反了经济全球化的真谛
中美两大经济巨人体量庞大，相互高度依存，却有不同政治理念和制度。美国和欧日认为，中国至今仍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经济有太多干预，人为扭曲价格，又用开放市场作为条件迫使外商交换知识产权，以这种不对等手段保护本国产业，获取高科技信息，旨在用非市场手段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
美国以提高关税施压，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减少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反唇相讥，指责美国开全球化倒车，对中国单边封锁高科技，怀疑美国想阻遏中国和平崛起。在指责美国单边提高关税的同时，中国也提出自己的加税清单，还以颜色。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是否会不断升级，引发诸多疑虑，使全球化面临新的艰难选择，也使人们不禁联想到“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为人类的宿命？
为此，似有简短回顾全球化历程及教训的必要。
全球化的经济学基础
全球化涉及人类活动一切领域，但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生产力如此强大，已无法为其国界所容，全球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必然的逻辑结果。出于对中国文明的敬意，英国曾于1793年派出各界精英代表，由马嘎尔尼伯爵领衔的特使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恳请允许自由贸易。迷信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乾隆并未征求民意，却独断乾坤，俨然拒绝。显然，乾隆并没有意识到犯下了何种时代错误。
半个世纪后的鸦片战争表明，以中国人口之众，经济体量之大，物产之丰，兵源之厚，仍然无法抗拒经济全球化的浩荡潮流。虽然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对这股历史潮流的内在逻辑并不清楚。对究竟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不但费尽心思，也经历多次反复。从一开始认为败在兵器低劣，匆匆成立以江南制造局为代表的兵工厂，进而认识到兵器后面非有科技做支撑，开始重视科技、教育，进而认识到最重要的是理念和制度，却又因为缺乏对市场体制的透彻理解，错误引进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再次陷入自我封闭体系。
世界并没有因中国的犹豫和抵制，停下全球化步伐。在英国和美国先后引领下，不但本国经济突飞猛进，全球经济体量也迅速膨胀。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一向视为边陲之地而加以鄙视的许多亚洲邻国也呈现一片繁荣。对照之下，刚从“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文革”梦魇中惊醒过来的中国，不但百物凭票供应，生活水准低下，而且长期闭关自守的结果，民众孤陋寡闻，与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反而拉大。曾经傲居世界首位的巨大经济体，此时除了人口，已变得无足轻重。
令人高兴的是，40年前中国幡然觉醒，奋起直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世界经济，连续超过英、法、德、日，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但成为全球化近年来最大受益者，而且正力求成为全球化新的旗手。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增益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坚实的经济学根据。其一，基于比较优势之上的分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因全球化而得以超越各国边界，使专业化带来的效率不断提高。其二，规模报酬递增使具有这种特性的产业可以全球为自己的舞台，以穷尽降低平均成本的潜力。这两大原因使基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之上的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源源不断的增益和红利。国际分工越发达，分工序列越长，越是超越国界，国家之间的依赖越深，也越能分享全球化的红利。这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涵义。
全球化的潜在增益如此丰厚，各国应珍惜得来不易的国际分工体系。但面对中美可能爆发贸易战的前景，近日有不少不顾国力、国情，不以民众福祉为最终考虑的对策和建议，对改革、开放提出质疑，主张对美贸易战要“奉陪到底”，对核心技术的获得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笔者深以为虑。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已超越国家的边界，核心技术层出不穷。任何民族想要拥有每一种核心技术，以便万事不求人，违反了经济全球化的真谛。坚持这种看法，则意味着对时代基本特征的误读。
防止恶性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教训
经济全球化发轫于英国。由于是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径，并无规范各国行为的现成守则。全球化的巨大利益，使国家和民族间常常发生对抗和冲突，可谓血流成河，教训重重。由于不同制度、不同理念，参差不齐的发展水平，加上参与其中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难免的自私、短见、贪婪，缺乏互信，经济全球化经常使各国走上恶性竞争的道路。
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旨在直接掠夺领土和人口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争夺国际霸权制造借口的所谓幼生工业论、进口替代论等等，和坚持闭关自守，拒绝一切自由贸易的守旧思想，都曾轮番浮现，至今阴魂不散，迷惑不少国家，或被奉为圭臬，身体力行，直至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血腥使人们认识到在经济层面上，经济全球化固然有巨大的潜在好处，但本身又有良性和恶性之分。可持续性的经济全球化必须有一些规则前提。
上世纪50年代起，前苏联曾组织过一个经济互助委员会，由信奉共产主义并施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经互会针对美国及其盟国坚持的市场原则，宣称自己奉行无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时基于分工合作的经济学原理，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促进国家层面上的分工和贸易，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
经互会十分高调，合作层面又直接定位于国家一级，似乎很有希望成为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表率，却至少遇到三大致命问题：1）如何确定成员国在分工体系中的特定角色；2）如何看待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转移；3）如何在成员国之间公平分配国际贸易带来的增益。
由于成员国均已废除自由市场，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只能由老大哥苏联根据历史格局，单边指定每个成员的分工角色。这就引起某些成员国的不满。因为角色不同，实际上决定了贸易收入的不同，也决定了别国所愿意转移的知识和科技产权的层次。知识产权的拥有国常常以政治理由，或超越分工角色所需为理由，拒绝向索取方无偿提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也因此成为一句空话。
难怪有些国家，例如中国，以观察员国身份进去不久就因不满被指定的角色，不满别国在知识和科技产权转移中的吝啬和缓慢，愤而退出。苏联也从对中国援助的恩人变成企图称霸世界的“社会帝国主义”。如今经互会早已人去楼空。但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试验，经互会给今日的全球化留下沉重而苦涩的教训。成鲜明对比的是，由美国主导，带有临时性质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经历了经互会集体抵制带来的震荡，不但没有崩溃，反而吸引更多经济体踊跃参与，1995年更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涵盖包括原经互会所有成员在内的真正的全球性贸易组织。
究其原因，WTO及其前身GATT都由市场经济国家组成，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运转。中国在进入WTO时，也庄严承诺，用15年的时间改成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GATT，还是WTO，都开宗明义地在序言中强调各国对等而互利，开放各自市场，促进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民收入。
这几个字看似平淡无奇，却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GATT以及后来的WTO，像联合国、世行和IMF一样，针对的都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前车之鉴。WTO及其前身GATT则重在国际贸易中杜绝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错误，提倡市场开放，降低关税，平等竞争，促进所有国家的平等发展，旨在防止任何国家通过片面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机会，用不对等的手段，损害他国利益，取得不正当的单边崛起 。
这些规定虽非十全十美，却并不妨碍任何国家通过不懈的努力，沿着国际分工链逐步攀升，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无论在GATT期间，还是WTO成立后，都有成功例子。例如，在GATT下，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竟从废墟中重新崛起，通过彻底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而不是分庭抗礼，分别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作为世界战争的两次发源地的西欧也远离战火，一片繁荣，并没有因德国的再度崛起感受到威胁。在WTO之下，中国也通过融入这一体系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然，与调子美妙动听、目标却虚无飘渺的经互会相比，WTO及其前身GATT的运转踏实得多，也成功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攀登过程中，一国的企业并非个个非要登上价值链的顶端才算成功。以美国为例，尽管农业位于国际分工链的最低端，却在美国经久不衰。即使其高科技和军工占据国际分工链的顶端，其火箭、卫星、飞机、军舰等也大量采用进口部件，为其他国家分享分工链的顶端预留空间。
各国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越是犬牙交错，水乳交融，经济全球化就能变得越是良性化，也越能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谛。在这种基于市场原则的秩序下，不同制度的国家都有和平发展的空间。德、日和中国尽管制度不同，却都先后和平崛起，便是明证。在这个分工体系下，相对于中国，俄国这个曾被中国仰望，觉得高不可攀的强国，由于至今和这个分工体系格格不入，其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和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的中国仅广东一省的产值，便已超越俄国。
经互会的负面教训之一是，由于消灭了民营企业和市场，只能以国家的名义直接组织分工。于是，国家的威望、民族的自尊心便凌驾于所有的企业利益。例如，苏联曾经通过经互会指定中国担任的角色，并非没有经济学根据。即使过了几十年，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际分工链中的角色，一开始仍不过是农业和轻工业。踊跃接受这类外国订单的，正是乡镇企业、民营企业，或改制后的原国营企业。
改革开放带来的所有制的多元化，使中国在国际分工链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和角色时，有了极大的机动性和多样性。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只需考虑能否获利，而不必首先担心国家的尊严、民族的荣耀。如果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没有发生，民营企业和单干的农民对苏联指派的分工角色未尝会一口拒绝，反倒因符合比较优势而予以欢迎也未可知。当然，国家的尊严、民族的骄傲在当时压倒了民众自主的商业机会。
同样在GATT时期，一心要赶超欧美的拉美国家，由政府大力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为此由国家直接出面，扭曲要素价格，压低资本利息，抬高本国币值，提高关税壁垒，高筑外债，不惜用财力和物力保护自己中意、其实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这种战略使一般企业和民众因高物价、高通胀、高外债、低生活水平而叫苦连天。而民众的巨大牺牲并未换来进口替代的赶超战略的成功。原因在于这种战略的目的，不在充分融入和充分利用已有的国际分工体系，而在追求最终能自外于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以便万事不求人。这自然是对全球化时代每个民族的生存、繁荣之道的根本性的误读。
相比之下，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经济体坚持出口导向战略，给企业充分的自主权，让它们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下，积极寻找在这个庞大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最适合自己的分工角色。这些经济体寻求的是积极融入，而不是旨在排斥这个体系。几十年后，它们不但消化了自己的农业人口，而且攀登到国际分工链的较高位置。
两者对比可以看出，良性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让各国的企业而不是国家，在全球市场上按照比较优势平等竞争。如果这种分工由国家出面主导，分工合作就脱离市场的价格信号，而蜕变为国家力量和威望的直接比拼。由于国家有暴力和国库可做后盾，必要时既可动用国库对自己中意的企业大肆补贴，又可动用暴力直接力挺。这就使经济全球化由良性蜕变为恶性的可能大增。这也是为何GATT及WTO一贯强烈反对用政府的力量干预市场，强行推行产业政策的原因。
这一条对潜在的大国特别有针对性。像中国、印度、巴西、俄国、南非等金砖五国，理论上可以用不对等的手段，在保护民族工业、掌握核心技术的崇高名义下，高筑关税壁垒，让本国产业独占巨大的国内市场，让本国企业首先穷尽本国市场上的规模报酬递增。等到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到国际价格之下时，再开放本国市场。
此时，世界只能目睹该国企业用低价通吃他国同类企业，独霸全球市场。照此办理，该国可依次击败所有具备规模报酬递增特点的别国同类企业，获得对世界经济的事实上的霸权。
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但是，若要实行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势必与此目的背道而驰，多以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为号召，民众不断作出牺牲，购买价高质劣，但受保护的本国产品。在牺牲该国老百姓的福祉、损害非保护对象的其他产业利益的同时，还往往不一定真能扶植起自己想要的产业。
如果WTO允许某个大国这样做，别的大国必然援例，要求跟进。全球化必然再次蜕变为大国之间在关税和配额上的恶性竞争。如此，大国间必然加深误解，引发各种冲突。二次大战之前那种各国对峙、剑拔弩张的局面也许会再度来临。这自然不是追求和平崛起的中国所希望见到的局面。
在追求单边利益的时候，各国都会宣称无意追求霸权，无意取得对别国的支配。但是，历史一再告戒我们，各国的这类声明苍白无力。国际社会只看一国是否通过政府的不当干预，是否违反GATT和WTO坚持的对等原则，是否一边享有进出别国市场的自由，一边事实上关闭或半关闭本国市场，牺牲别国经济利益，片面取得经济霸权,而不会轻信该国的对天发誓。
中国国内的经济摩擦也在与日俱增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五年前便向世界庄严承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事实上，这也是正式承认，中国尚未发育出由市场机制决定性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而这种机制正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要实现这一条，首先就要允许所有要素自由交易，不然何来真正的要素价格？没有真正的要素价格，又如何避免其他一切价格的扭曲？由政府定价的要素市场一定是伪要素市场，其扭曲的价格所引导的要素组合效率一定低下，供求一定失衡，收入分配格局一定恶化。
由于要素市场没有发育完善，生产力与严重落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各类经济摩擦与日俱增。在改革开放已长达40年的今天，要素的使用效率下降，要素带来的收入分配格局仍有违反社会正义和公平之处，贫富鸿沟和城乡鸿沟难以化解，改革的动力有所衰退，改革的红利难以普惠大众，特别是农民、农民工及其后代。可见，要素市场发育的滞后已经带来严重的后果。
中国的人均资源，例如耕地、草原、森林、淡水、石油、天然气，除稀土元素和煤之外，几乎每一样都显著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数。不借助改革开放，不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中国要以这样的人均资源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是无法想象的。更无法想象，不继续改革开放，不更彻底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在环境日益恶化、资源贫乏的压力达到空前程度的今天，中国还能顺利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更严峻的是，所有发达国家在农业产值下降到GDP的零头的同时，农业人口也能同步下降到总人口的零头，才能维持城乡收入差不致恶化，并使人口全体稳定迈入高收入行列。
恰恰在这方面，中国将面临三大长期而棘手的经济-社会挑战：农业产值已经下降到GDP的不到10%，农业人口却仍占总人口的30%以上，农村人口更高达44%。官方的城市化率据报已达56%，但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口只达到36%。两者之差的20%是未能获得城市户口，因而只能保留农村户口的2.8亿农民工。他们流动性大，一般远离配偶，远离子女。同时，农村留下高达数千万的留守儿童。农村人口以老弱病残妇和留守儿童为主，老龄化甚于城市。
假设18亿亩耕地面积维持不变，每户耕种15公顷土地（和欧美比已是十分小的农场规模），则农村仅需800万农户。以一家4口人计，不过3200万。由此可见，中国仍需移出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农村人口。加上城市中将近3亿农民工，中国需要妥为安置的农村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60%以上。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也是中国梦的最主要、最动人的内容。巨量的农村人口要向城市转移，涉及资本、土地和劳动要素的重新配置。本来，这是应该主要由要素市场来完成的。由于要素市场发育得严重滞后，政府配置又存在误配和低效，迄今为止，只能靠不正规的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完成。
非正规的劳动市场：高达2.8亿农民工大军浩浩荡荡进城。他们不用政府动员，不用任何人的强制，不请自来，自掏路费，自找住宿，承担城里最脏最累的工作。失业了，或动用自己的积蓄坚守下去，直到找到新的工作，或者悄悄地自动返乡，或者另去他处觅职。这是劳动要素市场上的一股强大而有序的自发动力，代表了一股强大而能持续的消费需求。可是，有的地方政府对此视而不见，甚至视为累赘，有机会就将他们清理，不承认他们在打工所在地有定居的权利。若问进城多年的农民工，他们会有什么中国梦？难道不是希望在打工所在地落户，实现家庭团圆，进而使自己以及子女享受当地市民的同等政治和经济权利？
非正规的土地市场：亿万农民工进了城，很难找政府要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他们不是悄悄住进了工棚、老城区的阁楼和地下室，就是找到城中村，在所谓的小产权房里落脚。各地城中村都有大量的小产权房，也是郊区农民继大包干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首创。他们敏感地看到外地农民工对本地住房的巨大需求，急市场之所急，急政府之所急，冒着巨大的法律和财务风险，用自己的钱，自己找了建筑队，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外地农民工急需而又租得起的住房，使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可以不受阻拦地进行下去，使外来打工者可以有遮蔽风雨的暂栖之处。
郊区农民替各地政府的住房部门分忧。可是，他们兴建的楼盘被判为非法。各地政府之所以对城中村及其小产权房采取蛮横态度，其根据就是现行土地制度的相关规定。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城中村和小产权房都属不合法。政府据此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强拆。成为对比的是，各地政府对外地的农民工所需的廉租房和廉价房，却推动不力。
无论是亿万农民工进城，还是小产权房和城中村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其实代表的是市场的自发配置力量。农民工的到来，并不是各地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的计划安排；他们的离去，也和各地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毫无关系。小产权房在城中村的大量出现，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事实上置身事外，以便摆脱干系。小产权房和城中村是改革的自发动力，却越来越游离于政府的视野之外，甚至成为有的地方政府想要加以消灭的目标。在合法范围内，改革的动力日见消退，尽管在现行的法律范围之外，改革的动力十分强劲。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把资源配置的决策权还给民间，让民众，包括他们中的企业家，在包括要素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上自由竞争。如果要素市场能发育起来，亿万民众的能动性就能被释放出来，形成永恒的创新力。
上面以土地市场和劳动市场为例，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尽管现行制度在顽固束缚要素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在非正式的劳动市场上，以及在非正式的土地市场上，呈现的是一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景象。
小结
中国最核心的改革任务就是要解决以下的历史性任务：由官僚行政机制主要决定要素配置，转到由市场机制主要决定要素配置的轨道上来。这才是改革的底线，也是中国政府对人民的一再许诺，对国际社会的一再承诺。唯有解决这个核心问题，才算正式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彻底走了出来，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这样，目前处于不正规的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就可以合法化，因而可以名正言顺地配置资源，加快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的消解。
在国际上，如果继续延迟要素市场的发育，继续以扭曲的价格到世界上去和别的国家竞争，自然容易被人歧视，或被人怀疑，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而不顾市场原则，因而引起国际社会对不公正竞争的担心和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
换言之，以政府为主的配置机制不但增加中国融入世界的阻力，也使民间企业难以融入全球化，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国家在经济事物中的角色越来越直接。可以预言，这种体制下，本来是企业间的经济摩擦很容易就上升到国家的层面。
如果完成要素市场的发育，并将资源配置主要留给市场决定，则国际社会不再有理由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为了减少国内的各类经济摩擦，减少与世界各国的潜在经济摩擦，真正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模范旗手，中国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才是对国内外日增的经济摩擦釜底抽薪之举，也是根本改变国内收入分配之举。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编辑：王延春）
（本文首刊于2018年5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研究院
本文作者：王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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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从贸易争端中学到什么？压舱石、绊脚石与打火石
没有严肃的学习，就永远不能真正进步。而学习的动力往往来自现实的挑战。如同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就像一个超级课堂，议题重大，影响广泛，随时更新，视角各异。在我快30年的媒体经历中，这种感受似乎只有在中国加入WTO时才有。“入世”影响了方方面面，也促生了市场化财经报纸的兴起。2001年1月1日创办的《21世纪经济报道》最初的口号就是“与加入WTO后的中国一起成长”，当年4月创办的《经济观察报》将2002年作为“中国的国际化元年”。它们的成功掀起了财经报纸热，2004年在上海，《第一财经日报》和《每日经济新闻》先后创刊。今天中国从事财经报道的媒体人，有相当部分都曾在这些地方工作或受其影响。
从个人体会看，我觉得面对中美贸易争端所要学习的东西，可能比入世时更复杂。入世时，“融入全球体系，顺应国际规则，以开放倒逼改革”是共识，分歧是局部的、行业性的。而今天，WTO多边贸易体系本身受到“美国优先”和单边思维的挑战，在中国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2/3时（2001年时不到15%），美国看中国的眼光也在改变。一个新局面正在形成，即美国对中国从战略接纳转向战略竞争。
在这样复杂而深刻变化的关头，任何简单化的判断都显得轻薄，如果不是轻浮的话。如何让这一足够重大的题材来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以下是一些学习笔记，和朋友们分享。
有一个看法最近广为流传，就是中方更强调互惠，美方更强调对等，虽然英文是同一个单词reciprocal。区别何在？“互惠”聚焦于可计量的商品贸易（较少涉及投资），是“边境措施”，主要抓手是关税互惠、减少进出口贸易的政策限制；“对等”更强调双方的市场竞争机制、国内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是“边境后措施”，主要抓手是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制度性安排。
这一说法的言外之意，是中方的竞争手段有问题，比如政府对企业的不正当补贴或人为设定本国企业应占的市场份额。
而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导师崔凡教授看来，reciprocal在18世纪的贸易法中就已出现，1947年签订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WTO前身）也有，那时并没有哪个谈判者关注“边境后措施”。他说：“大家希望推动改革的意愿是好的，但不能随意界定法律概念。近年来，美国与欧盟出现了针对中国的要求投资对等开放的声音，2015年中国发布的‘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到‘坚持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说明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并不排斥对等。问题在于，在实践中，对等原则的具体含义存在一定模糊性。一方面，当事各方在开放幅度或者所获利益的量上如何对等，很难精确界定；另一方面，对等原则既可能成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助推器，也可能被当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为什么“对等”可能成为保护主义工具呢？在WTO中，对等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最惠国待遇的基本目标，是使所有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员都能分享到该体制带来的好处。因此，WTO框架下的“对等”指的是多边对等、全面对等，并且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与差别化待遇。
而美国要求的某些“对等”，很可能直接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特朗普多次说他在考虑征收一种“对等税”，并在推特上发文，“如果某个国家对美国的产品征税50%，美国却对进口同一产品不征税，那既不公平也不聪明。美国会很快开始征对等税，他们对我们征什么我们也要同样还以颜色”。这种同类对等的做法显然有违最惠国待遇原则。如果全面实施对等税，将使得美国针对来源于不同国家的产品征收不同税收；如果仅仅针对少数高税率国家征收对等税，等于美国不会给予这些国家最惠国待遇。
和崔凡教授的交流让我意识到，对等原则的确是WTO承认的指导原则，但其含义主要是多边全面的扩散对等，不应仅从双边和产品层面理解，关键要看如何具体定义，是否与最惠国待遇原则相容。违反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对等为由实施单边贸易与投资限制，不仅损害双边经贸关系，而且不利于多边贸易体制与国际投资体制发展。
美国商务部4月16日宣布激活对中兴通讯的拒绝令。5月9日晚中兴通讯发布公告，受拒绝令影响，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公司及相关方积极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推动美国政府调整或取消拒绝令。
关于中兴通讯的讨论已经很多。总体上，这是一个合规问题。
5月4日，中国贸促会全国企业合规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说，强化合规经营已成为全球企业发展的普遍共识，是企业防范经营风险，提升自身信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去年5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强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合规制度建设。去年12月2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合规管理体系指南》（GB/T 35770-2017/ISO19600:2014），这项国家标准将从今年7月1日起实施。
《指南》指出，“建立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并不能杜绝不合规的发生，但是能够降低不合规发生的风险”，“若不合规，组织可能遭受法律制裁、监管处罚、重大财产损失和声誉损失，由此造成的风险，即为合规风险”。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合规风险不断上升，如某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纽约分行2016年11月因违反《反洗钱法》和掩盖可疑交易被纽约金融服务局（NYDFS）处以2.15亿美元罚款。
但美国监管机构在执法司法时是不是都那么公正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最近在财新网发表的《美巨额罚款公正还是勒索？》一文，提出了质疑。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对企业定罪数量和罚款金额都大幅上升，仅2009至2015年7月对在美经营的银行就处以罚款1610亿美元。有误导投资者投资有毒债券的问题（如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分别被处以166.5亿美元、130亿美元罚款），有反洗钱问题（如法国巴黎银行被罚90亿美元），有帮客户逃税问题（如瑞士信贷被罚28.8亿美元），等等。英国《经济学人》在《美国的公司庭外和解：构陷企业违法犯罪之路》一文中认为，美国监管体系贪得无厌，“在运营世界上获利最多的敲诈勒索生意”，“其套路非常简单：找到一家可能有（或者可能没有）不当行为的企业；威胁其管理层让其公司无法经营，最好辅以刑事指控；强迫这家公司用股东的钱交付巨额罚款，以达成旨在最终撤销这些指控的秘密庭外和解（没人能知道和解的细节）。然后，再寻找下一个目标”。
余教授的文章，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
一是为什么被处罚企业不通过公开法庭诉讼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也是中兴案中不少人提出的问题。因为监管者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团，金融机构忌惮能不能保住经营执照、会不会失去美国市场、如何留住客户和员工、如何面对股价大幅下挫、如何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恶意监管等问题，一旦被执法者咬上就别指望它松口，所以只能退缩；二是当执法机构被允许保留所有或部分罚款时，很难指望其执法的公正性。法国巴黎银行2014年被罚89.7亿美元，其中22亿被纽约金融服务局（NYDFS）拿走，美联储拿走5.08亿美元。NYDFS获取的罚款甚至成为纽约州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州长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余教授说，“中国的舆论往往只指责自己工作人员的失误（失误肯定是有的，有些可能还很大），而不知道美国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有时也可能非常蛮不讲理”。他让我们看到了美国不讲理的这一面。不过，以我多年的观察，中国公司的大部分合规问题应该不是偶然失误，而是明知故犯，因为过去在国内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融、搞定，养成了坏习惯。证券市场长期“重圈钱”、轻视投资人利益，劣迹斑斑却无法扭转，就是典型的例子。直到最近两三年证监会、银监会加大对不合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才校正了轻描淡写式的处罚。没有强监管，违法成本太低，中国公司的机会主义就很难根除。国内不立好规矩，走出去出现各种跑冒滴漏，概率就会很高。所以中国公司的当务之急还是要补上合规管理的短板。
中美贸易争端，很多人视为两种不同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一次“摊牌”，特别是当中国通过创新向价值链上游跃升的时候。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说：“美国学者给中国扣了一个帽子，叫国家资本主义。在美国企业看来，中国企业背后站着政府，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政补贴、准入限制、廉价信贷、乃至直接订单等手段支持中国企业，这使美国企业在中国和全球市场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比如太阳能板和钢铁，大量补贴，很容易形成产能过剩，廉价出口到全球，欧美厂商被迫退出市场。
最近有一篇文章《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中美辩论实录》在朋友圈热刷。5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年内第二次会议上，美国新任驻WTO大使谢伊就是用“国家资本主义”形容中国的经济模式，并将其和市场准入壁垒、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问题、自主创新、技术标准、政府补贴、对外资的限制性政策等联系在一起。
中国常驻WTO代表张向晨对谢伊进行了回击。他说，中国的发展根本上源于两条：一是实行市场化改革，释放经济主体的活力；二是融入了全球化，开放国内市场，遵守国际规则。中国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十六条规定，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这是改革开放的法律成果，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制度保障。
张向晨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改革，国内市场需要进一步对外开放，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些不足正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而不是中国获得发展的“秘密武器”。他举了自己亲历的例子：
“5年前，我作为商务部主管知识产权的部长助理，率国务院督查组去甘肃、陕西等省检查软件正版工作。甘肃是中国西北一个偏远落后的省份，我在那里抽查了一个部门的六台计算机，结果五台都是合格的，剩下一台也使用了正版软件，只是标签贴的位置不够规范而已。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对我说，甘肃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财政预算极为紧张。他们单位为购买正版软件花费了30万元，短期内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但大家知道，为了长远的发展这是必须要做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客观地说，世贸组织《TRIPS协定》（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但既然我们承诺了，就要努力去做。
“我认为任何外力包括政府都不可能强迫技术拥有者以他们不能接受的条件转让他们自己认为最为珍贵的东西。我和我夫人闲暇时会玩同款电脑游戏，她水平比我高，掌握了通关秘笈，她不会给我她的秘笈，但可以帮我通关，条件是我给她一定的好处，比如送她一件礼物或多做一些家务，有时我认为这是一项公平交易，有时我也会拒绝，转而依靠自己的努力过关。与此类似的事在中国和其他市场上每天都在发生。”
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市场环境，在本质上与国际社会对市场经济的普遍认知并不相悖，且在不断改进中。中国入世后，和美国、欧盟、日本一样每两年一次接受评估，2016年评估中中国收到1800多个质询问题，都要一一回答，评审会议记录也在WTO网站公布。2011年中国入世10周年时，WTO时任总干事拉米表示，中国入世后的表现是A+，中国履行了规则，虽然并没有做到10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崔凡教授比较了中美两国在WTO的表现。中国入世以来一共被告了40次，同期美国被告了80次，中国败诉的一概执行，美国败诉的经常拖着不执行，不仅不认账，还杯葛WTO大法官的任命，搞得大法官7个只剩4个。
崔凡同时指出，经过16年，中国成长了，而全球多边谈判停滞，所有经济体都没有大幅度多边减让，中国发展太快，当时的承诺显得水平较低了。但无论如何，中国在白纸黑字上的承诺都兑现了。
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有缺陷，要进一步加强市场化改革，但以此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就又失之片面了。
中国领导人2013年就指出，中美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把对方的机遇和挑战视为自己的机遇和挑战，寻找更多利益契合点。
贸易争端会不会让“压舱石”变成两国关系的“绊脚石”？关键也在于，双方能不能把对方的机遇和挑战视为自己的机遇和挑战。
今年2月日内瓦对话会上，拉米再次表态中国遵守了WTO承诺，同时他说，以中国今天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没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很不公平。（注：中国已经表态加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进程）
今年3月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苏珊·施瓦布说，我相信中国没有刻意要使得产能过剩，但是，只要中国政府一说什么是重点发展的，社会上每个人都说这是要重点发展的，这样不出现产能过剩是不可能的。
这些说法是中肯的，其背后的含义是中国要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19大报告中也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等等。如果能切实落实，“压舱石”就会更有分量，更让人放心。
由于贸易争端的常态化，经济制度的争议也会经常化。这涉及很多问题，比如产业政策，具体就包括税收减免优惠、直接财政补贴、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激励、研究开发补贴、特殊收费、产业组织政策、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补贴、定价转移类补贴等等。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指出，WTO并没有专门的针对产业政策的协定，但有《补贴和反补贴协定》和《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等与产业政策手段密切相关的协定。中国入世后，必须无条件遵守这两个协定，这意味着国内产业政策的制定，也会受到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比如，直接以促进出口和进口替代为目标的补贴措施，属于禁止性的补贴措施，一旦实施，WTO成员国有权提出并实施反补贴措施。
徐林的建议是，中国要实施更加聪明有效的产业政策。比如减少无用的产业规划和政策制定；减少歧视性（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制定，在市场主体不愿意配置资源或难以形成合力解决的情况下，才由政府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并投入资源进行扶持；改进金融机构的产业扶持政策，让金融机构坚持按商业标准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不是按政策重点提供融资服务；改进产业组织政策实施机制，尽可能少用“拉郎配”等非市场化手段，更多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资本市场兼并重组、并购基金参与推动等市场化手段来实现；改进海外人才引进政策，更多让企业和用人机构根据其自身需要，自主招录海外人才，让用人单位站在人才市场的前台。等等。
类似徐林这样的建议，就是要把摩擦的“绊脚石”变成改革的“打火石”。顺应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改进自己的政策手段，并非只是为了化解短期的贸易摩擦，而是维护并改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长期需要。
其实中国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开始的自贸尝试，客观上也是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应对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挑战。TPP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自由贸易区，协议涵盖所有产品和服务，规则更加透明。上海自贸区从成立一开始就明确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高地”，其基本任务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完善法治保障。
国际贸易争端往往是国内结构性问题的延续。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国内低储蓄、产业过度外包、限制高科技出口、美元本位等结构性问题的结果。中国很多地方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也导致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无法出清，并令国际贸易伙伴感到不公。所以，靠政策倾斜驱动的增长模式越来越行不通，建立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才是未来。
如果中国能够更多地把争端当成“打火石”，就能透过争端照亮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而改进和进步，这方面的让步不是退缩，而是利人的同时更加利已。
由此出发，则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可能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化法治化的经济强国崛起的“打火石”。这将是中国2001年入世之后的又一个新起点。
本文来源：秦朔朋友圈
本文作者：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