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2018年5月18日，“上海市人大代表走进保险业”活动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这是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员会“代表沙龙”系列活动之一，也是上海市人大代表首次集中视察和调研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情况。
摘要
2018年5月18日，“上海市人大代表走进保险业”活动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这是上海市人大财经委员会“代表沙龙”系列活动之一，也是上海市人大代表首次集中视察和调研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情况。代表们听取了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有关情况的报告，参观了上海保险交易所，并针对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下一步的发展举措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会议由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戴柳主持，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贵玉、市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龚祖英、专职副主任委员吴祖强以及市人大农业农村委专职副主任委员余立云等60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
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裴光作了《国际保险中心建设国际经验和上海创新实践》专题报告。报告指出，在上海建设国际保险中心既体现了历史的必然选择，又体现了新时代的发展潮流。上海保险业在学习借鉴、消化吸收国际著名保险中心发展模式和风控模式经验的基础上，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不断推动保险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同时始终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放在关键位置，优化保险业风险防控环境，为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提供坚强保障。经过近年来不懈的努力，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已初见成效，为国际保险中心建设向纵深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上海保监局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银保监会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一手抓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一手抓防范风险守住底线，撸起袖子加油干，把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上海保险交易所副总经理李峰对交易所建设与运营情况做了介绍。作为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上海保险交易所坚持立足于社会公众的保险服务需求和保险行业的经营管理需求，以国际再保险平台、国际航运保险平台、大宗保险招投标平台以及特殊风险分散平台等创新型、智慧型的保险综合服务平台和保险运营基础平台为核心，着力构建横跨“保险、再保险、保险资管”三大领域的业务布局，全面服务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 。
目前，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成效初显。截至2017年底上海聚集保险法人机构55家，省级分公司101家，形成了要素市场和公司间市场并行、中外资保险类机构共存的保险市场体系。保险改革创新不断取得重大突破，航运保险产品注册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股权信息登记、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等创新成果已成为“上海样板”复制推广。保险业服务国家战略不断取得新进展，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出口信用风险保障、支持国产大飞机等重点项目先后落地。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提升，为地方经济社会提供风险保障、服务社会民生、参与社会治理和城市建设。2017年上海首登“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保险业排行榜榜首，使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影响力迈上新台阶。
与会人大代表对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成就予以了高度肯定，并就进一步提高上海在国际保险市场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建言献策，围绕个人税延养老保险试点、国际保险仲裁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交流。代表们一致认为，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是上海“五个中心”和自贸区建设的重要组成，也是保险业支持“上海服务”和打响“四大品牌”的实际行动，希望上海保险业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把国际保险中心这张宏伟蓝图绘制到底。
本文来源：上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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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富法
这个时代，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新贵”。上市公司和其他未上市就获得丰厚投资的独角兽们，书写了很多个人的造富传奇。但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让人深思，不作恶是这个时代的底线。
保富法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保护财富的方法。
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有人写了《保富法》。而且写得很轰动，很让人信服。
谁呢？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1880-1953年）。
聂云台的爸爸在这里也要提一下，他是晚清上海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台——聂缉椝。
聂云台是近代企业家，旧上海首任商会会长。他生长的环境，从小见的人，非富即贵。《保富法》这本书，是他六十多岁的时候写的，写于1942-1943年间，也就是说，他至少旁观了从他记事开始就接触到家族及个人的至少五十多年的转变过程。
然后，他说了一个可怕的经验和历史规律：数十年来所见富人，后代全已衰落；六十年来文武大官世家，都已衰落，后人不兴；惟有不肯发财的几个大官，子孙尚能读书上进……
上文提到了聂云台有个著名的外公，就是曾文正公。他在书中自然也提到了他，讲到曾文正公，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却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而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占用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曾家却认为——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
聂云台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曾国藩曾经定下家规：凡是嫁女儿娶媳妇，花费限用在二百金以内。但曾纪芬出嫁的时候，嫁妆被挪用做家庭开支和赔付一笔应付账款，所以只给了路费银钱六百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了。曾纪芬中年时，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时，常常是泪随声下，感慨自己身为王侯将相之女，嫁给了数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艰难困窘，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
| 聂云台（后排中）的母亲曾纪芬90寿辰时其一家合影
《保富法》分上中下三篇，下篇中谈到了聂家的七世祖乐山公，说了他经常治病救人，特别是救了好几次瘟疫中受苦的人民，从来不顾及自己的生命安危，对于穷人和受刑犯救济尤其的多。八十多岁了，仍然常到监狱探视病患义诊。而且，他从来不求回报，官府给了很多机会也不接受，最后只答应了一条，就是让儿子先焘进入了雯峰与集贤两家书院读书。他的儿子、孙子、曾孙都有官运。家族以“三代进士，两世翰林”著称一时。
到了聂缉椝这一代，他历任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会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总办、苏松太道台（上海道台）、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湖北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他在上海根基深厚，被认为是晚清上海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台。
聂家父子在1908年以银子31.75万两买下华新纺织新局，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聂云台任总经理。由于聂云台有中西教育背景，经营得不错，又以所得在湖南老家买了大片土地——大通湖滨的南洲一带4万余亩的湖田刘公垸，开垦、扩建为种福垸。后来在上海的产业也进一步增长，纺织、钢铁、贸易都做得不错。
上海曾经有个聂家花园，位于杨浦区，西至荆州路、东至辽阳路、南至惠民路、北达霍山路，这里的几十亩地是聂家花园及其企业所在地，是中西合璧的、相当现代的海派园林。多年前曾纪芬的外孙女张心漪曾撰文回忆这个花园说：“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个人通过的石板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的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炭熨斗和缝衣机的裁缝间。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三层楼上两间堆满着箱笼的‘箱子房’……”
总的来说，聂家世代繁荣，主要是靠祖上的悬壶济世、无私奉献。曾家世代繁荣，因为从不贪财，而是散财、不留财。聂云台总结为：平常人以为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
聂云台写道：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多比较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
聂云台曾经是基督教徒，在他妻子（1917年）死后，自己又大病一场，他感到生死无常，就研习佛经三年，1924年在如幻大师处受三皈依。不久朝礼普陀，于印光大师座下进受五戒，法名慧杰。他的思想受了佛教因果论的影响很深。
《保富法》曾在《申报》刊载，一度轰动上海，一时引起各界纷纷捐赠，总数竟然达到四十七万余元。按那时附近几年的物价，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就能吃饱了。
柳亚子在给《保富法》做序的时候提到了明朝的一位保富法实行者。
在张大复的《梅花草堂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四川有个当按察的官员，有五个儿子，给儿子们都立了刚够温饱的产业，自己的吃穿也不浪费。他年迈之后，将生平所积的俸禄拿出来，有万金之多，愿意补充公家费用不足的部分。当地官员说，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他就让人把万金埋在一个旧院子里，盖了石板，题字：‘还诸造物’，他去世后，这个宝库也没有人去动。万历辛酉年，土匪暴乱，将公私财物抢掠一空。当地官民面临挨饿的困境。有知道宝库事情的人，报告了官府，用这笔财富救济了当地的人们。这位老人的高尚道德，真是千古少有。就是那时当地的官员和老百姓，都是非常廉洁。”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大家都知道，具体的事迹是什么呢？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地理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让全苏州人的子弟在此处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兴发显贵，那样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堂。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都发达显贵，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的楷模。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延续繁荣了八百年，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很多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子孙后代。
元朝的耶律文正公（即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生活俭朴。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做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蓄私钱，而子孙反而享大发达的证据。
林则徐曾有著名的教子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林则徐自己官场不得志，但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后人仍然存在显达者。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笔者去年也曾写过《子孙如我不如我，都不用留钱，您同意林则徐的观点吗？ 》。
更多的保不住富的例子
广东的伍氏、潘氏及孔氏，都是鸦片生意场甚至战场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代表。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装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
这个伍氏，就是19世纪的世界首富——伍秉鉴。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伍家居中调停奔走。2001年，《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在“纵横一千年”专辑中，统计了上一个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名单中有6个中国人的名字，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坤、伍秉鉴和宋子文。伍秉鉴是个生意奇才。1801年，伍家在行商中只排第三位，他接手后伍家财富一路攀升，1813年达到全行商首位，1826年的资产更是达到2600万银元，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
上海滩有个江西的周翁，盐商领袖，钱财积而不用，捐钱也很吝啬。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吝啬，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快。
还有上海滩犹太人哈同的故事，他也曾是远东第一首富，甚至是影响近代上海城市规划的人，但最后无儿无女，就像烟尘一样消失了。笔者也写过《哈同》，写的是他的奋斗创富发家的过程，也写到他的结局，“妻子不能生育，他也没有另娶，也没有绯闻，死后把财产按照犹太教习惯全数给夫人。后来他的一众养子女们，为了争夺财产不可开交，让这个传奇终究变成了孤品。”聂云台批判他，他遗产有八亿银元，试设想一下，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他们也做救济，但只是表面文章，只想出一点点的钱去换得美名。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悭贪不舍也是充满罪过的。
儒家的金钱观是这样的：
《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 贪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
《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样的人更为社会所敬重。
《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 。”
《孟子》：“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佛家的金钱观是这样的：
《药师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地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
《金刚经》说，“度尽众生，自觉未度。”又说，“布施济众，不觉有施。”
道家的金钱观是这样的：
《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
《道德经》：“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 “反者，道之动。”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总之，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都在说一个道理，就是要做君子，不做小人；要积德行善，知因果；要道法自然。
用笔者自己的话说，保住财富的方法，就是这一代为下一代赋能，这个能，是精神上的力量、能力素质的培养、广结人缘种善因等。
我们一分为二看，排除宗教因素，比如佛教因果报应等理论对聂云台的影响，我在想，一代的人生大概是这样的，此生不求圆满，因为可能你圆满了，你的后代并不会。
第二，虽然此生不求圆满，但还是要准备周全的计划，特别是现代人尤其如此，要想的通透，提前规避掉很多问题。对于财物聚散，要有周全良好的计划。
第三，对于自己的生活，遵守着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则，努力保持一种平和心境至为紧要，该放弃的必须舍得放弃。得失不患，宠辱不惊。
第四，一定不要过分享受，这一点中外文化是相通的。笔者也曾写过《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却只知道一件大事》，世界最大的不收费基金创始人约翰·博格说的，“人生苦短，何不及时行乐，不过最多只能花5%。”
第五，因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间产生了一种祥和之气；如果付诸行动，则这种祥和之气，就会常常环集在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
《保富法》篇幅不大，我是一个周六就看完了，信和不信的，都可以拿来读一读，读完心是很平静的。
本文来源：秦朔朋友圈
本文作者：小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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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退潮！数十年财富被洗劫，谁再这么干就是找死！
岛 君 说
2017年以后，一个金融周期面临终结，投资变得越来越难。中国市场变化太快，金融机构重新洗牌、国家对金融监管的力度空前，IPO过会率直线下滑。
过去5年，做投资金融尝到甜头后，众多的投资者面对今年的资本市场新局面，都有些不知所措。
近日，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企投会活动现场，就当前国内金融监管新变化、股权融资新特征以及IPO政策风向等关键问题为企业家做了内部分享。
金融繁荣只留背影
新监管格局已经形成
中国市场变化太快，这是最大的风险，也是企业家们在选择融资、挂牌新三板、IPO等最纠结的地方。
大环境确实变了，从国内来看，金融监管的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仅是大家看到的成立了几个机构，不仅仅是郭树清同志既担任银行保险监管委员会的主席、书记，还担任人民银行的书记这种简单的人事任命。
大格局发生变化，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对于未来融资挂牌上市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做了一个梳理：
1、一行三会之间的合并、组织架构的调整，变化是很大的。
2、金融机构杠杆，趋势非常重要。我们也在很多场合强调，企业既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如果企业更早遇到金融杠杆的问题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被动。
3、金融机构重新洗牌。
4、IPO开启了提速，但是（过会率）大幅度下降。
5、独角兽回归。
我们看到，中国的双重监管格局已经形成。总之，我们过去5年（2012-2017年）金融大泡沫、过度繁荣的周期已经过去了，对于企投家来说，“投”变成越来越难的状态。
我作为研究者，从第三方来看，如果您过去5年做投资金融，那恭喜你，如果未来做金融和投资，那不可想象。这不是个人能力问题，这是大环境问题。
从机构上来看，人民银行的地位空前下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央行的作用空前下滑，因为我们处在量化宽松的时代，对金融、货币的监管尤为重要。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发达经济体监管各不相同，而中国相当于“德国+英国+美国”的综合体。
同时，银行保险监管委员会的一把手，同时是央行的书记、中央委员，我们的人民银行行长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设计很有意思。这意味着，我们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对金融领域的各个业务、对投资和融资等各个环节的监管能力越来越强大，也吸取了过去5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教训。
股灾之后的这些变化，必须引起重视
2015年的股灾让中国决策层看到，若不对金融领域强化监管，就可能出现严重的金融风险，甚至威胁到国家体系和金融体系，乃至政治的安全。下决心开始重振中国的金融监管，这也是国务院发展委员会的来源。
股灾也让中国最高当局意识到，我党驾驭宏观经济的能力比较强，但驾驭金融的能力远远不够，所以下决心重整机构、强化监管，但政策因为时间差的问题遭遇挫折。
第一，跨越监管
从宏观审慎的理解，简单来说既看机构、也看期限，跨越监管，同时对金融机构的无论是储备资金、拨备还是杠杆率都有明确要求，这是以往没有过的。
监管机构现在刚刚成立，各部门领导也刚刚到位，对于即将发挥的作用还需要观察。而且监管的口径和政策基调相对来说是偏离的，我们的监管相对比较僵化，中央定了调、金融机构实施，上面措施没变，下面也不会变，但外部的环境和国内市场环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至于我们会担心2018年中国出现因为政策偏紧、调整过慢导致的经济下行超预期，利率上升超预期，金融风险释放超预期。虽然现在（政策）适度松动，但目前还没看到，所以宏观政策对企业和投资机构来说既是机会，同时也始终是风险。
第二，核心资产越来越贵
宏观环境方面，资产方和负债方的收缩速度不一致，会出现核心资产变贵，有限的资金开始涌向有限的资产。而相对于资产来说，资金代表了流动性是比较充分的。
比如去年以来大家炒白马股、蓝筹股，买茅台、格力，这些股票连创新高，出现了回归独角兽，估值出现天价，比美国估值贵6、7倍，只有在中国市场可以见到。因为中国市场特别的监管制度、交易制度，无穷无尽的制度。
每当这时觉得很可悲，监管资本市场交易涉及很多不合理，中国投资者的构成结构造成了投资情绪的不理性，资产出现不对等收缩时很容易出现核心资产泡沫，这种情况在2018年仍会延续。
中国股市开始变得港股化，股票之间分化越来越严重，这是金融去杠杆导致的非常重要的资本市场投射。只要去杠杆的政策或者说金融监管没有根本性变化，核心资产变拥挤或者核心资产泡沫化的情况仍然会持续。
我们看一个具体案例，前年乐视体育融资时，很多人找我帮忙让我很震惊，包括我们今天看到所谓的独角兽回归，各种人士和机构在微信群里贩卖独角兽份额。当独角兽被切成100万、500万等一块一块时，我不觉得是好事，这种情况不正常。
而各个公司盈利无法覆盖，资产无法变现，开始画股东。再好的企业家也逃不过资本市场的各种回流，要把70%的眼光放在未来。
我觉得投乐视很能说明问题，一批资深老企业家投了巨资，但他们习惯了利用传统的政商关系赚钱，对于产业的理解远远不够，他认为自己抄了大底，最后把自己抄进去了，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不要迷信权威，特别在今天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
除了这些公司收缩之外，我们看到房地产行业受挫，泡沫影响到二三十个产业。而资产负债势必影响金融投资机构的资产负债，这几年房地产之类的企业都出现了收缩。
排在前十的房地产公司，过去几年的业绩就是他们的顶点。在宏观环境和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财务成本越来越高，这些企业势必要做出调整。
第三，去杠杆表现的是地方政府、PPP这些领域
2008年以后4万亿导致平台公司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地方债务风险出现。地方债务大致管住后，融资方式从原来的平台公司转向了PPP。而真正原本意义上的PPP项目非常少，不是民营企业不愿意，有天然的障碍。
最后我们的PPP只有地方政府和国企，周期长、资金量巨大、金融风险很多，以至于民营企业不愿参与PPP。地方政府为了融资想了很多办法，搞了很多假PPP。
现在从宏观层面可以看到，金融监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已经开始收紧PPP政策了。
第四，金融机构重新大洗牌
中科招商现在的遭遇，有自身问题，也有监管问题，监管永远正确，新三板挂牌的时候没告诉你不可以这样，等你挂牌出去了再说，你没有理由反驳。
我们有些东西很模糊，让很多企业总经理把握不住，在当前看起来很好的投资，但你不知道监管政策未来会发生如何大的变化。所以VC、PE近些年境况非常不好。
所以说，在银行业、保险、券商、信托等各个新兴业态里面金融机构都会出现大洗牌，总体两极分化，一个投资规模比较大，抗风险能力比较强的公司，经营纯正的公司投入产出越来越明显；。
另一部分就是往下，做不了全产业链做其中一个点和其中一块，和大公司合作，做得要有特色，也能勉强生存下来。处在中间地带是最难受的，规模不能过去，市场份额拼不下来，没有特色，也不能有特色。
这种分化机制还在加剧，监管层面对于今后平台的监管程度越来越细，现在民营机构平台我估计在未来2、3年正在去杠杆。我个人不主张对民营企业、包括金融平台（刨根问底），如果揪住这点不放（中国企业）没有好日子。
金融机构重新洗牌已经开始，我个人认为，债务问题不是一个单位的问题，就像万达，我对王健林这些企业家充满敬意，但是万达过去五年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失误，跟政策无关。同期恒大在港股创了历史新高，房地产业一路飙升。
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听媒体泛泛宣扬产业如何，要客观理性。房地产是不太讨人喜欢的行业，但是它在未来二三十年有非常好的反哺时期，放弃房地产搞文化，像放弃一座金矿一定要投铁矿。
当然，没有敏锐捕捉到变化，企业也要反思自己。比如2015年股灾后，我们已经看到国家层面对于资产泡沫、海外收益资产的政策基调的隐约变化，虽然降杠杆不是很快，但没有这种判断，出风险是迟早的事。
第五，IPO进入了新常态
2015年A股进入了2.0版本，开始是慢，严格审，之后加速，但是从2017年底开始过会率大幅降低，有什么新特点？简单来说，中国还在用最计划经济的手段，来管理一个最市场化的资本市场。
新一届证监会成立，新的举措有待观察，但是总体降速、过会率不高的情况至少在今年还会这样。我认为无论出于统战目的还是别的目的，这种办法确实是有问题的。僵化执行、破坏了规则，且对原来发行制度、交易制度没有任何改进。
资本市场改革根本不是证监会能够推动的事情，三中全会提前、两会召开，是不是有变化？现在不知道，但是没有从上到下的强权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就不能太理想化。
现在金融领域最重要的还是银行保险，所以很多企业在上新三板的时候高高兴兴、欢天喜地，最后觉得挂牌还不如不挂牌。
新经济时代到来了，出现了一大批独角兽。但独角兽是市场选择出来的，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不要让独角兽成为“毒”角兽》，有人举了个不太合适的例子，说独角兽就像原来20多岁的漂亮女孩子去海外留学，定居很久，回来人已中年。她出去时没有交给投资人，回来让中国投资者投资了。
很多知名企业你认定它是独角兽，它未来的成长空间有多大？你对产业有多少理解？所谓的独角兽回归，加上中国监管制度、交易制度、发行制度和涨跌停制度，可能会出现回来就是最高点的情况。
怎么让这些企业回归？第一代企业到香港、美国上市时，中国的VC、PE市场不发达、国内改革滞后；现在我们大量的互联网企业到美国上市，很多都是中资机构投资，中国资本市场为什么还没改革？而且上有领导施压、外有香港联交所竞争，我们才开始请独角兽回归，让人来买？
所以现在IPO的特征是拥抱新经济、希望独角兽回归，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中国大陆市场经历了互联网的发展，一部分机构通过参与VC和PE投资分享到了互联网企业发展的红利，但大部分还没有分享到。但是香港并未出现这波互联网浪潮，其投资者和联交所却享受到了这波红利，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当初阿里先后在香港和美国上市，股权问题给联交所的触动很大：因为规则问题，这么大的企业没有在香港上市让他们感到很遗憾。所以联交所对主板规则做了修改：
1、关于市值产生年收入；
2、同股不同权益取得突破。
这对大陆A股市场冲击很大，他们可以为了拥抱所谓新经济，修改重要规则，而我们却无动于衷。我们的A股市场目前仍停留在工业化时代，进展相当缓慢。
风向已变，股权投资显现新特征
在美上市的很多企业都发行ADR（美国存托凭证）解决国内投资的问题，中国也势在必行。
CDR（中国存托凭证）存在的风险有，一是汇率风险，现在还不明确CDR是否只是与国内机构之间的买卖；二是由于市场导致的套利风险，CDR市场和金融股票市场分割；三是关于税收的监管问题，适应于哪个法律？税率多少？现在不清楚。
现在就这三点跟大家做个股权投资最近几年的新特征方面的梳理和总结。有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者的选择；二是投资者退出；三是风险。
投资者的选择有两大类，一类是战略投资人，有很多案例说明战略投资人的背景、资金、行为、诉求；一类是财务投资人，今天在座的都是财务投资人，大部分是以风投、私募、投行的机制。
中国这几年变化也很大，三年以前有些券商后来居上，定增特别大，一度成为明星企业，但是之后发现如果没有管理好期限，很多定增成了坑。
还有过去一些人抓住机会，大家找了很多VIP做评估，很多VIP现在越来越多愿意做这些东西，但是现在VIP已经退潮，甚至我们发现一半的一级市场估值不比二级市场便宜多少。
过去十年投资的钱太多了，项目过少，过多的钱追逐过少的项目，都希望能稳妥投资和退出，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甚至老牌资深VC/PE投资人私下都说这个市场太热闹了，大家到处宣讲自己的投资理念和情怀。真正的投资，是比较寂寞、孤独、反人性的，甚至几年之内很难投出明星效益。
反观过去十年，投资出来的明星企业很多，但99%的失败项目被淹没起来，无人提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在财务投资领域，根据这十年的变化，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的投资行为，过去的投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
一个企业该选择什么样的投资人？每个企业都不一样，所以企业咨询越来越重要，有时自己想不清楚，旁观者清楚。
你是接受国有的财务投资、战略投资还是市场化天使轮？接受什么样的估值？传统行业有参照系，新兴行业没有，需要你对企业有正确的思考、自主定位以及和机构谈判的定位。并且要想在这个焦虑时代不再更加焦虑，一定慎重接受投资，要有独立客观的定位。
到收购了A轮以后怎么办？过去十年我的观感是投资机构认为你们越来越聪明，谈投资头头是道，不想承担任何风险。二者关系极不和谐，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资金发生微妙变化，因为融资成本越来越高，投资机构在融资方面收到很大制约。现在普通投资者聪明了，也是好事，让喧嚣的时代降温，也是好事。
对于企业和项目方来说，大家发现投资不好拿，还是得回到根本，照顾好自己的企业业绩。今年表现在微观方面是投资者同意了，企业就要老实做企业赚钱，宏观方面，中央文件告诉我们，回归本原、服务实体，这是我很大的感受。
1998-2003年间，很多欧美机构投行成为了中国大型企业的战略投资家，这是需要敏锐的判断和形式的把握能力的。那时候投股票太好了，我们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当年中国国内的很多机构不敢投，中国企业上市之后股票发不出去！
今天还是有很多左翼人士痛骂当时的形式，说中国的企业贱卖了。所以战略投资人得有眼光，甚至要佛性、善良，他不行我就帮一把。
所以投资方法论如果像教科书或者PPT里写得那样规整，还要投资人干嘛？未来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对创业、投资人、企业家判断的不确定性，需要投资有理念和情怀，也就是一定的投资精神。
IPO过会率创新低：
闯关要做“三好学生”
IPO的退出从统计上来看，2015年、2016年超过2倍，2017年、2018年平均超过5倍，包括并购重组、股权转让收益等等。 简单说一下A股的风险和障碍。
A股是IPO很大的障碍，媒体进去了，监管和要求不支持。典型的就是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很悲壮。投资方完成业绩没及时上市，把估值全拿过来了，企业家指责投资方不近人情，不考虑形式把握。
这类企业失去创始人，企业内涵、品牌发生了很大变化。最近得知俏江南已经被我一个做餐饮做得不错的老乡全资收购了，我希望这家企业重新振作起来。
正确的方式是什么？现在A股协议的IPO去掉，因为一旦A股失败IPO更加困难；第二种情况是关于三类股东的问题，一度成为投资机构和监管层一直博弈的问题。银监会关注的是持股，证监会关注的也是持股。
股权的稳定性是最大的问题，对于监管层来说，金融投资机构最稳定，最不稳定的是股东。一个产品到了一定规模对股价有影响，证监会审核IPO转板，新三板公司转板，IPO企业对这个非常关注。
三类股东天然存在管理人、产品、投资方分离的特点，我们企业一定要关注宏观层面，因为宏观直接涉及到监管层面，监管层面直接涉及到非常具体的监管层面。
现在IPO出现了新形态、新特点，总结了三个我们需要配备的品质：
一是耐得住寂寞。2017年上市IPO平均用时1.49年；
二是经得住失败。过会率创新低，IPO面临巨大的考验；
三是要付得起钱。
中国市场的顽疾就是上市的成本太高，很多上市公司不堪其扰，那么企业家要问了：还上不上市？作为做企业的人，要审时度势，有自己的判断。
投行肯定希望你上市，投资金融也希望你上市，但是适合不适合？自己把握。如果60岁想过退休生活就算了，如果你还想干一番事业，成为全球企投家还要走这一步。
上市当然好，问题在于IPO过程中的隐性成本太高，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比显性成本更大。显性成本之一是税务成本，多少企业要在IPO之前突击补税？2017年483家公司中，有38家公司2016年所得税相比2015年增幅超过100%。
不光是补税问题，还涉及到税务处罚问题、企业资格的重新认定问题以及股改的时候个人所得税的交易。这是很大的隐性成本。跟很多企业家交流的时候，感觉上市是他们的心病。涉及到企业进步和发展、代际传承，上市之后彻底洗牌、规范化，变成了正规军。同理常见的还有社保问题。
简单总结一下，根据证监会和新一届发改委要求，现在IPO需要哪些条件？简单来说需要资本是“三好学生”：规模要足够大，3000万净利润是硬指标；要年年向上，净利润曲线平滑向上，波动尽量也不要太大（A股是不错的选择，估值比港股高、也能防止水土不服）；
简单来说发改委关注的就是要想方设法解决的，证监会对于IPO企业的审核现在要求更高，证监会反对意见的关注点，我简单总结了一下：
第一、信息披露；
第二、持续严厉；
第三、财务状况；
第四、合规；
第五、独立性；
第六、关注项目。
从行业者来看，IPO审核关注哪些？我们简单过一下几个行业，第一个互联网行业，IPO关注的点主要在模式、估值、资产特征、资金的投向、渠道、品牌建设、战略等问题，特别是估值也相当关注。传统的PV定价不能充分地反映企业的盈利，所以现在互联网企业估值模型也是多重的。
从细分行业来看，目前软件和信息服务过会出来的规模排在最前面，对企业价值的判断为什么软件和信息服务排在前面？主要还是市场应用潜力、长期经营型、人才判断的价值明确和认可。
但是资本市场有个问题，对过去认可，而不是对未来的前瞻。交易所如果还是用传统的工业化思维、制造业思想、银行思维看待企业，怎么可能培育出来好企业？
第二个医药行业，主要涉及到商业贿赂问题、质量问题、产品结构问题等，这个行业很多有灰色地带。
第三个是农业，农业企业上市的概率小。新能源现在是投资机构政策支持、监管者支持、行业者支持的行业，它的风险在于独立性问题，与企业扩张需求的匹配度不稳定。
第四个是传媒行业，特别是涉及到文化、影视、娱乐等等方面，这些企业受到意识形态部门、广电部门、文化部门、旅游部门等等各个方面管制或者影响，波动性很大，风险也大，估值弹性也很大，这是行业的特点。
IPO如果我们走不通这条路怎么办？有四种选择，再次申报、海外上市选择、被审核、挂牌新三板。
大部分选择的是再次申报IPO，一次不行选择二次，二次不行选择三次，第三次100%。
海外上市也是不错的选择。
第三个被审核，很多企业不愿意被并购，涉及到企业创始人以及对企业的把握和行业趋势的把握。
第四个挂牌新三板，IPO失败以后有很多公司选择挂牌新三板，但不主张大家这样做，如果没有转折性政策推动，新三板彻底不行，很多责任在于监管层。过去几年以中石油为代表的企业回归A股，新三板再加上独角兽不是天灾，是人祸。
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监管环境的变化、股权投资、主要一级市场、二级市场IPO的变化，同时也有新一届监管层的特征，供大家参考，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有所启发。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正和岛
本文作者：管清友（口 述）
图 片：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