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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C导读：

在周小川和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这对年龄相仿的老朋友看来，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也已初见成效，但亟需解决绿色债券定义、绿色标准体系不统一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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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小川和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这对年龄相仿的老朋友看来，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也已初见成效，但亟需解决绿色债券定义、绿色标准体系不统一等诸多问题。

2016年，周小川和保尔森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推进绿色金融体系高层圆桌会“

在5月9日由保尔森基金会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举办的“2018可持续性年会”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表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经济在保持近40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沉重代价。预测显示，未来五年中国每年需要投入至少2万亿至4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来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政府只能提供其中的一小部分资金，因此必须构建绿色融资机制。

图片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谈及进展，他表示，中国的绿色融资体系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2016年8月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随后国务院于2017年6月批准设立浙江、广东等五省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进入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底层摸索”紧密相结合的新阶段。

在此过程中，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国。2017年中国绿色债券发行量达到371亿美元，同比增长4.5%，约占全球总规模的22%。2016年，中国的绿色债券发行总额高居全球第一。

“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势态良好，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少。”他坦言。例如，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有待加强，绿色标准体系还不统一，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第三方评估制度尚不健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

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保尔森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碰到过一些（中国）机构的人，对我夸耀他们已经做了多少绿色投资。但当我问及他们对绿色的定义是什么时，他们马上面无表情，说这个我们还没完全确定下来。”

图片来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在还没确定什么算作绿色的情况下，怎么能说是真正的绿色投资？”在保尔森看来，中国绿色金融的一大挑战，就是对绿色债券和绿色投资，需要有一个可验证、合理、透明的绿色、绿度定义。

周小川提出，在夯实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方面，需要推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统一，健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出台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加强第三方评估，逐步建立银行绿色评级制度。

目前，中国监管部门对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要求较松散。发改委监管的绿色企业债，只要求50%的募集资金用于绿色项目，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绿色债券也没有强制要求100%的募集资金都要用于绿色项目。

在西方，现在也还存在不同版本的绿色标准，但在中国，保尔森认为关键在于应把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的标准设得更高。目前中国国内存在不同声音，高层领导人无疑希望改善环境，吸引资本；但也需要认识到，有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在，包括大的污染者，他们会与政策博弈。

“这是中国政府最终需要做出决断的。”保尔森基金会刚刚成立了绿色金融中心，作为外部的顾问、咨询机构，其能做的就是鼓励中国各方面协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会是危险的、或至少不是最优的，即推进绿色金融却没有实现真正想实现的目标。”

周小川还表示，要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支持绿色融资的功能，进一步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以及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完善环境权益交易市场，丰富融资工具，发展基于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各类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探索开展碳排放权、排污权、碳收益权等作为抵质押的绿色信贷融资机制。“提高绿色金融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强绿色金融的风险防范。”

曾担任高盛CEO的保尔森表示，自己作为一位“市场人士”，尤其看重、强调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对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性。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戴青丽（Deborah Lehr）表示，美国更多是市场机构自下而上地发展出这一市场，包括相应金融工具，来提供好的激励。

“我认为，除非绿色投资是在财务上有吸引力的，或是监管强制要求的，不然没法期望私人部门资本可以真正参与进来。”保尔森说。而对于绿色这一特殊领域，由政府来做一些强制规定，比如规定在哪些领域必须做多少绿色投资，是合理的。

周小川还提到，需要继续加强绿色融资方面的国际合作，在现有的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加强绿色标准、绿色评级、绿色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合作，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分享、传播以及相关的能力建设，促进绿色金融健康发展。

戴青丽表示，保尔森基金会最早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就是带一些美国该领域专家来华，与中国相关人士谈标准、市场构建、美国公私合作（PPP）实践等问题。现在，也在与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等人一道，努力推动“一带一路”国家自愿的绿色投资标准。

  “我们都希望中国的环境得到改善，中国高层决策者改善环境的决心是很清晰的，重组了环境监管部门，将关键人放到关键位置，他们无疑希望加快环境改善的速度。”保尔森说

“人们问我中国现在已经走到哪里，我说中国有很大的雄心，现在的挑战是如何落实。”他说，“挑战很大，但如果做成，会带来很大不同，也将是全世界的榜样。”

本文来源：财新网

作者：王力为

延伸

阅读一

周小川：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卸任央行行长后便甚少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周小川，在这个5月却频频现身。

此前在4月9日，周小川已出任博鳌亚洲论坛新一届中方首席代表、副理事长。本月，以新身份亮相的周小川出席多场会议，谈及当前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多个热点问题。

图片来源：新浪

支招

在5月17日举行的“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8”上，周小川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形容为“一本非常丰富深厚的教科书”，其中最重要的进展就是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向高质量阶段“转轨”，必须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金融层面亦是如此。目前，中国绿色融资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走在全球最前列。据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发行国。

周小川在5月9日举行的“2018可持续性年会”上表示，整体而言，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势态良好，但仍面临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有待加强、绿色标准体系不统一、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第三方评估制度尚不健全等问题。

为此，周小川建议，要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支持绿色融资的功能，进一步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通过发展基于碳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各类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拓宽企业绿色融资渠道。

反思

在5月19日举行的“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周小川讲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故事”。

据周小川透露，2008年四季度，在全球讨论危机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应对的过程中，中国方面明确提出两个观点。其一，经济危机的产生与金融市场中一些活动和产品，包括一些比较冷门的衍生产品脱离了实体经济有关，“这些产品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容易大起大落”。

其二，经济系统、金融市场系统中的正反馈特性过于突出。即经济好的时候，公司股价、盈利、评级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可一旦出现问题，就有很多“落井下石”的现象。

周小川表示，危机过后，在经济金融市场系统中更多引入负反馈环节成为各方共识，被看作稳定金融系统稳定的重要措施，如在系统中引入资本缓冲，减少对评级机构过度依赖等。因此，总结全球金融危机可以发现许多需要改进和提高之处，“让我们没有白白经过这个危机”。

力挺

“国际合作和博弈产生了很多新的内容，以至于现在我们的一些传统概念也有人提出质疑。”周小川在17日的活动上直言，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从事贸易政策研究时一度认为相关理论已相当成熟，“但是最近看来（贸易理论）也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

在国际环境变数丛生的背景下，主流观点认为开放与合作仍是世界经济顶压前行的必要前提。然而，随着“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其前景也添上诸多不确定性。

14日晚，博鳌亚洲论坛新一届理事会领导层见面会在北京举行。周小川明确表态说，博鳌亚洲论坛将以亚洲经济一体化为使命，要为亚洲的结构性改革和对外开放作出贡献。

具体到金融领域，周小川本月初建议，中国要继续加强绿色融资方面的国际合作，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加强绿色标准、绿色评级、绿色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合作，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分享、传播以及相关的能力建设，促进绿色金融健康发展。

本文来源：国是直通车

作者：王恩博

延伸

阅读二

周小川、陈文辉、陆磊等解释如何以金融业对外开放抵抗危机

近期阿根廷比索暴跌，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件事也引起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的关注。谈到当下面临的危机，周小川5月19日在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说，“大家都知道那首歌‘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衷心希望以后不会‘cry’。”

1

如何总结金融危机的教训？

2008年金融危机距今已十年，如何总结金融危机的教训？周小川认为，其中一条就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比较注重单变量的逻辑关系，但实际上金融危机发生很复杂，有多个变量，需要向量思维。

在他看来，传统的思考模式和表达模式对于分析全球金融危机显得有所不足。“我们模型的分析往往是比较综合的。往往是同一性质的，同一种关系写成向量。”他说，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某些小概率事件产生的，这个概率可能会变大，也就是尾部效应。但是从概率出发，又没有全局性。

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而这也带来了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等后遗症。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周小川指出，2008年第四季度讨论危机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应对过程中，中国方面明确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和金融市场有一些活动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比较冷门的衍生产品脱离了实体经济有关。这些产品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些环节容易大起大落。第二个就是经济系统金融市场系统中的正反馈特性过为突出。也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股价也好，盈利也好，评级也好，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一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有很多落井下石，这是典型的正反馈特性。

“我们在描述时就采用了条件概率的表达法，要描述在不同条件下，小概率是怎么形成的，要怎么变化。都说杠杆率高可能会出问题，全球都看到有些杠杆率高也没出问题。”周小川说。

如今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指出，2008年的危机是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形成系统性风险，其中混业经营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他认为，顺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诉求作出的监管让步，往往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面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金融监管不能退让，应当坚持分业经营为主的基本框架，严格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强化综合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事实上，中国从去年开始，打响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各种严监管措施不断出台。与此同时，面对混业经营的现状和趋势，中国将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重新组建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框架。

2

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仍较低

如何提高中国金融系统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金融开放。去年CF40发布的《2017·径山报告》就指出，金融开放是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扩大金融开放，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降低金融风险。有利于强化市场纪律，弱化道德风险问题，消除金融风险的痼疾，同时也有利于分散金融风险。

“开放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国际化的金融市场。” 5月19日，CF40学术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出席上述活动时说。

过去四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规模也急剧增长。但朱民指出，“我们的国际化水平、监管水平、业务产品服务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市场的地位不符。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严重落后。”

15年前还在中国银行工作的朱民曾分析，受益于中国加入WTO，外国银行资产规模在中国银行业的占比会达到15%，但事实上，这一比例在2007年达到最高的2.32%后就逐步下降，“今天只有1.26%。”同样，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股票市场股份占比仅为1.15%，在中国债券市场仅占2.44%。外资在保险业占比最高，但也仅为6.1%。他认为，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准入、股权、产品、范围、监管等方面设置了很多的条款，这还是一个不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

朱民指出，中国的债务水平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200%的债务线是一个国际警戒线，中国现在超过了200%。”他说，即便债务水平较高，中国并不会出现金融危机，“这有结构、资源配置的因素，也有我们很好的流动性支持等一系列的原因。”不过，他提醒，债务高、资源使用效率低确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问题。

他认为，尤其是目前在中国高杠杆率、高储蓄率的背景下，在中国人均收入上升、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金融业需要寻找如何服务经济转型和未来经济结构的新路径。

3

中国金融业再开放的措施

为提高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中国已经出台多项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CF40学术顾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公布了在市场准入、业务放宽等方面的12项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朱民认为，这些新举措，正是金融业实现自身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5月19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公布一些新的开放措施，一是放宽外资投资和设立机构条件。确保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鼓励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引进境外专业投资者。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有子行和分行，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外资保险机构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的要求。

二是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等待期，支持外国银行分行从事政府债券相关业务，放宽外国银行分行从事人民币零售存款要求，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近期，中英合资的韦莱保险经纪公司成为首家获准扩展经营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

三是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对外国银行境内分行实施合并考核，调整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管理要求。

为确保上述对外开放措施及早落地，陈文辉表示，“中国银保监会正在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建设，同时也在同步受理对接各项开放措施的准入申请。近期，已有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表达了在华新设机构或增持股权的意向，我们将根据既定的开放方案做好政策和准入辅导，推动一批对外开放举措适时落地。”

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上述会议演讲时表示，金融业对外开放要注重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他看来，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引进来、走出去”那么简单，随着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的稳定发展，内资金融业态的迅速成长，流动性的充裕，“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性金融稳定，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才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

当前市场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将会带来更多竞争，真正建立起健康有效和稳健的市场化金融体系，“这个竞争会非常精彩，由此改变中国的金融市场格局。”朱民说，通过金融再开放，重塑金融格局，提高金融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创立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模式。

本文来源：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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