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导读：
金融中心的背后，必须是一个思想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知识的中心。“陆家嘴资本夜话”这个平台，让那些有经济实战经验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大咖来分享经验、知识，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个国家战略。
过好一个夜生活的关键是什么？一个好玩的地方？一个有趣的同伴？还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活动？这些你都能在《陆家嘴资本夜话》的现场一次体验到！
无敌超豪华江景、诙谐幽默的教授、学者型高富帅、一针见血的经济学家轮番上阵，跟你促膝长谈近2个小时，从未有过的待遇，飞一般的感觉。
陆家嘴，不再是高楼林立下的疏离感，而是充满了知识和才华的芬芳，越夜越美丽！恩~学习使我快乐。有没有很心动？赶紧一起来回顾下这难以忘怀的“八次夜生活”~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董事长叶国标认为，金融中心的背后，必须是一个思想的中心、信息的中心、知识的中心，所以我们联合力量，搭建了“陆家嘴资本夜话”这个平台，让那些有经济实战经验，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大咖来分享他的经验、知识，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个国家战略。
回顾已经走过的八期“陆家嘴资本夜话”活动，主讲嘉宾们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洞见，以及他们触动人心的家国情怀，让我们深受感染。今天，我们把八期嘉宾在“夜话”活动中的出彩言论整理出来，供大家一起回味。
第 1 期
2018黄金市场发展和资产配置
↑ 上海黄金交易所党委书记、理事长 焦瑾璞博士
焦瑾璞博士精彩言论：
一般来说，抵御通货膨胀的最佳对策是变现金为实物投资，如房地产和黄金等贵金属。不过，投资房地产所需资金量较大，且周转时间长，变现能力弱。相比之下，投资黄金的可行性就强得多。
抵御通胀是黄金投资的重要职能之一。从美国的历史数据来看，过去的100年中货币增速平均是6%，但是经济实际增速只有3%，多出的3%恰好是黄金兑美元的涨幅。
第 2 期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
挑战和改革谈起
↑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
世界银行原副行长 祝宪先生
祝宪行长精彩言论：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既不要像发达国家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一无是处。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危机处理上，在美国主导的经济思想下，给很多发生金融危机后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多创伤、很多痛苦。因为美国主导的经济政策，用通俗的话来说，不能说药方下的完全不对，但它可能是一剂虎狼药。他们所开的“药”，常常是他们认为放之四海皆准的“药方”，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但实际上，对于一个慢性病“患者”来说，长期身体虚弱，猛然间服下一剂虎狼药，可能会产生反作用。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以新开发银行为代表的新兴国际金融组织，将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弊端，进行全方位分析，然后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
第 3 期
贸易战、汇率趋势、货币政策
↑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博士
连平博士精彩言论：
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的动机： 首先，他要保护美国利益，那么就要缩小巨额的逆差。减少逆差是一个标，它背后的本，是要推动美国的制造业发展。第二，服务业方面，美国的水平是全球最高的，它差的是工业，所以美国想要在制造业和工业方面进行发力。美国要发展制造业，就要引导在境外投资的美国公司回到本土发展，从而带动投资的增长。
总的来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的来源国。目前美国对外逆差中，有65%是中国带来的。十几年来，中国总共获得了4万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占了美国的便宜，这是美国人不可接受的。
第 4 期
加强金融监管背景下的资本市场前景
↑ 重阳投资合伙人、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王庆博士
王庆博士精彩言论：
影响资产价格的第一层次因素是国运，包括人口因素、技术进步的因素等。第二层因素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国运决定了资产价格是不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也会有波折，反映在金融领域就是金融风险。所以，对做投资来说，仅仅关注经济的最基本面因素，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系统性的风险因素的变化。也就是说，一个向上的趋势还可能会有一些波折，这个波折就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波动。十几年从历史进程来讲是一个一瞬间，但对于一个投资人来说，就是一辈子。
我们测算，2015、2016、2017年，全国由于房价上涨产生的财富量的增加区间大概是在20万亿到25万亿之间。这样财富增值效应，带来了消费行为的变化，体现在人们更愿意在中高端消费品上花钱，所以跟消费升级相关的零售数据有了积极的变化。
目前，股票市场的风险溢价处于历史均值附近。所以说目前股票市场，没有大的风险，这是一个基本结论。
第 5 期
解读中国经济5年来的变化：
增长范式、技术追赶与国家角色
↑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张军教授
张军院长精彩言论：
2012年以后，大部分省份实际完成的增长率和年初制定的增长目标之差无限的接近零，甚至部分省份已经变成了负值。说明地方政府在过去五年已经没有超额完成目标的冲动。
新一届领导人决定要改变原有的增长范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资金管住，要彻底改变原来金融市场存在的一些乱象。一方面，中国金融要开放，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业也存在着一些乱象。所以，金融领域的结构改革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将来，随着强监管的推进，整个金融领域中所谓的灰色地带，会大幅度的减少。
第 6 期
中美贸易争端一二三四五
↑ 长江学者、清华大学紫光讲席教授 鞠建东先生
鞠建东教授精彩言论：
从美国301调查的结果很明确指明这次贸易争端的核心问题是阻止减缓甚至打断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如果中国高科技行业能够允许过去三年到五年的发展态势，继续向前发展，中美贸易争端中国就算打赢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被美国的贸易争端减缓了，打断了，那就是中国打输了。
第 7 期
微调的开始
当前宏观经济与市场走势研判
↑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管清友博士
管清友博士精彩言论：
经济从刺激到出现反应需要的时间，有两三个季度的，有五六个季度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映的时间越来越长，刺激政策起到的作用周期越来越长。经济主体对于政策的反应钝化了。
政策的相机抉择，通俗的说，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对今年走势，争议很大。尽管去年经济一路下行，出现L型，但还不能说已经到底了。“央妈变了。不是一哭就有奶吃了。”具体到对市场的影响，股票市场从资金的端去杠杆，扩大到资产端去杠杆，而这一过程还没完。
第 8 期
精准投资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 亚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陈琦伟教授
陈琦伟教授精彩言论：
通过资本来追求高收益，实际上是一个从研发、到研发成果和企业形态的结合的过程，结合的模式对了，它就能通过乘数效应创造指数级的巨量财富。这种资本的再创造，其实是需要一个完整的过程的。比如说，光给科技研发机构投资一笔钱，那还不是资本，它仅仅算是研发费用。课题消耗的钱，还形成不了资本。只有当这个科研成果和企业这种组织形态紧密地结合起来，融合为一体，它才具备了创造财富的“生理机能”。也就是说，把钱和一个组织架构融合起来，融合的模式对了，他就能通过乘数效应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
谈到经济改革，“度”很重要！就比如说大象感冒了，它要吃药，喂它就不能用我们平常的汤勺来喂，这个量不对，汤勺是人感冒喝的，它是一个大象，所以力度非常重要，你想对了，还要作对。现在很多事情想对了，也看对了，没有作对。
错过了这八次精彩纷呈的夜生活，是不是很可惜？但是没关系，接下来还将有更多的陆家嘴夜生活登场！
关于“陆家嘴资本夜话”
“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由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市上市公司协会、上海市股权投资协会、上海支付清算协会、上海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举办，钜派投资集团、有鱼普惠联合主办，旨在聚焦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联动、跨境资本运作等主题，与上海金融界、企业界的高管分享思想、知识与经验，解读政策、分析市场、前瞻行业趋势、提供投资建议……每期活动将邀请一位实战部门或理论研究部门有水准、有思想、有经验的专家大咖，通过90分钟的主题演讲和30分钟的互动交流，把问题讲深讲透，分享思想、知识与经验……创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财经新地标和资本大讲堂。
本文来源：钜派投资
作者：李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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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琦伟：中国经济正处转型升级，如何把握精准投资机会
5月22日晚，由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市上市公司协会、上海市股权投资协会、上海支付清算协会、上海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举办，钜派投资集团、有鱼普惠联合主办的“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八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本期讲坛以“精准投资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为主题，特邀亚商集团董事长、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教授陈琦伟先生作题主题报告。
致辞：
上海上市公司协会副秘书长史美健在致辞中表示，陈琦伟先生的演讲对于处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供给侧改革、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停火，中美将扩大双向投资的当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上海共有280多家上市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服务平台，上海上市公司协会把鼓励和支持上市公司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提升产业层次、延伸产业链条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经常组织投资项目对接会和考察，帮助上市公司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尽管投融资双方都有需求，但对接会很难促成双方达成对项目的共识，协会也曾推动上市公司“走出去”投资海外市场，效果也不甚理想。
他表示，聆听陈琦伟先生对中国转型升级的专业分析和对企业对外投资的科学建议，必将提升上市公司决策层的投资理念和战略眼光，帮助上市公司寻找到优质投资项目。同时，也将推动协会把为上市公司对外投资服务的工作做得更好。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裁助理潘恒宁表示“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是中心联合权威机构搭建的众多平台中的一个。每次都邀请一位既具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修养的大咖主讲，分享经验，传授知识，发布信息，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背后必然是一个知识中心、思想中心。
“陆家嘴资本夜话”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每期邀请一位专家，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专题讲深讲透，同时，也让陆家嘴金融城的白领、金领听得过瘾、有所收益。每场活动都邀请近500名陆家嘴周边乃至全市的企业家、金融从业高管、白领等参加；陆家嘴金融网对讲坛进行全程图文直播，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公众号对讲座实录进行了整理和发布，线下和线上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互动，不断扩大平台的影响力。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也是一个转型的新时代。由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是新时代转型的重要内涵之一。资本，也就是投资，如何助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陈琦伟教授今晚将给出独到的见解。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的直属机构，我们的大厦位于东方明珠东侧，被誉为“东方蓝宝石”，是新华社和上海市政府战略合作项目，依托新华社在政治、品牌、渠道、信息、网络、人才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既服务于上海国际金融信息中心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服务于新华社打造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的战略目标。
主题演讲：
陈琦伟简介：
亚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亚商资本创始合伙人。亚布力企业家论坛理事，上海新沪商联合会轮值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创业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顾问，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家委员等。研究领域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其代表作《国际竞争论》曾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著作奖”，实际操作了一系列中国企业上市，上市公司收购兼并和重组以及VC和PE投资的案例。
以下为演讲实录：
回想中国二十几年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有一个特点--很大很复杂。这样谁都可以对中国的问题评头论足，发表一番观点。这和美国、日本、西欧甚至韩国等其他工业国家截然不同。它们的特点--经济问题是政府和专家的事情，是一个相对专业的问题，一般老百姓只对就业和工资水平感兴趣。比如，中国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会评论时政，美国，德国的租出车司机就不会。这个区别，说明真正的经济发达的国家，它的经济问题是一个相对专业的问题。在中国，人人可以评头论足，那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经济的现代化程度实际上是不够的。
这一点就跟我今天讲的精准投资有关系。历史上国内外因为经济周期而使发展有所停顿很正常，哪怕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也有过至少两次整顿。但现在，一方面大家都感觉到中国经济问题不小，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这辆了高速公路的大车，虽然发现很多毛病，却没办法停下来检修了，只能边开边修，变得停不下来。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不一般。
我有幸参与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一些事关顶层设计的研究工作。那个时候中国经济也有一大堆问题。但车没那么大，没那么重，于是可以停下来检修。但这二十年下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换句话说世界第二大车了，一个又大又重又带病开了这么久的车，停起来就难了，很多问题的解决不得不往后延了，产生了很多复杂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精准投资变得特别有意义。投资的基本元素是资本，因此我们就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看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我先提出一个命题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太快太粗糙，因此一直没有真正搞清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什么是“资本”这样一个看上去不是问题的问题。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敲锣开市的那一天，上市的八只股票是没有国营企业的，因为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缺钱的话自然有政府财政和国有银行支持，所以证券市场这样的地方，可以让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去找钱。直到现在，各地政府把更多的上市公司数量作为本地政绩的挂钩指标，隔了二十多年，大家还是认为上市就是找钱，这个观念基本没变。中国基本没有经历西方现代商业社会进化历程，从农业社会一步跳进现代化，还是简单的把资本当钱来看。因此哪怕到了投资时代，大家也很简单理解——投资就是要将来被投企业上市实现投资回报，完成钱的游戏。这种对资本的认识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现代经济要素真正的价值力。
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还知道以前有过饥饿时代、物资匮乏的时代。但很多90后从懂事开始就出生在一个有钱的国家，他们看到的是财富的持续增长。跟他们讲饥饿时代，他们觉得理解不了，理所当然认为我们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强国，是一个富国。但事实上，中国的财富是这二十年里面暴发式涌现和实现的，我们的观念，灵魂，还没有跟上来，还没有真正像马克思讲的那样，意识到在特定生产方式中，钱会具有资本的属性，而资本的灵魂就是能创造新价值的。这跟农民式的理解钱不是一回事了。资本跟钱，虽然形式上都是数字，实际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正因为这样，资本才会成为一种主义，一种是跟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创造新价值的机制。它内含着很多现代文明的元素，首先就是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的实体化，就会形成一个组织构架，也就是现代企业。现代企业的最核心特点，就在于它是由一堆契约组成的。公司法，公司章程组成了企业的法律形态；公司各项制度和议事，决策，管理，风控程序，又组成了企业运营的游戏规则；企业的各种对外业务合同，则构成了这家企业的商业业态。哪怕是科技创新，世界的科技进步和创新源源不断，是因为大量的资本去支持了它。但这种支持的长效机制，不能是光给科技研发，那只是研发的费用，还形成不了资本。只有等这些成果跟一个组织形态--企业结合起来了，资金嫁接到企业的构架上面，融合在一起变成资本，它就变成具备自身创造机制的能力。它就具备乘数效应的创造价值的能力。
中国真正开始比较多的做PE投资应该是十年前，然后六七年前就变成全民PE了，大家比较容易把它看成一个套利的机会，却忽略或不懂投资是让那些钱放进去以后跟企业组织形态产生化学反应，让商务模式的价值呈现几何级数量成长，这才是投资的本质。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就能做的更好。至少可以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我们对资本的本质理解透了，在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更加关注钱和它的商务模式结合以后产生的效应，而不是简单被发财效应诱惑，这就是精准投资的立意所在。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困难前所未有，因为我们经济的规模和积累的问题都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再加上现在外部环境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变化。
上图是过去二十年中主要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最大的三个元素。房地产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制造业就是加入WTO以后发展壮大，还有一个资源环境依赖性产业，三者内外兼顾把中国经济拉动起来。这个模式现在难以为继了。
一、房地产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一方面空房率在大规模的提高，但总的趋势放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地方政府在第一线很真实的感受到问题出在哪里，因为现在土地财政收入急速下降，这是没法扭转的趋势。现在地方政府要鼓励公司上市，因为这是一个看得清楚的、可以快速带来财政收入的渠道。
二、制造业方面。我跟民营企业家接触比较广泛，凡是碰到的第一线的企业家，充满热情、积极扩张实业投资的只占小部分，相当一部分是不得不维持或者心生倦意。我们碰到的案例，一代创业做传统行业，二代接班想接班的比例连10%都不到。所以中国的转折可能来得比所有人想象中要快。
三、资源环境依赖性产业。过去二十年持续快速增长的另一个明显副作用就是对资源和环境的透支，现在大家都意识到这是难以为继的。在这方面，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应对未来的挑战主要靠政府政策的引导，以及资本，企业界的共同努力。这种转型，也是一种价值创造。
下面谈谈结构性的变化。这是非常明显的趋势，资产性的需求会总体放缓，而消费性需求在快速上升。目前来看，政府层面意识到了这种趋势，但在实务角度力度还没真正显示出来。我很同意我所尊敬的周其仁教授的观点，大象感冒了，它要吃药，喂它吃药就不能用我们平常的汤勺子来喂，这个量不对。汤勺是人感冒了喝药用的，这是一头大象，所以用药的力度非常重要。因此在政策层面，可能很多事情，想对了也看对了，但还需要做对，需要有执行力度。
结构性调整的基本特点与中国经济总量增大带来多方面的变化直接有关，包括消费型需求在上升。从结构角度来说，它会提供很多机会，今天就不展开讲了。与结构性调整相关的另一点是地区上的差别，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距正在拉大。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它会引导资本投入的变化。这里我讲的资本都是指市场性的资本，不是指政府的投资。
至于海外市场，应该坦率承认，中国是从世界市场得益最大的国家。2002年，我在洛杉矶参加了一个会议，它的主办方叫国际政策委员会，与会者多是研究亚太地区的西海岸的专家学者，以及从华盛顿退休下来的一些老政客。参加会议的一共约三十来人，只有我是中国人。这三十多人里面有两个美国前国务卿，一个是里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一个是克林顿总统时期的国务卿。美国人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主题，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市场上中国制造的产品大量出现。因此可以得出两个判断，第一，改革开放使中国正在从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中得到好处，而且好处会越来越多。第二个判断，世界市场体系是现代资本主义体系里面最有活力的一个机制设计，它其中一个功能，就是用完全市场化的竞争使得后进的国家能够实现超越。所以在历史上，十九世纪以后，出现了美国超越英国，德国超过欧洲其他国家，日本崛起，亚洲四小龙崛起等等。
这次中美的摩擦，中国是做了实质性的让步，中国不想打，这是对的。但世界市场对中国不会更友好，这个趋势刚刚开始。这个世界市场跟二十年前中国商品蜂拥而入，靠廉价、靠许诺的投资就能打开的时代不同了。海外市场变化带来的压力，使得我们必须进行下一步经济转型和调整。
科技因素会越来越明显，但这明显也是一种结构性的调整。我们现在的精英层年轻化，教育程度又高，经历了中国稳定的发展时期，所以对很多事情的认识确实是很精准很到位的。在高端技术上，我们要立足自身，当然也要参与国际分工，这一块市场今后的空间是巨大的。我们以后做投资，有开创性技术或者有技术创新元素的商业模式，更加会受到青睐。中国经济转型，摆脱传统增长方式，主要驱动因素要靠科技进步。所以从结构性变化趋势来看，科技因素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最后要讲一讲转型时期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突变因素——“黑天鹅”和“灰犀牛”。灰犀牛是看得见的巨大的风险，黑天鹅是看不见的、突然冒出来的风险。这个大时代并不安分，中美之间的博弈只是刚刚开始。中日韩、台海、南海，我们周边的环境突变因素很多，美国的变化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可预测性。这些都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形势、社会形势中的突变因素，从投资角度看都是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
现在来讲讲精准投资的问题。以前为什么会出现为投资而投资，这跟经济发展的大形势有关系。因为以前市场发展得太快，提供的机会太多。就像房地产行业，在前二十年中至少有十多年，你只要拿了地做房地产，十有八九都能赚钱，并不取决于你有没有房地产专业背景。在精准投资的模式下，资本本身对价值实现的功能更加关注，在结构性的分化中，机会的出现不是普遍性的，而且不再占大部分比重了。所以精准投资的前提是精准的选择，这就要求对行业的聚焦、企业自身优势、投资时间窗口更加关注。
精准投资的几个核心能力中，第一就是聚焦。你要选择正确的方向，因为以后的投资方向，不是所有的都能赚钱，而是大部分不容易赚钱了。在能赚钱的那小部分里面，也需要甄别出来真正有发展潜力的商业模式。
第二个核心能力，是和头部企业合作的意识。现在进入资本行业的新人，很多在产业认识上先天不足。比如在陆家嘴地区上班的年轻人，大量都是学校毕业以后就来做投资了，对实体经济缺乏感觉，对行业、产业的判断力不足。所以跟行业的头部企业合作，这是一个有效率的方法。因为行业头部企业的企业家们是真正实干的，他们对行业的理解远远比一般投资机构透彻。当然，企业家的认识不是全部，在这个之上还有创新和新的技术趋势，二者可以互补，所以要进行合作。
第三个核心能力是定制化。因为合作的对象是一个经济实体，和它之间产生一种新的模式，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如果跟头部企业合作的话，从实现资本的投资收益来说，就更加有保障。投资定制化和头部企业本身的发展，包括商业模式本身的价值实现，要求有更加精确的设计。
第四是智慧化。最近几年，智慧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积极因素。虽然市场的困难程度在增加，但因为互联网的进步，智能化、智慧化的趋势，一些脱颖而出的商业模式和企业获得了明显的机会。如果我们做精准投资，能把智慧运营的能力结合进去，这将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最后一个核心能力就是退出导向，也就是投资周期要缩短。一般的投资周期是5+2年左右，而本土人民币的投资周期不会延长，只会缩短。真正的资本运作就要把退出途径看得尽量清楚，要有多种选择，这个非常重要。
作为总结，可以这么说，用以往的传统眼光来看，投资和商业机会进入一个长的向下趋势，难度在明显增加。但用精准化，专业化的眼光看，结构性机会反而在增长。换句话说，对于有自身核心优势的企业来说，未来是美好的。
文字整理：胡闻哲
摄影：金伟良
审核：张超
本文来源：陆家嘴金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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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宪：从布雷顿森林到国际多边金融体系，路在何方？
3月20日晚，由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上海市上市公司协会、上海市股权投资协会、上海支付清算协会、上海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共同举办，钜派投资集团、有鱼普惠联合主办的“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二期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本期讲坛以“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挑战和改革谈起”为主题，特邀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祝宪作主题报告。
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上海)有限责任公司（CIPS）总经理张欣，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绍统，上海电影集团总裁王健儿，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印金强，上海市金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黄升任，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秘书长赵海，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吕劲，上海市软件行业协会秘书长姚宝敬，彩亿科技集团董事长兼创始人冒高峰，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林辉，上海品牌研究所所长周元祝，策道信息科技创始人杨润江， PPTV总编辑陈少异，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慧，新丝路集团董事长王茂廷，有鱼基金董事长林琼，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叶国标，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副书记罗绮，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副总裁张凤明等500多位嘉宾出席并聆听了讲座。
以下为讲座实录
致辞：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秘书长赵海在致辞中说，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又过了一个十年。世界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错综复杂，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在不断的上升，相关的贸易制度、金融环境，如何改革贸易体系、经济体系，维护各国共同发展的利益成为新的课题。
2012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了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重要设想，并稳步有序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他表示，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也将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当中去，继续发挥上海金融同业的力量。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叶国标表示，“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是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联合权威机构搭建的众多平台中的一个，每次将邀请一位既具实战经验又有理论修养的大咖来主讲，分享经验、传授知识、发布信息，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因为，我们觉得，金融中心的背后必然是一个知识中心、思想中心和信息中心。“陆家嘴资本夜话”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每期邀请一位专家，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专题讲深讲透，同时，也让陆家嘴金融城的白领、金领听得过瘾、有所收益。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的直属机构，我们的大厦位于东方明珠东侧，被誉为“东方蓝宝石”，是陆家嘴金融城的新地标。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不仅仅是一幢楼，更是一个平台，一个开放、服务、分享、共赢的多功能、国际化平台，一个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服务的资源性、服务性、功能性平台，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服务上海、辐射长三角乃至享誉全国的财经新地标、金融大讲堂和卓越的文化新空间。
主题报告：
祝宪简介：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首席运营官，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之后长期在国家财政部工作，期间出任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此后，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2002年加入世界银行。历任国家财政部国际司司长、世界银行副行长兼世行集团首席道德官等职。
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祝宪在题为“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挑战和改革谈起”的主题报告中，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新型国际开发金融机构的诞生、国际开发金融体系展望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现在回头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个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原来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主要解决贸易自由化问题。在二战后由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设计的国际治理的框架，应该说是很有远见的。当然七十年后，这个体系的演变和所面临的改革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题。
本人有幸在职业生涯中能够跟这个体系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世界银行集团，有很多的关联，也参与了很多重大事件，所以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的听众可能会想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七十年的演变跟我们今天有多大的关联？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代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以在国际经济治理的大框架下，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提出什么样有力度的、有操作性的改革方案？这些都会对今后十年、二十年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资本市场等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从何而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与演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当时西方世界主导下的国际治理框架下是很有远见的。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举行的会议，以建立国际货币与金融交易的标准和讨论战后重建问题，以便促成战后世界贸易及经济的繁荣，防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重演。
会议就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展的讨论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两个国家——美国和英国。美国是二战后最重要的超级大国，英国是老牌且拥有很多殖民地的强国，但已开始衰弱。当时，英国代表团团长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他提出了建立一个多边体系的英国方案，但最终由于国力上的博弈，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还是美国人说了算。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凯恩斯的主张有他的远见和独到之处，但不幸的是他代表的是英国，所以最终更多的采取了美国的方案。
当时决定建立两个国际机构，一个是世界银行，正式名称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采取的是金本位的制度。但由于美国的国力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已经难以为继，当初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是汇率体系完全崩溃，所以演变成了浮动汇率为主的体系。
但在随后的岁月中，两大国际组织也发生了变化。世界银行原来承担的欧洲重建的工作，基本上被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涵盖了，所以转为帮助刚刚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发展经济。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各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做监测性的工作，同时在成员国发生短期的宏观经济上困难的时候，为其提供支持。这些职能跟布雷顿森林体系原先的设计已经有了很多的不同。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心工作主要是由专业宏观经济学家从事的，他们要对各个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情况进行定期的分析，然后跟成员国进行定期的磋商。只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都有义务接受这样的磋商，所以大家会经常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团到中国进行第四条款的磋商的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确实着重于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但从宏观政策的完整性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会对财政政策进行深入和系统性的研究。它聚集了一批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学家，对各成员国的经济数据和经济情况进行密切监测和分析，并会定期发表相关报告。但这些数据也有它的局限性，它有时不能完全符合成员国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经常是一种标准性的，而不是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跟世行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并不根据成员国的贷款需求来提供资金。它主要是在成员国宏观政策出现失衡时，或者外汇储备出现比较大额减少时，可以提供不同的贷款安排，包括优惠和非优惠的，这个区别主要是看国家的收入水平。
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言，相当多的工作重点是放在政策上，而不是像一个市场上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更多的考虑盈利、防范风险。它们主要考量的是所在国的经济政策。所以说，它是政策金融导向，而不是商业金融导向。资金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的捐助。
欧洲重建被马歇尔计划覆盖以后，世界银行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促进国际贸易的均衡增长和国际收支的平衡。
但世界银行有很强的阶段性的特点，自它20世纪五十年代成立至今的七十年里，他发放贷款的重点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世界银行集团的五个成员中，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贷款是以市场利率为基准的，因为他要到市场去筹资，把筹资的钱再转贷给成员国；国际开发协会提供的是优惠的贷款，因为穷国承受不了市场利率，所以提供的贷款主要由发达国家定期捐助，作为优惠资金发放；国际金融公司主要是对私人和市场发放贷款和进行股权投资，它主要是面向市场，客户是民营企业，而不是作为政府的导向或者公共部门的导向；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提供给私营部门投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提供担保，主要是政治风险的担保，也包括信用担保；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其实是一个较小的机构，在贸易和投资过程中出现了争端，它可以成为调解争端的中介机构。
世界银行的使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从帮助欧洲国家重建，转变成帮助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减贫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又更关注宏观经济问题，后来爆发了债务危机。世界银行的业务范围，从过去提供基础设施的贷款为主，加上了教育卫生，又转变到了政策层面，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面对危机，提供一些应急的贷款或者改革相关的预算支持贷款；从20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世界银行又将很多精力放在政府治理结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化等议题。世界银行最新的关注重点之一是帮助解决全球的难民问题。
因为发达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所以经常要把他们所遇到的一些经济难题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帮他们解决。
比如在欧洲，难民问题成为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所以他们希望世界银行接过这个难题。但难民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但世界银行认为只要跟发展相关的问题，它都应该接受挑战。所以在世界银行的政策框架下就不断加入了新的东西。它确实可以对这些问题提供分析和研究，但同时因为战线过宽过广，有时候会变得力不从心。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也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开放以后，如何从一个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我们的根本问题之一。在这个时候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别是世界银行起了相当不错的作用。它提供了有质量的国际经验，在中国的很多改革上起到了参谋作用。在国企、金融体系和财税等改革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有积极的参与。
在世界范围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弊端在过去几十年间不断显现。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是在美国为主的经济思想指导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力推这些国家在财政、货币政策上进行比较激进的改革，甚至全面收缩。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国家和人民受到了很多创伤和痛苦。
这些经济政策取向，对许多发展中国国家来说，犹如在患了慢性病、长期虚弱的情况下，开了一副虎狼药，结果可能变得更为虚弱。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经常认为开出的药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是一样的。
比如印尼发生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印尼提出一个全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缩计划，以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支持。记得在签字仪式上，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哈托低着头，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貌似趾高气扬地站在中心位置。这张照片发出来以后，印尼人民认为是非常屈辱的事情。
在比较可预期的将来，如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痛定思痛、进行深度改革的话，这些问题还可能出现。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种种弊端，但是它作为一个建立多边的政策和经济理念的框架，对有需要的成员国提供帮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积极作用的。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应该客观地一分为二去看待，这个体系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也不是一无是处。
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不会再像二十年、三十年前那样受制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本身的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和层面、经济实力都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的任务是怎么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至少应把它的弊端进行系统分析，然后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
三、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多边金融体系是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大的中等收入国家，比如金砖五国，他们在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得到非常大的提升，在全球经济体量的占比由1991年的16.0%上升至2015年的35.6%，增长超过一倍，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这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随着经济占比的提高，实力比较强的中等收入国家，都希望在国际经济治理的平台，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组织中间能够有自己更强的声音，有与自己经济实力相符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包括随着经济权重的增加，在这些多边金融组织里占有更多的股份。
但尽管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国际多边金融体系却未能与时俱进。由于各种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改革步伐极为缓慢。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中，股权分配是由经济实力决定，但要在长期历史形成的既有股权分配基础上，给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发展中国家更多股权，是一个相当困难和长期的博弈过程。
发展中经济体关注的核心是发展问题。希望通过发展解决社会、经济的难题，包括贫困、收入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发达国家政策关注的焦点更多在宏观政策和治理领域，在其影响和压力下，国际多边金融体系有时会偏离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需求。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一直对这些机构的弊端提出批评，并要求增加在这些机构中的话语权，但目前仍缺乏兼具理论深度和可操作性的具体的替代和改革方案。有些“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但还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同时，不同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还不可能达成完全共识。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受不同的发展阶段、收入水平、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使这些国家很难在和发达国家的博弈中拧成一股绳。
全球经济治理的体系应该进行改革，但改革方案要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又能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这个难题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很多发达国家的学术界也看到了在今天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一些多边金融机构都应该进行大幅度改革，但怎么改，还没有一个共识。即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也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改革路线图。
四、新型国际开发金融机构的诞生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实存在很多弊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确实应当改革，但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还没有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多边金融机构中，都没有做出有力度的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权利和义务不匹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所有成员国的经济形势要进行分析和判断，然后给予政策建议。但这些建议对于发达国家没有太多的约束力，但对于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则干预太多。
在发展政策上，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些机构提出的操作有不少不具备可行性，但迫于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只能被动接受。在不同国家、不同领域需要更广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时，国际开发金融机构经常把自身的风险过多转嫁给成员国和借款人。
2015年，在国际开发金融的领域，成立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主导的两个新型的多边机构——亚投行与新开发银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这实际上给现有的多边机构带来压力，可促其改革。
在国际经济平台治理上，这两个新机构的成立具有划时代意义。在新的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苦于没有足够的话语权，而仅仅依靠老体系自身的改革和改造，恐怕难以为继。新的机构的成立，并不是要替代老的机构，可以与老的机构合作。老的机构的一个弊病是战线铺得太长，要管的事太多。而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着重基础设施领域，弥补全球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金缺口。
中国是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行长是中国人，总部在北京。
新开发银行在治理架构上跟亚投行有所区别，五个金砖国家股份同等，均为20%。但事实上，四个国家加在一起，总体经济实力还没有中国一家大。但为了体现了金砖国家平等的理念，中国同意股权平分。这是第一家总部入驻上海的多边国际金融组织。第一任行长是印度人，行长任期五年，中国是五国中最后一个轮任。
新开发银行从酝酿、成立，到开展业务，现已进入迅速发展阶段。2018年，贷款规模预计超过40亿美元，即约250亿到300亿人民币。如能实现，作为一个新的机构，应该算是一个不俗的成绩。
五、国际开发金融体系展望
新开发银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区别，在以推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方面，并没有本质区别。但新开发银行希望效率更高，交易成本更低，项目准备时间更短，更注重客户体验，力求助推科技创新。新开发银行是南南合作的体现。
当前，在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仍不明朗、单边主义有所抬头的背景下，包括新机构在内的国际开发金融体系，仍是支持全球化的重要多边力量。
世界银行凭借其能力和知识储备仍将在国际开发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则应发展创新，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促进传统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改革。
中国已宣布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期待其在国际开发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新开发银行也愿积极与其合作。
作为一个新的机构，新开发银行还处在成长期，希望与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商业银行进行密切合作，成为一个切切实实的新的开发银行，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为可持续发展融资贡献力量，争取走出一条新路。
文字整理：许缤心
实习生：童星炜、伍文渊、魏小蔚、吴咏祺
摄影：赵竟皓
统筹：许缤心
本文来源：陆家嘴金融网
附：祝宪演讲PPT《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挑战和改革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