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南渡北归》看得我废寝忘食，如痴如醉，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境地，读完后我一直在想，这部书究竟是什么如此打动我呢？现在想来，打动我的应该就是民国时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南渡北归》厚厚三卷，以详实的史料全景式地再现了民国时期一批知名知识分子的群体命运以及他们的情怀与担当，史诗般壮丽。作者笔下的那一群大师，或率真执着，或高贵内敛，但都有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力量感染着你，鼓舞着你，这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力量在他们冒着日军炮火跋涉西南艰难办学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在民族危难时表现出来的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足以让那些活在自我里的人们汗颜。
一直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一言难尽的群体。首先是如何定义这个群体，如果从广义上讲，它应该是指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有较高文化水准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但这个定义似乎缺少了灵魂。在封建时代，很多读书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处世目标，当然治国平天下不是人人能为之的，但修身却是每个读书人的必修功课，尤其是生逢乱世时，不少读书人所表现出来的情怀和担当也足以名垂青史。在《南渡北归》里，这样的“书生”比比皆是，他们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可歌可泣。当我读到清华教授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潜回沦陷的北平城，在梁思成的帮助下，从清华实验室找回那50克放射性镭，然后一路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在一个多月后，提着装有50克镭的泡菜坛子，破衣烂履、蓬头垢面地站在校长梅贻琦的面前时，我忍不住热泪盈眶。书生的大义，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如此感人心魄，让人动容。他们虽然没有在前线和敌人浴血奋战，但他们在后方保住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血脉，一样青史留名。
读《南渡北归》，有两个人让我特别景仰，一个是梅贻琦，另一个是傅斯年。清华校长梅贻琦个性沉静，是个典型的谦谦君子，在抗战最艰难的那些年，他独自支撑着西南联大，让联大在烽火硝烟里弦歌不辍，谱写了一部中国教育史上最辉煌的神话。在昆明的那些年，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西南联大，以致他的夫人走上街头去叫卖自己做的米糕来贴补家用；他身为清华校长，但他的女儿却因为成绩不合格而与清华失之交臂。在那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既要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还要面对背景不同性格各异的教授以及热血而冲动的学生，但他凭着他的纯粹、执著、坚定和智慧守住了一方学术净土，奠定了清华大学之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灵魂，使清华大学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取得巨大成就，为国家培养了许多大师级的优秀人才。
这种责任与担当在傅斯年那里又是另外一种体现。傅斯年人称傅大炮，有山东大汉的率真，他除了饱读诗书学贯中西之外，最值得一提的应该是他作为一个学人在学术界和政界的影响。他曾经是五四运动的游行总指挥，他创办了赫赫有名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他主持发掘了河南安阳殷墟古迹，抗战胜利后他当过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因为胡适那个时候在美国还没有回国，他觉得这个位置非胡适莫属），去台湾后，他接手并改造了台大，为了理想，他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归骨于田横之岛”，他的人生足以用“壮烈”二字来形容。傅斯年最让我敬佩的是他的人格，他参政，但从来不从政，参政是源于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从政又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清高。他曾有两次上书弹劾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经历，孔祥熙辞职后宋子文继任，傅斯年又发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最后宋子文也不得不灰溜溜地辞职走人。这样的胆识这样的气魄，试问从古到今能有几人？看完《南渡北归》，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还需要“士”的精神吗？结论是如果制度不民主，法律不健全，中国是需要士的精神的。我觉得傅斯年的身上就有着非常典型的士人精神，不畏强权，以天下为己任，有风骨有气节有肝胆有担当，且爱惜自己的羽毛，从不愿意同流合污。蒋介石曾多次力邀他入阁，但他毫不含糊地拒绝，这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骨就是典型的士人精神，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傅斯年虽然受过西式教育，但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那种“一女不事二夫”的贞洁心态非常明显，他也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骨子里一直忠诚不减，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将倾的妄念。剔除政治因素，我个人觉得这还是一种使命感的体现。我认为，民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乃是士的气节和人的尊严，这一点在傅斯年身上可谓表现得尤为典型。
近几年“民国范儿”成了热搜词，我本人也是一个标准的民国控。究竟什么是“民国范儿”呢，有人认为“民国范儿”最突出的特点乃是纯真，这一点我在读《南渡北归》时的感受尤其深刻。所谓纯真，我的理解是不管身处何处，也不管经历了什么，能始终保持初心，保留对美丽事物的感怀，对美好情感的向往。长沙沦陷后，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曾昭抡闻一多等11位教师领着200多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从湘江岸边一路步行到云南昆明，一路上的艰辛可以想见，可是能把这一路的艰辛化为诗意与远方，就太让人佩服了。一路上，闻一多经常对着师生激情朗诵他新出炉的诗章，曾昭抡每天在晨曦中写旅行日记，学生们一路走来坚持做社会调查，看《南渡北归》，你就像参与了这一场历时68天横跨三省的“旅行”，你会觉得和一群有学问有情趣的人做旅伴再苦也是值得的。陈丹青先生曾把“民国范儿”描述成“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我觉得核心还是纯真。在抗战时期的四川李庄，曾经汇聚了一大批著名学人，其中就有傅斯年夫妇和梁思成夫妇，彼时的李庄虽然不用天天躲警报，但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充盈的食物和药品，连煤油灯都是“现代化”的奢侈品，但他们苦中有乐，生活很田园很诗意，更重要的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不废研求，简陋的煤油灯下，梁思成夫妇仍在共同奋力完成《图像中国建筑史》的英文稿等一批重要著作。当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到李庄，见到童第周等学者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下，用青蛙作生物实验，坚持科研，曾惊异地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南渡北归》里这样描写童第周捉青蛙的场面：“每到春秋之际，童第周便与夫人儿女及部分学生，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一时间，李庄的田野沟渠人跑蛙跳，你追我赶，泥水四溅，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奇特的景观何止这个，刘文典月光下对着一轮皓月讲《月赋》讲《红楼》，几百人的广场上鸦雀无声，要知道，防空警报随时有可能拉响，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防空洞里，他们照样读书讨论做学问写文章！我终于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大师辈出学术辉煌的原因了，没有功利，没有浮躁，没有虚伪，没有欺骗，一群纯粹可爱的人，视学问为生命的风骨，虽然物质是贫乏的，但精神是富有的。
看完《南渡北归》，有一个人我特别难忘，他就是吴宓。吴宓的身上有着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痴，有一件轶事足以说明吴宓的痴。吴宓研究《红楼梦》，喜欢林黛玉，在昆明的时候，有一家餐馆取名“潇湘馆”，吴宓见了大为光火，觉得一个小小餐馆取这个名简直是玷污了他心中那个圣洁的林妹妹，在与老板交涉未果后手执文明棍，把菜馆的牌匾给砸了。这件事的真实性也许有待考察，但我觉得特别符合吴宓的性格。我觉得这种痴就是纯真，纯真如吴宓，哪怕是后来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蹲牛棚被审查，临死之前还在大喊：“请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和世故自保甚至见风使舵的人比，我更喜欢吴宓这种不识时务的痴，明末遗民张岱说得好，“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交，以其无真气也”，其中的“癖”其实就是没有被世俗沾染的一种真性情的表现。
我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一个时代的标杆，他们的精神气质可以影响一个时代，因为他们是站在思想和文化的前沿的人，担负着领一代风气之先的责任，民国时期的开放与包容应该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有关，那个时候，政治黑暗，战乱频繁，但始终有一股“清流”给社会带来希望，一帮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仿佛自带肩负天下兴亡的使命感，有道义有良知有情怀有担当，他们是真正的精神贵族，正因为这一点他们才有底气来面对强势的利益阶层，那个纷乱的年代才留下了一抹让人难以忘怀的亮色。民国有他们是民国的幸运，这大概也是民国至今被人怀念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