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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30年，一场瘟疫席卷古希腊，夺走了1／4希腊城邦人的生命；公元165－180年，罗马帝国发生黑死病瘟疫，导致了1／3的人口死亡；公元700～1050年间是日本史上的“瘟疫时代”；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国的诺曼人中间爆发天花，诺曼人杀死了所有的病人和看护病人的人；公元1347～1351年，中世纪的西欧蔓延黑死病，许多地方1／3到1／2的人口都没有了；14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把传染病带到美洲，扫掉了美洲土著90％的人口，由此引起了大规模黑奴的贩卖；公元1555年，墨西哥天花大流行，200万人不治而亡。瑞典病理学家Folke Henschen说过:“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疾病或传染病大流行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打击了他们的心灵。就人类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事件及相关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龙希成采访了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博士。（按：本文原发表于2003年4月）
问:当前社会上人们对传染病的关注与议论，不由得使人们特别想知道:历史上究竟有哪几次特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它们对人类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丁学良:可以这样讲，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什么说传染病流行是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呢？因为一种传染病要成为对人类造成广泛而深刻的伤害的疾病，得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只有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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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来，人类最早的狩猎和采集的文明阶段，基本上就没有所谓的传染病或流行病，因为那时候人口稀少，每个群体只有几十人百把人，是自成一体的微型社会。各个互不交往的游猎群体到处跑，他们那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不大可能发生传染病或流行病。考古学告诉我们，大约在1万年到1万1千年以前，生产方式从狩猎和采集转到了农耕，农耕文明才带来了传染病。为什么？因为农耕文明阶段上人群定居在一起，定居点越来越大，这时期人类已经把很多动物驯化成家养的了。这很重要，因为以前狩猎时，人不跟活的动物老是生活在一起，他把它打死以后就吃掉了；进入到农耕文明以后，人就跟家养的活的动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了。你看看，1万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几次大的传染病流行，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来的。到了农耕文明，人跟动物老是生活在一起，而又没有现代社会才有的那种高水平的公共卫生系统，人畜朝夕厮守，二者的粪便堆积在居住地周围，这就使得那些细菌寄生虫之类，得到非常肥沃的营养。科学研究表明，正是那些农耕文明延续得最久的地区，最容易成为孳生新的传染病的发源地。问:人们讲传染病往往只想到人与人之间的传染，而你强调传染病的动物来源。丁学良:传染病跟动物有密切关系，是有科学史根据的。据美国社会史专家W.McNeill的叙述，人类与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疾病有50种，与羊共有的疾病有46种，与猪共有的疾病有42种，与马共有的疾病有35种，与家禽共有的疾病有26种——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来的。上面这些动物恰恰是农耕文明以来人类所驯养的最重要的动物。这些动物本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的寄生体，农耕文明的环境使得人跟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病菌就传到人身上来了。即使是今天，你看看那些乡下，甚至走出城市不远的郊区，各种动物的饲养场所密集，人跟动物还是生活在一起。各种牲口的排泄物在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细菌、病毒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人的身体。这里就成为天然的新传染病的起源地。根据西方史料，最早一次大的有文字记载的——此前只有考古物体证据上的传染病遗迹——是公元前430年至427年在雅典发生的瘟疫，希腊大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详细描述了这次瘟疫流行的情形。当时这个流行病是怎么来的呢？人类历史上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的最重要的几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战争，大规模的征战使得士兵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很远的另外地方——今天有的传染病名字仍然保留着战争带来传染的痕迹，像“非洲军团病”就是典型。第二个渠道是通商，商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很远的另外地方。第三个渠道是传教士的宗教活动。这些都是有规模的远距离人口流动的几种分类。据修昔底德记载，在公元前431年，开始了西方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战争之一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次战争之前，古希腊人从来没有遭到像天花这样的传染病的攻击，虽然那时候可能已有流感、结核和白喉等病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使得新型流行病从非洲传到了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一带，再在公元前430年到了希腊。这次重大传染病造成的后果非常惨重，它使得雅典军队的生力军1／4死亡，瘟疫继续在南部希腊肆虐，导致了城邦人口的1／4死亡。根据修昔底德描述的病人们的惨状，以后的科学家们推断，那场瘟疫有好多种疾病，包括鼠疫、天花、麻疹和伤寒等等。这次瘟疫造成西方文明史上一次重大的改变。因为雅典本来有称霸整个希腊半岛的雄心——雅典是古希腊所有城邦国中最强大的两个之一——但因为这次瘟疫，死了那么多军队，死了那么多平民，仗也难再大打下去了，雅典就称霸不起来了。到了公元165～180年间，在罗马帝国时期发生了另一场非常厉害的黑死病瘟疫——那时候罗马是安东尼称帝，史书称之为“安东尼时期黑死病”——瘟疫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了罗马帝国本土1／3的人口死亡。很快，过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到了公元211～266年间，罗马又遭到第二次传染病的大袭击。这两次瘟疫横行之后，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罗马帝国就衰落下去了。这便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又一次重大的改变。你不要看不起小小的病毒细菌，它们把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折磨得气喘嘘嘘，不堪重击。蛮族一入侵它就完蛋了。公元1347～1351年间，也就是中世纪发生的那次大瘟疫就更不得了了，整个西欧范围内蔓延黑死病，许多地方1／3到1／2的人口都没有了。那一次造成的惨重后果，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差不多一切方面。比如说它带来了宗教的改变。因为当时那么多人痛苦，那么多人死亡，宗教就要对此作出回应，就要找到新的教义来对这种苦难作出解释。那个时期，西欧宗教中死神的形象特别突出，并且艺术也是突出一个“死”字。也导致了农奴的解放。在此之前，农奴不怎么值钱，土地相对更值钱，但因为有1／3到1／2的人被黑死病扫掉之后，劳动力一下子就变得珍贵了。据经济史学家诺斯的研究，当时很多土地空出来以后，产权一下子就变得容易界定了:土地无主，谁占了就是谁的了。农奴逐渐获得了自由身份，成为自由劳动者。这次的影响极其巨大，可以说是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另一次重大的全面的改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染病大规模的流行对于人类文明有着非常深刻和全面的影响，它往往比战争、革命、暴动来得还要剧烈，因为它直接打击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产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类本身，打击了他们的身体，也打击了他们的心灵。让我们把观察历史的眼光从欧洲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同样有几次大流行病值得非常注意。待到欧洲近代向外扩张即殖民主义时期，瘟疫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同病毒之间的交流，在这之前病毒还基本上只是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包括接近于中亚地区的陆地上的交流，欧亚之间的病毒交流也受到距离的限制。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美洲的土著印地安人的人口，现在的专家们估计在5千万到1亿之间。在欧洲殖民主义者对美洲扩张过程中，真正因为打仗或屠杀而死的印地安人并不占很大的比例，大部分倒是死于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霍乱、伤寒、鼠疫、流感、白喉等严重的传染病——它们这些杀人魔王使得美洲土著90％的人口毁灭了。本来欧洲殖民主义者到美洲去以后，发现这个大陆土地如此肥沃，当地土著人口天然就是丰沛的劳动力，谁知道他们自己带去的那些病毒、传染病把当地的经济生力军给毁掉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就不得不想另外的办法寻找劳动力，这就引起了大规模非洲黑人奴隶的贩卖，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制度性的改变。我们设想，如果印地安人不死于那些病毒，也许零星的奴隶贩卖会有，但绝不会成为后来那么一种规模的制度性的活动。有很多人问:欧洲殖民主义者跑到美洲去，为什么他们带去的病毒能杀死那么多的本地人，而本地的病毒却没有能够对于欧洲人造成同等程度的伤害呢？任何人口流动尤其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都必然引起不同细菌病毒之间的交流，至于细菌病毒交流是否会引起人群的疾病则要视具体情形而定。中国俗语“水土不服”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着丰富的经验性智慧，也包含了我们这里所讲的病菌交流。我们再从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与病菌存活、传播之间的关系寻找答案的启示。欧洲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农耕文明的地方之一，待到14～15世纪白人殖民主义者从欧洲到美洲去的时候，欧洲人种本身已经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大大小小的传染病、瘟疫的“洗礼”了:每次疾病大传染都要杀死一些人，使一些较体弱的人成为牺牲品，而存活下来的人就有了免疫力，有些免疫力可以传给下一代。所以，14～15世纪的欧洲人已经与形形色色的病菌来来回回打过无数次仗了。而美洲人呢？美洲人祖先是在“冰河期”晚期大约1万2千年以前，从欧亚大陆经由“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那时候“白令海峡”是把欧洲和美洲连起来的狭长形状的陆地。以后随着气候的变化，海水水位上升，陆地被淹没，使得整个美洲脱离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变成独立生长的一个世界。最早那批过去的人群，慢慢从北美洲蔓延到南美洲，他们的人口压力相对来说很轻，在那个土地广阔资源丰沛的大陆上并没有发展出像欧洲、亚洲这么复杂的农耕文明。他们饲养的动物很少，没有像欧洲那样人跟动物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那时代的美洲人抵抗力非常弱。欧洲人从欧洲带去的传染病菌对于美洲人的杀伤力，远远胜过美洲本地的传染病菌对于欧洲人的杀伤力。如果说美洲对于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有什么“疾病报复”的话，那就是梅毒。梅毒是从美洲传过来的，是西班牙人把梅毒从美洲带到了欧洲。欧洲航海者很快就把梅毒带到了远东，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问:传染病流行既然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么直到什么时候人类社会才慢慢发展出一套对付它的办法呢？丁学良:人们认为最重要的是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发现了“牛痘”技术对于天花的防御。其实，对天花防御最早的办法可能是中国人发现的，这种方法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从中国传到中亚，再传到欧洲。但中国是用比较土的办法，成效不可靠，风险也高，而琴纳是用生物化学的方法，可以不断地制造疫苗。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传染病史上的大事。医学史表明，在工业化早期，对于传染病的防御方法基本上来自技术先进国家。那时候在欧洲等地，城市密集，人口密度非常大而又没有公共卫生系统，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传染病，扩散得非常快。17～18世纪伦敦、爱尔兰等地都发生过严重的瘟疫，然后他们政府花大力气逐步发展公共卫生系统。“预防胜过医治”就是从天花疫苗开始的，当时变成了欧洲很多国家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为它们的经济发展和军事扩张贡献极大，是欧洲实力增长的中心要素之一。拿破伦军队最早推广天花疫苗预防，这在它的长期征战中太关键了。即便到了20世纪初，也还有过两次非常大的传染病流行。一次是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全球有2500～5000万人丧失生命；再一次是1920年代昏睡性的“脑炎”——主要发生在欧洲，然后传到别的地方去。迄今为止科学史家们还没有一个说法，完全解释这两次大流行病为什么那么厉害。美国重大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发展是1918年那次大流感。那次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要多得多，所以美国国会就拨款100万美元——当时这可是一笔大钱——强化公共卫生部门，以便雇佣比较好的医生，改进资料的收集和处理，建立公共的医疗点，等等。在这之后，我们晓得，最重要的就是爱滋病、埃博拉病这些东西。可以这样讲，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传染病之大规模流行，都是人类文明进化带来的。它们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付出的非常惨重的代价，对人类本身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人类文明每一次战胜了这些挑战，就又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和社会组织方式。问:无论怎么说，人类文明进化到了今天，传染病毕竟是少多了。丁学良:不错，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类文明在进化，技术手段在进化，病毒细菌也在进化。更重要的是，那些使得人类文明进化的技术手段本身也帮助了病菌的扩散。我们今天是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其实全球化历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人群跟人群之间的交往不断密切，以前要好几代人才来一次的对于众多区域不同社会不同民族造成伤害的传染病大流行，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快捷频繁，随着国际贸易的频繁，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随着各类新型食品的运来运去——速度真是太快了——就可能使得以前那些地方性传染病，很容易就成一个大范围扩散的传染病，除非你能很快找到对付它的办法。应该说，今天的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交往更加密集、快速、频繁，也使得地方性传染病变成大面积传染病的可能性大大增高了。这是人类为全球化付出的代价。全球化包括了疾病的全球化。问:但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们很少看到造成大面积毁灭性传染病流行。丁学良:是少了，但并非没有。有时候，一些很重要的传染病依然造成大规模的杀伤，只是因为没有在我们的眼前展开而已，只是对于我们的震撼力还不够大而已。譬如说疟疾——疟疾有很多种——少数几种很厉害的疟疾在非洲等贫困区域所杀死的人每年有好几百万！现在国际上有几个重要的研究中心，正在研究从中草药提取成分来对付疟疾。专家说，如果此举能够成功，是应该得诺贝尔奖的，因为它对于人类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人们的健康是个巨大的贡献。人跟动物的密切关系往往成为新的传染病的来源。爱滋病是从猴子身上传过来的，天花是从牛瘟传过来的，鼠疫是从老鼠身上传过来的，霍乱也是从动物身上传过来的，狂犬病是从狗身上传过来的，很多流感是从鸡和猪身上传过来的，麻疹是从牛瘟或狗瘟传过来的，蛔虫是猪身上传过来的，疟疾、登革热是从蚊子传过来的。这次“非典型肺炎”很多专家也怀疑动物是源头，正在做实验求证这个假设。因为细菌病毒总要找一个动物活载体，人也是动物，细菌病毒均“一视同仁”。问:但在媒体上我们很少听到有人把传染病源跟动物联系起来。丁学良:越是没有我们越是要强调这一点。1995年初我和几个来自以色列的研究市场营销学的教授在香港吃饭。他们对香港的“街市”感到很奇怪，人们在街市现场“活宰”、“点杀”鸡、鸭、鱼、鳖、蛇等活的动物。他们问:为什么香港这么发达的地方还有这种市场？我当时也是典型中国人的观念，说南方人尤其是广东人讲究“生猛鲜活”，卖主要是把它们杀掉以后再来卖就不值钱了，活的好卖。以色列教授说这样容易引起传染病，大都市尤其不能这样搞。果然，1997～1998年间香港就有了那次“禽流感”。当时政府当机立断，把全香港几十万只鸡统统杀掉，才止住了更多的人受伤害。问:我们在南方看到街市“点杀”活物已经司空见惯，国外的处理方法如何呢？丁学良: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很严格，这种“点杀”基本上看不到。我想他们之所以在“生猛鲜活”和公共卫生方面作出一个选择，是因为他们以前已经吃过很多苦头，所以在公共卫生上立法，不许这么做。现在，有那么多人口聚集在东南沿海的城市，所以中国的各级政府，都应该很快吸取教训。对于农贸市场的管理，非得当作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一个重大的挑战。当然未必每年有什么大的疾病流行，但万一发生一次，后果就非常严重，伤财害命。丁学良:几年前专家们对新千禧年作分析时就预言，21世纪对人类健康危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泉就是家养宠物。像家养的猫容易影响呼吸道，常常引起孩子们的哮喘。问:控制疾病的传播、保障人们的健康是社会的愿望，也是政府的责任，你对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有什么建议？丁学良:对于流行病所造成的影响，既可以作客观的硬性的数量化的比较，也可以作社会心理的比较。这两项比较不是完全一致的。像这次“非典型肺炎”，它所造成的死亡，全世界截止到4月14日的报告数字是128人，受到感染的也不过几千人。在同时期内，也许其他传染病已造成更多人的死亡。但人们为什么对这次流行病特别敏感呢？因为它的来路不很清楚，传播途径不很确定，测试方法不很可靠，医治办法也不很保险，就令人难以掉以轻心。我们现在要讨论从社会管理的层次看，究竟该怎么办？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中国又是一个经济、旅游开放的社会，包括中国人到外国去、外国人到中国来，十分频繁。中国经济已经是全球经济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中国的信息与世界的信息紧密相连。在此情势下，如何尽快地发展出一套对付可能突发的有潜在危险的传染病的制度，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制度发展得快速不快速，好不好，不但影响本国人们的健康，而且具有全球效应。无论从长期或短期看，它直接关涉到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福祉，也会影响到国际关系。有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这个制度的首要方面就是信息——医务专业人员和政府管理人员获得和提供的信息——必须及时和准确。这要求建立健全的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的收集（上报）、处理、传播和使用。这几个环节要尽可能地做到跟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必须向前看，这对于中国是个很大的挑战。在这方面一定要有非常严明的法治，就是任何一个地方，发现了和常规不一样的疾病的时候，就要立即上报。没有准确的信息统计，政府的管理就谈不上。而且这个信息中心应该是全国范围内协调的，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其次，信息过程一定要透明。这样，专家不但随时向政府管理层上报信息，而且还与社会公众互通信息。发布信息的过程要尽可能地快，不能有耽搁。信息只有快速地上报，快速地公开，快速地检验，才能达到两个效果:第一使得这个社会的资源能够尽快集中来对付突发的传染病；第二才能够达到对所有的传染病来讲最重要的处治原则:“预防胜过治疗”。只有把信息透明化、公开化，使人们很快知道这件事情，你才能使全社会都自觉地遵守那些基本的公共卫生规则——个人行为的规则和公共场所的规则——这些规则不很复杂，但必须在全社会推广开来，实际上是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要使全民建立预防意识，免受谣言和迷信的影响，就要求正式的信息越透明、越真实、越快速，越好。应该把关于突发传染病的信息管理变得像公布突发性的天气变化和自然灾害一样透明，用尽可能快的方式传播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丁学良:相对于个人卫生而言，公共卫生系统涵盖了可能影响到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病毒细菌感染的各个方面，并且是对全体国民免费提供传染病的治疗，因为传染病伤害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另外，我们很多中国人吃野生动物的坏习惯也要尽快依法改掉，以前就有报道说有人因为吃野生动物得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病。公共卫生的信息系统要相对独立，医务专业人员要相对独立。专业人员只要在病人、医院、实验室里发现了什么，就要实事求是地上报和公布这个信息，而不能根据具体负责的官员的好恶行事。丁学良:及时通报和共享关于传染病的真实信息，大大有助于医学界的研究效率和效益（即资源的有效利用）。这次有关“非典型肺炎”病毒基因的研究，全球最好的相关实验室相互协作，大大加快了研究的进度。4月12日（加拿大时间）有了一个突破:全球第一个破译病毒基因密码成功者，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史密斯基因图谱科学中心。他们发表的报告说，基因图谱显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是“新冠状病毒”，与已知的其他冠状病毒特性不同。这个破译来得很快，是因为国际范围内的协同作战。他们的结果在www.bcgsc.bc.ca上可以查阅。以前通常要5年左右的时间，新疫苗才能制作出来；这次大概会缩短到一年的时间。
让我们作一个简短的总结:传染病大流行是全球化过程加速的一个方面；对付新型的传染病，也必须以全球化的思路和视野，才能奏效。中国在经济上的全球化之步伐，必须以在信息管理（包括传染病领域）上的现代化作配合，才能既快速又稳健。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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