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一旦“谎言成了真理”，谎言的制造者自身也被欺骗了

雷颐明清书话

雷颐

不同民族、国度往往会有一些不同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而且，同一民族、同一国度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其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往往也会发生许多变化。然而，“不许撒谎”却几乎是所有民族、所有国度从古到今都要求也必须遵从的道德戒令，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度的多数成员都撒谎成性，这个民族、国度确实难以生存。所以“不许撒谎”也许是全人类一条最古老、最普遍的道德戒令。不过，这大概也是一条最难为人完全遵守、最易被人破坏的戒令，因此从很早起，人们就想出种种测谎术来维护这条戒令。

中国早在周代即有“五听”法来判断当事人的陈述是否真实，据《周礼·秋官·小司寇》记载，审判者“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即通过观察被审者言辞是合情合理还是矛盾百出，说话时神色是从容还是紧张、气息是平和还是慌乱、精神是沉着还是恍惚、眼神是镇定还是游移等来综合判定其陈述的真伪和案件的是非曲直。

古印度人认为说谎的人心虚唾液分泌少，总是口干舌燥，因而发明了东方国家普遍使用的“嚼米测谎法”，即让嫌疑人每个人放一把炒米在嘴里，嚼几下吐出来，说谎者因口水少所以吐出的米明显比诚实者要干一些。随着近代科学的产生，一些科学家、医学家开始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人在撒谎后出现的生理变化。

现在测谎器越来越复杂精密，呼吸、血压、脉搏、皮肤电阻、语音、脑电波、瞳孔、体温等都在测量范围之内。其发达先进的测量精度与古代的“五听”“嚼米”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但其基本原理却完全相同：撒谎时人的心理和情绪变化会引起相应的生理参量变化，这些变化一般只受植物神经系统的制约，不受大脑意识控制，通过捕捉这种生理参量变化可以帮助判断当事人陈述的真伪。而人在撒谎时之所以会引起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因为潜藏其下有一个更深刻的哲学原理或曰伦理规范、不论人是否意识到都在暗起作用：不许撒谎！

然而，现实生活的复杂毕竟远远超过单纯的哲学原理或伦理规范。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从野心家的弥天大谎到芸芸众生的偶撒小谎，一生中从未撒过谎的能有几人？更何况，有时是客观的社会环境迫使善良正直之辈不能不撒谎。

萧乾先生曾写道：“五七年夏天我坐在大楼里挨斗时，看到善良人竟然也张牙舞爪，诚实人也睁眼撒起谎来，我绝望了。反右倾以后，这片大地更加沉寂了。革命者变得唯唯诺诺，革命变得阴阴惨惨。农场孟技术员头天在队部挨了批，第二天就在田埂上朝我们大声嚷着：‘我保守，我跟不上时代。听着，亩产可不是两千斤，是两万斤！听见了吗？两万！’大家都豁出去了。那本辩证唯物主义颠倒过来念了。谎言成了真理。” （萧乾：《北京城杂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09页）这种“高产”有“新闻照片为证”。

新中国的新闻摄影向苏联学习了“组织加工”与“摆拍”传统，但在1956-1957年，一些记者对新闻摄影能否“组织加工”与“摆拍”提出疑问，引发一场争论。最后，实际以可以“组织加工”与“摆拍”收场。这就为后来大规模的“造假”，或美其名曰“组织加工”提供了理论依据。（晋永权：《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在这种理论“支持”下，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了署名“新华社记者于澄建”拍摄的一组新闻照片，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一块亩产3万斤的“天下第一田”。其中一幅照片是四个孩子在生长着的稻穗上跳动，文字说明是：“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发上似的。”

此图一发，引起轰动，作为典型加以推广，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8月28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署名“戈永坤摄（新华社稿）”的新闻照片，报道安徽省繁昌县峨山乡东方红三社一块“丰收田”，相片中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坐在稻穗上，文字说明是：“在收割时，有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好奇地爬上了稻穗，盘坐在稻穗上，竟对稻穗没有多大的影响。”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了署名“新华社记者李志昭摄”的广东北部山区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中稻大丰收的新闻照片，图片中是稻穗上站着13个青年！《中国青年报》的文字说明是：“请看，这张六万斤‘卫星’田照片，更稳稳当当地站着十三个青年！谁知道祖国的明天，还有多少奇迹中的奇迹将要出现。”《人民日报》的文字说明是：“这块稻田里的稻谷像金黄色的地毯一样，十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

几十年后，于建澄终于说出了这张“新闻照片”的真相：“它是把那十几亩、二十几亩快成熟水稻并到一个大田里面，而且这个稻田很小，只有几分地，从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层层叠叠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整个都倒伏了，所以，这群小孩就可以站在这个上面。”对这种明显违反常识的“新闻照片”，当时有论者强调：“这种新的 ‘组织加工’我认为很好，不仅不会影响真实性，反而更真实地说明了丰收，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第109－135页）

一旦“谎言成了真理”，谎言的制造者自身也被欺骗了。一般意义上的“谎言”是指撒谎者有意背离一个确知的真实，但撒谎者知道真相，然而在“谎言成了真理”的过程中，谎言制造者本身渐渐也成为谎言的相信者。当袁世凯一心称帝、不容他人反对甚至略表不同时，他就得不到反对的信息，他得到并且逐渐信以为真的“民意”就是天下“臣民”都衷心拥戴他当皇帝。

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一个人物在抨击为“结案”而经常制造冤案的沙俄警察时说：“这事最叫人生气的是什么呢？不是他们在说谎，说谎一向是可以原谅的；说谎是情有可原的事，因为由假可以及真。不，叫人恼火的是，他们不但说谎，还崇拜他们自己的谎言。” （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64页）

对有良心的人来说，撒谎确实令人痛苦，所以，萧乾先生略带自慰地“感谢”自己因被打成“右派”而被“剥夺”了“撒谎的权利”：“我的‘右派’改正之后，多少好心人以惋惜的口气对我说，你损失了二十多年啊，而且是你一生中精力最充沛饱满的一段时光。要是没‘戴帽’该可以写出多少东西！感谢之余，我心里却并不以为然。

在鼓励说谎，甚至只许说谎的年月里，被夺去手中的笔，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必一面看到朋友家的暖气管子被拆掉抬走，一面又违心地去歌颂大炼钢铁。一个用笔杆的人，倘若不能写出心坎上的话，确实还不如当只寒蝉好……每当有人以好奇或同情的语气问起我那段沉默的日子时，我就回答说，那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并不是遁辞，而是肺腑之言。” （同上，第111页）

同样，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癌病房》中患了癌症的“流放者”奥列格对同患癌症的“自由人”舒路宾表示自己羡慕其自由之身时，没想到舒路宾却对“不自由”的奥列格说：“您至少比较不那么昧着良心说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委曲求全，这一点可要珍惜！你们被捕，我们便被赶到群众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处死刑，我们就得站着鼓掌拥护法庭的宣判。不光是鼓掌，连枪决也是我们要求的。注意，是要求！您该记得，当时报上往往这样写道：‘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般闻所未闻的卑劣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几个字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各不相同的人，可是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鼓掌时必须把手举得老高，让邻座和主席团都看得见。谁活得不耐烦啦？谁愿挺身为你们辩护？谁敢唱不同的调子？这样做的人如今又在何方？”对这种大多数人都撒谎的“怪象”，路舒宾一针见血地说道：“难道全体人民都是傻瓜？请恕我直言！人民是聪明的，人民要活下去。大国的人民有这样一条守则：熬过一切，保存自己！将来历史指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 ‘他是何许样人’的时候，只得用普希金的诗句来回答：‘在我们这个可鄙的时代，无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五行中人不出这三者以外。’” （索尔仁尼琴：《癌病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3、594页）这是普希金写于1826年的《致维亚节姆斯基》诗中名句，痛责沙皇专制的残暴、虚伪。

普希金所言或许过于偏激，但这种激愤是针对那种人人必须“表态”，连“沉默的权利”或曰“沉默的自由”都没有而发。在任何时候都讲真话确实可贵，但首先要做到不讲假话，要有沉默的权利与自由。叔本华认为沉默并非不义，谎骗才是不义，而且是一种暴力。虽然没有说出真话，但有沉默的权利，即不撒谎的权利，确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当然，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会因种种不同原因撒谎，普通人当然不可能像袁世凯这类政治人物撒弥天大谎，尽管有些谎言还真情有可原，但总归于道德有亏。不过，如果有千千万万人因同一原因撒谎，那么“有问题”的肯定是这个导致众人撒谎的“原因”。

过来人都应该记得，当年知青返城难于上青天，但规定患有某几种病者可以留城或“因病”返城，不过必须有省、市级医院的证明，许多知青和家长于是想方设法开出“有病”证明。到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但“两个凡是”还未破除，包括“上山下乡”在内的“文革事物”还属于不能否定的禁忌，然而千百万知青已开始强烈要求返城，很难阻止。面对这种“两难”局面，有关部门俯察民情，十分明智地通权达变，规定凡“因病”都可以返城，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同意“普通医院”都可以开“有病”证明，“建设兵团”的“团部”医院都可以开，到后来，有的兵团医院的医生拿着一本本早已按病返要求写好的“病历”，只是快速填写“病人”姓名而已。有千百万知青都“因病”返城，几乎一夜之间，大潮突然退去……

许多回忆文章与“知青小说”对此都有详尽的描述。既没有（当时还不能）公开否定荒诞的“新事物”，又在实际中顺应了民意，这是决策者的高明之处。在这种语境中，“医生”与“病人”已不是“心照不宣”地撒谎，而是公开地“弄虚作假”。然而，谁又能指责“医生”、“病人”与“决策者”呢？均为情非得已矣。问题出在那种悖逆民情荒诞的制度，并用诸如“反修防修”之类的意识形态将其神圣化，使其难以遽废。当一种制度明显不合时宜，不为人信奉、遵从却又不能废止时，便会出现这种阳奉阴违的“集体性撒谎”或者说“制度性谎言”。

然而，不论有多少情有可原的理由，当谎言成为准则、许许多多人不得不动辄说谎时，终将导致“说谎感”的丧失，最后是全社会诚信全无。一旦撒谎成性，就会如俗话所说，“撒谎脸都不红”，没有任何生理反应；这样，测谎器根本无法测出被测者是否撒谎。如果一个群体、民族竟要靠测谎器来维持其“诚实”，无疑是这个群体、民族的奇耻大辱；但如果连测谎器都无法维持其“诚实”，这个群体、民族则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