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生气没有用吗？！

龙应台明清书话

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龙应台

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主要作品有《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目送》等。

生气没有用吗？！

文/龙应台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去国十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

在邮局窗口，我说：“请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
回台湾第二天，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
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落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中国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冒牌“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

“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英文中国邮报》。”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

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拨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

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中国国情如此，取缔是办不到的。”
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一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创人的，哇不惊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有水准的公民……”
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

灯绿了，这个司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来……

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

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

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

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两百通电话、三百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悟地说“中国国情如此”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

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一半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来台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一九六0年起，大概每五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的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年比一年难看。

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慕尼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布尔、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

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我拒绝活在一个野蛮的国家里。

我可以从皮夹里拿出护照来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中国国情”就是污秽混乱，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台湾的环境再这样败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

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

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

原载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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