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前沿】丨政府权力边界与杰出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陈先哲（1980-），男，广东茂名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学术制度与学术职业。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钱学森之问”始终在拷问中国。回答这个“大哉问”，仅从教育角度出发的解释多少会显得有些乏力，因为“钱学森之问”已远非教育之问，更大程度上已是社会系统之问了。因此本文试图从政府权力边界的角度切入，对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做一些思考。

从钱老发问的语境来分析，他所说的杰出人才，应该是世界级的人才，是大师级的人才，尤其特指学术人才。我们目前更多是在学术产出数量上高歌猛进，但世界级的学术创新依然匮乏，大师级的人才依然稀缺，“钱学森之问”依然发人深省。而将之泛泛归咎于我们的学校教育的失败其实是不合理的，因此本文旨在为回答“钱学森之问”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视角：杰出人才的培养和产生，更多需要从学校教育之后的阶段找原因。如果把人才培养比作一场长跑的话，不但需要前半程学校教育阶段的培养，更需要作为后半程的职业生涯的继续培养和成长。也许我们的学术人员的成长，在学校教育的前半程没有落后，但却输在了在学术职业生涯开始后的后半程。

我国学术职业化程度偏低是导致学术人员职业生涯后半程乏力甚至落后的重要原因，并突出表现为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没有建立起高度职业化的体系：高度职业化的学术体系具有专业化的学术服务系统，可为学术人员集中精力研究提供各种保障，学术人员只管痴迷于研究兴趣做好研究就好。但目前国内很多大学的情况恰好相反，服务系统变成了管理系统，并为外行管理内行取得了合法性。于是学术研究不但没有办法高度职业化，而且还产生了很多不合理的制约。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对着激烈的国际科研竞争，面对着欧美国家那些能够最大化地集中精力去进行学术研究的职业化程度很高的对手，我们的学术人员在时间和精力投入上显然就输了半截。另一方面，国内学术人员在走向“杰出”的路上面对的纷扰太多：我们的惯常思维和做法是让各类“高层次人才”的头衔和待遇、资源相匹配，而且很多资源常常是非学术资源，给进一步的学术创新带来的是纷扰而不是保障。

如果再做进一步的挖掘，我国学术职业化程度偏低的深层原因则主要在于政府权力的越界，使得大学缺乏自主办学空间，学术场域长期无法成形，也即几乎以国家和政府的发展逻辑取代了大学和学术职业自身的发展逻辑。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都将学术产出的多寡作为评价发展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因此，大学教师难免沦为学术产品的生产者，成为被评估和被支配的分散个体。大学体系很大程度上只是按照国家政策和政府文件办学，缺乏真正的办学自主权。在这种前提下，不但没有成形的学术场域，甚至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是否存在也存疑。中国的公立大学，长期以来是作为“事业单位”的性质而存在，而并不是作为独立的法人机构或者第三部门而存在。这先天地决定了中国大学缺乏真正的学术逻辑，更多是奉行作为“事业单位”的政治逻辑或行政逻辑来开展办学活动。政治力量对学术领域的控制需要一种科层化、量化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因为过于强调规范的、标准化乃至量化管制，往往会成为一种对人的行为甚至于精神和思想的规训机制。它尽管有利于一致性和秩序的形成，但这种表面上的无冲突的秩序所带来的是学术人个性的湮没，最终是学术个性的丧失，学术思想和创新的乏力。

因此，一个杰出人才辈出的时代的到来，需要政府厘清权力边界，在教育领域确实落实“放管服”。具体而言，关键是要重新厘清政府对于学术人才培养和管理的目的、职能和手段这三大问题。

第一，重新思考人才培养目的：从“工具”到“人”的转向。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一个习以为常但却值得商榷的问题——我们过于强调了人才对于实现政府战略的“工具”价值，却往往忽略了作为自由发展的“人”的价值。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强国”，个人长期以来作为政府实现各个时期战略的工具。不可否认，这种目的导向的教育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个人所取得的“成果”累积成为了国家与政府的科技实力支撑。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人”的价值渐渐消失了，尽管理论界从未放弃倡导“人”的努力——“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最高的鹄的”……但在实践层面，人基本都是作为工具而非目的而存在。然而，我们的人才作为贡献成果的“工具”，确实产出了大量的成果，但世界级的成果相对缺乏。我们应当相信，世界级成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尊重“人”的价值并赋予其自由探索的环境——学术人员的好奇心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呵护，也能够获得更多自由探索的信任与空间。因此，政府是否愿意自我削权的关键大前提，取决于政府是否开始反思杰出人才培养的目的——是将学术人才作为贡献各种评价指标而存在的“工具”，还是从学术研究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和个人幸福的“人”。

 第二，重新定位政府人才管理职能：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我国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政府是“无限政府”、“统制政府”，政府职能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社会和公民进行全方位的控制。进入新的时期，我国政府对于人才管理职能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不再是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命令为主，而是加入了更多市场调控手段。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力主“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取消了很多审批权，但在竞争性资源配置上却大有此消彼长之势。比如各种各类的人才工程和项目，表面上是增加了资助和奖励，但都通过程序繁琐和强度很大的成果考核来加以控制。于是稍有点“杰出”迹象的人才都会显得非常忙碌，忙于填各种表申报各种项目评各种奖，经济激励的逻辑大行其道，学术逻辑依然黯淡无光。也即当权力场域减弱但经济场域加强的情况下，还是并不能保证学术场域按照自身逻辑成形。因此，要淡化权力场域的影响力，使得学术场域得以成形，必须努力推动政府人才管理职能的转变。一个致力于向“有限政府”职能转变的政府，不仅应自觉限制权力场域的影响防止权力滥用，也应自觉收起过度激励的“指挥棒”，这样学术场域才能够遵循其特有的逻辑，并提升此场域中的活动的专业化程度。学术人员也自然会按照科学探究规律来投入学术研究，平心静气做学问。

 第三，转变政府的学术管理手段：从“指标”到“契约”。现阶段我国政府对学术的支持投入越来越大，设立了很多“工程”和“项目”，并加以各种“指标”进行考核。但是，世界级的学术创新常常是现有的“指标”设计无法预计得到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也设立了很多“项目”，但基本不太会频繁施加各种“指标”考核，而这种看似不问回报的方式常常获得超出预期的收获，比如美国政府对探测引力波项目及科学家的巨大支持。而真正意义上的杰出人才的出现，又常常是和这种世界级创新成果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缔造和成就更多的伟大，我国政府的学术管理手段应当实现从“指标”到“契约”的转变。与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指标”要求不一样，“契约”是基于双方互相信任基础上的约定。比如19世纪初期德国大学和政府之间的著名“契约”：德国大学凭着不受外界干预的科学研究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德国也因大量高端科研人才的培养和贡献得以复兴，重回强国之列。如今，在各国科研竞争更加激烈的今天，我国政府更需要这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长远目光，以宽容大气的“契约”管理代替斤斤计较的“指标”管理，给予大学和学术工作者充分的信任和空间，让学术人员真正获得“十年磨一剑”的制度环境，让他们在科学世界里全力探索而不是在政府的指令中忽东忽西，才可望获得更多的伟大创新，科教强国之路也将更从容稳当。

原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3期，此处为文章摘编。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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