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大光：走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双重藩篱——我国高等教育70年反思

邬大光

Original

题记：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写了一篇万余字长文《什么是好大学》，发表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四期。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应院友周川教授/主编邀请，写了一篇小文，全文4000余字，发表在《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三期），感谢苏州大学学报，祝贵刊越办越好！

回首新中国高等教育走过的70年路程，需要总结和反思的内容实在太多，这是一本“大书”。如果从影响深刻和长远的角度看，经济体制应该排在第一位，因为经济体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从经济体制转型的角度看，高等教育70年发展有一个鲜明的“分水岭”，就是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体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如果按照时间划分，大致可以分为30年的计划经济与40年的市场经济。我国高等教育走过的全部道路和积累的经验教训，都可以在上述划分中进行反思。从源头上看，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教育救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项既有自上而下，又有自下而上的“交互式”运动，是国家意志和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无论怎样，对于彼时积弱积贫的中国来说，模仿欧美和日本的大学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模式，因为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几乎都是欧美学成归来的学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计划经济制度安排自然成为这一道路的基本方向。在这一经济基础前提下，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上层建筑都选择了“公有制”，因为“公有制”是计划经济的标志性特征。这一制度选择，意味着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开始从欧美和日本大学模式转向苏联模式，一共持续了17年，也可以说是“深耕”了17年。虽然十年“文化大革命”破坏了这一制度的系统性和延续性，但改革开放后的恢复，依旧是基于前17年的高等教育模式。故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就是计划经济。从时间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高等教育历史时间并不长，但由于当时对旧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和模式的改造十分彻底，甚至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重建”，故对其后几十年的高等教育的影响十分深远。在此背景下, 重建的高等教育模式具有了浓厚的计划色彩和前苏联烙印，经过“计划”的高等教育，在17年计划经济的助推下走向了“极致”。这种“极致”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采用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从办学体制到管理体制，再到投资体制；从学校类型到学校组织架构，再到基层学术组织；从高等学校职能到人才培养，再到学科和专业建设。二是典型的专业教育，从教学计划到课程设置，再到教材编写；从学年制到考试方式，再到学习评价……无一例外，几乎都是前苏联的做法。需要承认，新中国基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高等教育“改造”是成功的，是有特殊历史贡献的，也可以说是无奈的，或者说是不二的选择。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代，选择这一模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有力支撑了当时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与计划经济基本上实现了“无缝对接”，且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至于带来的迷茫和“阵痛”则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在实施这一模式的实践中，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自身也都深刻感受到了该模式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这也是时至今日，每当反思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之得失的时候，依然有许多人对17年的高等教育怀着深深的眷恋。

回到经济体制这一话题。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先后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支撑高等教育的经济基础开始发生变化，高等学校开始被“扔进”市场，不得不开始尝试与市场接轨。但是，在计划经济怀抱里长大的高等教育，由于缺乏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准备，究竟是“主动适应”还是“被动适应”，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高等教育界讨论的重大学术命题。而在高等教育实践领域，最为显著的变化是高校办学体制开始从“计划”走向市场，较早突破的是民办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应市场需求应运而生，随后而来的还有招生体制改革和就业体制改革，以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民办高等教育，它没有任何计划的色彩，基于投资办学的民办高等教育，似乎找到了一条快速发展的“捷径”，从作为高等教育的“有益补充”变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难发现，尽管高等教育开始有了市场意识，市场经济也激发了高等教育活力并提供了市场空间，但脱胎于计划经济的高等教育，显然还不足以应对市场的到来，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泥沙俱下，还难以做出正确的抉择，其中不乏简单地迎合市场。由此导致了高等教育针对市场做出的任何尝试，也都十分容易被冠以“市场化”或“产业化”的帽子，使高等教育改革无法运用市场的合理规律向纵深推进。原因何在？培根曾说：“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今天，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几乎都与计划经济留下的影响相关。虽然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已有近30年的历史，但在改革的重大问题上，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依然十分强大，在许多领域依旧“主宰”着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更通俗地说，在高等教育很多领域，仍然是在用计划思维来看待市场体制下的各种高等教育现象，用计划的办法试图来解决市场机制下高等教育产生的各种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可能起到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是逆时代潮流，事倍而功半。也正因为如此，许多看似轰轰烈烈的高等教育改革，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藩篱，最后不得不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例如，教育行政部门要求高校面向市场办学，改变“千校一面”的状态，但管理体制和机制依旧是计划的；再如，大学生就业是市场决定的，但招生是计划的，大学生入口与出口的不匹配，直接导致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断裂……此类现象颇多，不胜枚举。

进入市场经济以来，高等教育的“解放思想”远远落后于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程度，高等教育改革并没有“跟上”市场经济的进程，甚至出现了“拖”经济发展后腿的现象。面对高等教育在市场上的迷茫，一方面，人们抨击“高等教育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希冀尽快走出计划经济的束缚；另一方面，“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现象十分普遍，“放与管”一直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最大纠结，既希望高等教育尽快长大变强，似乎又对高等教育缺乏信任，这也是“放管服”一直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因为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放”权。此种完全相悖的结论和现象，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对市场的认识还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也说明高等教育自身在市场中还缺乏主体意识。经济思想的解放，已经使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型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而高等教育一直游离在社会和市场之外，其关键是解放思想的力度不够。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来，由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缺乏清醒的认识，高等教育的 “阵痛”一直不断。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新问题，人们总是试图用计划经济的方式解决；面对本应由“计划”解决的问题，我们又往往放给市场。之所以出现此种混乱，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基因”一直在起作用，我们不知道高等教育的哪些事情可以交给市场，哪些事情不可以交给市场。同时，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成熟，也导致了高等教育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进程中，被市场的消极因素所左右。例如，大学生就业率问题，原本不是高等教育自身可以解决的问题，却要求高等教育承担。在此压力下，高等学校只能想办法“拉高”毕业率，而毕业率的不断攀升，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质量，突破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类似的高等教育阵痛不仅没有消失，甚至可以说愈加强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发现部分人的“痛感”程度在降低。

需要指出，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一系列改革阵痛，关键就是进入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面临的许多深层次的高等教育问题，既不是计划的，也不是市场的，而是“混合性”的问题，他们是长期的计划经济惯性与市场经济不成熟相互掣肘的衍生品。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计划经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制约，但又无法找到适应市场经济的合适路径。此种现象的出现，既与计划经济的惯性有关，也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成熟度相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经验告诉我们：高等教育发展既是计划的，也是市场的，或者既不是计划的，也不是市场的，而是基于教育自身规律的。换句话说，高等教育发展既脱离不了计划经济，也脱离不了市场经济，但需要超越计划和市场，增强自身的主体性。从教育规律的角度说，无论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而言，都是一把“双刃剑”。关于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性，潘懋元教授早在1988年的文章中就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在与市场的抗争中，总是以失败者的形象出现。”其实，不仅如此。高等教育在与计划经济的抗争中，也很少以成功者的形象出现。由此引来了一个更加深刻的命题：高等教育如何在与外部力量的“较量”中，即与计划和市场的较量中，既能为特定的经济发展服务，又能超越经济体制的束缚？现实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的较量还在继续，何时高等教育能够成功突围？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无从选择尚有情可原；在市场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不主动选择则有些难逃其咎。其实，道理并没有特别深奥和复杂，高等教育摆脱经济体制束缚的良方，就是提升自身的成熟度和主体性。大学的成熟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成熟的基础，是高等教育摆脱和超越经济制度的“内生”力量，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唯一出路。换句话说，拥有一批成熟的有“定力”的大学，有引领社会思想和潮流的大学，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从一个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指标。高等教育的成熟和主体性，就是具有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寻求平衡的能力和技巧，就是能够把计划的制约和市场的功利降低到最低程度，就是能够在计划和市场之间寻求支点，就是能够引领社会进步。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和漫长的过程，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乃至沉痛的代价。回首70年，在承认高等教育与计划经济“无缝对接”是成功的大前提下，必须承认，我们为这个成功付出了代价，至于代价究竟有多大，现在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依然有待于时间验证。面对市场经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也不是高等教育的“天堂”。今天高等教育由于迷茫引发的一系列阵痛，除了计划经济“遗留”的影响之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苦果”，其中有些苦果也可以说是高等教育“自食其果”。高等教育70年走过的道路表明：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总体而言，高等教育都表现出一种“被动选择”的倾向。想要从被动选择转向超越经济体制的主动选择，只有高等教育自身不断成熟，才能克服计划和市场对高等教育的消极影响，真正走出一条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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