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暴乱滋事者——香港“本土派”是怎么一回事？

编者按：近年香港的政治光谱变得愈趋复杂，特别是泛民（反对派）一边，除民主党、公民党等传统泛民政党外，“本土”势力冒起。本土派有多个分支，包括“自治派”、“城邦派”、“港独派”等。这次旺角暴乱，让我们见识到激进本土派的“威力”。

以下这篇文章写于去年11月区议会之后，今日看有一定参考意义。文章认为，未来本土派仍会是影像香港政坛的重要因素。推崇所谓“本土意识”的身份认同议题，正取代昔日的所谓“政制民主化”议题，成为政治博弈的主话题之一。

香港本土派举着“龙狮旗”游行。

“温和本土”的登场

2015年11月下旬尘埃落定的区议会选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窗，来观察后政改时期香港政治版图的变迁和政治议题的嬗变。泛民阵营之中，最引人瞩目的，不仅仅是何俊仁(民主党)、冯检基(民协)和陈家洛(公民党)三大传统泛民政党首领齐齐落马，还有包括“社民连”、“人民力量”等在内的“暴力本土派”全军覆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土势力”的式微，相反，“本土势力”却如“异形”(Alien)般不断变异，并以多种面目在社区活动，成为影响香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变数。

16人参选赢得15席、号称本次区选最大赢家的“新民主同盟”，一贯高叫“香港优先”、“守护本土”口号；推崇“本土意识”的所谓“伞兵”，尽管在选前并不为人所看好，却出人意料地夺得8席；即使是那些落选的“暴力本土派”中人，也不乏获得逾千票的支持。粗略统计显示，新民主同盟与“伞兵”构成的所谓“温和本土派”(行动温和但主张激进)合计获得超过10万票。而整个泛民阵营的总得票数相对于上一届，也不过是增加大约10万之众。

“本土势力”积极部署参选区议会，绝非仅仅是让他们的“政治素人”经受选举历练，而是标志着泛民部署向社区扩张，抢占区议会的平台来宣传“本土意识”，强调“本土优先”，试水“本土议题”。区选之中，这些“温和本土派”多主打社区改造议题，例如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谭凯邦，其“本土政策”和政治议题不同于传统泛民政党的旧框架，显得更为激进，但是他们在行动上却与“暴力本土派”保持一定距离，同时在各自的社区加紧经营，更隐蔽地包装自己和传销其主张。部分“本土势力”人员的当选，也会产生一定示范效应，吸引或迫使一些泛民政团在立法会的选举政纲中加入更为鲜明的“本土”主张。“本土势力”进入区议会之后，很可能会令原本没有太多政治色彩的区议会变得日益政治化，进入多事之秋，政治生态为之改写。即使是社区的民生事务，也很可能会被转化为政治议题。

“本土思潮”的由来

以港人“身份认同”议题催谷所谓“本土思潮”的活动不到10年时间。有评论认为，近年这股“本土思潮”发轫于2006年、2007年间的“保卫中环天星码头”、“保卫皇后码头”事件。当时，自诩本土保育组织的“本土行动”策划了一系列论坛、静坐甚至绝食行动，试图阻止特区政府拆卸皇后码头。初兴的“本土思潮”带有厚重的保育色彩，大谈特谈“集体回忆”。时任香港教育学院院长的张炳良2007年9月4日在《明报》以“定义香港建立身份”为题，分析这股“本土思潮”兴起的政治影响时谈到，“或许人们不是完全觉察，香港社会正进入一场‘定义香港’(defining Hong Kong)的论述旅程。”他直指，这标志着“身份政治”在香港的兴起。2008年初，学者王慧麟、梁文道以及新力量网络等牵头组织“本土论述论坛”，《本土论述》年刊随之问世，随后以几乎每年一册的频率出版。

在2009年前后的反高铁、保护菜园村运动中，本土保育运动达到高潮。其后，随着所谓“陆港矛盾”的增多，“本土思潮”加速蔓延和变异，从个别区域的保育运动，转为被某些势力操纵且形成一定规模的“去中国化”、“反大陆化”运动。保育运动时期的“本土思潮”，较多强调对传统社区的关爱，反对“地产霸权”，批判资本力量对家园的侵蚀。但“本土思潮”发展到“去中国化”时，已从昔日关爱、包容的立场，走向仇恨、偏激的路线，并演变为一系列抗拒、排斥内地的活动。2012年发生占领政府总部广场的“反国民教育科运动”，标志着某些政治势力操弄的“去中国化”活动渐成规模。岭南大学助教陈云抛出的《香港城邦论》一时成为“本土思潮”的核心论述。这些绝非香港之福。

香港本土派人士抗议内地新移民广场舞大妈。

沿着“去中国化”的逻辑，“本土组织”的行动日趋激进、暴力，并向香港社会渗透。自2013年始，他们针对香港民众关注的“两地矛盾”焦点——内地游客，在闹市街头发起一连串的“反蝗虫”、“反水客”行动，包围、骚扰、辱内地游客。至此，“本土运动”进入有组织的激进暴力行动阶段，一些人组成大大小小的组织，自诩“勇武”，不屑过去传统泛民主张以“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组织示威行动、社会运动，而是动辄付诸暴力，还不时刻意冲撞警方，引发冲突。

这股狂潮在2015年春天达到顶峰，以“光复元朗”、“光复上水”为名的反水客示威，成为每个周日固定上演的戏码，波及区域越来越多，行动越来越火爆。叫停或者收紧“一签多行”，以解决困扰香港的水客问题，成为香港舆论的讨论焦点。但是，“本土派”的恶行激起内地网民的强烈反弹，同样出现了一些激烈言论。香港有媒体评论人士把这次内地网民集体大声对香港说不，称之为内地的“抵制香港运动”，认为是“两地关系”的一个拐点。

香港本土派吓哭内地小女孩。

香港本土派在“反水货客”行动中拉倒无辜老人。

至此，“本土运动”已经成为香港不容忽视的一股社会力量，要组织有组织，要论述有论述。尽管规模不大、人数不多、组织也并不严密，但是形形色色的“本土组织”开始冒出，当中为媒体所关注的，主要有以黄毓民带头的“热血公民”，以陈云为“帮主”的“城邦派”以及立场更为极端的港独组织如“香港独立党”等。他们公开兜售的所谓“民族论”、“城邦论”、“归英论”等在舆论上不断发酵，逐步构成了“暴力本土派”的身份认同论述框架。表面上鼓吹香港优先、港人优越，实则是要在去中国化的幌子下图谋将香港变为独立政治实体，这些行为公然破坏“一国两制”、违反基本法，对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对香港长远发展大局、对港人的福祉构成了严重危害。

年轻人、学生是香港本土派的中坚力量。

“身份政治”的发酵

随着“一签多行”被调整为“一周一行”，随着各种选举日益临近，“暴力本土派”从2015年夏天开始似乎瞬间销声匿迹。然而，市面上却出现了“青年学者”方志恒主编的《香港革新论》，该书号称要建构“独立建国路线”以外的本土论述，提出“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续自治”，一口气抛出了20多个课题，相关的论述与讨论充斥于《立场新闻》、《香港独立媒体》等泛民网络媒体，泛民学者也纷纷发文，推崇这一“革新论”。

“革新论”在政改方案被泛民捆绑否决之后的推出，可谓是持续近10年的“本土思潮”的又一演变。相对于陈云的“城邦自治论”、黄毓民的“全民制宪论”，方志恒等炮制的“革新论”最大的不同，不是他们自己所标榜的所谓温和路线，而是要把“民主运动”与“本土运动”结合起来，主张所谓的“在地抗争”。要言之，其仍然承袭了旧有“本土论述”的衣钵，还是要强化港人的“主体意识”，只不过其与“暴力本土派”不同的是，反对那种反水客的行为表演，却极力操弄身份认同议题，号召港人“命运自主”。可以说是披上“理性”外衣的分裂论，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

因此，尽管其论述依旧激进，依旧不切实际也绝不负责任，却“指导”泛民从行动上脱离暴力，借助区选渗入体制，转向对社区的经营，从社区入手，从民生议题入手，有意识、有目的地影响和诱导广大市民，不断塑造、强化港人的“本土身份”认同，建构所谓港人“主体性”。显然，泛民业已汲取“暴力本土派”的教训，深知香港大多数理性选民无法接受激进、暴力那一套，那样既无法在选举中转化为大量的选票，也无法赢得社会的支持，他们因而转为重视民生权利、强调理性路线，也试图偷师台湾本土运动、公民运动的经验，号召“在地抗争”。

泛民这套新的思路、新的部署，特别是安排以所谓的“政治素人”的新星参选，在2015年区议会选举中经受检验，“突围而出”，这样的结果无疑对泛民打了一剂强心针，意识到，调整后的“本土化议题”在香港的社会基础正在进一步巩固。笔者认为，下一步泛民各方势力一定会加以利用，在舆论上声援、引导，在理论上进一步修补，极力促使“身份认同政治”不断发酵、做大，成为香港核心的政治议题。这势必对“一国两制”方针及中央对港管治以及特区政府施政形成重要挑战。

“2047议题”的抛出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份认同政治”，目标非常清晰，直指“2047大限”这个议题。事实上，早在2013年5月，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第一任首席法官李国能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就抛出了“2047议题”。在《香港革新论》一书的后记中，以学者身份著文的王慧麟即以《2047大决战？ — 在主体意识与中国因素之间思考》为题，同样亮出这个政治议题。一些“本土派”前锋，如从黄毓民到黄之锋也纷纷应和，耸言惑语炒作“2047大限”，使该议题逐步在香港舆论中发酵。

近来在舆论场表现非常活跃的公民党前立法会法律界议员吴蔼仪，于区议会投票前夕，以《新世代议会筹划2047不必“等埋之锋”》为题投书《明报》观点版，一方面表示“非常可见黄之锋……号召新世代年轻人以推动全民参与、全民自决制订2047年后宪制安排为旗帜，进军议会”，另一方面直接点明应对2047大决战的时间表：“从2016年到2024年—也就是‘50年不变’的中途站—只有3届立法会，组织新世代议会的事宜，已经逼在眉睫！”

回望过去半年，在“本土思潮”演变与调整的背景下，“2047大限”这一政治议题的操弄手法，令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不由得联想起2013年初戴耀廷投书《信报》首倡“占领中环”，进而引爆“占中”议题直至推动违法“占中”的整个过程。

2047年作为“一国两制”方针50年不变的限期，无疑令一些港人内心焦灼不安。过了这个大限，香港这座城市将会何去何从，也令不少人为之极度纠结。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内心深处的焦灼与纠结，无疑是“身份认同政治”发酵的基础，以“本土”为名，以“命运自主”为号召，“2047大限”议题势必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政治动员议题。笔者认为，泛民抛出该议题恐吓港人，正是抓住普通市民的心理进行政治操弄的手段，其近期目标在于即将开始的立法会选举，长远看则是以推进和强化“身份认同政治”抗拒中央、隔离香港与内地，实现港版的“颜色革命”。

目前看，“2047大限”议题已公开亮出，尽管在整个社会层面的升温尚须一些时日，但是其成为香港政坛主导性议题之势难以避免，也可能会在今年的立法会选举中成为焦点议题。笔者可以判定，在不久的时日，泛民势将大肆炒作这一话题，借以愚弄市民，诱导选民，特别是香港的新世代、“首投族”。

鉴此，笔者认为，只有直面香港当下危机重重的管治局面，透视“2047大限”议题的政治内核，从建设未来的面向切入，从理论和现实结合加强研究，以消除港人焦灼、纠结与恐惧，主动着手建构一种新香港论述，或应是香港从政者、智库及相关研究者的当务之急。

原刊于《紫荆论坛》2016年第一期，获授权转载。原题为《香港“本土思潮”的发展及影响》，内容有轻微删改，本文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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