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再调查

导读

80年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来到江村，开展社会调查，写成《江村经济》一书。这本著作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开弦弓村也因此而以“江村”闻名于世。如今这个村子和村民什么样，《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记者魏永刚近期重访了江村——

江村再调查

作者 | 魏永刚 

江村是太湖边一个村落的“学名”。这个村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的开弦弓村。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80年前来到小村，进行了一番调查，写成《江村经济》。这本著作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里程碑，开弦弓村也因此而以“江村”闻名于世。

费孝通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26次访问开弦弓村。今天的开弦弓村，合并了周围三个村庄，人口比过去多一倍，成为一个有着5个自然村落的农村社区。吃饭、增收、办厂、建房等等都已经不再是问题。

笔者初冬时节访江村，在费孝通先生上世纪50年代重访江村的老房东家住了一夜。我看到老问题有了新答案，新生活中农民也有新期盼。

1、农民收入：以积累多少衡量“获得感”

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开弦弓村的老百姓形象地说，只有农民收入增加了，各种政策措施才算“落地”。苏州属于富裕地区，开弦弓村农民年人均收入已过3万元，算得上小康。

笔者在访问中发现，收入多了，但农民的“获得感”还有待加强，而“获得感”的增强还要以每年能积攒多少钱来衡量。

村边一位谈姓家庭的主妇和我详细计算了他们家的收入。这是一个六口之家。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儿子、儿媳妇和一个刚刚上幼儿园的孙子，管家的是这位主妇和丈夫两口子。

这个家庭的收入结构是三个人挣钱，供养全家人开支。儿子、儿媳在纺织厂上班，每月俩人能收入7000多元，一年接近10万元；丈夫打零工，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一年3万多元。80岁的老母亲每月养老金350元，这两位60以上老人每月养老金加起来700元，全家的养老金收入全年有一万多元。

这样算来，这个家庭一年收入在13万元到14万元之间。猛然一听，这个收入对6口之家来说够多了。但这位主妇摆了摆支出账，得出的结论是：“所剩无几，并不富裕”。

家里每月买菜、买米的伙食开支在1500元到1800元之间，一年20000元左右；孩子上幼儿园学费3000元，买商业保险5000元，每年花在小孩身上的其他生活类开支，如买衣服、玩具、营养食品等还得有25000元左右；丈夫抽烟，每天开支15元至20元，一年就是6000多元；儿子和儿媳妇是年轻人，每年穿衣、出游等生活类开支得2万到3万元。

此外，这个家庭每年还得有15000元到20000元的礼仪类支出，用于走亲访友。亲朋好友盖房子、孩子婚嫁、老人生病等，都需要随礼。全家一年的开支总共加起来，在10万元以上。和十三四万元左右收入相比，全家每年能结余的钱还剩三四万元。

这个家庭住在一栋上下两层楼房里，房子是10年前修盖的。当前没有大的开支需求。但这位家庭主妇说，“年收入20万的家庭，在村里不能算有钱”。

究竟一年多少收入，农民才有富裕的“自我认同”？笔者在一位养螃蟹的老乡那里找到了答案。

这位老乡叫周文官，已经65岁。9年前，他以每亩地1000元的价格，租赁20亩地，开始养蟹。这是个五口之家，周文官夫妇和儿子、儿媳，还有一个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的孙子。儿子和儿媳妇每年打工收入8万元左右，而他养蟹收入平均在七八万元。

加上老伴在厂里打零工挣三四万，他大致估摸，全家每年收入20万元。他的家庭开支大致与谈家相当，需要10万元。这样，周家每年可节余10万元。老周感觉自家“算得上富裕。”他说，去年刚刚新盖了房屋，上下两层别墅，花费100多万元。

周根全与周文官同岁，而且在同一个区域养螃蟹，收入相当。他们算了算收支账之后告诉我：一个家庭每年节余10万元，十年多就可以翻盖新房子。“这样的生活才过得下去。” 

攒十年盖房，正好不耽误下一代结婚成家，自己生活也不受影响。10年，孩子正好从少年长成青年。这是一个农家两代人“更新”的时间。

从老周和谈家不同的“自我评价”来看，农民收入不仅是当年货币收入的经济数据，还包含着乡土色彩浓郁的社会意义。只有收支相抵，农户能有一定节余，他们才有“获得感”。而节余多少，就是以积攒十年盖新房这样一个社会消费“指标”为标准的。

费孝通先生在多次江村访问中都谈到了土地问题。“农工相辅”在这个太湖边上的乡村已经成为现实。这里没有“空心之虞”，也没有多少老人和孩子是“留守”的。这种和谐的农村景象让我这样一个熟悉北方农村的人，感到欣慰。

同时，我也在想，要巩固“农工相辅”的局面，恐怕将来还需要在土地上提高农业科技含量，技术优势才是形成农业比较优势的可靠“保证”。

2、江村工厂：换代升级“不离乡”

理解今天的开弦弓村，工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这个两千多口人的村庄，有9个工厂。距离村庄四里路的庙港镇，有更多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存在。这些工厂是开弦弓村人最大的就业基地。村会计介绍，村里40岁到50岁的劳动力，不论男女，几乎都在纺织厂打工。

乡村工厂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民收入，而且也改变着农村社会保障结构。我在村部会计那里了解到一个数字：全村70岁以上老人有399人，只有17人参加了城镇社保，其余参加的是农村养老保险。而60岁以下的人，大都参加了城镇社保，他们往往是在工厂参加社会保险的。

我走访了晓春针织厂和田园纺织厂两家工厂。晓春针织厂是一个作坊式工厂，在一栋三层小楼里。这个厂一般有10个工人照看数台针织机，最多时15人，其中有5人是开弦弓村的。田园纺织厂规模大一些，庞大的生产车间里，数十台纺纱机哒哒作响，车间外边不远处还有一个职工食堂。

厂里会计告诉我，工厂是由开弦弓村人开办的，70多位工人中有20多人是开弦弓村人，其余工人都来自附近村里。纺织厂女工居多，不少外地女工直接嫁到了开弦弓村。

开弦弓村的工厂发展了几十年，依然透出“乡土特色”，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农民“兼业”。工厂忙的时候，多增加工人，而生产淡季就减少工人。打工农民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我在织布车间看到有70多岁的老人仍在忙碌着。

田园公司一位47岁的倪姓女工告诉我，她从17岁就开始在纺织厂上班，原来是挡车工，一直干到41岁。家里房子盖起来了，孩子也长大了，自己身体不如以前，于是到这里来做织布工。工资虽然少了点，但劳动量减轻很多。

田园纺织厂传达室的大爷姓吴，已经74岁。他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7点回家，月工资2000元。他和老伴还有养老金收入。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有稳定工作，孙子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老人说：“我们不缺钞票。人老了，不能在家里闲着，所以到女婿的工厂来坐坐看大门。天热了，还要去种种菜，搞点农业。”

“兼业”也许是帮助农民充分就业的现实选择。在乡村附近成长起来的工厂，劳动力来源大都是农业效益提高后“溢出”的农民。他们年龄大小不一，文化高低不同，如果追求一种“标准化格式”，必然会把一些人“挤出”工厂。而开弦弓村附近工厂用工的弹性，适应了农民兼业需要，也是“乡土化”的最好体现。

如果以纺织机械作为参照物，来考察开弦弓村的纺织业，每个工厂都换了好几代机器。和所有工厂一样，升级换代是这些工厂发展的内在要求。有趣的是，技术升级并没有完全改变工厂管理的乡土化。我找村干部帮忙联系两个工厂去访问，他们让我自己去找。

于是，我走到公路边，毫不费劲就进入了晓春针织厂和田园纺织厂。没有接受任何“盘问”，我到了生产车间，在机器旁大声和那些有空闲的工人说话，后来又爬上二楼，找到厂里会计。他熟练地操作电脑，查找一些我问到的数据。植根乡村的那种人与人的信任，在这些现代机器轰鸣的工厂里仍然保留着。

田园纺织厂有一个现代化的推拉式大门，传达室吴大爷通过两个按钮，遥控指挥大门的开闭。进入大门，我看到这里还养着两条狗。老人说：“它们也是用来看门护院的” 。

因为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乡镇企业，今天开弦弓村有多家工厂，加上周边工厂用工数量多，农民就业充分。村会计告诉我，村里30岁到60岁之间的劳动力，不论男女，都有打工收入。

但是，20岁到35岁的青年进纺织厂的已经不多，大部分人从事其他行业。村里人给出的回答是：从事纺织业很辛苦，年轻人更喜欢文案策划等轻松的工作。

3、乡土江村：现代与传统“平衡杂糅”

开弦弓村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弄堂深深，透出江南农村的秀美。走在村里，看到的是水乡的景色；走进百姓家，感受到的依然是一派乡土气息。

走访多个家庭，我看到的家庭结构多是祖孙四代，六七口之家。熟悉村里掌故的干部姚富坤告诉我，村里750多户，有45%的家庭是四世同堂。现代工业的进入是农村实现增收致富的条件，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如何保持农村乡土气息，成为一个时代课题。

我从村里的房子和锅灶开始感受开弦弓村固有的乡土内涵。在上世纪90年代，开弦弓村九成以上的农户已经住进楼房。

今年55岁的刘珍上世纪80年代初从老家靖江到吴江打工，1984年嫁到开弦弓村的周家。她的家庭发展直观地反映出村里人房子的变化。她嫁过来时，全家八口人只有两间老屋。当时家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盖房子。

结婚之后，全家人使劲，在老屋旁边盖了一处平房；没过几年就换成了二层楼房。2004年，他们把砖混结构的楼房翻盖成今天这个样子，那是一栋瓷砖贴墙的两层别墅。

今天的开弦弓村，街道弄堂两边，两三层小楼林立。但楼房旁边常常有一处依然盖着黑瓦的平房，那大都是伙房。农家新楼房留有宽敞明亮的厨房，灶台、油烟机等现代厨房设备一应俱全，但村里人仍然习惯留一处伙房。我走进多家农户伙房，迎面是砖头垒砌的灶台，高高的烟囱通向屋顶，更惹眼的是灶台上边的神龛。

灶台样式与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所附图片几无二致，所不同的是，费先生看到神龛中供奉着泥塑灶王爷，我今天看到的是一张印刷神像，或者是烧制在瓷砖上的灶王爷像。

村里人介绍，祭灶的习俗在这个村落里依然盛行，不仅过年过节家庭主妇在伙房祭灶，就是遇到婚丧嫁娶、盖房上梁、儿孙考试这样的家事，主妇们也习惯于在伙房祭灶。

开弦弓村的伙房并不仅仅是传统祭祀的场所，还保存着它的生活功能。我早晨和晚上都看到主妇在伙房烧火做饭的场景，炊烟与小河依然是开弦弓幽静闲适的重要元素。

伙房保留着一口大铁锅，主要有两种生活功能：一是日常用来蒸煮食物，每个伙房里都积存了秸秆，主妇们习惯于秸秆烧火；二是过节为全家老少蒸年糕，做大锅饭。这让我联想到村里四世同堂的农户数量。一家四代人过节团聚那种其乐融融的场景，仍然凝聚在这传承了多少代的伙房和大锅里。

四世同堂的家庭结构也镶嵌在宽敞现代的农户住房中。开弦弓村农民的房屋结构，往往是一层待客二层住人。进门是高大宽敞的门厅。门厅尽头，左侧有一扇门通往厨房，右侧又会隔出一间房屋。房屋楼梯或者在门厅中间，或者隐居一侧。门厅很大，常常要放进摩托、自行车甚至农用三轮车。

故事全在门厅右侧的那扇门里。那常常是留给爷爷奶奶辈老人的房间。把老人安置在这里，固然是为了与儿孙辈相对分隔，给他们留出一个独立空间，更重要的是方便他们进出，省去上下楼梯的麻烦。

我探访了两家农户的老人房间。面积大小不一，但都设置有方便的水冲式卫生间，家具摆设也都“上了年纪”，有的还摆放着古旧的木板床。这样的房间布置，一方面营造出老旧气息，符合老人生活习惯，另一方面也方便了老人生活，可以说朴素地体现出农民的用心。

如果登上二楼，就能看到生活的“隔代变化”。二楼的卧室完全按照城市生活样式，隔出不同房间，住着两代甚至三代人。父母的房子相对简单一些，儿辈的房间则保留了很多结婚时的物品，孙辈的房间明显地标示着孩子的年龄，墙上贴着识字图画或摆着布娃娃。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走，似乎在翻阅一户农民几代人的“生活编年史”。

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乡土气息也会产生“摩擦”。早晨走在开弦弓村的街巷间，我看到一种原始的炉子放在空地上。那是一种类似木桶样的炉子，放进柴火点燃，再把一只水壶放在上面烧。过去，这是农户常见的设备，现在的新式楼房显然没有给这种设备留出空间，于是，老人们就把炉子拿到门口来。

我曾经问一位正在烧炉子的老人，炉子烧水和煤气烧水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是：“习惯了”。这样的“习惯”在上年纪人那里一定还有很多，我限于走访时间，没有能够做出系统全面的观察，但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农民生活的改变是一个缓慢过程，也许要经过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变化。

开弦弓村顽强保持着现代文明与传统乡土气息的“平衡”。

4、江村养老：层次分明的“保障之忧”

走访开弦弓村，和到其他农村一样，遇到的多是老人，养老问题自然引起了我的关注。

开弦弓村的农村老人享受两种社会保障体系。一种是城镇社保，一种是农村社保。参加城镇社保，每月要缴纳618元，分别是432元的养老保险和216元医疗保险，每年还要缴纳60元大额保险。

按照这个数字，每年需要缴纳的钱是7216元；参加农村社保，每年要缴纳的费用是1200元，每年3月到6月一次性缴纳。

参加不同养老保险，领取的养老金也有差别。参加城镇社保满十五年，每月可以领到800元保险金，而且增加一年，每月多10元钱；参加农村社保的人60岁以后每月领到的养老金是300元，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可以多领50元敬老金，90岁以上的老人敬老金增加到每月200元。

负责社保的小陈介绍，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还有一项措施，可以一次性缴纳补充保险，费用为10800元。如果交了这项保险，每月发放的养老金增加150元。

开弦弓村70岁以上的老人399位，只有17人参加了城镇养老保险。而60岁以下的老人不少参加的是城镇社保。这些老人大都有企业打工经历，赶上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许多人参加了城镇社保。

我在走访中发现，不同年龄层次的老人，对养老保障的感受不同。这与他们在不同年龄段的收入变化和所承担的家庭责任大小有关。

60岁以上的老人，养老金收入并不占大头。这个年龄段的妇女一般是在家里照顾第三代，除了养老金没有经济收入；而男人则依然在工厂打工，或者从事养殖业，每月平均收入在3000元至4000元之间。

村里谈姓人家的主妇和两位姓周的养殖户都给我算过支出账：一个六口之家每月日常伙食开支大致在1500元到1800元之间。这个年龄段的老人要支付日常伙食开支，周末和年节还要张罗伙食改善，给孙辈买零食等。家庭生活责任虽然没有减少，但收支相抵，他们大都不感到生活紧张。

感受最强烈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群体老人参加城镇社保的人少，养老金数额不高，按照两口计算，每月700元。而70岁以上打工的人就不多了，即使出去打工也不会挣到太高工资。

他们的家庭责任却并没有减少，仍然需要给全家人买菜买米，准备一日三餐，支付孙辈日常开支。在村部办公室，我曾经向四位年轻人“求证”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向家里老人交过生活费。只有一位年轻妇女说承担了水电费，“因为水电费可以用支付宝缴纳”。

8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领取养老金4200元，他们已经卸去所有家庭责任，不再负责一日三餐。在谈家，81岁的老妇人给我算了她一年的开支：因为患高血压，要吃500多元常用药；余下的是春节给孙子外孙发压岁钱，每人100多元，全部开支不到1000元；另一项大的开支是遇到晚辈生孩子或者上大学，发红包，一个红包最多发1000元。这样算下来，每年4000多元养老金足够花销。

开弦弓村所属的七都镇有一个养老院，但因为每月费用数千元，并没有人去。四世同堂的家庭是传统农民向往的生活，也承担了开弦弓村的养老保障。

坐在宽敞的房子里，与村民交谈，往往会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安静地坐在旁边，那一定是家里的长辈。因为我不太听得懂方言，老人间或插话，我就得凑上去细细打问。这样的场面让访谈充满了温馨，也让我感受到四世同堂带给老人的精神满足。

但也有“例外”。我看到一位89岁的老人独自生活，三百多元养老金是全部生活费。两个儿子兄弟不和，都不愿意接收老人住在自家，这就给老人生活带来了不尽的忧愁。

养老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包含着社会文化内容。农村养老面临的困难，有农村家庭结构变化的因素，也有乡土文化缺失引起的矛盾。开弦弓村因为实现了“农工相辅”，家庭结构仍然留存着浓郁的乡土传统。老人生活固然需要一定经济收入来作为保障，但依然离不开农村社会文化，尤其是家庭孝道教育。没有传统孝道的传承，简单计算老人生活的支出和收入，是难以让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感受幸福的。

5、江村新题：新生活提出新问题

年人均纯收入3万元，90%以上的农民住进楼房，村里通路通水。从经济数据来看，开弦弓村早已迈入小康生活。在村里走访，听到的是轻声细语的江南方言，看到的是开弦弓人不动声色的浅笑，我感受着人们对富足生活的满意。

走访了十多位乡亲，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工作。但坐下来整理自己的访问笔记，我看到，人们依然有新期盼，而这些期盼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新问题。

小清河弯曲着流过村子，与北塍港交汇。清河似弓，北塍港像搭在“弓”上的“箭”，开弦弓因此得名。现在，小清河两岸整治一新，但沿河走下来，有些地段依然可以看到杂草和漂浮的垃圾。

开弦弓村有两条文化弄堂，富有江南农村特色。曲曲折折的弄堂，细长幽深，两边的粉墙上写着标语，透出乡土文化特有的气息。在村里走了一圈，听到农民对新居建设的新想法。

很多“抱怨”是从汽车开始的。现在村里80%以上的农户都有汽车，而且有的人家保有两三辆汽车。但村里没有统一的停车场，有很多人家住在弄堂深处，汽车无法开到家门口。

我在村里的公共活动室遇到一位68岁的老人，他经历了草房到砖瓦房再到上下楼房的变化，今天又有了盖房子的愿望。他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楼房盖成别墅，还能有一个可以停车、能够种菜的小院子。

再一个比较集中的话题是公共厕所。开弦弓村现在的面积是4.5平方公里，目前还没有一座公共厕所。农民都已经住进了楼房，卫生间设置在家里，行人的如厕就成为一个问题。

曾经做过村干部的一位谈姓村民告诉我，修建公共厕所有“两难”：一个是难在用地，村里公共用地有限，要征用百姓宅基地几乎不可能。况且，谁家也不愿意在自家附近建厕所；另一个是管护难，公厕建起来之后，谁来管护、管护费用怎么出等都是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好办法。

吃饭、住房、就业这样一些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就增强了。我梳理在开弦弓村听到的“抱怨”，可以说都与公共利益有关。

老百姓把村干部“天然地”看作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建设者，因此谈到这些“不满”，他们自然讲到村干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欠缺和百姓对公共服务的不满足，往往会形成百姓对干部的“误解”，从而影响干群关系的和谐。

我在村里遇到一位老者。他抱怨农户在翻盖房子时擅自扩大了地基，侵占了原来弄堂面积，所以街道弄堂曲曲折折，狭窄难行，汽车也开不进来。他甚至直接把这种“侵占”归因于建房者“给村干部送了钱”。我与老人仔细交谈一番，才发现，他找到的原因都是“推想”，而推想的动因是他对汽车开不进院子的不满。

像开弦弓村这样富裕起来的农村，农民的关注点早已迈出自家院落，更多落在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上。现在看来，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还跟不上百姓需要。乡村不仅没有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而且许多时候也没有公开合理的解释，这就容易让群众产生误解，矛头对准基层干部。

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这可能是富裕起来的农村当前提出的又一个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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