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晕！10年后重游上海的国际学校，小丑竟然是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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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夏天的尾巴，我终于带着孩子们去看了电影《芭比》。周五傍晚的场次，人居然还挺多的，但清一色的全是女人。

两个小时，散场的时候，大家的脸色比进场时素些。尤其是那段全网传遍“你必须瘦，又不能说要瘦”的对白，在电影院里看，真的就是……挺尬。

隐约有一点庆幸，《芭比》最火的那会儿，我在国内没来得及去看，所以就没写剧评，否则可能要被骂死了，在政治正确的时代，不允许有所不同。

但我要承认的是，中间当我看到：芭比终于明白，这些年跟她在玩的，并不是那个小女生，而是小女生的妈妈那一段的时候，真的落泪了，不过我的泪水和女性主义没有关系。

因为每个女人在看着别人的故事时，想到的都是自己。我的无法自持，是因为想到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今年夏天，时隔四年，我们终于回国了。孩子们都兴奋极了，特别想回上海，曾经住了七年的城市，承载了太多的回忆。

我们预计在上海呆一周，要见的人，要做的事太多了，恨不得每一分钟，都分成几瓣儿，可我还是坚决地加上了一件，带着孩子们去当年的幼儿园，追忆往昔。

墙还是那一面墙，孩子却不再是那个孩子

当年回国，我们最初是在武汉。是外派合同，不仅补助优厚，而且公司还提供别墅，国际学校，汽车，每年还有旅行的费用，对于在巴黎艰苦惯了的我们，有点老鼠掉进米罐子里，一步登天的感觉。

外派合同都有限期，项目结束，我们应该回法国。

可在巴黎，我们只有一个44平米的房子，变成四个人之后，根本住不进去；法国公费教育是从幼儿园开始，三岁前的托儿所或者保姆（Nounou）的位置很难找，当时子觅只有一岁，就是说，回去我也不能工作，得全职看孩子。

以巴黎的物价，四个人靠卢先生一个人的工资，日子真的会很难过，而且经过那几年的观察，卢先生确信，没有阿姨，我根本搞不定。

这点，我其实不同意。我觉得比较重点的，孩子和吃饭，我还是行。

总之，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国内再呆两年，坚持到子觅上幼儿园，再回法国。

他们公司有武汉和上海两个部分，项目最后一年，卢先生就开始想办法，希望能找到可以留下来的位置，可从秋天到春天，我们一直在患得患失地吊着，有各种消息，但没准信。

那段日子，十年之后，说起来只不过一句话，可十年前，就是热锅上的蚂蚁，日日焚心。

抻到七月，还没进展。我们把孩子送去了我妈那里，卢先生开始休再不休就作废了的年假，但我们还留在武汉，卢先生还去上班，无论是我还是他，都还在等。

等到七月中，我们终于听到消息，那个和卢先生对口的位置，给了另一个人，那一夜真的相对无言，各自坐到天明。虽然每一场游戏都是愿赌服输，可输了之后，总是心痛。

第二天是周六，卢先生给人事部写了邮件，因为在国内有工作许可的外国专家，搬家离境，需要时间走程序。外派合同中，当年的旅行费还有点没用完，我查了一下，定了下午去夏威夷的机票。

原来，不是所有说走就走的旅行，都是自由和潇洒，还有无奈和失意。

2013年七月在檀香山，现在看起来，真年轻啊

到了檀香山的第三天凌晨，时差让我们无法入睡。卢先生去大堂透气，我在房间看没头脑的美剧，突然他的手机响了，我接起来是一个讲法语的男人，我说：“他不在，请问你是谁啊？”

对方说自己的名字，我心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是上海的老大，他说：“请你帮我转告他，我刚给他发了邮件，我等下会再打过来。”

我赶紧下楼，出了电梯就看到卢先生，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酒店大厅的沙发上发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去说：“上海老大给你打电话，说是让你查邮件。”

他愣呆呆地听，完全没表情，站起来跟我上楼，电脑还没启动好，老大的电话又打过来了。他们在檀香山凌晨三点的阳台上，敲定了去上海的合同。

人生中绝大多数的事情，都是要完成后回过头去看，才明白中间的原委，根本就摆在当地，一清二楚。

其实，从一开始，上海就定了卢先生，只不过想压价，可拖着拖着，某天上班，突然发现人走了，所以才慌了，拖了几个月都落实不下来的合同，就跟变魔术一样，立马就做出来了。

职场上，根本没有什么规范和道义，只是要看谁比谁无赖，谁比谁能豁出去，股掌之间，只有权利。

我们就这样绝处逢生地来到了上海，也做了很大的让步，从外派合同变成了Local的合同，外派的福利和待遇，我们全都没有了。

我们度假之后，直接飞到上海。和其他依旧是外派到上海，公司负责一切的同事不一样，我们自己在一个挺老的小区里，租了房子，160平不算小，可要把之前几百平的别墅里的东西都放进去，还是费了点力气。

当时上海有几间被法国教育部认证过的法语幼儿园，可我们申请太晚了，只有一家有位置。

那个幼儿园，在华山路一个又老又旧的别墅里，室外活动只有一个很小的天井，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教室就是一个十几平，没有窗户的房间，连个食堂都没有，午餐也在教室里吃。

看完后，真的好绝望啊！

站在路边上等车，卢先生脸色惨白，半天憋出一句：“我们回法国吧。”

对父母来说，因为自己的无能，让孩子受委屈，是比自己受委屈，扎心一万倍的事儿。可又能怎么办呢？开学在即。

开学一周后，有天我突然收到了另一个在法国社群中口碑更好的幼儿园的邮件：“我们现在空出一个位置，你们是否愿意来？”

我们简直是大喜过望，立马回复：“可以”。

转天，我们就带着思迪去了新幼儿园参观，就在衡山路的一个弄堂里。在我们和校长讲话的时候，思迪已经开始玩儿滑梯了，特意跑过来告诉我：“妈妈，我好喜欢这里。”

我们就是这么阴错阳差地来到了这个幼儿园。

这张照片的卢子觅10岁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我们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幼儿园，在成年人虚荣且自卑的心里，还代表着在我们当时已经够不到的舒适。

这么多千辛万苦的回忆，本来我以为去幼儿园旧地重游，孩子们会非常兴奋，雀跃不止。

可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两个孩子包括卢先生，虽然没有拒绝这个建议，但走到曾经熟悉的幼儿园门口，看着弯进去的弄堂，熟悉的栅栏门，他们也挺高兴，但也就只有：挺，还不如带他们去昔日的甜点店，兴许更高兴一些。

四个人中，最兴奋的是我，在不停地回忆：你还记得哇，原来每天校长就站在这里接你们，进去后，要先洗手，然后就去班里；这里，这里，你记得么，你在这里摔了一个很大的跟头；还有每年万圣节，你们都在院子里表演，有一年，你们全班都变成小鸡……

回忆太多，话语也太多，我已经到了聒噪的程度。再后来，连兴奋过头的我都能感觉到，他们三个只是在配合我，为了让我高兴在演戏。

上海八月的傍晚，弄堂里有很多蚊子，我叹了一口气说：“咱走吧，别继续喂蚊子了。”

两个孩子闻言一声欢叫，立马就争先恐后地往弄堂外面跑，像极了当年幼儿园放学时的样子，只不过每个人都高了好几个头。

这张照片的卢子觅5岁

我慢慢地跟在后面，慢慢地想，上幼儿园的时候，她们也不过三四岁，能记住的，并没有那么多事。对于卢先生来说，他的办公室在漕河泾，幼儿园，他顶多来过十次。

只有我，在四年中的绝大多数日子里，每天都来两次，在这里认识了上海的第一波朋友，一起喝咖啡，一起做肉酱，一起吵吵闹闹，吃吃喝喝……

我以为这些回忆是我们共同的，其实，都只属于我自己；而因为这些回忆所产生的感触，也就只是我自己的情绪。

我们天天日日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我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和我有一样的经历，然而事实上，即使在同一个阶段，同一个事件，同一个场景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和回忆。就算是生活在一起，我们也都是度过着自己的人生而已。

还有多少人记得 卢璐说 第一个LOGO就是这棵树

2013年拍摄于夏威夷毛伊岛HANA之路

看我一个人落在后面，卢先生停了下来，等着我走过来，然后和我一起并肩慢慢地走，然后他说：

“你还记得第一个特别小的幼儿园么？我们去看的时候，你当着校长面，脸就跟树叶差不多的颜色，是绿的。我得不停地讲好话，才不至于冷场。”

我说：“嗯？我怎么不记得？”

纪伯伦说：“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

事实上，我们的家庭也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一个拼图游戏，每个人都有一块，要拼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事实。

所以，终究，我们都只是我们自己。

卢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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