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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关于我的行当

黄永玉 在书一方 2019-08-16

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
知者自知

关于我的行当
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 黄永玉/文

黄永玉

  谢谢大家光临,谢谢主人的邀请,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一见之下,雷从耳出。所以谁见了面就知道这个人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唉!郑州我没有来过,但是经过好多好多回,那么着站在火车月台上说这是郑州。从50年代开始就经过郑州,一直到今天到郑州来了。 
  前些日子嘛,李辉先生呢,让我到郑州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的场合,来了之后看到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精彩。而且主人这么殷勤好客,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前来捧场,就让我心里头有点惶恐了。 
  我谈什么呢?因为我没念过书,没有正式学习过,上过学堂,也没有这种上学堂的幸福,是自己把自己养大的。所以我对在饱学之士、技术技巧高超的朋友的面前谈这个问题很不相当,也有点惶恐。

  我先讲自己的学习过程。 
  我是小学毕业,在我的家乡,一个非常非常边远的、非常野蛮的山里面长大的。在那里念过小学,小学毕业。当然在我的前辈里面有非常杰出的人了,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熊希龄的老先生,他是我们的街坊,这位先生后来就当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内阁总理。那么后面当然还有沈从文先生了,作家了,所以讲了这些先生之后,我就不好说自己说到哪里去了。 
  我们那里的小学校基本上是读古书为主,不是私塾, 
  是新学校里面古书读得比较多的一个学校。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省长叫何健,这个何健就提倡读经、读古文。所以小时候我们就受这种教育受得比较多,同时也受到蔡元培式的那种教育。我的父母亲都是教书的,父亲还是正式师范学校学音乐的,母亲也是学音乐学美术的。他们两个人各人当各人的校长,父亲当小学男学校的校长,母亲当女学校的校长。母亲还是共产党员,1923年入党的。我父亲的党龄比她差一点,1925年入党的。那么1927年杀共产党的时候呢,我的一个保姆就把我带下乡了,住了一两年,所以现在我在写一个小说,那个小说不晓得有多长,我不知道。主要不是写自己,写那个时代了。现在写到四岁多一点的时候已经写了三十多万字了,慢慢地写吧,可能到死都写不完,可能。 
  那么在那样的环境里新的老师教新的东西,那么另外呢,旧学的老师就教我们旧学。那个时候有的人说学旧学不好,四五岁、五六岁孩子让他学古文,背得出来一点都不理解。到了现在我才感觉到,不理解不要紧,利用小时候记忆力很强的时候把这个书记住了,我们到了二十岁,到了三十岁,再来反刍吧,像牛吃草,反刍嘛,慢慢地回味,得益匪浅。所以有一个老先生,就是日本索尼厂的老板对我说过这个话,他说他现在写的几部书就谈儿童教育。他是主张三岁让孩子学微积分,他说完全可以。他说我们人用不着慢慢地等到十几、二十岁再来学这些高深学问。我就回顾了我自己那些过去的学习过程,我也感觉到小时候读点古文、学点诗词做法,那么到了二十岁、三十岁再来消化还是很好的,因为到了二十岁、三十岁你没有机会背这些古书了。 
  另外我们那个地方因为是山野,一出城等于是大原野、大山、大水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老师在自然科学上教一点,我们可以在野外学一百点,所以对自然方面我们能够消受得非常舒服,很痛快。另外,我们是少数民族地区,是个土家族、苗族地区。土家族、苗族的风俗可以上溯到屈原的时代,读《楚辞》的时代。一年四季都过节,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也润染了一些这方面的情感。就是这么些沉淀的东西。再加上我们那里是个割据的地方,有十多个县。由一个小军阀领导,那个军阀有自己的经济,出钞票。有自己的兵工厂,那个时候还有马队。真是千军万马的,有自己的兵工厂可以造枪造炮,自己发行钞票。谁来就打谁,国民党来打国民党,共产党来打共产党。我们那个县城是十个县的中心,我们有一种优越感,我们是首都,首都来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那个地方的民心是很强悍的,要是那个时候听说有这么个十一二岁、十三四岁的人要出去读书,要到省里念中学。我们那里没有中学,到长沙、到沅陵、到常德去念中学。有一个风凰的学生在一起的话一路上都是安全的,没有人敢欺负的。周围的十个县嘛,听说有个凤凰的孩子在一起就安全极了。有个故事嘛!十几个小孩到长沙读书,走不到一二百里的时候住到一个客栈,那个客栈是个地头蛇的,很凶的,对他们很不客气。第二天继续赶路,走路得了。那个时候没有汽车坐的。赶路的时候,天没亮,大家已经开始走了,走走,那个凤凰的孩子说你们先走吧,我忘了个东西在客栈里面,我回去拿一拿。回去拿了东西赶上这些人就到长沙去了。等到了年底了,放假了要回来,再走路回去。还想住到那个客栈,已经没有了,客栈到哪里去了?怎么没有了?当地的人就说:“不晓得怎么让人家大清早放一把火烧掉了。”就是这个孩子烧的,就这么一个强悍横蛮的地方。 
  1948年那是非常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解放。国民党节节败退,民生凋敝,我们凤凰县只有几千个人,其他的男人打仗去了、抗日去了。剩下的这些人徒步走了二百多里地,跑去把比它大八倍的一个沅陵城抢了。抄家嘛,等于抄了整个家,把整个城抄了。我们小城市的人不拿武器就拿竹片,拿竹子修的刀。据说连袜子都剥下来了。就这么一个地方,不大讲道理的一个地方,我在那里成长的,那么十二岁了就到外面念书去了。 
  我怎么会有可能念书去了呢?我们家已经败落了。父母亲都年纪大了,也做不了校长了,母亲始终认为这是个人事斗争。年轻的人把她的工作抢了,人同人的关系嘛!觉得很冤枉,很委屈,她不知道这个是后浪推前浪,自己落伍了,不了解这个问题。那么父亲就到外面找工作做了,母亲在家里带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大。我的父亲也是一个特别的人,这一生呢,非常有幽默感的人。比如说我小时候逃学,七八岁的时候逃学,说学校放假,那么对学校就说我家里有事情,其实呢,到处逛。爸爸就知道了,发现了,发现的时候说: 
  “你为什么不上学?” 
  我说:“学校放假。”“好吧!我去看一看。”很远呢,一两里地,走到学校到了门口我就知道大势去矣,因为里头的同学们声音很大嘛。 
  “回家吧!”给他看穿了嘛。回家啦,我以为可能会挨一顿打,他坐在一个躺椅上,坐着拍着自己的膝盖大笑:“你这个人说谎嘛,不要老重复说同样的谎嘛!你老重复说学校有事情,你看看你多好笑,你这个人。” 
  以后感觉到实在是不好意思,真难为情。也没挨打,到后来就把我送到一个姓左的先生那里去,这个姓左的先生呢是长征给国民党抓到的一个知识分子。那么这个人在当时来讲是不简单的,书读得很多,同时英文也很好。这个是不简单的,但是姓左的就是我们隔壁麻阳县的,最恨共产党,因为是他投降了嘛,变节了嘛,知道我父母是共产党员,他特别恨。还有一个同学是后来解放后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办公厅副主任的叫朱兆官的儿子。他专打我们这几个人。最后我没办法了只好逃学了,正式的逃学。所以那个时候我背着书包满城逛的时候,杀猪卖猪的看见我就说:“黄逃学来了。”知道我变成逃学专业户了,一逃就逃半个月不回家,到苗族的老乡家里,到城外到处逛,那时非常好玩。最后有一天我也想回家了,上午,我家大门口有一个小院子,一个石头的院子,在门外,很多孩子在玩,我也到那里远远的,离我家的门口远一点,在那里看着那些孩子。我弟弟(这个老二),我说他是个叛徒,他一看见我就回身进屋去了,然后我爸爸就出来了。爸爸出来我就想:你要抓我,我就跑。我跑得很快。但我爸爸没有抓我,他站在那里微笑,向我招手,叫我回家。我以为旁边埋伏有人呢,如挨了打,我下次再跑。进了门,进了大门我左右看看没有人埋伏,走进去也没什么事,然后让我吃饭。我说会不会下毒药在里头啊。吃完饭之后还给我两块鸡蛋糕吃,然后他说了,他说换学校了,这个学校太坏了,啊,换了,不念了。我听了这话大哭起来。 
  后来好了,一直到小学毕业。小学那个小孩子的时候充满了反抗,反抗的天地很宽,到处跑,好玩,到处唱戏。唱汉戏,唱各种各样的戏,过年、过节,什么花样都有,在那里做得很开心。身体不是很魁梧,但是从小的那种锻炼很经用。那个时候马很多,山上苗族女孩子放马,逃学就偷偷地跑到放马山上去,一跳跳到马背上,连个马鞍都没有,抓了马鬃就跑。女孩子就哭呀叫呀,看着把她的马骑跑了。有时候摔下来把腿摔脱臼了,上苗老汉那儿去,医它一个礼拜、四天五天才回来。成天是这样的。这个玩意儿对我以后的影响恐怕是很大的。 
  以后一个远房的叔叔把我带到福建厦门一个集美学校去念书。厦门集美学校那个学校30年代恐怕在全国来讲,设备师资都是最好的了。当时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到了中学了又得从幼儿时期开始,什么手拉手、做游戏什么的,我感到太幼稚了。念书念古文什么的得从很浅的开始。那个时候生活也比较苦,比较艰难,那个亲戚也帮不了很大的忙。仅仅是说不要学费呀,给点饭费,那个叔叔津贴我的饭费,没有钱买肥皂,买袜子也没有钱。所以一领到教科书以后我马上就卖掉了,把书卖掉了。上课就没书了,然后就到图书馆去。那个图书馆非常大,有六层楼,什么书都有,我也看不懂。那么挑懂的看,慢慢、慢慢地也看懂了。 
  图书馆里的管理员呢,恰好是我的婶婶,我的远房的一个婶婶。那个婶婶很凶,看了我进去,尽借些不三不四的怪书,她简直太奇怪了,看我念书也念得不好,英文呀等于零,理化等于零,老是零分,老是零分。所以有时候就不借给我,意思是书没有读好,你看这么多书干什么? 
  在那个时候就在那里奋斗吧!经常去看书,有时图书馆关了门了,我就关在里面了,走不了,中午饭也吃不了啦。下午再开门我再出去,基本上我的教育是在图书馆里面的。所以在前两年我回到福建看到我的许多同学,有的当研究院的院长,有的当大大夫,有的当将军,有的当这个那个,很多。到了厦门,他们有二百多人请我吃饭,有个好大好大的地方请我吃饭。人家都奇怪,你怎么这么多同学、这么多同班呢?人家同班有几十个才二十个,你怎么有二百个同学呢?我说:“我留级留了五次,五五二十五,就两百五了。” 
  一些女同学现在都是大大夫,大医院的院长什么的,很老实的。“哎呀!你还说得出来,这么难为情的事情不要说出来了。”我说:“这有什么要紧的?留级算什么。”基本上是在图书馆。读了不到两年又打架,把人家打坏了,打坏了嘛,我不能开除的,因为我是在战区。日本人把交通弄断了,我不能回去,而且我没有地方可以回去,所以两个大过,两个小过,留校察看。 
  我说:“不要留了,我走了吧!”我就走了,后来到了个做瓷器很有名的师范学校,那个地方叫德化。读了两个月的师范学校,那是不要钱的,人家打架我帮忙。我知道坏了,所以我就躲到瓷器工厂,到瓷器工厂做小工。做了一年多不到两年的小工,在那里嘛,慢慢地变成一个名人了,因为我会画画,画老虎什么的啦。那个老板也很当回事,把那个盘子都装在橱窗里面让人家看。在那个地方俨然成家了,我还怀疑他可能想把他的女儿嫁给我,后来我就离开了。 
  离开后到了一个战地服务团,要走很远的路到海边,在泉州。战地服务团没有要人家参加的,这个消息传错了,然后勉强又等一段时间,后来知道我还会画点画,会做点事情,也就不用考试就让我进去了。到了那里生活很好了,因为剧本上可以教育我们,在文学上可以培养我们。都是些大师们的剧本,曹禺、老舍这些人的剧本。 
  我不会演戏,一点也不会演。演戏当个传令兵,排练了两个多月只要讲一句话“报告司令员,前面发现敌人”,一上台就不会讲了。然后就把幕放下来从头开始,请另外一个人代替我,排演都不要排,就能讲了。以后我的工作除了画画,就是拉幕,开幕了拉幕,就是做这个事。但是我自己就刻木刻、画画、看书这样的。这个战地服务团,剧团这个组织在当时的八年的抗战期间对全国的青年们,失学的青年无疑是一所很好很好的收容所。把这些孩子们啦,没地方去的人啦,都收容在一起。 
  后来我们剧团要解散。在我们剧团到处演出的时候,我认识了一家人,这家人姓陈,陈先生是瞿秋白的学生,是上海大学毕业的,他的夫人呢是上海美专毕业的。我在剧团的时候常常到他家里借书,他有很多很多书,从重庆、桂林、上海当年带回来的很多好书,到了剧团解散以后,这个陈先生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有一些可爱的。“你不要到别处去吧!大伙都走了,你就住在我们家,我给你零用钱,你就看书,在我们家吃饭。”他自费办了一个剧团。他写剧本,写本地戏,叫莆仙戏,写现代戏。他养了个剧团,让那些演员们演他的戏。 
  “你呢,在这里帮我画画海报就可以了。”在他那里看书吃饭,一起玩。后来我到另外的地方教中学去了,到处教中学,到处投稿,反正就是这样。过年了就回到他家里,除夕一定赶到他家里,他家里有红的梅花开得很好的。要是哪一年没有回去的话,他就写信说:“花都开了,饭都等着你,以为晩上那顿饭一定赶得来,你看没有赶回来,你看花都开了。”我这一生碰到很多这样的好人,不但是他对我好,而且培养了我的感情,拿这么大方的感情对待我,这一点对我一生来讲作用是很大的。也可以这么说,从十几岁到现在我都是在感情的灌溉底下成长起来、壮大起来的,或者是到了今天的老年,都是在朋友的感情浸润之下生活下来的。 
  以后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剧团、在报馆、在教学这样一些单位工作。自已培养自己,一直到我从香港回到北京,那是1953年。1953年开始向中央美术学院拿工资拿到现在。我整个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那么画是怎么画起来的呢?画先是刻木刻。人家就说你是不是受你父母的影响,没有的了,他们没有教过我什么。曾经在泉州流浪的时候碰到过弘一法师,那时候我才十六岁,那以后的人就说我是受到弘一法师的影响教育什么的,完全没有这个事情,因为中间不到二十几天,见了他然后到他逝世。而且那个时候也不懂得世界上有个弘一法师,也不知道弘一法师。但是看到他的房间里有写给丰子恺的信,有给丰子恺写的字什么的,夏丐尊呢,还有很多老先生。 
  我说:“你还认得他?” 
  他说:“那丰子恺是我的学生嘛。” 
  “你吹牛!”我说,“丰子恺是很伟大的,丰子恺怎么会是你的学生呢?” 
  我说:“你还会写字?” 
  “是呀!你看写得怎么样?” 
  “写得不太好。” 
  “为什么不好?” 
  “没有力量。” 
  过了几天,看他给这么多人写字,就说:“给我写一张吧!” 
  “你不是说写得不太好吗?” 
  我说:“现在看看有点好了。” 
  十六岁,那时才十六虚岁。后来他逝世了,逝世的时候我去看了他。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但是中间有很多的老先生对我很是有影响。基本上美术界的少,文学界的多。当时在上海二十岁,有位先生叫许天虹,不晓得各位知道不知道,翻译《大卫•科波菲尔》,狄更斯的。许天虹、唐弢、臧克家、楼适夷这些老先生,好成什么样子的了。那时我很放肆嘛,二十几岁刚刚出头,生活这么困难。我刻了一张木刻,后来刻了两张,后来刻了三张拿去给他们,他们先给稿费然后给我推销,送给杂志、报纸去推销。先垫钱,知道这个孩子生活很苦的。有一次冯雪峰同志要见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在上海,楼适夷先生就把我带进去,那时冯雪峰先生是搞地下工作的。我到了霞飞路的作家书屋,作家书屋门口有卖书的,摆了个书摊,周围是书架。楼适夷就给我介绍:这个是姚蓬子的儿子,叫做姚文元,那时十六七岁。我还对他说:“你这个工作很好,你可以看看书。”他说:“哪能看书?怕他们偷书,我得看着他们。” 
  我拐弯进去有个楼梯,楼梯底下铺了一张床,冯雪峰先生就走进来了。 
  第一句话是:“哎呀!你怎么这么小啊!我以为你三四十岁了。”那么同样这句话以后好几个人都这么说,后来碰到夏衍先生、碰到徐悲鸿先生。我到美术学院的时候,徐悲鸿先看我的画,然后再见我的面,第一句话也是这样:“哎呀!你怎么这么小!”那时候不到三十岁,二十八岁吧!这么多年了都是这些老先生给予这种照顾关心,自己也有信心。大概有一个特点就是只会刻刻画画写点东西,刻刻木刻,什么事都没干过,而且穷得挺硬朗。但那时有个信念,信念就是说有一个叫共产党的,咱们得听他的,把国民党打掉,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就是这样。我以为自己也是共产党,不知道要入党才叫共产党。我动不动就说我们党怎么怎么样,认为自己也是共产党。到了真正有一天,我在香港有人问我有什么要求的时候,我就说: 
  “唉!你不用这么客气了。”我以为他要加薪、提级呢 
  “你想一想吧,想几天我再来。”过几天问我想好了没有,我说,“你太客气了,用不着这么客气。” 
  我始终没有入党,到了“文革”以后,有些领导同志要我入党,像胡乔木。“你为什么不入党呢?” 
  “我现在入党,这么多坏人,我怎么跟他们一样呢?”那是后来。那个时候我看到有很多坏人也钻进去,钻到党内,我很看不起。那么以后在美术学院工作了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一直到现在了。五十三年,1953年到现在。那么在座的有几位我的老学生呢,到西安也碰到一大堆老学生,真是显得老了,头发都白了,脸上皱纹比我还多,这么老了,当年呢,也是一起生活过的。那个书教的时间很短,间隙过程中间有一点高兴,有一点痛快,大部分时间很痛苦的。先生同学生之间隔了一层很厚的墙。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学生,前几年还是全国文联党组的副书记,我看见他就说:“你的作品怎么现在这么差,我说我当时这么喜欢你,就是不敢亲近你,我是知道你要做我的工作,我讲一句什么你就要汇报,我知道的,但是呢,我这么喜欢你。”因为他是品质很好的一个同志,很温和的,而且原则性很强,我说我真是希望帮助你成为一个好的大画家。但是反过来说幸好你没有听我的话,你听了我的话你也遭殃了,你也当不了全国文联的党组副书记了,我可把你坑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白旗的代表嘛,拉着你,你可摆不脱了。我写过这样的一封信给他。我说:“好吧!我们重新开始吧。”他已经六十多了。“我重新教你吧!”那封信写了一半,现在那封信不知道让谁拿去了,很长的一封信,毛笔字。我说下面给你上课了,上面一段写完了,我以后回北京了再找一找,把那封信找到。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叫方平,是上海的,翻译《十日谈》的翻译家。“文革”开始前夕他写封信给我:“这么多年了,你说个老实话,你跟党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打个比喻吧,党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的农村妇女,要去赶社会主义的火车。我是他的儿子,两三岁的儿子跟在后面,天气这么热,路又这么远,我跟在后面越拉越远,越拉越远的时候了,我居然还说我要吃冰棍,那个妈妈也没有钱,时间又不够了,火车要开了,我在后面不停地一边嚷一边跟,当我走近了,她给了我一耳光,挨了一个耳光,当时我就大哭了,大哭以后怎么办?我说:‘我一边哭一边跟。’这么久,跟她这么久了,你不跟她跟谁呢?” 
  那个方平呢,收到我这么一封信,他说:“我半个月没有睡觉。”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没什么好说呢,大家都一样了。没什么好说的了,昨天还是今天我开玩笑讲了一个事,那个时候李苦禅先生的学生打他打得很厉害,“四人帮”垮台以后呢,有人就问李苦禅先生:“听说某某人是你的学生,是不是?”他说:“不是我的学生,是我的爹。” 
  有次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出来的时候就在什么宾馆吧,挺远的,什么宾馆不知道。侯宝林没有车他就搭我的车,我们两个人就开着个车子回去,十几年前了。在路上他就问我:“你最近还上课吗?”我说:“哪能来上课?不上课了,我说学生呢,我们把他喂大了,吃我的奶喂大了,他咬我的奶头,把我的奶头都咬掉了,不用上课了。”侯宝林一声不响,等到多少秒钟吧,车子不停地开吧,他说:“怪不得现在都用奶瓶了。”这就是生活,是吧!不要泄气,不要,人嘛,总是这样的,总是战斗的嘛!有的战斗得比较委婉一点,有的勇敢的人嘛,就牺牲掉了。但是毕竟我们等到今天的日子了,不容易。 
  在1959年,我有个学生很懒,吊儿郎当。毕业创作呢,这么重要的一个阶段他就在图板上画了一个速写,画的一个电影学院女朋友的像,这就算毕业创作了。被我臭骂一顿,然后我带他下乡,到我的家乡去。到了我家乡县城,继续走了七十多里路,到了乡下,山里面很深的山里面。要出发的那一天下大雨,上游两边都是峡谷,峡谷中间的河中间用石头搭的一个石头条,可以踏过去的一种交通工具,我们叫做“跳岩”,两行,人可以在上面走过去。涨水的时候就漫过去,不涨水的时候人就可以过去。两边码头有个小房子,小木屋,绑草鞋,把那个草鞋下面有个铁的叫马莲的绑起来,走在泥路上才不滑,没有绳子。我们到那个小房子去休息一下,下面还有七十多里路。那个地方有个人,三十多岁,因为长年累月没有晒太阳,又因为两边都是峡谷,脸比较白,因为山水的影响,挺清秀的。 
  他就问我:“你是哪里人?” 
  我说:“我是本地人。” 
  我讲讲我的家在哪里。 
  他说:“噢,你是杨校长的儿子,你出去好多年了。” 
  我说:“是的。” 
  他就把他枕头稻草抽几根搓了个绳,给我把两个草鞋马莲绑起来了。 
  他说:“你去多久?” 
  我说:“我去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后山上有茶叶,我采点好茶弄好等你回来,泡壶茶慢慢聊一聊。” 
  我说:“好!” 
  “我们这个茶特别好。” 
  “好!那我非常喜欢。” 
  然后就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很高的山,在那个山上我们住了两个多月。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路就想着那个茶,我们翻山越岭,带着猎枪一路上想打点什么东西,结果什么也没有打到。然后就到了,过了那个“跳岩”,到了那个房子跟前一看,门关了,上了铺板。它是上下两层的小木屋,那个人给公社卖香烟的,1959年嘛,最困难的时候。一个大盒子,一打开,上下都可以摆香烟的那种。我说,哎呀!赶回来就想喝他那一点荼,他却进城去了。那个地方离城有五里路,那时已经黄昏了,我们就在台阶上坐了一下,坐了一下我们就回去了。 
  我的家在一个小坡上,过了两天,我到家看到小坡旁边铺了个木板,停了个死尸,用被子盖起他,旁边坐着个老太太,像唱摇篮曲一样地拍着那个被褥,说:“你好蠢呀,你怎么这么蠢呀!”大概是死者的妈妈。回家的时候我就告诉我的母亲,我说山底下有个老太太,拍着一个死人一直说他很蠢。我母亲就告诉我:“他呀,是在‘堤溪’那个地方卖香烟的,让人家偷掉两块多钱,还不上了,就寻死了。”也就是说,我们坐在台阶上的时候,他还挂在上面。过了两天公社发现没有人来交钱,一看才知道他已经吊死在路上了。那是冬天呢,要是夏天已经臭了。就是说在那样的年代里头,两块多钱可以死一个人的,两块多钱叫人很害怕的,害怕到不如死掉好。所以说今天的日子真是不容易。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部分。

  我想谈谈艺术的问题 
  有人问毕加索说:“你的画我怎么看不懂啊!看不懂你的画。” 
  毕加索问他:“你听过鸟叫吗?” 
  那个人说:“听过,好听呀!” 
  “你懂吗?” 
  这个说明什么呢?艺术是有层次的。层次是什么呢?是懂到不懂。有的画是画给画家看的,有的画是画给懂画的人看的,真是这样的。因为懂不是最高的标准,懂还有很多层次,很多讲究。因为我这个人不是正式学院毕业出来受过很好教育的人。说我就是打野食吧!见到什么捡到什么就吃的那种人,不是像经过严格训练、很好的老师教育培养出来的。所以我的胃口就比较好,也不大容易害病,吃什么都不会害病,也不会胃痛。因为没有教育嘛,所以什么东西只要是好的,我都容易接纳。说艺术这个东西我想大概是这样。 
  很多年前不是讲什么创新呢,讲这个东西,有次开会我就问黄胄:“什么叫创新你懂不懂?” 
  黄胄说:“我也不太清楚。” 
  后来我问华君武:“你懂不懂什么叫创新?你是领导。” 
  他说:“我讲了这话,我也不太清楚,我也不懂。” 
  比如说原来有个好的东西,只所谓创新就是不要过去那个东西,自己建立一个新的东西,叫做创新。那就包括摧毁那个旧东西了。我们那个家乡有个城市叫怀化,现在是个交通枢纽,大城市了。来了一帮青年,画油画、画国画、画抽象画的,画得很好,在北京开了一个展览会,相当好了,它不是普通的好了。但是到了前言呢,在美术馆前言上写:我们这一群年轻人要摧毁那个旧的艺术,建立个什么新的东西,怎么怎么,势不两立。过了几天这帮人到我家里来了,我说: 
  “你们这帮乡下人嘛,头一次到北京,北京就没有来过,是嘛,那群乡巴佬,你画画得好可以画得更好,再画得更好嘛!你怎么要摧毁,为什么要摧毁人家呢?人家又同你不认识,那个东西你摧毁它干什么,你又摧不毁。你画你的画,画一辈子的画吧!你还多了个任务,多了个还要摧毁别人的任务,你哪里有空呢?哪里有力气?你自已努力都来不及,比如说你要摧毁我,我就要抵抗你了。我要抵抗你的话很简单,我说:‘告诉你们的地委书记不给你们路费再来了。’” 
  开玩笑,他们也笑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替天行道”举起大旗干点啥,我说你把你的画画好吧。我说一个人穷一生之力如果把画画好已经不容易了。你还摧毁别人,你哪里有空啊?沈从文先生也讲过一句话嘛,他说: 
  “一辈子写小说的人写得好没什么了不起,应该的嘛,一辈子从事小说创作写得好有什么奇怪的,写不好就奇怪了。你一辈子写小说,写得不好就太奇怪了!”画画也是这样,就是画画,恐怕没有别的办法好想。在香港的时候年轻的画家找我谈这个问题,想弄名、弄钱弄这些东西,北京、中国也是这样:想出名,往上爬、钻门路、跑政治路线,另外就拼命地弄钱。我说你拼命弄钱的时候,拼命往上爬的时候,就影响你画画了,你的画也画不好,花很多心思在别的上面嘛,怎么能画好呢?还有你想弄钱了,为了钱画画你钱也弄不多,你认真去画画,不想这些事情。你这么长年累月下去,钱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真是这样。这样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不见效的这句话,你长期考虑考虑你就知道这是真话了。北京有些画家,那叫国画家了,全家动员。老人家在家里画画,妻子儿女盖图章的、裁纸的,像生产工厂一样的。数画的这么数了,像数钞票一样的,一天画一摞,那能赚多少钱,赚不了多少钱呢。那你画画就耽误了,而且不快乐。 
  画画嘛,总有一个问题嘛,一个是自己快乐,画得得意,自己快乐,周围的朋友高兴。太高兴了,还有点钱。为了钱而钱,挣不到钱,那个因为你画得不好嘛,所以这个事情同别的事情一样。有的人说我今天不画这种写实的明天画抽象画了。抽象画画得这么容易,说画就画的?哪里这么简单呢?也要学,也得从头学起,必须从头学起,应非常严格、非常认真地学习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想到这个画的历史、画的发展。说创新,你今天不创新明天就创了?我以前就讲过个例子,我说那是比较闭塞的时候,我们某一个人从国外通过一种渠道得到一本外国的画册,把门关起来,画、画、画,一个月、两个月拿去给周围的朋友看,有啥意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是创新呀!这可不得了了,大家都有了外国的书,说:“唉!你学它的,再这个就也没有什么新的好讲的了。” 
  我从来不以创新为目标,你搞造型艺术吧,那个仰韶文化,陶器的样子够新的,你做一个我看看,你能超过它吗?六千年前的东西,你来一个试试看,没什么人能超过的。所以艺术上只有好坏,没有新旧。我老是在想这一类的问题,一种艺术的新的形式的出现,不是你想干就干的事情的。比如说工业革命以后,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的力量扩大了,钢铁出现了,这个蒸汽动力各个方面出现了,电出现了,水泥出现了。于是呢,大城市出现了,高楼大厦出现了,那垂直的线越来越多,高得不能想象。横线、垂直线、光、各种弧线、公路的弧线,人的美感起了变化,那么人家看到画信服了,相信了,真有这么一回事。因为他们生存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们信服了,就不像开始的时候嘛!但是长期的闭塞、关在鸽子笼里头的生活,他们要求解放,他们要求精神上的解放,出现幻想,出现一些东西。不能满足这些方格子、垂直线弧线了,又出现了另外一些画派,巴黎画派那一批人,都是这么一下子、一下子出现的。毕加索这些立体派的出现,都是因为前面的原因才有了眼前的结果。都是因为以前的原因产生以后的结果,都是这样出现的,并不是说事情都是一下子出现的。 
  音乐也是这个问题,广场音乐到室内音乐,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室内音乐又发展成为广场音乐。绘画呢,也是这样,当年的唐朝的绘画是要收钱的啦,又要捐香火费啦。到庙里看画要有香火费的,那个时候看画是一种风情。为了适应更多的人来看画,庙就要很大的庙,因为有上千人挤在一起来看画,所以画就不能不画得大一点,要能产生空间的功能、表现力,各方面都服从于效应。那么到庙里也有小屋子了、小天堂了,就可以细细地来观察了,所以那个人物可以小一点,就有适应不同空间功能的技巧、手腕出现了。都是这样,音乐也是这样。从弦乐四重奏到交响音乐,从没有主题到有主题都是这样。所以创新呢,某个时代的人有提供一点点表现上的功能就了不得了,很了不得。还有,一个人呢,永远只是代表一个人,没有“老子天下第一”的了,不可能的。尤其是硬求别人自己上来更不可能了。我也说过,艺术活动同别的一样,像踢足球一样,我们一辈子画几张好画,一辈子踢进几个好球、漂亮球。在什么地方进了几个球,像贝利一样进了一千个球根本是不容易了。踢球好了不要踢人,你朝着人家腿去踢,那就伤了人了。一个人进球别人就受伤也是犯规的。艺术活动往往像文化活动的一个环节,大家合起来使这个时代灿烂,而不是一个人灿烂的,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独钓寒江雪”,那个时代过去了,一本小说,几首诗,几本书大家不停地学,不停地学,倒过来都会背了,有什么用呢,整个时代的灿烂,汉唐这么一个灿烂。 
  艺术呢,我现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的看法了,就是主题这个东西。那个历史画,或者有一定的情节的画,那么你没有主题不去认真研究它,你怎么画出来?当然需要对主题进行研究,对人物的刻画,认真去分析、去收集材料。我讲一般的画,讲我自己画画。包括看书,包括接触文化,我都是从感觉出发,我不是从主题出发。我讲起来很惭愧。比如说我念《红楼梦》,我二十多、三十岁才认真读《红楼梦》,我不喜欢《红楼梦》。啰嗦的,都是男男女女、吃吃喝喝的那种事情,我就很不耐烦。二三十岁之后才体会到里面的一点妙处,那些妙处主要是记那些感觉。我也不想记《红楼梦》里的人,《红楼梦》我说不上十个人,颠三倒四说不清楚。但说《水浒传》的人我就说得很清楚了,同我生活很接近,我就能够熟悉了。《红楼梦》不是我生活范围里面的事情,《儒林外史》我就很欣赏,欣赏它那种感觉,对生活的洞察力。 
  在画画里面我就讲首先是那个感觉。我有次在美术学院听报告,天气很热,里头坐满了人,我就在门口坐在那个台阶旁边的一个石凳子上。里面讲什么我也不注意听,反正是过了这个时间大家回家就是了。我眼睛看着那个门,那个门是用绿漆漆的,绿漆漆的那个斑斑驳驳的颜色,已经不是绿了,绿灰,里面还有很多层次。我起来就回家了。回家我画了一张荷花,拿感觉画了一张荷花。谁是主题你说,荷花是主题吗?是那点感觉是主题,我借那个荷花把它表现出来而已。 
  我不讲主题画,我是讲一般画的画。现在为什么在社会上常常感觉到画的画一样呢?味道怎么是这么一样?你用什么方式来画,细的也好,粗的也好,什么也好,属于现代派也好,或者古典派也好,怎么一个样?就是给那个题目卡住了。比如我现在画这个花,花是主题,这个可把我们害了。大家都在美术学院学习过,或者在什么地方锻炼过。都认为是这样的,所以把花画出来。办法是什么?办法是用学校课堂作业的方法把它画出来,个个一样。有人考虑到最早在美术学院有机会学习的时候,考虑到老师教我们的那一些光、形体、调子、质感,就是这些朱、白元素,最早的美的元素,再回到那个地方去。我们看这个花的时候,今天处理的时候仅仅看它形体是它的主题,明天我们说同样的一个花我们画它的质感,另外一个主题是画它的调子,用这种方式或者画它的纵深关系,画它的动感、画它的虚实,拿这个做主题,就千变万化。或者说我只用一种颜色黑白颜色画各种色彩。 
  我对摄影家讲过,你把彩色片拍得有单色效果,黑白片拍成彩色片效果。我说你不要让那个主题限制了你。画风景也是这样,一坐下来对着风景开始画,忙这个那个,然后笔法、色彩就上去了,一下子全出来了。你想一想嘛,我准备怎么处理它,我这一仗怎么打法。纵深关系是运动还是对比,还是怎么怎么样。哪怕是下着雨,那个街上雨水、潮湿是主题,不是那个街是主题。那么你原来的本领就能使出来了。永远不能停在课堂作业上,至于主题画你也可以这样考虑嘛。历史画,你除了把这个事情原始材料表达出来外,你可以赋予它艺术上的处理嘛。这样你的作品就灿烂了,就多种多样了。尤其是你能表现你的修养,你有多少修养你都能够使出来。 
  画家一个最大的悲哀就是读很多的书,很多的见识,画的画上看不出,表达不出来,可惜了,浪费了读这么多书。尤其是国画家,读了一辈子书,吟诗什么本事强极了。摇头摆尾能够读得很多,但是画的画上看不见,老是那一套,可惜了。就是说把那些学问,把那些见解,摆到我们格子里面那是很费力的,把这种方法养成工作习惯,你将来再画任何画就赋予它新的表现力,就回到原始上去,回到我们最早学习艺术的原始历史上去,在那个上面讲究。 
  回过头来说现代派,抽象画就是画元素嘛,就是那些 
  元素,你仔细看看,抽象画被认为很好的抽象画就是表现元素。有一个朋友,不是一个朋友,好几个朋友问过我,我就看不懂抽象画,乱七八糟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也有的人告诉我,他听不懂现代音乐,尤其是新的音乐,叮叮当当,一吵一闹我全听不见了。我就问他,你听过京戏锣鼓吗?听过不也很吵吗?现代的音乐也就是加了音节的锣鼓,现代绘画就是加了色彩的那个锣鼓,加了各种颜色的锣鼓嘛。锣鼓你能欣赏,用这种渠道,用这种方法、这种规矩去欣赏它、感觉它,是奇妙无穷的。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宋元画也好,明清画也好,那些写意呀,那些东西,再看看我们的收藏家们收藏的假山石、枯树枝,老早我们就能欣赏这些东西了,也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回过头来用这个方式去想一想,其实就是研究它的元素,研究最基本的东西,回到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上去。音乐里面也是这样的问题,你除了听他的歌、主旋律,也听他的层次。 
  我这个人很放肆,音乐五线谱我也搞不清楚,我还谈过一次音乐,人家还愿意听,音乐学院的来听,那是二十多年前,我放肆,瞎讲。讲的就是这些问题。说横着想一想,不要老是一个条件地想是这样的,艺术上大致是这样的。要讲感觉,感觉是从元素开始,不是动不动就写生,写生也要先想好,我用什么方法把它写成,同样一张画,画好多张。画莫奈一样的教堂一样,早上一张,中午一张,晚上一张。印象派是骂出来的嘛,到时候你看着,这一帮人拿颜色乱耍完全不符合常规的嘛,印象派这帮家伙。印象派这个称号并不是好听的称号,到了多少年以后有人经过那个教堂,一大早太阳刚刚出来。看着那个教堂说:“哎呀!简直像莫奈画的教堂,天哪!”人们觉醒的时候,觉醒这张画,快六十年了,这些人才感觉到原来画是这样画的。艺术的理解,艺术的这种欣赏水平那种美感提高了。 
  像傅抱石的画就把抽象同具体协调得非常合适。傅抱石画一张画,先画大山水,恐怕现在没有的,我是在解放前看见的。一丈多高的大中堂,呼噜哗啦、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是。它里头夹了这么小的一棵大树,夹在某一个地方。把泉水稍微引一引,大树底下有一个更小的房子,还有特别小的两个人,再回头看看乱七八糟的是山水是雾什么什么的。把抽象和具体协调得合适,层次关系协调好,这是傅抱石的功劳。就这么一点功劳就推进他了,有了这么一点功劳,这是我认为的。很微妙的关系,他在宣纸上把它表达出来,过去没这样的。 
  李苦禅受谁的影响呢?我跟他住在一起十几年了,我晩上刻木刻伸着脑袋看着他的窗子,他还在那里画,很用功的那个老头,他学黄宾虹的,还学伦勃朗的。他有本伦勃朗的作品集,他在里头分析,在往深里头看,再见深,深见深,一层一层的层次。也不知道什么渠道李苦禅会看伦勃朗的画呢?艺术这种东西有各种各样的渠道,但是真是达到高妙为标准,要高妙、要精确。我在米兰一个美术学院看到一张达•芬奇的画,就这么一张头像,我有机会这么近地去看他,我可真佩服他了。他把那个女孩子的皮肤的透明感,扎一针就流血的那种感觉画出来了。眼圈下睫毛从上眼帘到眼珠,眼薄膜上再下来到下眼帘有个影子,你仔细看看,感觉那个影子一般看很正常,看不出什么,那个影子都出来了。周围这么大一张东西,你能画得这么精确这么妙。除了你画细以外,更多有更深的悟性,去理解它,体会到它你才能画得出来。体会到了还不算,还有这个手艺画出来。所以,这个画家从任何角度都可以得到自信,都可以得到勇气。

  下面我讲讲读书。 
  讲读书是讲画家的读书,这个画家的读书是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的画家的读书。我就是一个代表了,也没有受过正式训练,爱看一些杂书的人。 
  我这一辈子,如果说用功,画画倒不是很用功了,画画嘛,顶多说勤劳就是了,使尽力气就是了。真的用功是读书。不是用功,是有兴趣,有极浓厚的兴趣,从小就喜欢看书。大概我这人没有堕落的话可能因为读书,因为那个旧社会是这么复杂,逃难的时候我背着几十斤书放在包包里逃,日本人在后面追,实在跑不动,马上就要追到了,一本本地也不敢看,把那个书往后扔,一本一本地扔,还是背着书跑。养成看书的习惯,每天都要读书,每天都要看。 
  但是看书呢,如果不是念书的人,读书有一个特点,一个方法,就是不要太深的研究,就像陶渊明讲的“不求甚解”。不要太求甚解,太求甚解,我们不是专家,我们并不是研究一种东西。看书是一种快乐,然后才是知识,才是本钱。所以一般来讲我看很多书,看得很快。看完就算了,记住书里面有哪些很精彩的感觉在里头,记住它。书当然不借给人家,借给人家就找不到了。把它放到那里,如果以后碰到什么事了,把那个书从那个地方找出来就是了。 
  画画人的知识不是专门知识,他要面铺得很广的知识。有的事情你需要认真地去学习一下,比如说植物学、动物学。有的牵扯到规律问题,岩石学、地质学你要研究一下,因为画石头、画动物、画花呀,要认真学。有的东西你看过就算了。历史什么的看看就是了,历史年代、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有趣的人物、几个大战争、大政治变化记住。其他专门记那些有趣的事情、生动的事情,把面尽量铺广。然后就养成习惯了,发生兴趣了。那就不得开交了,研究之后从那里头得到很多快乐,画画有时候就能用上它。比如说在处理人物上、画面上那个情致、格调,你就可以多方面的就不至于那么单一了,这个明显看出不是老师教出来的了,是书教出来的。这个尤其对我们没有机会进正式学校的朋友来讲的,我这个可能是有用的了。其是给我们很大的自信,我们如果能够有幸碰到一个聪明的人,我们同他谈一次话就感到非常地快乐。书本本都是聪明的,读一本就碰到一个聪明的,读一万本碰到一万个聪明人,你说你多合算。 
  有时候我说,旧诗我会作的,平仄、押韵我都会。就是读的书太少,有系统地读的书太少,用不上,作诗也没有什么典,没有意思了,用同样的典也没有意思了。学着人家用有变化的典,必须有学问,有技巧,记性得好,幸亏有典,那真是太有意思了,就是我不行。能够懂得很有典的老先生,都是典,他没有生活,没有人味,也没有意思。最好又有生活,又有人味,又读过很多书,用典用得很活,那就是最好的了。我说我要作旧诗的话,人味还有,生活得还可以,就是典少。每次兴趣一来,旧诗作完了还挺费心的。作完了一看看不好,还不如作白话诗好呢,所以白话诗写一点东西,杂文呢,这个比较好。看别人的旧诗也是一样的。口味也很刁的,自己作起来就不很容易,也感觉到旧诗要作得好也不容易。我看看包括那些有学问的先生们,非常有学问的先生们,哎呀!缺乏人味都是书,看起来挺难懂的,光见学问不见人性。 
  所以,我自己读书我是故意不认真的,读得快乐就行了,不一定记住很多很多的事。有可能人家说大脑贮藏有限,容量有限了。我很善于摆脱的。从生理学上讲,大脑皮层有一种抑制功能,产生抵消规律。什么可以得到,比如我们学习过,我们天天学的理论,其实早都知道了,在小组会上大家都互相监督,不能不学。那个地方同样的个问题,事情也就安静下来了,没有学但也不急躁,那就是有一种抵消的规律。看的东西看得太多,同样的东西重复得太多了,它自己会给你抵消掉,它有选择性的,但可以不必去理它了。好像装着在认真地学,学着在抵消,这种例子你在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得见的。啰嗦的人同你讲话老是不停地讲也不放你走,听吧,脑子就等于没有听,一样的。所以创作一种在画上看的见解,一种别人没有说过最好是这样的见解,没有说过的见解。不是画法上有什么创新,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有的在画法上有创新,搞那些东西,兜了一大圈,结果还得回来,还得老老实实地去画画。大概在见解或者什么地方有种发现,人家看见就高兴了,感觉到能够欣赏。

  本文选自《黄永玉全集·文学篇·自述》

 
© 黄永玉/著 
©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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