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记丁玲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记丁玲
（节选）

© 沈从文／文

　　丁玲女士到可以入中学时，便到离常德地方九十里的桃源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肄业。在那女子师范时，学校对于她，同对于任何一个女生那么同样情形，完全寻不出什么益处。学校习气太旧，教员太旧，一切情形皆使人难于同意。她当时在那学校，成绩也并不怎样出众惊人。但在性情上，则在那里将近两年学生生活中，对于她有了极大的影响。影响她的不是学校教师或书籍，却是一些日夕相处的同学。那学校设立在湘西，学生大部分多自湘西边境辰河上游各县而来，同时鄂西、川东、黔北、接壤湘境者，由于方便来学的也不少。边地如邻接湖北的龙山，毗连四川的永绥，靠近贵州的麻阳、风凰、乾城，以及其余各县，由于地方锢塞，苗汉杂处，虽各地相去不逾八百里，人民言语习惯，已多歧异不同。女子虽多来自小地主及小绅士同小有产商人家庭中，也莫不个性鲜明，风度卓超。各种不同个性中，又有一极其相同处，就是莫不勇敢结实，伉爽单纯。女子既感情热烈，平时的笑与眼泪，分量也仿佛较之下江女子特多。丁玲女士在学校方面虽然并不学到些什么有用的东西，却因为跟这些具有原人朴野豪纵精神的集群过了些日子，不知不觉也变成个极其类似的人了。
　　这种性情当“五四运动”影响到长沙时，余波所及扩大到了桃源，就使几十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发了疯狂。“自觉”与“自决”的名词，“独立互助”的名词，“自由平等”的名词，以及其他若干新鲜名词，在若干崭新的刊物上，皆用一种催眠术的魔力，摇动了所有各地方年轻孩子的感情。桃源学校方面，也人人皆感到十分兴奋，皆感到需要在毫无拘束的生活中，去自由不羁勇敢劳作好好的生活。一闻长沙有男子中学招收女生的消息，当时便有若干人请求转入长沙男子中学，其中一个二年级生名蒋伟的，便是丁玲女士。学校方面对于这件事，自然并不给过什么鼓励，事实上却特别加以制裁与留难。家庭则对于这种办法自然觉得太新了一点，于是一些女孩子，便不问家庭意见如何，不问学校意见如何，跑到长沙读书去了。
　　她们第一次离开桃源向长沙跑去的同学，似乎一共是四个人，除丁玲女士外。有川东酉阳的王女士，湖南芷江的李女士与杨女士。（编者注：此处王女士即王剑虹，1923年与瞿秋白结婚；杨女士即杨代诚，亦名王一知，后为施存统夫人。）但到了长沙不久，上海所流行的“工读自给”新空气，在一种极其动人的宣传中，又影响到了几个女孩子。同时长沙方面或者也有了些青年男子不可免避的麻烦，在学生与教员之间发生。几个女孩子平时既抱负极高，因此一来，不独厌烦了长沙，也厌烦了那地方的人，故虽毫无把握，各人便带了几部书，以及一笔为数不多的款项，在内河轮与长江轮三等舱中占据了一个角隅，有一天便居然冒险到了上海地方了。
　　几个人到上海的目的，似乎是入上海大学，那时节的上海大学，有几个教授当时极受青年人尊敬目前还为世人所熟悉的名字：瞿秋白，邵力子，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沈雁冰，施存统……她们一到了上海，自然在极短时间中就同他们认识了。若果不是年龄太小程度不及，便是还有别的问题，她们当时却只入了平民学校。她们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各处募捐。为时不久，她们住处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个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编者注：瞿秋白及其二弟瞿云白）同施存统三人，是同她们住过一阵的。到后来李姓女子得热病死了，杨姓女子回了湖南。四川酉阳王姓女子，同她到南京去玩了一阵。当时两个人到南京去住，也许只是玩玩，也许想去做工，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照后来情形看去，则两个是极其失望重回上海的。在南京时两人所住的地方，在成贤街附近一个类乎公寓的住处，去南京高师不远，住处尚有些其他湘籍川籍学生。两人初到南京时，身边还有些钱，故各处皆去玩了一个痛快，但钱一花尽，到后来就只好成天到北极阁晒太阳，上台城看落日去了。两人既同些名人来往，照流行解放女子的习气，则是头发剪得极短，衣服穿得十分简便，行动又洒脱不过，（出门不穿裙子的时节次数一定也很不少），在住处则一遇哀乐难于制驭时，一定也同男子一般大声的唱且大声的笑。两人既不像什么学生，又不像某一种女人，故住不久，有一天就得到个署名“同乡一分子”的劝告信，请她们“顾全点面子，不要留到这个地方”。这误会虽由于两人行动洒脱而来，当时两个却十分不平，把住处几个高师学生每人痛骂一顿。那信上的措词大约比我所说还温和一些，她们的责备则又似乎比我所写出的还厉害些。那个写信的人虽近于好事，即并非出自恶意，一骂自然不敢出头了，至于其余那些大学生被骂时，初初还不朋白这是什么事情，到后弄明白了，又不知究竟谁写这个信，自然也就算完事了。
　　但两人当时情形或者也正极窘，想离开南京便无法离开。那王女士本是酉阳地方一个富足油商人家的女儿，父亲那时且为众议院的议员，并不至于使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在外流落，丁玲女士经济情形也不很坏，故两个当时受窘，同“解放”大约多少有些关系。“解放”同“争斗”有不可分离的情形，那时节女孩子既要解放，家中方面虽不能加以拘束，也还能消极否认。否认方法自然便以为暂且停止经济接济，看看结果谁的意见适于生存。两人把手中所有一点点钱用罄后，各处学校去找寻小学教员，却不能得到这种位置。其他粗重工作有些地方虽需要人，但人家一看到她们，即或正需要一个娘姨，也不敢借重这位娘姨了。她们听说有人要绣花工人，赶忙跑去接洽，那主人望望两人的神气，也不敢领教，只好用别的方法说明所雇人业已找到把两人打发走了。既不能好好的读书，又无从得到一个职业，又无其他方面接济，自然就成为流浪人了。
　　她们又正似乎因为极力拒绝家庭的帮助，故跑到南京做工的。到南京两人所得的经验，在丁玲女士说来，则以为极有趣味。那时节女人若在装扮上极力模仿妓女，家中既不奖励，社会却很同意。但若果行为洒脱一点，来模仿一下男子，这女人便在家中社会皆将为人用稀奇眼光来估计了。两人因为这分经验，增加了对于社会一般见解的轻视，且增加了自己洒脱行为的愉快。
　　当丁玲女士已经作了海军学生的新妇，在北京西山住下，告给我那点经验时，她翻出了一些相片，其中有一个王女士编织绒线的照相，她说那就是初到南京照的。到了那里把钱用尽后，天又落雨极冷，无法出门时，就坐在床上，把一条业己织就多日的绒绳披肩，拆卸下来，挽成一团一团的绒球，两人一面在床上说些将来的梦话，一面用竹针重新来编织一双手套或一条披肩。工作完成以后，便再把它拆散，又把那点毛绳作一件其他东西。当时房东还不很明白这种情形，常用猜询的眼光，注意两个女孩子的工作，有一天，居然问“为甚么你们要那么多毛绳物事”？两人自然并不告给房东那是反复作着玩玩的行为。房东的神气，以及两人自己的神气，却很温暖的保留在各人印象里。
　　两人对于贫穷毫不在乎，一则由于年轻，气壮神旺，一则由于互相爱好，友谊极佳。但另外必仍然由于读了一些新书的原因，以为年轻女子受男子爱重虽非耻辱，不能独立生存则十分可羞，故两人跑来南京，一面是找寻独立生活的意义，一面也可说是逃避上海的男子。当时丁玲女士还不过17岁，天真烂漫，处处同一个男孩子相近，那王女士却是有肺病型神经质的女子，素以美丽著名，两人之间从某种相反特点上，因之发生特殊的友谊，一直到那王女士死去十年后，丁玲女士对于这友谊尚极其珍视。在她作品中，常描写到一个肺病型身体孱弱性格极强的女子，便是她那个朋友的剪影。

　　丁玲女士第一次离开北京时当在春天，第二次再来北京为我见到时，却那一年的秋天了。
　　中秋那天我在他们香山小屋里看到她时，脸上还有新妇腼腆的光辉，神气之间安静了些也温柔了些。问她还喝不喝酒？她只微笑。问她还到芦苇里读没有呢？也仍然只有微笑。我心里就想说：“你从前不像个女子，只是不曾有个男子在你身边，有了男子到你身边，你就同平常女子一样了。”
　　关于她做了新妇，同这个海军学生在香山如何打发日子，我在“记胡也频”那本小册子虽说到了些，却想把对于她生活发展极有影响的，这一段日子中其他事情，再记下一些。
　　那时两人原是以为山上可以读书，故搬到这山上来住下的。事实上则两人读书，诚如我在另外那本书上所提到的那样，不过需要几本书，把两人生活装点得更幸福一点罢了。假若当真为得是读书，所有的书未免太少了。他们的书是一部关于曲的什么集子，一部郑板桥集，一部倪云林诗，一部花间集，一部玉台新咏，其余便是半书架翻译小说，那时两个所看的书，好像也就全是这些翻译小说，此外还有些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以及社会革命理论书籍，则是搁下来却不很翻阅的。两人的英文程度，看点法国俄国转译成为英文的书籍，还不至于怎样费事，不过那时书架上的英文书籍，则仿佛一共只有三本，一本是小仲马的茶花女，一本是莫泊桑的人心，一本则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两人虽然只有这样三本书，还常常预备着手来翻译。提到要译书，作太太的一个总最先把笔拿起，但译到第一页或第五页某一行，几个陌生的字从字典上寻不着它的意义时，最先把笔摔去的也常常是她。两人间或还读些哲学经济书籍，两人之间思想比较起来，由于过去的习染不同，故她比海军学生似乎进步一些，且比较海军学生所知道的多些。海军学生办民众文学时，他们若沿袭了那个题目作法，则革命文学的酝酿，当由北而南，不至于还等待到四年后由南而北了。海军学生自从湖南回来以后，就不大像一般小说中所谓“革命人物”，只像书中所说的“年轻情人”了。由于崭新的生活使两人感情皆在眩目光景里游泳，海军学生当时只打量作英国的雪莱。写诗赞美他的同伴，似乎是他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
　　两人搬到乡下来住，自然也希望让会写小说的多写些小说，想读书作画的为多得些空闲做自己所做的事。可是会画的一个，当时除了每晚在灯光下为海军学生用墨勾出侧影外，别的皆不动笔，写小说的则总是写了又扯，扯了又写，事实上却把时间完全被其他一切事情费去了。他们既自己处理伙食，则淘米煮饭买菜提水皆得自己动手。把饭吃过后，看看天气很好，两人自然就皆以为出去走走较好。不出门则或看看书，或携着手讨论一个未来的理想。各样事皆想作，一样事全弄不好，于是日子也就从从容容无声无息从两人身边溜掉了。
　　两人当时生活方面既大部分得靠湖南寄钱来，或湖南接济耽误了时间，不能按时寄到，或者因为钱虽寄来，由于不善处置，用去太早，穷极了时从我处又想不到什么办法，总得进城去筹点小款，方能支持下去，作太太的便从床下把柳条箱拉出来，拣出些不适用的衣服，用一个花标作成的包袱包好，带着微笑交给那海军学生。两人事先便约好了，一个在家中读书，一个徒步拿东西进城从当铺换钱。有时当真那么作，有时则虽业已说好，当那海军学生挟了包袱出门时，作太太的便追出去，陪伴到街口，到了街口眼看到那海军学生好像一个下班的巡警模样，孤零零的从灰色的石子路上走下山时，作太太的大约一面为了走路的十分寂寞，自己留在家中来想像那走路的一个，什么时节到了什么地方，未免也太寂寞了，自然毫不再加思索，又赶快跑上前去。
　　海军学生见人追赶来了，就会问：
　　“怎么样，是不是一个人留在山上害怕？”
　　那一个便说：
　　“我不怕。”
　　两人暂时停顿在大道边，互相望着。
　　“你回去，不许再送我！”
　　“你一个人走那么远的路，我心里很不好受。”
　　“走点路算什么？我正想走路，这点路并不算远！”
　　“真不算什么吗？”
　　“我全不觉得远。”
　　她原来就正等着那么一句话，她说：
　　“那么，我就同你一起进城去。”
　　这自然得有一会儿争执，因为照实说来这条路并不很近。若当天便得来回，则更不像是一个女孩子所能办到的。那一个还待在天气以及另外什么意义上找寻不能两人下山的理由，只须另一个把眼瞪瞪，头略偏，做出一个女人惯常用来慑服男子的动作，于是不得不变更了原来计划，只好两人一起装成散步的样子，向北京城走去了。
　　这自然算得是一个极长的散步，很需要一分气力同时间，下山后须绕过玉泉山长长的围墙，经过青龙桥，又沿着颐和园后面一带长长的围墻画了半个圈儿，才到挂甲屯、海甸，进西直门……不过海军学生对于这点路程似乎并不觉得难堪，有了一个同伴后，自然更从容多了。两人下山虽为得是筹措伙食，却常常走到半路忘了这件事情，因为关心泉水同天上白云，在路上一坐也就常常是三点两点，有次黄昏上山，因为眷恋天上新月的美丽，两人竟在玉泉山小河边坐到半夜。
　　有时海军学生实在不能进城，则丁玲女士一人用散步方法，从山上荡进北京，到城中时找寻朋友，时间晚了一点，就住在曹女士的住处。借得了钱，因为舍不得坐车，则仍然徒行回山。回到住处，在山上的那一个自然是睡得不很安神的，从城中上山的一个则为三十里一段路途也折磨坏了，可是一见面，一切疲劳同牵挂皆去掉了。在城中的便听在山上的那个诉说一晚所领略的境界，在城中的一个又告给在山上的一切城中事情。什么刊物登了什么人的诗，什么杂志见到什么人的小说，市场小书摊上出了几本新书，书叫什么名字，印什么封面，有谁作序，皆尽所知的说去。或者同时还带了几封从城中友人住处转来的信件，或者带回了一些新出的书报，两人一面忙着撕去那书卷的封皮，一面便微笑大笑。有时坐车回来，则一定还买一口袋白米，一点荤菜，一点海军学生所欢喜的甜点心，一把花。海军学生一面提水烧煤，准备晚饭，一面听城中路上一切新闻，事作得正好，忽然一晃不见了，各处找寻皆不见了，过一回，才知道原来他为了去买点酸醋，已从碧云寺街口跑回来了。
　　两个绝了粮，又恰恰不便进城，就过我住处，同我吃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次数似乎也很多很多。

　　本文节选自《记丁玲》，沈从文／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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