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 | 曾澍基与香港左翼政治
曾澍基与香 港左翼政治
卢荻
曾澍基溘然离世，令人神伤。
今日人们所认识的曾基，大抵是一个专业学者、“沉闷科学”（经济学）的大学教授，以研究宏观经济和汇率制度闻名。然而，在1970年代的后半期和整个1980年代，我们这些学生组织中人所认识的，却是政治的曾基，学运前辈、社会派领袖、香港新左翼的理论家。
我在入大学前夕刚好读了《香港与中国之间》，首次见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香港、中国的政治经济分析，深感震撼。当时也就埋下了怀疑的种子，怀疑在香港的左翼各种流派，包括托派毛 派无政府主义前红 卫 兵极左派等等，是否一如喋喋不休地宣道“自由世界政治”（现在叫做“普世价值政治”）的右派或宣道“上主的公义”的教徒信众那样，立场有余分析不足。后来再读到《巨龙口里的明珠》和《五星旗下的香港》，在进步立场上和透视历史中宣扬民 主回归论，这是我所认同的，种子也就发芽了，跟那些成立“香 港公社”之类的革命立场拉开了距离（而当时还见到有极右港独派却欢迎这种立场）。
大学初期，我的时间大都耗在文社，主要兴趣是文学和文化话题，所以喜爱《文化新潮》，钦佩曾基的文化论述，包括理论文章和反资反殖抗拒异化的文化、生活短评。后来做学生报才回到政治经济问题。读《左翼评论》，其中印象最深刻是论“中国社会主义历程的转折”一文以及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自此对文革的性质心存疑惑，这在舆论一律妖魔化的氛围中十分难得。当时，在学术研究层面，哈佛学者的《文 化 大 革 命的起源》那种高层权斗的视角流行；后来有一次有位朋友在学习讨论会上以这种视角分析评论，我就是因此提出质疑，提出是否应该从整体社会、历史演化、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评论。
毕业了，我做新闻记者时偶尔也有采访曾基，更多的接触是在私人层面。那时我们一群人组成了读书班，或更确切是读报班，大量阅读各种中国报纸，包括十分细微的行业和地方信息报章，这是类似于实地调查为本的研究方法；曾基偶有参与，每次都能给我们提供理论洞见。当时我们几个读经济学专业的，因为厌倦了新古典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却又期望留在这个专业当学者，都是以成功晋身学院却仍能保留革命风格的曾基为偶像。
这同一群人后来还组织了一个经济人类学读书班。在很不平静的1988年，就是这样一边啃着社会研究理论，一边密切追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动态，同时在报章上发表了好些分析和评论文章，参与了好些热门话题的争论。当然待到1989年之后这群人就星散了，不仅是研究经济的与文化研究的分化了，更是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分化了。归根究底就是中国和世界巨变使得（“普世价值政治”式的）香港本土主义冒起成为主流，民主回归论愈来愈不见容于香港的政治氛围，一直演化到今天几乎被香港学运社运界唾弃了，而曾基甚至被贴上“政治上变得保守”的标志。
那么，民主回归论究竟是什么意思？意味着怎么样的政治实践？
早在1982年，曾基是这样说的：“我认為一个民 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的最佳选择，也希望见到香港在经历了一段过渡时期之后，直接参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换言之，在笔者的心目中，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香港未来的最佳选择，虽然这个选择的实现日期可能是数十年后的事。”所以，民主回归论被唾弃，一个可能性是因为放弃了（甚至是转到了反对）社会主义立场；当年读报读书班一位朋友、今日的文化研究学者、致力于建构香港人的主体性的，就是明确地说在中国在香港社会主义是“已经破灭了的神话”，由此失悔于当年的主张民主回归论。
在1994年，在“六 &四风波被骑劫。苏联东欧溃散，历史终结论泛于全球”（陈文鸿语）的政治氛围中，民主抗共论席卷香港政治，曾基的回应是：“中国的历史包袱、制约和任务异常复杂；相对之下，香港的问题可算是‘小儿科’。在推进香港的民主化的过程里，这些复杂的‘国情’和因素应详加考虑。”这是强调香港的发展必须也只能与整体中国共甘苦，以及没有历史视野的、神学式的理论指导下的“普世价值政治”的偏颇。时至今日，民主抗共变成了民主抗中，左翼各个流派只是跟在本土主义势力甚至是港独右派的后面摇旗呐喊；有一位当年的社会派斗士、曾基的战友，就是干脆地将历史（尤其是中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这个事实）说成为幻觉，同样失悔于当年的主张民主回归论。
对曾基而言，民主回归论逐渐为民主抗共论、甚至民主抗中论所替代，意味着直接的政治活动离他愈来愈远，也意味着需要更具体地分析“国情”的历史复杂性、以及更细致地阐释民主回归论的实践策略。
离开直接政治活动的起始，是他在1993年退出了汇点。汇点是他当初参与创办的政治团体，一直是民主回归论的大本营，却在新的政治氛围中转而决定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这种由殖民地当局在临撤退时实施的政改，必然蒙上“普世价值政治”的色彩，与曾基所认同的中国-香港互动建设社会主义、详加考虑“国情”同甘苦的民主回归论，可说是南辕北辙；而他在团体内部对此大力反对无效，正是香港政治潮流转变的反映。
我在前年写了一篇短文《逝去的社会派》，其中有这么一段：“然而它（指社会派）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隔绝了历史的社会，当它必须提出‘民主回归’口号时也就是无可避免要面对历史了，当它将口号付诸实践而处处碰壁时，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就终于导致灰飞烟灭的结局。今天香港已经见不到作为思潮的社会派的踪迹了，其代表人物中最能保持战斗力的，却被困于中国视野与香港情怀的对立，在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风潮、香港与内地经济社会融合的争议、尤其是保钓运动中针锋相对，彻底反目。还有在这个对立中苦思冥想，借助辩证思维寻求突围的，却已经从各方面看都是边缘化了。”
曾基在读了这篇短文之后只是叹息一声“逝去的终究逝去”。然而逝去之后还得面对未来，直至晚近他还是坚持民主回归论，不仅是因为它的现实性，更是因为它的合理性。对待历史容许不同的理解，但是左翼的政治实践必须牢记自己的本原，不是神学式信念，而是具体的现实分析，就正如曾基所说的：“理想与现实的各种矛盾，手段与目标的贯彻性，适宜清楚地考虑，而大多数中国及香港民眾的福祉，应放在最高位置。”
或许可以说，曾基其实也并不在意于离开了直接的政治活动，毕竟“普世价值政治”今日泛滥于全球，在自1950年代以来始终处于冷战前线的香港更是绝对的主流。他的坚持民主回归论、以至立场相近的人们今日仍然坚持，就犹如堂吉诃德对抗风车，要旨不在于成败、功利，而在于认定对错坚持下去，愚公移山式地坚持下去。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曾澍基与香港左翼政治”。作为他的学生和朋友，谨以此文为纪念，以及接过他的负担，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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