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刚 | 台社是太陽花的尖兵嗎？ ──給台社的一封公開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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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的客觀歷史位置其實是「洋左」
既然台社知識/政治的「元立場」是大致被（當代）西方思想與學術的語言與範疇所規定的，那麼，在一個知識風潮沸沸揚揚但也難辨真偽地，強調在地性、區域性與學術去殖民的年代裡，「新左」可能僅僅是一個雅稱(euphemism)。事實上，一個更符合台社前二十年客觀歷史位置的稱謂其實應是「洋左」，因為，台社意欲有所區別的「老左」，其實正是「土左」，也就是那（至少努力）繼承自日據時期以來，以共產黨人為主體的台灣左翼運動。10]更甭提台社與那根本就不在它意識範圍內，包括狹義土左在內，或可暫謂之「中國左派」的整個「革命傳統」的幾乎全面離異。中國歷史自明中葉以來一直到二十世紀上半，不同世代的思想者、革命者，直面時代挑戰，展開他們旨趣弘遠、立場殊異的思想與實踐，例如王陽明、李卓吾、龔自珍、魏源、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魯迅……，而他們的思想往往又超越了我們今日的左右窠臼，有可能成為我們重新理解自身以及重新尋找出路的資源。這即是甯應斌以及我，都企圖指認的一種不能化約為一般左派的「中國左派」，其中，「中國」並不是一個同質性群體的國族身分之名，而是指涉一種中國原理的可能性。[11]然而，無論是對「土左」或是對「中國左派」而言，在他們的思想與實踐裡，都潛藏一身分焦慮感──在當今世界，「我們」是誰？而「我們是誰」又相當程度決定於我們的意義參照體系，因此，認同問題其實又是歷史記憶或歷史編纂的問題。對於一個「土左」，他不能不知道賴和與楊逵；對於一個「中國左派」，他要知道賴和、知道楊逵，他也不能不知道章太炎、知道魯迅。這些記憶，反映了我們對歷史鬥爭的連續性的承認與尊重，以及對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傳統」的直面、承認、尊重，乃至於愛敬──但至少要從直面開始。然而，對於「歷史的無關」的台社前二十年而言，「傳統」對我們完全不構成知識的焦慮。為什麼呢？因為透過與西方的縱的繼承以及與非西方的橫的交往，我們似乎便與「現下之要求」完成充分且必要之聯繫了。]
此外，當我們瞭解西方的新左是從對他們的老左的繼承與批判中形成的時候，那麼中西兩相對照下來，台社其實也承擔不了「新左」這個名，因為我們並沒有經歷過一個「清算」過程，我們只曾自以為是地但其實不免媚俗地，私意和老左（即，土左）「保持距離」，並不曾和後者有過一段能夠達成清楚區別的反思與論辯過程。不用說，進行區別的責任是落在台社肩上，因為是你要指出他人為落後，並標舉自身為新。
图为2006年8月12日起 在台湾爆发的红衫军运动
由於這兩層原因，以「新左」指台社並不準確，恰如其分的名是「洋左」。長期以來，台社是各種西方左派理論的在台代理人，但就像裕隆汽車也要修飾日產原型以便在台銷售一樣，「代理」並不妨礙其中也包括一種「翻譯」或「適應」過程。但這個翻譯或適應，有多麼接地氣，有多麼為廣大民眾喜聞樂見，並進而與民眾達成一種相互影響，則是一個完全可以經驗論證的問題。此刻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台社當初以「自主公民」]試圖「介入」紅衫軍運動，還發行了小冊子，但在民眾中幾乎是毫無影響，對運動也不曾產生些微的化學反應，幾可說是馬耳東風。
正因為台社不是「新左」，那麼稱陳映真等人所代表的為「老左」，也就不適宜了；既無新，何來老？一般而言，「新」與「老」之間，並不意味一種絕然斷裂，總是意味某種連續性，但「洋」與「土」則可以是完全斷裂，是兩個世界。考諸台社的「先鋒意識」以及「歷史的無關」，以及它們具體表現在台社與中國學術思想傳統的離異陌生、與「土左」傳承的斷裂冷漠，與「學院化」（結構性不接地氣）的完成……，台社的確是與「土左」形成斷裂的「洋左」。
台社適合「洋左」這頂帽子，就台社的生成史而言，也是成立的。這裡有一個粗略的系譜考據。根據鄭鴻生，它首先是在1980年代中期，在北美，特別是以洛杉磯為輻輳，形成初步的交流集結，所謂的LA Group，然後在1980年代後期，不少人陸續回台，集結而為台社。如今回顧，這個北美的左翼集結，當然是受到了1970年保釣運動的影響，是保釣運動的某一種思想與政治的延續。但我們知道，保釣運動除了有統獨光譜外，還有土洋光譜，而在台灣的1970年代出現的現代詩論戰（1972）以及鄉土文學論戰（1977），可說是受保釣運動刺激所發展出來的一種土左運動，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傳統有一定的親近性。相對於這個土左戰線，LA Group則可說是北美保釣運動裡受（西方）馬克思主義深刻規定的一條「洋左戰線」。這個群體，在知識與思想傳統上，以閱讀《資本論》以及比肩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為知識構成的核心架構，從而發展出以階級運動（尤其是工運）為核心的後革命時期社運政治路線。在此大架構之下，對「中國」的知識與政治感覺則是矛盾曖昧的，一方面拒絕分享獨派的那種民族主義式的敵意，但另一方面也拒絕進入「土左」的那種內在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與知識感覺中。「國家民族」這個為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到「土左」）所據以為使命感的話語基礎，在LA Group中，被隱藏到幕後或被「壓抑地昇華」為某種左翼普世主義──以去除具有特定時空座標與歷史擔負的「國家民族」參照之後的，普世的、被壓迫的「人民」為使命感基礎。一直到2016年的今日，前LA Group成員可能仍然會雄辯地說，所謂釣魚台問題，要從國際霸權壓迫下的宜蘭與沖繩的底層漁民這一視角看…….云云。但是，我看到的是，在這些看似雄辯的、朗朗的左翼普世主義語言之後，仍然有一個核心問題如夢魘般地立在那兒：你如何看待中國？[14]它是帝國主義嗎？當然，最簡單清潔的方式就是把中國和美國一併掃入「帝國主義」的垃圾堆中，以避免複雜的歷史與現實，並保持自身的邏輯一貫與理論優雅。但現實是複雜的、語意是詭詐的，在「太陽花」台派青年對「東帝」與「西帝」佯作各打五十大板的話語裡，真的是「不知心恨誰」嗎？
图为台湾著名小说家陈映真
事實上，在台社前二十年，台社作為「洋左」，幾乎不曾對近期當代重要土左鬥爭議程（例如，保釣運動、鄉土文學論戰），產生過任何知識上的興趣。同一時期裡，台社，整體而言，對於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近、現、當代的左翼議程，也似乎不曾表現出慾望，哪怕是純粹認知的慾望。此期間，大概也只有鄭鴻生會偶而書寫或語涉保釣。而在台社，這樣的談論往往也是從屬於對當下學生運動的關注。有趣的是，如今人們或許會漸漸開始感嘆於彼時的台社成員為何會安於那般侷限的知識與思想框架（好比，對保釣或是鄉土文學論戰的歷史意義的興趣缺缺），但在當時，以我的記憶，大家並不覺得自身的知識活動有任何結構性缺憾，反而覺得自身在台灣的知識圈中是最進步、最具批判力、最有想像力的一群「左翼學者」，同時嘲笑台獨的教條、老左的過時，當然，以及學者同行的蛋頭。但今天我們把台社置入它的時代背景，我們不得不發現，台社，作為一個知識現象，其實鮮明反映了一個時代所加諸於它身上的烙印，也無法逃避如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型態》裡所指出的「特定時代的幻覺」(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台社是解嚴之子、是冷戰結束之子，同時也是「意識型態終結」之子。台社接受了這個時代的大敘事，在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終點前提下，興奮地以代表市民社會多元利益與認同的社會運動支持者定位自身。台社以「社會運動」取代「革命」，以「改革」取代「解放」，以「西方」等同「普世」，以「政治正確」等同「基進」，當然還有，以「中國」等同於「東方專制」或「革命墮落」或「極權體制」……。左翼傳統中的反帝、反殖，與「第三世界」，在台社的話語中雖然並沒有完全缺席，但是所聯繫的思想資源基本上更接近「後殖民」，而非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傳統。這裡並不是說，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傳統有什麼必然的知識優先位置，而是說，當一代的知識分子並不曾將自身的知識下錨於一個特定歷史與文化時空時，他將減弱了對歷史階段的認定能力，以及在歷史中尋找資源的敏銳度。例如，如果我們是在一種「中國的」位置思考的話，我們會得到一種冷戰並未結束的時代感，並因此產生一種現實急迫感，逼迫我們回到冷戰時期尋找對抗冷戰的思想資源，例如，重新認識發生在冷戰鬆動期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台社真正開始重新認識「土左」的時刻，不早於陳光興於2008年開啟的「重新認識陳映真」這一議程之際。而在台社之外，窮斯濫矣，「帝國主義」與「殖民」則更是常被自稱「後殖民」的獨派，「拿來主義」地變成了對國民黨政權或對「中國」的批判手段。以前，我們也嘲笑過他們的這種拿來主義，但今天回顧起來，我們自己對於「帝國主義」與「殖民」的理解與使用，也不是不可爭議的。
1980年代初以來，「土左」面臨了多重危機。如果說1970年代的現代詩論戰以及之後的鄉土文學論戰，是冷戰結構鬆動下台灣社會累積的矛盾與張力，展現在文學上的形式，那麼到了1980年代初，由於冷戰趨於尾聲、全球新自由主義開始勃興、台獨派步步為營興起，以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使得「土左」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後，並沒有因「無法被摧毀而更形強大」（尼采語），反而弔詭地迅速落寞沉寂。陳映真的《人間雜誌》（1985-1989）或可視為「土左」的群眾性實踐的迄今最後一波。「土左」對湧現中的黑暗歷史勢頭的敏銳感覺，體現在陳映真1982年小說〈萬商帝君〉及其之後高度歷史焦慮感的文學創作，以及在這個歷史警覺性之下企圖振作的努力，包括了《人間雜誌》、《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以及《台灣政治經濟學譯叢》──這些如今看來都是陳映真及其同志在歷史危機感中的自覺努力。在當時，這樣的奮鬥是異樣孤獨的。在大荒涼中，陳映真也曾試圖影響台社同仁，共同面對這樣的歷史危機，但獲得的是馬耳東風。] 今天回顧1990年代，難免對當時我們在知識與實踐上的自以為是感到羞愧。我們對現狀沒有深刻的危機感，從而也沒有某種信念與使命感，而歸根究底，那是因為我們認為我們從西方繼承下來的那套價值與分析語彙，就已足夠讓我們在台灣成為我們了；我們歷史脫水而不自覺。]中國，以及這個區域，在近現當代歷史所遭遇到的議題，以及前代人的鬥爭經驗與失敗經驗──不管是反帝、反殖，或是反封建──對我們都殊少意義。長期以來，在台社月會中，你聽不到章太炎、聽不到魯迅、聽不到賴和，聽不到林書揚、聽不到劉進慶，也甚少聽到陳映真。我們在西方的訓練已經讓我們形成了一種對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種輕視漠然，我們事實上接受了某種演化階段論：必需要在布爾喬亞的經濟與政治既成格局上，才能進行「左」的實踐。是在這樣的一種大歷史「意見」下，我們對於歷史議題與歷史遺產幾乎是全面絕緣的。何不呢？我們有「我們自己的agenda」啊！這種姿態在台社2004年的十五週年會議的基調論文〈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中，顯得異常有代表性，在那兒，一種「民主左派」被勾勒出來了，其核心價值之錨即是：公共、平等、多元、和平。]對於這些價值，我們今天也不擬否定，它們都沒錯，但在與這些價值產生關連的方式上，我們完全去歷史化，似乎前輩與我們所做的工作是無關的。那至於我們是否有一種思想勇氣，根據我們特定的歷史條件與資源，為這些價值之名注入對人類文明未來有所貢獻的新內容，則似乎更是在我們的“agenda”之外了。
簡而言之，台社在它的大約前二十年，作為一種學院派「洋左」的歷程中，以一種「市民社會論」（或「公民社會論」）的規範性立場，擎持著某些高度政治正確的價值概念，以社會運動或人民民主之名，對台灣社會進行「干預」。這些干預將如何被未來的歷史書寫、評價，我誠然不知，而且我也不準備一意否定，因為台社這二十年的「異議介入」，相對於既存的政治道德水位而言，的確是不容抹煞的屢屢「立言存證」，例如台社全體在2006年「紅衫軍運動」中的「公共介入」、例如台社在對TSSCI體制的抗議、例如台社對美軍侵略伊拉克的抗議……。但話說回來，台社作為一個團體的長期介入，如前所論，的確又不曾在一般老百姓中得到呼應或反響。這是否是由於台社長期以來「不接地氣」，缺少對於人民群眾喜怒哀樂智慧冥頑的真實體會與掌握，同時也缺少直白的理論話語去有效解釋以及有效介入人民群眾的主體流變之中。而這似乎是中國左翼歷史中的各類「本本派」的「洋左」或「國際左」的實踐無效或冒進失敗的共同命運。長期以來，台社太習慣於一種「先鋒感覺」與「社運姿態」，並與「傳統」處於一種斷裂的關係，而今日之情境已在召喚左翼必須重新認識那存在於包括我們自身的人民大眾身體之中的「傳統」。傳統並不僅僅是外在於我們的價值、制度，而更是內在於我們身體的慣習與慣思之中，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在這次「台社100：失敗的台社」會議裡，瞿宛文也曾表達過類似的意思。
為什麼今天的情境對台社提出召喚，要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的「先鋒意識」與「社運姿態」呢？回顧1988年台社創刊的〈發刊詞〉、1995年台社七週年學術研討會的基調論文、2004年台社十五週年學術會議的基調論文，以及台社同仁在2006年對紅衫軍所進行的「論述介入」……，雖然之間時間綿亙幾達二十年，但我們仍可以清楚看到幾個核心要素：
1一種簡化了的、甚至可說是好萊塢化了的「市民社會對抗國家」敘事；「反抗國家」成為了社會科學的規範性甚至「分析性」核心，這裡潛藏了一種西方社會學的社會中心論。
2 「對抗性」、「爭取自由」、「反抗壓迫」，成為了「主體」的唯一神聖想像；「社運」被神聖化為歷史動力。
3 市民社會論/社會中心論/社會運動論──這個「神聖三一」同時也是一種不自覺的文明論；社會運動的存在，成為了「文明」的高階表徵。
而在這些要素之後，確切無疑地站著一個「元立場」，即由「歷史的無關」以及由「洋左」的理論意識，所共同支撐的一種包括認知、方法、價值，與感情，各方面的「中國的無關」。對於這樣的一種方法論的無意識，我曾以「方法論台獨」簡稱之。
弔詭的是，如本文一開始時所指陳的，這樣一種「先鋒意識」與「社運姿態」，在2008年之後台派的興起過程中，恰好被「親美反中」的「時代力量」所無痕收編了。台派有效地將台獨、社會學的社會中心論，與社會運動的政治正確結合起來，而成功地導引出充斥左翼術語（包括社會正義、公平分配、階級、無政府主義、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公民社會……）的嘈雜外表，但沉默核心卻是「反中」的所謂「反服貿運動」。台社在這樣的一種情境中，能不痛感自身在這二十餘年中的知識狀況與作為的歷史客觀意義嗎？
因此，「台社是什麼？」就不再是一個理論性問題──那是說不清的。它首先且最終是一歷史問題，是一條由眾多善意的點所構成的通往XX之線：在台社前二十年裡，「台社」作為一個群體，是一個與區域的、中國的、在地的左翼歷史鬥爭，以及文化、思想與歷史傳統，不企圖產生關連的洋左團體，而最後非預期地、先鋒地、「客觀地」，為反中親美的太陽花運動打造理論術語兵器庫，而為其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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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認識中國：台社如何擺脫這樣的知識收編？該如何向前？
2008年，陳光興為台社同仁介紹了韓國學者白樂晴，讓我們首度「認真」使用了一個非西方概念，或至少，非西方生產的概念：分斷體制。[18]我們並以這個概念為核心，舉辦了台社二十週年會議。因為一方面，由於「分斷體制」這個概念預設了「一」，而遭遇到主流知識界（甚至某些同仁）的冷漠以對或質疑，且另一方面，由於闡釋發揚這個概念的幾位同仁也沒有展開後續研究，這個概念在台的有效生命期並不長。但今天回顧「分斷體制」這個概念的在台之旅，我們還是應該提出兩點反省。首先，這是台社長期以來，頭一次「認真」對待一個從第三世界生產出來的概念。這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的事件，但「里程碑」反映的並非「成就」，而更是一種「貧瘠」──一向以來，台社與區域的左翼歷史鬥爭不曾產生知識上的關連。其次，2008年，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台社同仁，在開發拓展這個概念時，並不曾注意到，早在大約二十年前，陳映真就已經在他的一次韓國之旅後，尖銳地注意到這個概念，而在之後的論述中頻繁使用此概念。這再次證實了台社是一個與在地左翼（「土左」）鬥爭不企圖產生關連的一個洋味十足的洋左團體；而且恰恰由於先鋒意識拒絕回顧，台社，也完全內在於台灣讀書界的一大病徵──糾纏於一種可笑的哥倫布情結。
如果台社繼續這樣的一種知識慣習，那麼台社的墓誌銘將是：長眠於此的是一個不承先但啟後（即，太陽花）的洋左學術團體。
在今日反思的微弱燭光下，我們或許能夠以一種不再那麼自信與自滿的態度，重新閱讀本文一開始所引的那段描述台社的文字，而得到一種對於台社歷史定位的迥異感受：台社是1980年代下解嚴與冷戰結束雙重架構下的「歷史終結」之子，是開啟「社運反抗國家」言說模式的社運狂飆期之子。它是它當代立即脈絡的產物，拒絕承先是它的胎記。它「賡續並創新批判傳統」，也就是在不斷播種耕耘其所熟稔的洋左批判術語，以及「方法論台獨」。而這些直接聯繫上「西方的普世」，並與土左與「中國」無關的「持續力耕」的結果，則是在二十多年後，「非預期地」為日趨極右化的今日主流思想與運動，提供概念存貨，並無意識地但卻又歷史客觀地，為「親美反中」提供價值感覺的必要支撐。
因此，若問今日的台社該當如何逃脫這樣一種已降臨於己身的命運，那麼一個清晰無比的答案將是：台社該重新承先，將自身置放於一個更大的歷史與空間脈絡中，重新認識自身的源流繼承，並在這個真實且具體的時空座標中實踐。
因此之故，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土左」。而重新認識「土左」，也就是重新與在地的、區域的歷史鬥爭議程批判地聯繫上。而之所以強調「批判地」，就是企圖將「土左」安置在整個中國近現當代思想家/革命者們不懈尋求超越西方霸道的一種更合乎自然天理公道人心，也同時更符合中國傳統與現實的思想與實踐歷程之中。於是，「土左」以及包括「土左」在內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歷程，或許都將在一個「重新認識中國」的知識與思想脈絡下，獲得新的當代意義，畢竟，它們都是一個更廣闊、更長久的脈絡源流的特定歷史展現。而我們有知識責任讓這個特定的左翼革命傳統接上它的「傳統」，讓它承先，從而讓它更能夠在綿延至未來的歷程中啟後。因此，台社要擺脫「洋左」的宿命，不是簡單地回歸「土左」，而至少是重新認識整個從明中葉以來所開啟的「中國左派」傳統，甚至於，重新認識幾千年以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原理。在對這個大的傳統的重新認識中，我們或許得以找到「自身的」、「內在的」歷史理路與文化感覺，從而對當今兩岸三地的政權性質與社會文化性質得以產生一個更有效的（因為是建立在歷史基礎上）介入空間與介入方式。
然而，我們把我們自己從這個普世魔咒中解放出來的意義卻是普世的，因為我們有能力在歷史中認識自身，也意味著我們有能力在歷史中認識西方，以及因此之故，其他文明、其他他者。一個新的普世時空將是差異的他者百花齊放的場域。這是特別就中國與文化他者、文明他者而言，若就「左派」而言，「中國左派」的有效性也不會僅僅在中國的條件下完成，而是存在於全球尺度的現實中。中國如何在日新月異的全球資本主義下找到自身的合理道路，也必然牽涉到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掌握。因此，它不是一個簡單的重新認識中國，也必然是重新認識西方重新認識世界，從而是一個多向相互接軌的知識與思想計畫。但相對於過去的國際主義或世界主義，我們與他們的差異或許是，作為一個理念、理論，或是方法的「中國」，是不可化約的。
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知識計畫。但功成不必在我。所謂「中國崛起」，當然有可能是一個災難，但也有可能是一個福音。歷史是人創造的，沒有前定的、目的論的必然歸趨──這是作為世俗化知識分子必然要抱持的信念。我們在台灣的中國人，如果不掌握住這個歷史契機，積極介入中國今日正在發生的超大變局，而只是失敗主義地、退縮主義地、去歷史地，以改換認同、進入美日保護傘，並對中國展開敵對態勢……，那將會是一個災難性選擇，因為這個選擇否定了主體本身，依他而不依自。然而一個取消了主體的自我，又焉能求福？因此，說到底，關鍵還是一個身分認同的問題，我們究竟要積極重新認識自身、創造歷史呢？還是改門換戶逃避自由呢？後者是抹煞自我尋求他者承認以獲得保全，前者則是創造平等局戲，相互承認、相互欣賞。這兩種選擇，最終而言，牽涉到諸神之爭，誰也沒有資格先驗斷言優劣之必然，畢竟，誰能說自我保全不重要呢？但是，一個問題還是難以避免的：我保全了我，但如果代價是我不再是我，那這個「保全」又有何意義呢？
台社作為一個洋左團體，一向以來其實是以成為他者來做自己。這樣一種矛盾性的存在，根本性地造成了今日的困窘。但是，以新左自居的台社的命運，更廣闊地看，不也是第三世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命運嗎？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不也是挾西方的規範性與分析性概念自重，以為那就是充分條件，憑藉著它們就可以介入當地歷史進程，同時視如何接上在地社會之歷史與現實為多餘之事嗎？這樣的一種「不接地氣」的「實踐」方式，現在已經漸漸被中國大陸的某些自由派（或前自由派）知識分子所反省。然而在台灣，類似的反省顯然尚未出現。筆者不敢越俎代庖，但誠然相信今天對於台社知識狀況與效用的反省，對於台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可能也是有意義的。但他們是誰呢？我非常不確定。
是在這個「重新認識」的大脈絡下，2008年，在台社的二十週年會議，由一些台社同仁所擬定的「超克當前知識困境」主題，可說是企圖面對這個「知識困局」的第一步；開始面對台社知識活動中的某些根本問題，包括了台灣發展敘事中歷史向度的缺乏（瞿宛文）、重新做中國人的歷史與文化的合理性（鄭鴻生）、台社知識格局中的「方法論台獨」，以及將「中國」視為知識對象的合理性與必要性（趙剛）。接著，在2009年底，陳光興與一些台社同仁結合了很多朋友，舉辦了「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會議，重新挖掘、耙梳、整理、理解、詮釋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資源。今天回顧，這是台社頭一次認真地和「土左」產生知識關連與認同連結。然後，2014年底，甯應斌與一些台社同仁結合了大陸朋友，舉辦了「重新認識中國」第一屆會議。這個會議的出現，我認為，象徵了部分台社同仁對於台社知識危機的反省已漸漸朝一種具有理論性自覺的方向前進，將「中國」視為為一種無法為西方話語有效收編、具有特定歷史發展脈絡，且仍然在今日廣土眾民的中國大地上現實存在的一種有生「原理」。但我們深知，這才是剛剛開始而已，堂奧猶遠，長路迢迢。
但是，我們至少感覺到一個寶貴的進步，那就是，我們知道我們所知道的太少了，而我們曾經「知道的」那些，也太有問題了。歷史並不是沒有給台社機會，讓台社從「方法論台獨」中走出，但是時也命也，台社並沒法掌握住歷史的機會。這讓我想起1997年台社訪問中國大陸的那次經歷。那次參訪，我們受到了很好的招待，遊覽了很多地方，也會見了很多機構與學者，但是那次參訪並沒有給台社帶來知識上的調整，甚至連對中國大陸的經驗研究工作也沒有隨後展開。回想起來，那時絕大多數的台社成員應該是在一種很特殊的「知道很多，而且所知道的沒有問題」自覺之中吧。台社的同仁，除了呂正惠[19]都是海歸派，讀洋書，隨時掌握流行的西方理論，嫻熟於製作符合西方學術規格的學術論文，而且，更重要的是，相對於中國大陸學界同仁，台社是先鋒的──我們的知識是與社會運動嫁接的……。當然，那時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基本上是朝向西方的。主客雙方的因素，使得台社不知為何而去，不知何所得而歸。知識上的反省是急不得的，但也是慢不得的，總是要有時代條件與自身努力的兩方接榫，而這一等就是十年以上，我們說過，要到2008年左右才有了一種新契機的出現，或，曾有的契機才可能被物質化。
如果說台社1997年的大陸行沒有轉化為知識與思想的動力，一部份是由於我們在知識上的一種不自覺的、虛空的（因為依附於西方）「傲慢」，那麼台社在未來的日子中，將如何擺脫知識與實踐的困境，可能是要從一個根本的認知態度上開始罷：「我們所知道的其實太少了」。當然，這不能是一個矯情的、故作謙遜的作態，更不是一種藏書讀書數量上不足的意思，而必須是一個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在長期的帝國與殖民的知識宰制結構下，對那與傳統長期斷絕的自身知識、道德與審美狀態的高度焦慮與自覺罷！
因此，台社的知識反省與第三世界的關係是什麼，似乎也就比較清楚而無需在此進一步申論了，因為這樣的反省本身就是第三世界「批判知識分子」實踐的核心之義。而第三世界不同區域不同國度的「批判知識分子」的有效交流，則必然是以各自在其時空背景下的繼承、反思與實踐經驗為前提的。
2015/09/27 沙坪壩一稿
2015/10/14 大度山二稿
2016/01/20 內湖完稿
注释
[10] 這個「土左」，常被簡稱為「統派」，後來又常被稱作「統左派」。
[11] 關於「中國左派」這個想法的較進一步的申論，請參考筆者的〈中「國左」派〉，發表於「重新認識中國」學術研討會（第二屆），中壢：中央大學，2015年10月31日。
[12]也許這樣說，只能是代表我自己或是我所觀察體會到的台社的某種主導知識狀況。大概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陳光興就間歇引入一些區域資源，例如很早就開始的兩岸三地學術交流，以及好比學者帕沙‧查特吉或區域中其他知識分子的來訪，以及讓研討會不以英語為唯一會議語言，都是一種從絕對英語世界籠罩下開始反省與逃逸的展現。但是，我也很清楚地感受到一個事實，即，直到2012王曉明老師來交大開了一門關於中國近現代思想史關鍵詞的課程時，我，相信還有其他人，才感受到一種因為起始點過低而有的興奮與收穫，一些大名如今仍然環繞，如龔自珍、楊度、劉師培、章太炎…….。在那時，才對中共之前的「中國左派」有了一種較明確的感受（當然，這絕不是說王老師的課的精彩是建立在我們的白丁之上）。陳光興在帶動台社在兩岸交流上，當然更別提亞洲交往上，當然是先驅，但是這些先驅性的工作如何慢慢影響到關於台社重新評價「土左」恐怕也是要到比較後期，也就是約略2008左右，當陳光興開始積極組織對於陳映真的閱讀與討論時；而這也是為何我說台社有個「前二十年」這個階段的基礎之一。當然，這些都必須更細緻更完整地論說，本文只是拋一塊磚而已。而我這塊磚，其實更有意於拋向台社的較年輕世代。近些年來，不管是關於陳映真的閱讀以及所引起的關於1960年代歷史與思想的討論，或是王曉明老師的課，甚或去年底的台社反思自身的「台社100：失敗的台社」的座談會……，我看到的是一種跨代現象，參與的有比較老的，如我們這一代，有比較年輕的，如正在讀書的一代，但似乎就是比較缺乏台社中生代的參與。這樣一種對於知識狀況反思的漠然，到底意味著什麼呢？我困惑。
[13] 必須承認這個詞彙是筆者杜撰的。
[14]我如此回溯想像這個團體，是以1990年代以後我個人印象中的許登源、蔡建仁，與鄭村棋……，為主要參照的。這個印象可能不準確，甚至錯誤，我的態度是等待修正或推翻。
[15] 陳映真在《台灣政治經濟學譯叢》的一套書出版後，曾寫信並贈書給數位台社同仁，但沒有得到知識上的回應。
[16] 有台社同仁曾驚訝於陳映真對於很多勢頭的「先知性」。撇開「先知先覺」這類不是完全不合理但沒有發展性的解釋，我們可能要從「土左」的知識的結構與品格來回答這一謎題。
[17] 這篇以「台社編委會」具名的基調論文是由筆者擬定初稿，由台社同仁討論修訂通過。我願在此交代一個我經歷過的「細節」，也許對於瞭解台社知識狀況有某種間接幫助。在初稿完成後，我奉命在台社作內部報告，陳光興的反應也是支持的，但比較複雜，表示在目前的條件下，一篇基調論文也只能如此寫了（大意）。後來我把光興的意思告訴了當時還在社的錢永祥，他認真地問：另一種書寫方式？也許應該請光興說一說（大意）。我認為這樣的「對話」反映了台社的成員並不一定都真正喜歡那慣用的理論語言甚或慣有的問題意識，但也只能如此，因為丟了就沒法講話了。
[18] 把「認真」加個括弧是因為，我們，至少我，使用這個概念的方式，仍然是「拿來主義」的，工具性地指使這個概念為我們所用，但不想或不能瞭解這個概念的生產者（即，白樂晴或韓國知識界）是在一個什麼歷史與知識脈絡之下生產了這個概念？以及這個概念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歷史的、有機的叢結中運作的？我顯然仍然在一種因襲的知識習慣中「用」這個概念。這裡聯想到，其實我們這一代，尤其是搞社會科學的，宣稱自己的知識底子是西學，但嚴格說來，我們是連西學也不通的，因為對於西方理論與概念的態度，也是拿來主義的。這讓我們的歷史意識極端貧瘠，不但與中國無關，其實與西方學術思想的真正歷史過程也無關，而只與一種結晶化了的或「形骸化」（孫歌語）了的「普世」有關。因此，我們知識狀況上的「與中國無關」，其實也是因為我們把我們自己訓練成與西方也無關。回顧我自己閱讀陳映真的經驗，發現對我的意義不只是理解陳映真，更是教我自己如何讀書。
[19]長期以來，也就是至少是台社的前二十年裡，呂正惠是台社唯一的公開表明的統派。這造成了他在台社裡的孤獨；很少開會，偶而會後跑來喝酒，並宣稱不讀台社刊物。長期以來，他應該也試圖影響台社的「洋左」品格，但基本上沒有什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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