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 | 关于阿尔都塞《论“文化大革命”》
【编者按】昨天保马发布了由吴子枫老师翻译的阿尔都塞《论“文化大革命”》一文，引发诸多争议。是故，今天推出傅正同志《关于阿尔都塞<论文革>》一文，对这篇文章做出简要的解释。感谢傅正同志对保马的支持。点击文末链接，可阅读阿尔都塞《论“文化大革命”》一文，敬请留意。
★阿尔都塞《论文革》发出之后，争议不断，这一点也不出意外。对于它最大的质疑，莫过于阿尔都塞不了解“文革”，他对“文革”是理想化的，或者是高估的。总而言之，他不了解“文革”。
但我们自己了解吗？即便是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人，对这场运动也是众说纷纭。对于历史事实，至少要形成起码的共识，我们才能知道它是什么（它的本质）。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文革”兴许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讲都是晦暗不明的，对于它，我们更多地只是在做一种立场之争。更何况，这篇文章发表在1966年，阿尔都塞当然不可能愚蠢地在它发生之初，就给它下一个结论。毋宁说，“文革”对于阿尔都塞的作用，在于启发他思考自己一直关心的问题。他不是要鼓噪历史事件，而是要思考当下，思考这样重大事件带来的理论难题。
某个历史事件，只有离现实越远才越可能获得一致的评价。“文革”究竟是什么（“文革”的本质）？这恐怕不是阿尔都塞所能解决的问题，甚至于不是我们今天能解决的问题。任何对于阿尔都塞“不了解“文革”就妄发议论”的指责，其实是皮相之见。
在我看来，阿尔都塞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作为一个事实，“文革”促使了他进一步思考两个他一直关心的问题：组织和意识形态。或许，这才是文革对于他的意义。
1
组织
“文革”的价值在于，在政党之外去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成为了可能，至少被提了出来：如果说，马克思的时代，革命的组织形式是工会，列宁那里，组织形式则是政党，二者分别被用于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那么，意识形态革命的组织形式，在“文革”那里则成为了现实。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彼时西方主流评论，“文革”踢开党委闹革命，是毛泽东的“毁党”运动。但阿尔都塞的评价却大异其趣：意识形态的革命组织，即红卫兵并不是要代替政党，恰恰相反，它要接受党的领导。正如他所说的：
“文革”的呼吁、对大众的号召、发展“文革”群众组织的呼吁、以及这一运动的方法，包括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条件，都是由共产党制定的。这就意味着党始终是中国革命的关键、中心和领导组织。
这与其说是指是“文革”，倒毋宁说是阿尔都塞自己要直面的处境和他自己的决断：法共纵然再堕落再反动，在组织上，它也是无法替代的，学生们不能绕开党组织，去直接行动。学生直接去鼓动工人运动，而不是在特定组织的领导之下，是书生之见。工会、政党和红卫兵，并不是三个可以相互替代，或者截然分开的东西，亦如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能抽象地说谁决定谁，谁才起到支配作用，是个具体问题。
这是阿尔都塞对于马列共青联的提醒，或许此事也可以解答他何以缺席了五月风暴。
2
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的历史哲学（指人类历史的运动，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经由生产力的演进，最终实现自身。这一黑格尔“实体就是主体”的命题，似乎人类历史的发展有一个预先摆在那里的目标等着你去实现）、进化论或经济主义。这一命题，相信他在读《矛盾论》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不需要等到“文革”。或许“文革”对于阿尔都塞的启发在于，使他进一步思考了意识形态的问题。
照理说，意识形态（观念学ideology）的革命，应当是从观念（ideas）体系入手，只有打破一套观念体系，才可能发生意识形态上的变革。变革意识形态，传统的处理方法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直接从观念本身入手：青年黑格尔学派“批判的批判”或费尔巴哈“论基督教的本质”，总之，是马克思所挖苦的“自以为宣布重力思想是迷信，就可以掉进水里不溺死的好汉”；方法二、这是我们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主流的解释：消灭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就自动消灭了。
但“文革”的事实却彰显了第三种方法：这场意识形态革命是从观念之外的风俗习惯开始的（我们注意中文语境中，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区别并不是很明显，但在西方ideology和culture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改造风俗习惯最终是要造成观念上的改变。若要采用第一种方法，那直接交给批判的哲学家去进行哲学批判就行了，在风俗习惯和领导作风上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就显得毫无必要。事实上，方法一的虚妄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方法二，也就是阿尔都塞重点提到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革命都显得没有必要，我们只要完成经济革命，就万事大吉。
阿尔都塞的洞见在于，通过对意识形态革命的思考，从而对意识形态本身做了更深的思考。以上方法一、方法二，究其实质，是割裂了意识形态与基础设施的统一性，至少也是在抽象地谈论意识形态与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传统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无一例外地都是把意识形态视为经济的附属品，这种解释虽然承认意识形态会通过把一种旧的、行将朽木的生产关系，说成是普遍有效的，从而起到维护它的作用。但它恰恰否认了在具体情形下，意识形态完全可能倒过来，主导经济和政治变革。
作为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文革”是从风俗习惯和领导作风上的改造开始的。这说明了，意识形态并不只是停留在人头脑中观念体系，它更是观念体系的社会实践。因此，意识形态不只是思想的，更是社会的。此即阿尔都塞所说的：
事实上，意识形态渗透到了这栋大楼的每一个房间：渗透到了每个个人与他们的一切实践，与他们的一切目标的关系中，渗透到了他们与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关系中，渗透到了他们的“私人”关系中，等等。……在意识形态调节各个人的“生活”与他们的生存处境、与他们的实践、目标、阶级、斗争、历史和世界等等之间的关系时，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就不是个人或主体的了。
换言之，教条主义，即经济决定论，是把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简单地视为反映与被反映关系，这是一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论思维。然而从国际共运的一系列实践来看，我们应该抛开这样的教条主义，去发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不管我们对文革如何评价，它政治理论上的意义，仍是不应被忽视的。
以上才是阿尔都塞真正要带给我们的。他不会去做我们的良心史学家去做的事情，这不是他的志业。我们切不可囿于“文革”二字而失其大体，以至于陷于情绪之中，而失去了对历史事件的冷静思考。
“组织”一节，感谢霍炬老师提醒。
2013年6月6日夜，草于长安县陕西师大文渊楼
2016年5月17日，做文字上的修改
点击下方阅读阿尔都塞《论“文化大革命”》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