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慧 | 杉山正明教授的中华文明观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一书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它的正面论述，而在于它的反面论述。为了突显北方游牧民的贡献，特别是为了表彰耶律阿保机的功业，本书对唐朝、五代的沙陀集团，以及宋朝都极力加以贬低，不时显露严厉批评、嘲讽与揶揄的语气，态度之轻率颇为出人意表。
中国这个巨型国家，让杉山教授困惑不已的这个存在，应该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非常突出而巨大的现象。遗憾的是，杉山教授对这个文明的存在似乎一直感到不解，甚至有一种厌恶。我很希望，杉山教授能够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本文收录于《重新讲述蒙元史》，经作者授权推送。特此感谢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吕正惠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杉山正明教授的中华文明观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游牧民的世界史》读后感
吕正慧
两三年前台湾出版界推出了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教授两本著作的中译：《忽必烈的挑战》和《游牧民的世界史》1，引发了台湾媒体的注意，据说书还颇为畅销。我已经多年不关心台湾的出版信息，但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这件事，还特意买了送给我。我随手一翻，就发现书中有许多强烈的抨击中国“正统王朝”史观的段落。从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不会随意盲从这种史观，但我还是因杉山教授所使用的强烈措词而感到惊讶。我首先就判断，可能正因为杉山教授对中国正统史观的不满，导致这两本书在台湾受到欢迎，因为台湾一直弥漫着“反中”情绪，因此我就摆开这两本书不再阅读了。
很意外的，去年我在大陆的时候，发现这两本书已经有了简体版。2与此同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了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系列，其中《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也是杉山教授著述的。[3]这样，杉山教授的三本书几乎同时在大陆出现，这也让我有一些惊讶。我把《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以下简称《征服者》）全书读完后，实在很难压抑内心的不满，很想写一篇文章大力批驳。我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个机会。不过，为了慎重起见，我把《征服者》一书又细读了一遍，这时竟又发现，我好像没那么生气了。因此，我又把《忽必烈的挑战》和《游牧民的世界史》两本书也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个时候，我又开始佩服杉山教授了。
坦白讲，《游牧民的世界史》（以下简称《游牧民》）视野开阔，对了解游牧民的历史、了解游牧民在世界文明发展上的贡献，这本书写得简明清晰，胜于格鲁塞的《草原帝国史》。唯一的遗憾是中译水平实在不高，全书没有任何译注，也没有附任何地图，对一般读者而言实在很不方便。相对而言，《征服者》一书的中译水平要好一些（但也不是很理想），附图非常多，也非常有用。我觉得从《游牧民》可以看出杉山教授的学术水平和宏观能力，而《征服者》一书则比较明显地暴露了杉山教授的偏见。本文主要想对这两本书所表现的对于中华文明的偏见，加以评论。但我要郑重声明，我对《游牧民》一书是非常佩服的。所以要讨论杉山教授的这些偏见，是因为我和杉山教授一样，都对“中国的存在感”这个问题极为关心，我藉此可以说一说我的某些看法。我主要的关心点是，我们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性质，这恐怕也是现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关心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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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者》一书主要的观点可以简述如下：中国的历史不能从“正统王朝”的观点去认识，必需打破长城的界限，把北方草原地带和南方农耕地带连成一体，认清其互动关系，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长期发展。这一观点现在应该说已成一种常识，1949年之后新中国所大力倡导的“多民族史观”自然就孕含着这样的看法。《征服者》的特色在于：极力强调草民游牧民的贡献，好像中国的逐渐扩大主要归功于连续不断出现于北方的游牧民；在唐代安史之乱后，游牧民的作用尤其明显，经过六百年的发展（从安史之乱前后到元代）,4中国从原来的“小中国”发展成“大中国”（在清朝乾隆年间定型，一直维持到现在）。本书着重叙述耶律阿保机所建立的契丹帝国在这方面的开创之功，并总结式的简述蒙古帝国的恢宏事业。作者认为，如果不是蒙古帝国完成了这项工作，就不可能有清王朝所确定下来的“大中国”。也就是说，本书着重说明，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大中国”，其实是在本书所叙述的六百年中发展出来的，在这之前，中国还只是“小中国”。应该补充说明，本书对蒙古帝国的成就着墨不多，因为在前面所提到的另外两本书中，杉山教授已经作了更详尽的分析，所以本书的前三分之二篇幅都集中于跟契丹帝国有关的历史叙述之中。
辽太祖 耶律阿保机
在阅读本书之前，我已读过姚大力教授一篇非常精彩的长文，[5]此文后半主要从制度层面分析元代和清代如何影响了现在这个大中国的形成。这篇文章非常有说服力，我完全接受他的看法。杉山教授的书，把中国历史的这一发展，以历史叙述的方式做了另一种呈现。当然，他的独特贡献是，把这一发展的前期准备工作追溯到安史之乱前后到契丹帝国建立的这一历史时期，应该说，这是相当不平凡的见识。所以姚大力教授在《征服者》的《推荐序》中，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本书绝对称得上是一部好书”。如果杉山教授能够用一种更严肃的方式来分析，也许还可以写出一本更卓越的著作。
《征服者》一书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它的正面论述，而在于它的反面论述。为了突显北方游牧民的贡献，特别是为了表彰耶律阿保机的功业，本书对唐朝、五代的沙陀集团，以及宋朝都极力加以贬低，不时显露严厉批评、嘲讽与揶揄的语气，态度之轻率颇为出人意表。
先看杉山教授是怎么议论唐朝的。他说，唐朝对内陆亚洲突厥系政治势力的间接统治只不过维持了三十年左右（第10页），[6]所以唐朝只能算是“瞬间大帝国”（第13页）。杉山教授没有具体说明这三十年是哪三十年，不过，他在《游牧民》中明确的说：
唐朝的“世界帝国”状态持续约25年，约相当于长达35年的高宗治世（649─683）之中、后期。这是继承持续30年“世界帝国”的突厥之后的短暂辉煌（唐朝的“世界帝国”是因为有突厥的“世界帝国”才能出现，这一点是相当明确）。（《游牧民》，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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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瞬间帝国”只剩二十五年，而且还拿来跟突厥帝国作对比，好像唐朝比突厥不但矮了一些，而且还是突厥帝国催生出来的。中国历史学家大概很少人会以“唐朝是否建立了一个世界帝国、这个帝国又维系多久”来衡量唐朝的成就。按一般的习惯，从唐太宗即位到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都可以算是唐代的盛世，时间长达一百二十年以上。按杉山教授的计算方式，唐朝的辉煌也不过短短的二三十年，而且似乎还不及突厥帝国，两种看法的强烈对比，实在让人很不习惯。
安禄山
杉山教授对安史乱后的唐朝的形容，极富文学色彩，值得一引。他说，唐朝一边与众多的、独立的藩镇势力和解，一边又必须在名义上保持超越它们的形式：
他不无揶揄地说：“唐代后半期那个年代，真的就是‘唐代’吗？”（第50页）他还说，名义上的唐“政权”及其名下独立集团的实体“国家”（指各藩镇），事实上已经转化为回鹘的庇护国。（第49页）按他的看法，这个还存在了一百五十年的所谓“唐朝”，所以还有存在的感觉，是因为中国的正史和文献都是从“中央”的角度和价值取向编写出来的。（第50页）看到这些说法，我心里一直在琢磨，杉山教授是真心相信唐朝后期一百五十年的“真相”是这样的吗？我们当然都知道，从政治上看，这一百五十年是在走下坡路，但这就是唐朝的“全部”了吗？难道历史是可以这样读的吗？我只能相信，杉山教授就是想“这么说”。
再来看杉山教授如何评述宋代。他说，刚建立时（960年），北宋只不过是沙陀军阀系列的一个成员，一直到980年左右，才像个政权那样稳定下来。如果不是周世宗柴荣打下基础，又有赵普这个杰出的政权设计师，光凭赵匡胤和他属下那些粗暴的军人，是谈不上什么国家建设的。何况，赵普所进行的那些建设工作，不也是从契丹那边学到很多吗？（第188─189页）他批评宋真宗想要进行封禅仪式时，还请求契丹皇帝的允准，“真是个卑贱又可笑的人”。（第190页）
赵普
而宋代的士大夫，在与契丹和平共处之后，就开始高谈阔论。即便在中华的中心地带，受统治的、不识字的人民是跟文化无缘的。宋代士大夫所以成为文化的热心宣传者， 30 50498 30 15535 0 0 3545 0 0:00:14 0:00:04 0:00:10 3544力“兜售”“教化”，大概是因为北宋和南宋都要开发“蛮地”江南乃至岭南，不得不热心于“汉化”，而实际上这些南方之民变成“汉族”，是更后来的事情。（第191页）长期以来一味推崇北宋的做法，有必要进行根本的修正。亚洲东方的10至12世纪是契丹主导的时代，（第192页）“契丹帝国没有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一百多年间一直享受着美梦般的生活。”（第191页）
安史军事集团的兴起，孤立来看，好像只是唐朝边疆将领的坐大，其实远非如此。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很详细地论证了，作为安史余党的河北三镇不只在政治上半独立于唐王朝之外，而且在文化上也已经远离中华孔孟之道。杉山正明在叙述安禄山、史思明的故事时，基本上把这个集团视为唐朝、突厥、奚、契丹各势力在相互交往、对抗过程中所产生的一股“杂胡”势力。这两种论述方式，其实是可以互补的。
作为唐朝东北边区最主要的草原势力，奚和契丹早在武则天时代就已经逐渐壮大。唐玄宗前期的边区政策是东北和西北并重的，到了后半期，表面上看似乎越来越向西北倾斜，因为吐蕃的势力逐渐崛起，为了和吐蕃交战，重兵逐渐移向西北。但如果仔细查看历史资料，再从安史乱后的情势加以回顾，就会发现情势远非如此。自唐玄宗重用安禄山以后，东北边疆大致平静无事，这证明安禄山对奚和契丹的防守是相当有效的，因此玄宗越来越欣赏和信任安禄山。安史之乱表面上平定后，安禄山的余党转化为河北三镇，从此直至唐朝灭亡，河北三镇始终是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势力。
黄巢攻进长安，中国北方的政治秩序陷入混乱，这个时候兴起了朱温集团和沙陀集团。在两大集团的斗争中，河北三镇成为配角。当沙陀集团最终消灭了朱温集团和河北三镇时，北方又变成了沙陀集团和耶律阿保机的契丹对抗的局面。而当宋朝作为沙陀集团的继承人的时候，又成了宋与契丹对峙的局面。从安禄山坐镇东北防备奚和契丹，一直到宋和契丹对峙其实是一长串历史的自然发展。看起来奚和契丹集团的兴起是无法扼阻的，安史集团、河北三镇在一段时间内起了缓冲作用；当安史集团的力量全部消耗殆尽以后，以契丹为首的东北草原游牧民的力量，在未来的一千多年内，就成为中华本土的主要敌对势力了。因为，继契丹兴起的金、蒙古、女真（满洲）全部来自亚洲草原的东北地区。反过来看西北。广义的突厥族（包括建立突厥帝国的突厥，还有回鹘，以及其他部族）兴起于西北天山地区及其以西之地，然后再称霸于蒙古高原。在突厥帝国衰亡的过程中，突厥一直往西迁徙。回鹘帝国崩溃后，回鹘余众主要也是往西迁徙。从回鹘帝国灭亡至契丹帝国兴起，这一段空档，蒙古高原是没有霸主的。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历史，在唐朝后期出现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常常使用的“征服王朝”（辽、金、元）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从中华本土的历史来看，这个变化的反映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从西北转向东北。作为中国前半期历史的重心——长安从此没落了。而东北的政治中心——北京，地位日渐提升，后来就成为金、元、明、清四朝的首都。所以，总结来说，安史集团的形成、回鹘帝国的崩溃、契丹帝国的建立，这一连串事件，确实是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大转折。
杉山教授在谈到沙陀与契丹的两次战争时，强烈抨击司马光和欧阳修偏袒沙陀。其实沙陀和契丹同样是“夷狄”，只不过因为沙陀所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都被列入中华“正统”，他们就不辩是非。他对欧阳修的一段批评，非常有意思，虽然译文不是很好，为了避免曲解，我还是如实加以引用：
在作者看来，作为北宋士大夫最优秀代表的欧阳修和司马光不过尔尔。作者还进一步批评“将北宋捧为文化国家”的传统说法，他以凌迟这一刑法虽然产生于五代但在北宋时期很盛行为例，说明“北宋时期还是相当野蛮残酷的” 。（第138页）可惜作者一时没有想到状况相同的女子缠足，不然宋代文化的不人道就可以进一步得到强化了。连一向被称道的文化都不过如此，宋代还有什么可观的呢！这大概就是杉山教授所要表达的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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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中国历史上一向评价比较高的唐宋时代，被杉山教授讲成这个样子，老实讲，我觉得真是“又好气又好笑”。看到他说，安史乱后的中华本土只不过是挂着“唐”的招牌的杂居公寓，我不觉笑了出来，有一点佩服他的文学表现力。杉山教授恐怕很难忍受，自安史之乱以后，一直那么孱弱的中华本土，竟然藉由契丹、蒙古、女真（包括金朝和清朝）三种塞外草原民族的力量，最终形成一个更广大的中国。那个似乎越来越弱的中华本土，到底何德何能而得到这么美妙的结果呢？关于这个问题，大概是杉山教授一直存在于内心的困惑吧。其实，答案就暗藏在他对忽必烈功业的叙述中，只是他竟然轻轻忽略过去了。
忽必烈应该是杉山教授最为佩服的帝王，因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真正的世界帝国的人。以大都为中心，透过驿站这一交通网络，蒙古的军事武力和穆斯林的商人可以畅通无阻地活动于欧亚大陆各地；从水路又可以透过中国内部的运河体系，连通中国南方往印度洋的航线，从而形成另一交通和商业网络。这两条网络相互为用，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了。[8]但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中华本土作为基础，忽必烈的事业是不可能完成的。
杉山教授也承认，在蒙哥去世后，阿里不哥才是蒙古大汗正统的继承者，就此而言，不服的“忽必烈一方就是叛军”。（第284页）忽必烈最终所以能战胜阿里不哥，就是因为他占据了更为富庶的汉地。忽必烈禁止往蒙古高原的中心哈剌和林运粮，导致阿里不哥的部队丧失斗志。阿里不哥迫不得已只好夺取原本属于察合台子孙封地的伊犁河谷，从而引发察合台一系的反叛，再加上饥荒接着袭击伊犁河谷，阿里不哥的军队就这样溃散。[9]不论是钦察草原、伊朗高原、中亚的河中地、伊犁河谷，还是蒙古高原，都不能提供足够的经济实力，长期和据有汉地的忽必烈争霸。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汉地是忽必烈建立帝国必不可少的根据地。杉山教授还说：
这样，真相不是很清楚了吗？蒙古的军事武力，穆斯林的商业网络和世界上最具经济实力的中华本土，是忽必烈世界帝国的三大支柱，缺一不可。从这个角度看，当时的中华本土只是军事力量不足，绝对不是个弱者。
一般都承认，南宋在军事上打不过北方的金朝，但经济实力绝对超过金朝。蒙古灭金时，由于他们还没有统治汉地的经验，中国北方遭到极大的破坏，所以杉山教授所说的极具实力的中华本土，当然主要是指中国南方而言。那么，我们要问，安史之乱以后的五百年间，中华本土到底发生什么事，使得它的南方最终成为当时世界最为可观的经济体。这个发展结果，当然不像蒙古征服全世界那么惊人眼目，难道不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吗？没有这一项成就，忽必烈还能建立他的世界帝国吗？所以，最终而言，中华本土并不是光享荣誉而无贡献的、不成器的“帝国成员”。
我一直使用《征服者》中译本“中华本土”这个概念，因为想不出其他表述方法，但我在使用时有我自己的理解方式。我指的是春秋时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以农耕生活方式为主体，并与“夷”作为对比的“夏”的这个区域。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个区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不论中华本土如何移动，每一个时代的核心区，其经济必定是以农业为主体的。譬如在汉朝（包括西汉和东汉），从长城线往南一些，到洞庭湖、鄱阳湖、杭州湾以北，就是核心的农业区。这个核心区，会随着北方游牧民压力的大小而上下移动。譬如，从安禄山叛乱到南宋亡国这一段时间，中华本土的农业区就一直往南移。等到明清时代，农业线又往北移动了，而南方的农业仍然保持住，这样，中国的农业区就得到空前的扩展。南宋只是偏居一隅，它的经济潜力就那么可观，我们怎么能不想象，明清时期的经济力量要远远超过南宋也超过北宋。“中华本土”历史动力的秘密就在这里，从春秋以后，它的农业区一直在扩大。当它挡不住游牧民的压力时，北方的农业区会缩小，但汉人会往南方发展。当它的力量足以把游牧民往北赶时，它的范围又会往北伸展。这样，持续的一缩一伸，直至明清时代而达到顶点。
安史之乱以后，“中华本土”的范围一直被往南压缩，但同时农业定居者（我们一般称为汉人）也逐渐往南移；相反的，原来属于中华本土的北方，越靠长城线的地方越成为农、牧混合区。可以肯定的是，从755年（安禄山叛乱）到1276年（蒙古军攻入临安），也就是中华本土最为积弱不振的时候，北方的汉人不断地往南迁徙，而中国的农业区也不断往南发展，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南方土著融入汉人群体。只要稍微读一下南宋文献，就可以发现，广东和福建的主体居民已经是南下的汉人和汉化的土著了。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本土军事、政治力量的不足，就忽略了它的农业经济在范围上的扩展，以及它在技术上的进步。
元和八年（813年），宰相李吉甫献上《元和郡县图志》时，已经跟宪宗皇帝报告说，当时所有的中央财政收入全部来自南方各州县。这也就是说，唐朝最后的一百多年，是靠着南方的赋税维持下去的。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唐”这一块招牌到底发挥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作用，仅仅这样就能够维持一个皇权、宦官、藩镇和士大夫混合而成的统治秩序？我们同时也不能忘掉，唐朝所以还能维持一百多年，主要还须归功于南方农业经济的日渐发达。
黄巢攻入长安以后，中国北方一片混乱，成为大大小小军阀的混战区，最后形成朱温、沙陀、契丹三大势力并立的局面，这就是我们习称的五代。这个时候的南方，虽然也有各种小军阀的割据，彼此之间有时也有小规模的战争，毕竟还是比较安定，农业经济在能力和范围上都在继续发展。赵匡胤篡立时，基础确实不是很稳固。但以当时情势来看，朱温系已被消灭，沙陀系老一辈的战将都已死去，新的军事体系靠着柴荣的整顿，重新恢复了秩序，也增强了战斗力；正好这个时候契丹内部有矛盾，无法南侵，10新建立的宋朝在太祖、太宗时代很机敏地掌握了时机，一举奠定大局。杉山教授说，宋朝只有赵普有国家建设的能力，而且有些还向耶律阿保机学习，我是完全不能同意的。耶律阿保机要解决的是，草原和农耕两种体制如何并存的问题，而宋朝则要解除武将干政的威胁，还要实现对南方的统一，工作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宋太祖、太宗两人，都不能算是一流皇帝，但也不算差。太祖能够不动声色地“杯酒释兵权”，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另外，他决心放弃交趾，尽量不打没必要的战争，与民休息，不能说他没有见识，至少他认识到自己军事力量的局限，决不轻举妄动。太宗即位之初，想要建立功业，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以证明他有当一流皇帝的能力（因为他深受弒兄篡位传言的困扰），但两次北伐都大败。他从此改弦更张，专力于文治，大量扩充进士名额，打开了庶族地主的仕进之门，由此得到大批新进士的拥护，不能说他没有政治头脑。11南方既已统一，国家发展有了方向，地主阶级拥护新政权，农业继续发展，我们没有理由说，宋朝还是一个脆弱的国家。没有这些基础，真宗就不可能有力量在澶州逼和契丹。
宋朝重文治而轻武力的政策，当然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最后迫使它不得不以金钱来换取和平。根据1004年的澶渊之盟，每年要送给契丹丝绸二十万匹、白银十万两。四十年后（1044），宋朝与西夏议和，每年要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丝绸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稍前又受到契丹的威胁，也增加了岁币的额度。宋朝本身养兵甚多，至庆历年间超过一百万，因为它的养兵兼有救济失业之徒的目的。[12]宋朝对士大夫过于宽厚，官员的子弟又可以荫袭，冗员不少。这种种加起来，宋朝的财政负担不可谓不大。但整体而言，宋朝的农民好像也没有过得特别苦。其原因就在于，北宋农业的整体发展远远超过唐朝，所以，宋朝的文治政策也有其可取之处。
宋朝经济的发达，学者早已有了定论。应该说，整个农业和经济，比起唐以前，有了飞越性的进步。到了南宋，虽然退守到淮河和大散关一线，经济的发展仍然没有停滞。一、两代以前，南宋的经济潜力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现在几乎也是世所公认的。杉山教授自己就说过：“中华所积累的各种各样的智慧、技术、手段，很多都在蒙古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第340页）估且不必细论蒙古时代提高的程度，至少他等于承认，宋朝在各方面是相当进步的。
从宋朝经济繁荣的程度，我们可以往上追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并由此得出中国农耕文明的特质。杉山教授在《游牧民》一书中曾经把大型国家及政权，按定居与否分为两大类，并以农业国家和游牧国家作为两种典型的例子。他说，在中亚、西亚及西北欧，仅有极少数者能够完全符合只有定居型或是农耕国家的形态。这也就是说，在中亚、西亚及西北欧，极少见到典型的农耕国家，这应该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杉山教授同时也追溯了中国境内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各政权，一一加以细数，得出的结论却有一点出乎我的意外。他说：
在历代中华王朝之中，几乎看不到完全符合我们“共通观念”的“汉族王朝”或“农耕帝国”了。（《游牧民》第239页）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杉山教授对中国历史认识的盲点了。远的不说，宋朝除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外，难道不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吗？在一般人的观念里，中国第一个长时期的、大一统的朝代汉朝（包括西汉和东汉），就已经是典型的农业国家了。而明朝，朱元彰建立政权的时候，很有意识地要把它建成一个纯农业国，尽可能减少其商业因素，规定田赋都要以实物上缴。可是在杉山教授的标准中，明朝也不能算是典型的农业国家，这真是不可思议。
杉山教授说，从最初的统一帝国秦朝开始，历经北魏、北周、北齐、隋、唐及五代之中的后唐、后晋及后汉等，统治集团的生计原本是以畜牧或游牧为主的，他们在将较多数的农耕民纳为被统治者后，其国家就变得具有农耕国家的色彩。因为统治者为游牧型，被统治者为农耕型，所以就不能算是共通观念下的汉族王朝或农耕帝国。我们就以这一长段历史来说罢。拓跋政权的代国及早期北魏时代，基本上还是个游牧政权，但北魏孝文帝南迁以后，这个政权就变成是北边以游牧为主、南边以农业为主了。先不论北齐、北周，后来发展出来的隋、唐政权，一定要以他们所出身的统治集团的祖先为准，认定这两个政权还是游牧型——虽然他们的被统治者主要是农耕民，我们还是不能说，这两个政权不是典型的农业政权。我不知道这种逻辑到底能说服谁？就这样，杉山教授总是企图把前后有关、发展时间又长的一大群人固定在一个状态下，所以，不论是拓跋魏还是隋、唐，就都变成了具有混合的性质，这合乎历史实际吗？然后他又说，复兴“汉族中华”的明朝帝国“事实上也是具备浓厚蒙古时代遗产之多种族混合型社会的面相”（《游牧民》第239页），所以当然也不是典型的汉族王朝的农耕帝国。在这一番细数中国历代各王朝时，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忘掉了汉朝和宋朝，所以，他就找不到共通观念下汉族王朝的农业国家了。
在这里，我的目的不在于和杉山教授争辩“汉族王朝”的纯粹性；我主要想指出，当杉山教授这么细致地区分了中国历史上各政权的性质时，他就把中国历史上另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遗漏了，那就是，中国始终维持了一个庞大的农耕区。只有认识到了中华本土始终存在着一个广大的核心农业区，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冲破中华本土防线的各种游牧民最后都消失在广大的“汉族”之中。没有任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会认为有一个“纯正的汉族”，“汉族”本来就是中国历史长期累积的产物，是北方游牧民和南方农耕民长期冲突、混融的最终结果。而其关键就在于，中国庞大的农耕区始终存在，界线虽然有移动，范围却越来越大，其最后结果，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明清时代的那个无限广大的农业区。
从回顾的眼光来看，杉山正明所谓的“中华本土”，应该是在秦、汉两朝完成“大一统”工作以后才初步定型的。阅读《左传》就可以了解到，管仲辅佐齐桓公所进行的“尊王攘夷”政策里，所谓的“夷”，北面是指狄，南面是指楚，而齐桓公所要保护的是指中原地区遵循周朝农业文化传统的中原各国，主要包括鲁、郑、宋、卫等国。当卫国被狄人攻破时，齐桓公帮助卫人从黄河北面迁到南岸，重新立国；当楚国的势力一直往北方发展时，齐桓公加以扼阻，迫使楚国订立召陵之盟。这都是齐桓公所进行的“攘夷”工作。孔子称赞管仲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是说，没有齐桓公和管仲的功业，中原周文化各国可能就会在狄和楚的夹攻之下亡国，被迫改从“夷”的生活方式。
管仲
这也可见，在春秋的某段时间内，中原各国的力量是非常衰弱的。在春秋时代的初、中期，狄人在北方的势力是相当大的，包括周王室、晋国、卫国、邢国的周围，到处都有狄人，主要由于晋国的努力，北方的狄不是被晋人所吞灭，就是一直往北迁徙，最终并入更北方即将形成的游牧政权之中。南方的楚国，也因为晋国的强大，最终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
如果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情势来看，大一统以后的中国，比起晋、楚争霸中原的局面，明显增加了秦和蜀两块地方。终春秋之世，秦国一直僻处西陲，与戎人杂处，中原各国一向以“夷狄”视之。没想到秦国并吞了所有西戎，又灭了蜀国，所以，当秦国最终统一天下时，就把秦、蜀和中原地区融合为一了。就在秦国在西方逐渐扩大时，楚国的势力也在南方极大地扩展起来。楚灭掉了越国，而在这之前越国已灭掉了吴国，所以战国时代的楚国已经统一了南方，其北边疆域已经到达现在的河南省南部和江苏、山东的交界处。当然，随着秦国的统一，楚国所有的疆域也都包括在大一统的秦朝之内。
我们一般都很容易忘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秦灭亡后，最后统一全国的是楚人刘邦及其集团，也就是说，大一统中国第一个稳定的王朝，是春秋时代还被视为“南蛮”的楚人建立的。刘邦作为汉朝的建立者，竟然把首都定在秦人的中心区长安，表现了深远的政治智慧。这样，整个汉朝就把春秋以来所有不同的因素融为一体了。回顾来看，这个大一统的汉朝，既包括一向被视为“蛮”的楚、吴、越，也包括秦和西戎，还包括被春秋时代的晋和战国时代的赵、燕所吞灭的狄。这所有的地区融汇在一起，就构成其后“中华本土”的基础，也成为现在所谓的“汉族”最原始的成分。这一切，是在汉朝确立的。由此可见，所谓“汉族”一开始就不是“纯正”的，它不但包括了春秋时代的中原地区（即最早的“夏”），还包括了春秋时代所谓的“戎”（西方）、“狄”（北方）、“蛮”（南方）的因素──东方的“夷”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并入中原地区了，齐、鲁两国就是建立在东夷之地上的。其后更多的北方草原民族和南方土著民族，不断地加入以农耕为主体的“汉族”之中。不断有“夷”的因素加入“夏”之中，反过来也就是说，加入“夏”的每一种“夷”，都对“夏”的形成具有贡献，就像春秋时代的秦国和楚国，都对大一统中国的形成贡献良多一样，而这就是中华文化最本质的因素。像杉山正明那样，费尽力气地想要证明，许多汉族因素根本不是来自汉族，实在是有一点小题大作，甚至可以说是无的放矢。
综观世界各文明史，找得到像中华本土这么广阔、人口这么众多、经济发展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的农业区吗？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都在外来势力的几次冲击下，变得面目全非，更不要说中亚的河中地、伊犁河谷地和新疆各绿洲了。唯一相似的也许只有印度，印度受到外来游牧民入侵的次数恐怕远多于中国，其核心区还能维持印度教的信仰，确实不容易；但它的东、西端两大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是印度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地区）还是被伊斯兰教徒分割了，未能保持住整体面貎，因此还是不能与中华世界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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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说的，广大的农耕地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但是，这个农耕地区，当然不会只存在着经济领域，它还连带地产生了相关的社会习俗和文化心态，这一切，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谓“中华文化”的基础。从文化面来看，它又由两大支柱所支撑，一个是在秦始皇手中完成的统一的汉字，一个是在汉武帝时代确立的儒家思想体系。再缩小范围来看，这个文化所形成的政治秩序，最后落实为“正统王朝史观”，而这一点正是杉山教授特别痛恨的，他曾咬牙切齿地说：
而这里，恰如前面所说的“农业帝国”一样，却刚好是“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内核。
杉山教授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一书中，特别以《被中华断代史观念遗漏》一节来攻击中国正史对于“五胡十六国时代”的记载方式。他认为，由《晋书》所诱导出来的“五胡十六国”这个名称，“会被误导为好像只有这个时期是周边蛮族们在中国横行的时代。”他又说，把《北齐书》、《周书》及《隋书》分开编撰，就会让人忘记了从北魏经北齐、北周到隋、唐根本就是鲜卑“拓跋国家”的一线传承。总而言之，“中华正统王朝”这样的观念，正是中国的正史所编撰出来的，而实际上，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纯粹的汉族王朝顶多也只有汉、宋、明这三个朝代。让杉山教授感到遗憾和意外的是，把晋朝以降至隋朝为止架构成正史系统的，竟然是“拓跋国家”出身的唐太宗李世民，而杉山教授一直坚持建立唐代的李氏是“出身拓跋鲜卑的地地道道的‘夷’”。（《征服者》第52页）[13]那也就是说，杉山教授所特别不满的“王朝史观”的正统性，正是“蛮夷”出身的皇帝特别想争取的。这是“中华文化”所犯的错误吗？这难道不能算是中华文化的特长吗？杉山教授这样批评唐太宗：
其实，想当一个伟大的“中华式”皇帝的“蛮夷”，岂只李世民一人，氐族的苻坚、鲜卑族的拓跋弘，甚至清朝的玄晔（圣祖康熙皇帝）、胤祯（世宗雍正皇帝）、弘历（高宗乾隆皇帝），不也都是如此吗？不论你如何厌恶造成这种现象的“中华文化”，你都不能不承认，这正是这种文化内在所具有的某种本质特色。
由此我们也可以谈一下，杉山教授在比较沙陀与契丹时，特别偏袒契丹的那种特殊的态度。杉山教授认为沙陀军事集团是十分野蛮的，沙陀人的“职业”就是单纯的军事，战争是漂亮的买卖。（第136页）沙陀人以“养子”方式形成的集团，是粗野残暴、无法无天者的联盟。（第137页）沙陀只知一味搜刮百姓，作为统治者、管理者完全不合格。（第142页）相反的，耶律阿保机把燕地和山后的老百姓，从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以及沙陀李存矩的暴政下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回契丹统治区，让他们教会契丹人纺织和制作工艺。（第141页）关于这些，史料我并不熟悉，无法分辨是非，但可以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947年，耶律阿保机的继承人尧骨（即耶律德光）攻入开封城，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大同，显然想当中华世界的皇帝。然而，杉山教授称之为“单纯素朴、天生武者性格的尧骨”（第185页）却只能在开封待三个月，不得不匆匆撤军北返，最后自己在途中病死。而被杉山教授批评为残暴粗野的沙陀军人，从李存勖到石敬瑭，却至少统治了中国北方二十多年（923─946年），连那个完全不会当皇帝的李存勖都可以在开封待到两年六个月（923年10月到926年3月），由此可见，沙陀人比契丹人更了解担任中华世界皇帝的方法。其秘密就在于，沙陀皇帝知道要把一般政务交给中华官僚管理（这也是冯道能当四朝宰相的原因），而耶律德光连这一点都不懂。事实上，沙陀人进入中华世界（虽然一直处在边缘地区）已经超过三代，而契丹则始终居于塞外。因此，我们能说，建立在大农业体系上的文化传统不重要吗？杉山教授似乎以“中华化”程度的深浅来决定他对沙陀与契丹的好恶。
李存勖
杉山教授一直想要把中华世界的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的人民加以割开，这也证明他对中华世界的了解不够透彻。只要稍微阅读《贞观政要》，就能看到唐太宗治国时的戒慎恐惧。他一再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为从隋末到唐初河北、山东地区的农民在窦建德、刘黑闼等人的领导下一再起义的事件，让他印象非常深刻。古代的中国农民既不可能关心政治，也没有机会关心政治，但任何统治者都不能掉以轻心。他们人数众多，只要有较大范围的饥荒出现，任何统治者都会难以处理。在隋文帝统治下看起来坚固异常的隋朝，在隋炀帝统治不到十四年就冰消瓦解，这种教训让唐朝的建立者难以忘怀。
再说到宋朝，前面已经提到，宋太祖、太宗两代，非常重视与民休息，让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农耕区恢复活力。因为自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门阀士族在唐朝后半期的衰乱中已完全消失，宋太宗藉此大量增加进士名额，对地主阶级大开仕进之门，这就巩固了统治基础。有人统计过，两宋时期考上进士而有家庭资料可查的，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来自平民阶层14。这也就是说，在公元11世纪的时候，中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贵族这个阶级，作为宋朝官僚体系基础的进士基本上来自平民阶层。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当时世界各大政权、国家的状态，就可以认识到宋代社会的绝对特殊性，因为，它主要从平民阶层中选拔文官，让文官成为国家的基础而让武将屈居其下，这样的体制基本上为明、清两朝所继承。
宋太宗 赵光义
再说到被杉山教授极力嘲讽的宋代的教化，这决不是如他所说的要开发南方的蛮地，而是因为科举所开启的大门让较富庶的地主对教养子弟产生极大的兴趣。同时我们知道，宋代的士大夫重新复兴了儒学，而儒学又非常重视“仁政”；不论进入仕途的士大夫在实践方面做到什么地步，他们对不识字的农民阶层至少不会那么穷凶极恶。这样，从皇帝到士大夫，再从士大夫到一般农民，那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和草原征服者与农耕的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就从杉山教授一再强调的所谓“拓跋国家”来说，唐朝政权与广大的被统治的农民的关系，和北魏刚统一北方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杉山教授似乎比较偏爱逻辑推理，而不考虑历史事实层面的千差万别。
关于蒙古帝国，特别是忽必烈帝国的政权性质，杉山教授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简单地说，这是由蒙古军事贵族维持政治秩序，由穆斯林商人理财，穆斯林商人再把他们用各种手段得来的财物，交给蒙古军事贵族，供他们使用和享用。这种维持国家机器的方式，很难适用于中国广大的农耕地区。蒙古军事贵族突然崛起于蒙古高原，在这之前，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汉地。在把金朝赶往黄河之南以后，他们就进行了西征。他们以回鹘为师，以穆斯林商人进行管理，因为这是他们最早接触的其他文明。当他们灭掉金朝，开始管理北方汉地的时候，他们就把穆斯林的管理方式引进来，这种方式当然完全不能适用于中国北方，于是不得不调整。在他们灭掉南宋以后，他们对南方的管理又采取了新的方式。但整体而言，蒙古军事贵族主要还是借重于穆斯林，而中国式的士大夫只是作为一种辅助。这种统治方式很难管理中国，这就是他们统治中华世界无法超过一百年的真正原因。
建立明朝的朱元彰，出身于贫农家庭，完全了解蒙古统治的弊病。他企图取消蒙古人所带进来的商业因素，又厉行海禁，而且还规定农民以实物缴税，就是想要把中国倒退到纯农业社会。从这方面看，朱元彰的治国方式完全是根据广大的农耕区来设想的。而为了保卫政权，他又另外设计了独立于农业之外的军户制。他的军户制受到蒙古制度的影响，但我们还是必须承认，明朝主要还是一个农业国家。杉山教授否认明朝的农业国家性质，实在令人不解。实际上，清朝的统治方式完全是一个改良版的明朝。
朱元璋
朱元彰治国的另一个特色，来自于他可能非常熟悉的地方戏曲。[15]他制定了严密的政策，管理全国的演戏活动，规定戏曲的内容一定要教忠教孝。从明朝以后，不识字的中国农民，也可以从无处不在的戏曲演出中学到被封建化的儒家伦理。这种风气自明朝传承到清朝，甚至传承到民国时代，影响极为深远（五四新知识分子对此非常熟悉，又非常痛恨）。从以上两点来看，把明清两朝视为古代农业中国的结束，是非常正确的。他们实际上都是宋朝从皇帝到士大夫，再从士大夫到农民那种政权形态的继承者。但是，中国的农业经济从宋朝至明朝、再从明朝到清朝，商品化的趋势日渐加强，不可能再去阻挡。如果没有西方势力的入侵，而清朝是以传统中国的历史逻辑寿终正寝，中国的下一个朝代会是什么样子，实在引人深思。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确定，杉山教授大概很难体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为广大、时间上延续了这么长久的农耕国家的文化心态和独特的统治方式，所以才会有那么多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奇谈”吧。
杉山教授难以理解中华文明，可能还跟他的某些基本史观有关系。他说，西方近代国家都是军事政权，这一点我个人是同意的。但他所以能看出西方近代国家的军事性质，主要还源于他独特的历史观，在《游牧民》一书中，他特别写了《被过低评价的军事·政治力量》一节，他认为，从经济层面进行历史解读，只能是一种当代现象，表面上好像非常有效，但并不相等于对历史的理解。他说，“当然越接近近现代，作为人及时代转动的原因，经济所占的比重确实是越来越高。但甚至是在现代也相同，经济以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借由军事力量及政治力量而让世界转动这件事，也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游牧民》第252页）我个人阅读他三本著作的印象，感觉到他对草原游牧民的英雄人物由衷地赞佩，这种态度在历史学家中并不少见，法国的格鲁塞也是如此。杉山教授喜爱契丹，厌恶沙陀，但他还是不能不佩服沙陀的战斗勇气，特别对于李存勖这样的爆发式的英雄人物，他还是相当喜欢的。反过来讲，中华式的农业型的缓慢发展，以广大厚实来逐渐抵消草原游牧民的进攻，甚至在失败之后也还能把进入农业世界的游牧民最终加以吸纳，这种生存方式，杉山教授当然不能欣赏，也无法理解。
杉山教授也知道，枪炮发明以后，草原游牧民无敌于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欧亚大草原，其西面被俄罗斯帝国所包围和限制，其东面受制于清朝，这种历史发展当然是游牧民的悲哀。从另外一方面看，当西方国家能够把枪炮架在船舰上开往世界各地，从海岸炮轰任何文明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只好屈服于这种军事武力之下。对于西方世界的扩张，杉山教授曾慨乎言之：
对于西方国家在19世纪之后的征服全世界，他还说：
相比而言，草原游牧民纵横于欧亚大草原，无意中沟通了东西两方的各文明，而其高明的骑射技术比起西方的枪炮和船舰来，不是更具有“人”的味道，而较少机械性质的遍及生灵的杀戮性吗？强调西方的文明性而谴责游牧民的残暴，这样的人，很难理解他们是怎么看待人类历史的。像这一类的议论，是我佩服杉山教授《游牧民》一书的原因。
在当今世界，以其先进的军事科技肆无忌惮地从远方攻击不听话的国家，以其强大的金融体系干扰、破坏他国的自主的经济发展，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少见的军事强权，恐怕杉山教授也是同样会加以谴责的。在这样的世界大势下，一个几乎遭到瓜分的、曾经陷入极度贫困的人民几乎无以为生的古老的文明国家——中国，能够自力发展，先是保卫自己，让自己的人民可以吃饱穿暖，然后再成为世界工厂，进而以其雄厚的经济力让周边亚洲国家也跟着发展自己的经济，因而也形成一种世界力量，平衡美国那一种“唯力是尊”的恶质帝国主义，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来讲，不也是一种贡献吗？中国这个巨型国家，让杉山教授困惑不已的这个存在，应该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非常突出而巨大的现象。遗憾的是，杉山教授对这个文明的存在似乎一直感到不解，甚至有一种厌恶。我很希望，杉山教授能够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1]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译：《忽必烈的挑战——蒙古与世界史的大转向》，新北市：广场出版；远足文化发行，2012年。杉山正明著，黄美蓉译：《游牧民的世界史》（增补版），新北市：广场出版，远足文化发行，2013年。
[2]《忽必烈的挑戰》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13年出版；《游牧民的世界史》由北京時代華文書局、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14年出版。
[3]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桂林），2014年。
[4]从安史之乱（755年）到南宋灭亡（1276年）只有521年，但杉山正明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常常往前追溯，所以他统称600年。
[5]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7－201页。
[6]此下正文中凡引用《疾驰的草原征服者》，均在文中直接注明页数。
[7]此下凡引用《游牧民的世界史》（简体版），均在文中标明《游牧民》，再注出页数。
[8]参见《征服者》，第314─317页；又，《游牧民》，第210─238页。《忽必烈的挑战》一书的第三部分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论述。
[9]参见《征服者》，第285─286页。
[10]耶律德光撤军途中去世后，下三位契丹皇帝的继承问题都不是很顺利。
[11]参见陈振：《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7－648页。
[12]参见邓广铭：《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邓广铭治史学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1—82页。
[13]杉山正明毫无根据地断定建立唐代的李氏出身鲜卑族，对此姚大力教授已在《征服者》的《推荐序》中加以批评。
[14]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15]戏曲在金、元统治的北方比同时南宋统治的南方发达，应和游牧民占领中国北方有关系，此事论者已多。如果说朱元彰受到蒙元文化影响，他对戏曲的喜好也可算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