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 | 曲折的道路——我如何接触西方理论
曲折的道路——我如何接触西方理论
吕正惠
本書的主要部分寫於一九八O至八九年間，八九年之後我的精力轉移到台灣現、當代文學，古代文學的文章都是零星寫成的。最近幾年雖然想回到古代文學，但只能算熱身階段，只寫了本書中的五篇半。作為一個學者，我受了現實政治太多的牽絆，從研究古代文學的立場來看，這也許是個致命傷。但要說我的古代文學的文章看起來不太合乎學術規範，有一些特殊的風格，其原因也就在這裡。
當代大陸的古代文學研究，在我看起來，是有明顯的規範可循的。一九八O年代以前姑且不說，就最近三十年而論，大陸學界重視的是“實學”，文獻工底深厚，然後再以“知人論世”的原則來搜集、整理史料，透過綿密的工夫討論各種相關問題。也許有人會說，這種研究取徑稍嫌狹隘，但從好的方面來看，一個初入門者很容易就能學到寫論文的方法。
台灣的古代文學研究就不是這樣。從一九六O年代開始，我們一直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方法論上無所適從。這個問題有點複雜，可能要從當時台灣整體的文化氣候談起。
一九六O年代，台灣文化界基本上有兩股力量相互激盪。由於國民黨政權認為，他們所以失掉大陸，文化政策的失敗是主要原因之一，同時，他們又以“破壞中華文化”作為共產黨的重大罪行之一，所以，他們以最保守的態度來維護中國文化。用五四派學者的話來說，國民黨大力提倡的是中國的“封建文化”，並且不斷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程、朱”的道統，最後接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這樣，各級學校的國文課和大學的中文系就成為他們看守得最嚴密的陣地。在一般人眼中，國文課和大學中文系也就成為很少人有興趣的“古董”，是裝飾用的，和現實生活沒有多大關係。
跟官方的意識形態相反，在文化圈中更有影響力的是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胡適雖然在一九六二年就去世，但他在台灣的信徒還是不少，而年輕的、更具反叛性的一代，由於對國民黨嚴密鉗制思想的不滿，又進一步把胡適的思想激進化。六O年代的文化“英雄”是李敖，他毫不妥協的提出“全盤西化論”。他的名言是，學習西方文化不能挑著要，不能只要好的、不要壞的，我們要西方的民主、科學，同時也就要西方的梅毒（大意如此）。
跟著西化論一起盛行於台灣文化界的，是西方的現代主義思想和文學，這種思想與文學，被視為世界上“最現代、最進步的”潮流。在我就讀於台灣大學中文系期間（一九六七──七一），凡是被認為最優秀的文學院學生，沒有人不談邏輯實証論、存在主義和現代詩的，這些都是西方先進文化的代表。這樣，我們中文系的學生就分出兩類來：無知無識的，只會背講義和課本，和趕流行的、被時潮牽著鼻子走的。我屬於後面一類，而且是其中最笨拙的一個。
那時候，台灣的大學教育已經非常畸形，最優秀的學生選擇讀理、工和醫科，其次讀法、商，最差的才讀文科，而文科中最優秀的大都選擇外文系，總之，未來出路是唯一標準。當然，也有極少數好學生選擇讀文、史。中文系的好學生又分成兩類，第一類以復興中華文化自許，天真的相信國民黨，這一類當然不趕時潮。第二類，不相信國民黨，跟著潮流走。我說我是後一類中最笨拙的，是因為，我雖然跟著大家走，卻一直走在最後面，怎麼趕也趕不上。我一直覺得自己很笨，因為別人學新東西一學就會，而我就像唸不熟悉的宗教經典一樣，總是唸得結結巴巴。
那時候，台大外文系帶領著台灣文壇，他們已經出了一批名作家，而中文系則寥寥可數。現在，他們又“侵入”中國古代文學領域，一直批判中文系抱殘守缺，看文學作品只會用最古老的方法。我沒辦法像中華文化復興派那樣對他們嗤之以鼻，只能以類似朝聖的心情注意著外文系學者怎麼講。老實說，那時候（包括一九七一──七三在台大讀碩士時）我還真認真，外文系學者寫的文章，我很少沒讀的。這樣，我就陷入一個困境中，我喜愛中國古代文學，但既沒辦法為它辯護，又不知道如何研究；而我，卻夢想著做一個研究古代文學的教授，這個教授要怎麼當法呢？
於是，我下決心回去苦練英文，想要自己到西方書籍中取經。我的方法是最笨的，不斷的查單字，只練“讀英文”，其他聽、說、寫全不要。幾年下來，勉強還可以看。不過，這不能解決我的苦惱。就習性而言，我還是喜歡傳統“知人論世”那一套，我喜歡讀歷史，更加深我對這種方法的偏愛。但我讀的西方理論基本上不理這一套，尤其當時在台灣盛行的美國新批評，更是對它大力抨擊。這樣，我花了幾年工夫學到的新方法幾乎完全用不上，我更加覺得是自己笨，怎麼學都學不會。
由於雙腳分踏在新、舊兩條船上，我的碩士論文連自己都不滿意，不敢報考台大博士班，就按台灣規定，先去服兩年兵役。服完兵役後，失業一年，第二年（一九七六）才勉強擠上東吳大學博士班。這是我非常苦悶的一段時間，但沒想到，台灣社會也正在悄悄進行大變化，我終於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並且從現實的衝擊中勉強找到了出路。
一九七O年代中期，長期控制台灣社會的國民黨面臨兩大衝擊：政治上，黨外運動一波強似一波，威權體制難以維持；文化上，鄉土文學運動強烈要求“回歸鄉土”、回歸現實，大力批判六O年代的西化風潮。我完全支持這兩大運動，這樣，我開始從書齋中走出來。
七O年代的大反叛，首先讓我覺悟到，文學跟社會現實的緊密連繫，於是西方理論（特別是美國新批評）那種“文學具有獨立性，可以孤立於現實之外”的理論預設不攻自破。長期以來，我不敢宣之於口的對西方流行理論的懷疑，現在從“懷疑”上升到“根本不相信”，這樣，“知人論世”又重新具有了正當性，這是我擺脫“西化論”的第一步。
也就在這時候，我開始偷讀一向被視為禁忌的馬克思，開始接觸歷史唯物主義。在馬克思的思想體系中，這是我最信服的一部分。它告訴我，所有精神性的東西，都可以找到物質基礎。也就是說，再抽象的文學理論、再唯美的文學，都可以從廣闊的歷史背景加以解釋。我認為這和中國的“知人論世”完全不衝突，而且可以讓“知人論世”的方法變得更細密，更具有可操作性。
就在這種背景下，我逐漸對我所喜愛的古代詩詞產生不滿。我覺得它們太靜態、太閉鎖，跟社會現實的關係太遠。相對來講，我比較熟悉的西方文學作品──十九世紀的西方小說，明顯更貼近現實，更具有“介入性”。這時候我也能偷讀一點魯迅，深深覺得，魯迅勸人少讀中國書是有道理的。
一九八O年代大陸經歷過新啟蒙運動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我的“覺悟”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議了，因為我走的路剛好和他們相反。大陸是從政治到非政治，我是從非政治到政治。不過，我確實是從一九七O年代的強烈現實感中找到了評論古代詩詞的一條道路。
〈內歛的生命形態與孤絕的生命境界〉一文最能表現我當時的心境。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士的困境就在於他們常常被隔絕在一個抒情空間中，對現實無能為力。我用極為抒情的筆調來描寫傳統士大夫的悲哀，事實上表現的是我企望“介入”社會現實的強烈欲求。不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灣，到現在都還有朋友表示喜歡這一篇短文，可見我不是無的放矢。（〈中國詩人與政治〉和〈悲劇與哀歌〉的第一節，也都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這樣的文章有點像“學術雜感”，學術界也許會認為不能算是“研究”。在“研究”上，我的方法是偷偷的使用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唐朝是門閥士族逐漸被新進士階級取代的社會結構的大變動期，我在〈鮑照與杜甫〉、〈杜詩與日常生活〉、〈元和詩的日常生活意識與口語化傾向〉（本文是我的博士論文中自覺比較滿意的一章）雖然沒有提到這一階級變遷，事實上是要論述從六朝詩到唐詩再到宋詩的詩歌寫作方式，如何反映了這一階級變遷。在台灣中文系的行規中，我如果公然提出馬克思的階級論，一定無法在學術界立足。然而，我這種不插旗幟、暗中挪用的方法卻讓我得到一些師友們的讚賞。我現在還認為，這是我寫得比較好的古代文學“論文”。
也在這一段時期，高友工先生從美國回台大外文系客座一年，我去旁聽。高先生講他自己發展出來的中國抒情文學美典論，他認為，中國文學的最大特色就在於這種抒情美典（抒情文學的美學經驗的獨特形式）。高先生所欣賞的美學經驗，正是我當時特別反對的中國抒情詩的內歛形態。我對他的美學判斷不以為然，有時候故意跟他抬摃，但高先生跟一般外文系學者的最大不同是，他強調中國文學的獨特性，這對我的思考產生強大影響。既然中國文學有它的獨特性，我們就不能隨意使用西方理論來詮釋中國文學，因為這些理論所據以產生的西方文學和中國古代文學差異太大，因此這些理論對中國文學的適用性也就非常有限。高先生的詮釋方法，對我進一歩從“西化論”解放出來產生很大的推進作用，從此以後，我就不再相信西方文學理論是萬能的，也決不隨意套用西方理論。
在高先生這一傾向的影響下，我寫了兩篇文章，〈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形式〉和〈物色論與緣情說──中國抒情美學在六朝的開展〉。在前一篇文章中，我從中西文學形式的比較中論述中國古代文學非常偏重抒情，並且企圖說明古代文學的主要文學形式如何表現它們獨特的抒情方式。在第二篇文章中，我分析這種抒情文學精神主要是從古詩十九首開始的，並且進一步說明，六朝的文學理論如何反思這一問題。這兩篇我都寫得非常用心，就寫論文的觀點來看，這兩篇的論述過程比較詳盡，我自己也比較滿意。作為“高派”理論的延伸論述，這兩篇也比較引起台灣學界重視。對我自己來講，這兩篇的意義在於：我終於拋棄套用西方理論，找到自己的論述方式。
高先生的美學感受是比較獨特的，我雖然不讚同他的偏愛，但還能領會他的說法。有一次他談到普魯斯特，談到普魯斯特小說對“回憶”的處理方式，讓我留下深刻印象。不久我就讀了班雅明論普魯斯特那一篇名文，有了進一步的體會。過了一段時間，我突然想到，杜甫晚年的某些詩作和周邦彥、姜夔一派詞人對往日情事的不斷回顧，都可以用這種方式重新詮釋，於是先後寫了〈庾信與杜甫〉和〈周姜詞派的經驗模式及其美學意義〉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在高先生兩次短暫回台灣時，我都曾呈請他批閱。按我的記憶，高先生所以對我有比較深的印象，主要是由於這兩篇文章。為了第二篇，他還跟我寫了一張便條，並且當面告訴我，最好如何修改。事實上，這篇文章正是要反對他對南宋詠物詞的欣賞，而他完全不以為忤。
當時我的文學喜好雖然和高先生相反，但他還是教會了我如何更細緻的分析不同的抒情文學經驗。抒情文學理論是西方文學理論最薄弱的一環，長期以來，我所以對西方理論深感困惑，主要原因就在於，西方理論很難應用來分析中國的抒情文學，而抒情文學正是中國古代文學的核心部分。高先生在這方面對我影響很大，他讓我知道，關於這一點，我們中國人只好自己動手、自己思考，西方理論最多只能起到一些輔助作用。
總結以上所說，一九八O年代我所以終於從六O年代“西化論”和西方理論至上論走出來，主要源於我對現實政治的關切，因此反過來思考我一向喜愛的中國抒情詩。因為有一種反彈情緒，我反而能客觀的加以審視。就在這個時機，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高先生的抒情美學論從完全不同的方向幫助了我。從此我才了解到，沒有自己的喜好、沒有自己的關懷點，沒有自己對各種不同文學作品的廣泛閱讀，任何理論都不能為你所用。理論最多只能發揮一點幫助思考的作用，理論不是萬能鎖，問題要自己找、自己解決。
現在回顧起來，在一九八O、九O年代之交，我大致已掌握了一套自己對中國抒情傳統的分析方式（這種分析方式還可以推展到唐宋古文），但很遺憾的，我並沒有有循著這一方向發展下去，因為另一個迫切的現實問是完全佔據了我的心思。
就在這時候，兩大反對運動，突然以民進黨組黨（一九八七）匯合成一股越來越龐大的台獨運動，這一運動因李登輝擔任十餘年的總統（先是代蔣經國死後的空缺，再正式擔任兩任八年總統）、以及二OO四年陳水扁當選總統而達到高潮。身為農村出身的南部台灣人，從小敏銳感受到台灣的省籍矛盾，我對這一運動有比較深切的理解。但我無法接受，這一運動竟然以“仇視中國”與“脫離中國”作為主要訴求。在那一段時間，我每次聽到我的台灣同胞肆無忌憚的藐視中國的言論，都會感到椎心刺骨的痛苦。我的民族尊嚴受到最嚴重的傷害，而傷害我的人竟然不是美國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從小跟我一起生長的、最親密的台灣同胞（他們深受美國、日本影響）。
在八O年代末期，我逐漸寫起台灣現、當代文學評論，主要是為了呼應鄉土文學運動，現在，我更加不願意放棄。台灣文學性質論（台灣文學是否具有主體性？）變成是反對陣營（都反國民黨）統、獨兩派論爭的焦點。統派越來越勢單力孤，我的文章逐漸沒人看、甚至沒地方登。我在這個陣地白白浪費了十年的光陰，現在回想起來，就像一場夢魘。
不過，這一段痛苦的經歷還是對我有好處。我逐漸反省到，國民黨大力推揚中國的封建文化、西化派以完全否定中國傳統來對抗，這一切竟然成為台獨派藐視中國言論的基礎之一。這樣，我就意識到，五四時期的激烈反傳統可以發展成這種畸形的背棄中國，這恐怕不是五四知識分子所能料想得到的。
也就在這個時期，在大陸所進行的新啟蒙運動，有些思考模式，竟然和台獨派頗有神似之處，讓我更為震驚。我看過《河殤》影片，才發現，台獨派早已把影片中的大陸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的對比，轉移為自己所用。後來我聽到一種議論，認為中國現代化的最佳途徑就是被西方殖民。台獨派其實是一種模擬版的“脫亞入歐”論，認為台灣已經西化，因此不屑於當落後的中國的“後代”。這樣，我在大陸的極端西化派和台獨派找到一個共同的源點：崇拜西洋文化、藐視中國文化。由於他們對我所進行的慘痛洗禮，我終於能夠徹底反省到，五四時期所掀起的激進反傳統潮流，現在應該功成身退。現在中國人除了在政治、經濟領域繼續發展之外，還必須在文化領域尋回自主權──我們必須重新肯定傳統文化，不然，不足於立國。
就這樣，我重新閱讀中國歷史、重新思考中國文化，重新在更廣闊的角度思考西方文化的發展歷程。在這種文明對比下，我終於有信心再回去詮釋中國文化。
我的思考歷程非常複雜，這裡只講最簡單的一點。西方文明的源頭是希臘文明，希臘文化的發源地，希臘半島的核心區，其面積比現在的浙江省還小，因此希臘人必須往外殖民。他們的殖民地，最北方是黑海沿岸，再到小亞細亞，再散布到義大利半島南部和西班牙海岸。雅典帝國的全盛時代，其殖民地遍佈地中海沿岸。再看中國文明，從夏、商、周三代以來，核心區是黃河中下游的河南大部分、陝西東部、山西西南部、河北南部、山東中、西部，再加上一小部分的江蘇、安徽、湖北。把現在上述北方各省的面積總和再扣除一些，總面積約四、五十萬平方公里，約略相當於現在的法國。以這裡為基礎，再擴展到長江流域及南方各省，在漢帝國時期，其面積接近整個西歐的總和，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農業帝國。它的發展是蔓延式的，完全不同於希臘的海外殖民。這樣歷史形成的文明和希臘文明當然不一樣，的確是大陸型與海洋型的強烈對比。我們可以從各種條件解釋各自的發展歷程及其特質，但如果我們只責備中國為什麼不像希臘一樣發展，天下有這麼荒謬的邏輯推理嗎？這根本違背了最簡單的歷史唯物主義原則。
再舉一個更鮮明的例子。一九五O年代，多少大陸歷史學家激烈爭論，中國什麼時候脫離奴隷制時期，什麼時候進入封建制時期。他們忘記了，馬克思只把東方社會籠統稱之為東方專制主義，把它劃在西方社會四個時期的“化外”之地。事隔五十年，現在的歷史學家在認識上好像逐漸趨於一致：中國歷史上好像沒有典型的奴隷制，像希臘、羅馬時代，好像也沒有典型的封建制，像西方中世紀。從五四到現在，我們全部都在拿西方的尺衡量中國，並對中國指手劃腳：你為什麼沒有長成這個樣子，你為什麼沒有變成那個樣子？就我個人來講，我好像做了一場荒謬的夢，醒來才發現自己真可笑。就這樣，我徹底擺脫了“西化論”和西方中心觀。這個時候，我也發現自己已經六十歲了，這種歷史感受未免太深刻，以致於有點辛酸。
崇拜西洋文明，唾棄自己的文化，是現代中國人的宿命。事實上，不論是研究中國文化，還是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總會多多少少背負著這種宿命感，從而在一般人的眼中成為一種特殊人物。這一情況，在台灣比在大陸嚴重得多。雖然我已年齡老大，但能釐清這一歷史迷霧，還是感到欣幸不已。我還可以努力個二十年，總還可以寫出一些東西。即使寫不出來，中國人才眾多，一定有人可以做出更好的成績，也不必為自己感到遺憾。這是我自己一本比較完整的古代文學論文選集，因此不嫌囉嗦，講了這麼多，藉以記錄一段歷史經驗，同時也藉以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