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 | 追怀高友工先生
追懷高友工先生
吕正惠
惊闻高友工先生于十月二十九日去世，相信所有中国语言文学的研究者、学习者都从高先生的《美典》和《唐诗的魅力》里获得了知识的启发和推助，无论理论范式（如“抒情传统”）还是方法引导（高先生的古典研究让我们第一次获得了对中国文学“客观判断”的操作可能），可谓溉泽后学，导夫先路。今日保马推送吕正恵老师两篇文章，以示悼念。其中《追怀高友工先生》一文为吕正惠先生特供于我处，是吕先生在得知噩耗后第一时间所做，饱含深情至意。文中作者追忆了与高友工先生在生活、学术交往的点滴，特附有高先生对吕先生的一封珍贵书札。另一篇《曲折的道路——我如何接触西方理论》乃是吕先生《政治现实与抒情传统》（本期“每日一书”栏目有推送）一书的序言，先生对自己曲折的学术生涯进行回顾反思，可见马克思主义与高友工先生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教会他如何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历史现实相结合一样，高先生所强调的中国文学独特的抒情经验，则对吕老师进一歩从台湾六十年代以来盛行的“西化论”“西方理论至上论”脱身而出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感谢吕正惠先生独家授权保马发表。
文末附有延伸阅读链接，集合保马过往推送的吕正惠老师的文章。
今天天氣特別涼爽，午覺睡得很好，一口氣睡了兩個多小時。醒來之後，立刻打開郵箱，因為我正等待幾封回信。等待的信沒有到，卻意外的接到羅崗來函。我打開一看，心頭如受撞擊──高友工先生去世了。我呆坐在沙發上一段時間，突然想起高先生曾經給我寫過一張紙條，我一直寶藏著。我把紙條找出來，看了許久，決定把它公開發表，因為紙條可以看出，高先生對於後輩的殷殷教導。我在《曲折的道路》一文中特別談到高先生對我研究詩詞的啟發，這張紙條就是最好的証明。
《曲折的道路》提到，我在聽高先生的課時，有一次他談到普魯斯特的《追尋逝去的時光》。高先生說，“回憶”是一種美學的基礎，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學理論，有很多是建立在“回憶”之上的，而普魯斯特的小說就是這種“美典”的代表作。高先生這段話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一直沒有忘記。因為有高先生的啟發，我後來才會在《杜甫與庾信》一文中討論杜甫晚年的回憶詩。我還想起，從柳永開始，接著還有周邦彥、姜夔、吳文英等人，都很喜歡回顧他們過去與歌妓們的一些交往，於是我又寫了一篇《周姜詞派的經驗模式》（初稿題目）。有一年，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邀請高先生到清華大學進行幾次演講，我第一場就去了。演講結束後，我把這兩篇文章呈給高先生，我還跟他說，沒有聽到他的課，我就不可能寫成這兩篇文章。下一次演講時，高先生見到我，遞給我一個信封，裡面裝的就是這一張字條，內容如下：
正惠，你的大作實在很精彩，對我有很多益處。尤其是能鎔合考據與批評，既不死啃考據，又不空泛批評，這是一條最合宜的路子。廿二頁中談「現在」成為「歷史」一節值得擴大。與我的一些想法不謀而合。我要討論的「藝術中的道德層次」即是講人的道德理想其實只是對於自我的想法，肯定。而以自己作為反映即是這種認識之體現，然而其自我缺乏深度。但能以自我的過去為反省，則加深了自我生命的幅度。
所寫姜周詞的特色，與柳之不同，可以說是大快人意。發很多前人未發之處。以現代之失意予過去情事以異彩是極有重要性的斷語。我要補充的是周姜詞的長調亦與柳氏極為不同。也許長調之建立就是這種詞風之所以能夠擴大其經驗的原因，而經驗之層面能包容過去則是與你的見解相通之處。柳之長似仍沿敘事之舊經，姜則過去、現在、未來交錯交織。而周也許正是承前啟後的關鍵。
此外因溯及過去，必借助於用典。而其用法又有各種不同。似乎可略加探討。經驗模式是個極好的樞紐，據此以推也許可以進而研究吳文英、王沂孫的詠物。不知有此豪興乎？
友工草於十月八日晨
信札原件图片（感谢吕正惠先生和台湾人间出版社惠赐资料）
這封信所以值得發表，是因為高先生談到了許多具體的問題，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他提到，“‘藝術中的道德層次’即是講人的道德理想其實只是對於自我的想法，肯定。而以自己作為反映即是這種認識之體現，然而其自我缺乏深度。但能以自我的過去為反省，則加深了自我生命的幅度。”這一見解特別讓我佩服。高先生後來好像並沒有深入討論這個問題，但我一直記得，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夠用我的方式闡發他的深刻的見解。
大約在1993、94年左右，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當時清華大學把中文系、外文系兩系的文學老師合在一起創辦了這個研究所）聘請高先生回來客座一年（或半年，記不清楚了）。所長沒有按照規定在所務會議上討論這件事，私底下就聘了，他還沒有經過大家的同意，做過其他不少事情。大家都很不高興，準備罷免他，所長自知理虧，自動辭職了。這一件事鬧得沸沸揚揚，有人就謠傳說，我和蔡英俊（所裡和高先生最親近的人）聯合反對高先生。我非常痛苦，不知道怎麼跟高先生澄清，只好不了了之。
朱曉海教授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時候，舉辦了一次大規模的古代文學研討會，準備請高先生回來擔任主題演講，並決定由我寫一封邀請函。我那時候人情還不夠通透，竟然在信中提起往事，順便為自己澄清（我應該什麼事都不談，只談請他回來演講）。高先生看到我的信，似乎有些不高興，回信說，他不回來了。我也有點生氣，也沒回信給他，我應該再寫一封信跟他道歉。多年之後，高先生有一位學生跟我提到，高先生說，他還欠我一場演講，我就知道他原諒我了。可惜，那時候我已被邊緣化，沒有權力可以邀請他回來了。
2008年，高先生在北京三聯出版社出版了《美典：中國文學研究論集》，我立即買了一本。沒想到幾個月後，台大學長柯慶明先生也轉寄給我一本，扉頁還有高先生的親筆簽名，我既驚訝，又感動。高先生在序文中還說，“僅就抒情傳統這方面，台灣的蔡英俊、呂正惠和新加坡的蕭馳，早就後來居上，我只能遠遠地贊嘆和欣賞”。我了解高先生，他的意思其實是，這三個人在抒情傳統的論述方面都受他影響，而且做得還可以，這其實是在提攜我們三人。看到這句話，我怎能不感到羞愧呢，因為我很少提到我受到高先生重大的影響。為了報答高先生，2010年我為大陸版的《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寫序言〈曲折的道路〉時，就公開承認，我在抒情傳統這一問題上，主要得之於高先生的啟發。現在高先生走了，我就把這篇文章在網上再發一次，以表達我的追思與感念。
2016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