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博洲｜落叶归根——悼念陈映真先生
编者按
2016年11月22日下午，陈映真先生在北京逝世。面对台湾岛内的诸家媒体关于陈映真先生“憾未落叶归根”、“客死异乡”的说法，蓝博洲老师用满含深情的笔调回顾了陈映真先生的一生。陈映真先生的“根”在哪里？在蓝博洲老师看来，这个“根”是陈映真先生对于“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和公平、进步的人民”的渴望，是陈映真先生早年呼唤的那列 “没有目的地”的火车在历史的行程中找到的终站，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革命青年理想所寄托的一条蜿蜒的山路。正因如此，病逝于北京的陈映真先生，才根本没有人们所谓“落叶未能归根”的问题与遗憾。只有祖国的完全统一，才是陈映真先生心心念念的“故乡”。
保马推送蓝博洲老师的这篇纪念文章，深切悼念陈映真先生。
落叶归根
——悼念陈映真先生
文/蓝博洲
2016年11月22日14时36分陈映真先生在北京告别人间了。
消息传出，岛内的诸家媒体都意有所指地以“憾未落叶归根”、“客死异乡”的大标题作了“盖棺”报导。
那么，映真先生的“根”，也就是“故乡”，在哪里？
根据先生自述，1937年11月6日，他与双胞胎哥哥出生于日本统治下殖民地台湾的新竹州竹南街中港庄的牧师家庭。这样，他的“根”应该就是台湾光复后改制为苗栗县竹南镇的滨海的中港渔村了。可是，他后来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呈现任何与这个小渔村的生活关联，只有一个用母姓写评论文章时的笔名“许南村”做了一丝“根”的连结。
其实，陈映真早就过世了。
映真先生本名陈映善，不到两岁时过继给三伯父后改名永善。映真，是他双胞胎兄弟的名字。他说，后来生父全家从竹南搬往桃园，两兄弟不得不依依不舍地分开了。到了日据末期的1944年，为了躲避盟军飞机的轰炸，生父和养父两家都疏散到台北县莺歌镇，永善和小哥映真又相见了，并且一同欢欢喜喜地进入莺歌公学校就读。
9岁那年，有一天，在上学的路上，映真突然“肚子疼”而一脸苍白，永善把小哥送回生父家，然后自己一个人落寞地上学。映真住进了台北的医院，再也没能回到学校。几天后，在莺歌车站，永善看到生父捧着小哥映真白色的骨灰盒，走出“那个栽着修剪得滑稽的矮榕的月台”。
莺歌车站
我要走出这么狭小闷人的小岛
陈映真的夭折使得初尝死别的陈永善觉得失去了一个对等的自我。他异常悲伤，终日流泪哭泣，感到无限寂寞。多年以后，为了让死去的小哥与自己一起活着，他于是在作品发表时署名陈映真。从此以后，活着的陈永善通过他的文字，让逝去的陈映真，连同莺歌，成为文学世界里一幅美丽而多彩的风景。
所以，陈映真的文学故乡，应该是莺歌小镇了。
1958年，小说家的养父去世，家道遽尔中落。“许南村”在《试论陈映真》一文中自我剖析说：“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破败的市镇，贫困的家境，少年的迷惘和失落，乡愁和青春期性意识的觉醒，加上在反共的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日益激进的思想所带来的内心的激忿、焦虑和孤独，于是就在他1959年开始创作之后，构成了早期作品中那种伤感、忧郁、苍白而且苦闷的基调。
1960年9月，映真先生在发表于《笔汇》的短篇小说《故乡》里写道：
“平心说，特别是我的那个故乡，是怎样看也无法说它是个美丽迷人的，或者说可思念的。它是个异常缺水的地方。所以熟悉的人每当想起它来，几乎都感到一种彷佛在盛夏里午睡方醒的时候的那种无气味的干燥来。此外，那里有将近六十支陶瓷工厂的烟囱，和一家公营的焦炭炼制厂。这样，便把这小镇常年地罩在煤烟底下了……它有着八个日夜火烧着的火炉。通到数十里外的矿山的台车轨。冲洗的水流到溪里，使半截的溪流里再也看不见游泳的小童和浣衣的妇人们了……”
因此，小说家让主人公最后无力地吶喊：
“我不回家，我要走，要流浪。我要坐着一列长长的、豪华的列车，驶出这么狭小、这么闷人的小岛……驶向遥远的地方……没有目的地奔驰着”。
大约是二十年后罢，1960年3月出生的我，在思想没有出路的大学时代读到了这篇小说。也许是它恰恰反映了文艺青年想要远离那保守、封闭的故乡的心境吧，初读这篇小说之后的我竟着魔般带着病态地迷恋着这句话，并且过着那种小说家所谓的“波西米亚式的大学生活”。于是我也跟同时代的许多文艺青年一般，从小说家的处女作《面摊》开始，进入他那一直被视为“异端”的思想与创作的世界。因为这样，小说家笔下“那个栽着修剪得滑稽的矮榕的月台的故乡小站”莺歌，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我难以忘怀的文学乡愁了。长久以来，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中，每当搭乘的纵贯线火车经过莺歌小镇时，我总是不由地升起一股莫名的激动，望着过站不停的快车窗外急速流逝的风景，学舌地吶喊着：
“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
问题是，23岁的小说家所坐，那列驶向“没有目的地”的“遥远的远方”的火车，终归会有终站的。
把这只笔献给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
在莺歌，映真先生亲历了台湾光复、228事件，乃至于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大约小学六年级时读了鲁迅的《呐喊》，使他成为一个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可他在“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的青年时代，却只能在20年代以来的进步思想、运动与先辈们被国府彻底肃清的荒芜中，透过台北旧书店街残存的进步书籍，寻找思想出路。
1964年1月，映真先生又从破败的莺镇的生活经验汲取创作的养分，发表了一篇反映中国内战所造成的民族悲剧的重要作品《将军族》。他塑造了“两个饱经挫败和凌辱的卑屈的人物”，一个是年过四十，内战后随国民党军队来台，领了退伍金的东北老兵；另一个是十五、六岁，被家人一卖再卖的东部后山的小女孩。这两个无力和巨大的现实对决，而把光明和幸福的人生寄托在一个神秘的渺不可知的来生的“卑微的人物”，于是成了两个典型的小说人物。当今台湾政客们随便嚷嚷的“族群融合”的问题，恐怕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像《将军族》那样真诚而深刻地直面现实。这点，除了对近代中国历史悲剧的深刻体认之外，他在莺歌的具体生活经验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吧。他曾经在《鞭子和提灯》一文，描述“小哥死后几年”和“屋后迁来一家姓陆的外省人”相处的美好经验。然而，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他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家兄妹俩，也分别在莺歌和台南糖厂被捕。
1968年5月，映真先生被捕入狱。判决定案后，他被移监“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台东泰源监狱，从而“头一次遇见了百数十名在1950年韩战爆发前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于当时大屠的恐怖、在狱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他后来写道，通过这些老政治犯，“他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这时候，对青年小说家陈映真来说，那些在“50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
那列在“遥远的远方”奔驰着却“没有目的地”的火车，终于有家可归了。
从日据以来台湾左翼运动的历史长河来看，历史恰恰在这里让映真先生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正因为有过这样直面被湮灭的历史的经验，他后来的中国认同才会有不同于他人的发展与坚持吧。
《夏潮》杂志
1975年7月，随着蒋介石的逝世，映真先生在监禁七年后特赦出狱，随即积极投入方兴未艾的党外民主运动。1976年他参与《夏潮》杂志的创刊与编写工作，历史地成为乡土文学论战的主将，也被公认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1979年10月3日，他再次被捕，拘禁36小时后释放。在侦讯时，他才知道当局“有专门对他的作品和言论做系统的思想检查分析和汇报的专业思想侦探”。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有台独倾向的《美丽岛》杂志发表《关于十·三事件》一文，报告历劫经过，同时宣称：
“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事业毕竟在文学工作上……我自知我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驮负着与我的才能不称的关爱，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只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
面对党外运动朝着暗藏台独主张的歧路前进的严峻形势，映真先生又在11月，通过出版小说集《夜行货车》的自序，再次表明了坚定的中国认同的写作立场：
“在中国，和在古老的亚洲一样，一切不屑于充当本国和外国权贵之俳优妾妓的作家的命运，是和写一切渴望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和公平、进步的人民一样，注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监禁和死亡中渡过苦艰的一生……物质生活基本上公平和充裕；精神生活上不虞组织性的谎言和神话教条；政治上充分的自由、民主；国家完全的独立；民族从帝国主义下获得解放……这一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不可压抑的、不容妥协的愿望，就是海峡两边中国作家自己的愿望。他们决心不惜牺牲性命，为实现这一民族共同的愿望，和全中国人民一道，奋斗到底！”
但是，12月，南台湾的高雄发生了“美丽岛事件”。映真先生忧心地看到，以此事件的“勃发、公开审判和判决的全事件过程为分水岭，台湾的政治思潮和文艺思潮发生了鲜明深刻的变化。”他说：“我眼看着原本毫无民族分离主义思想，甚至原本抱有自然自在的中华民族主义思想感情的一部份台湾文学界朋友，和全社会全知识界的思想氛围，以‘美丽岛事件’为界，逐渐从反国民党的义愤，向着反民族和分裂主义转向。”
然而，他又说，在“台独”运动和以他所属的《夏潮》为中心的左统派都同受当局“严重的虎视”的当时的条件下，左统派在道德上、在政治上却无法对民族分离派的论述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于是，他只能就“台独”意识产生的社会构造和历史根源，展开思想的清理与批判。
《山路》，陈映真 著
根
1983年起，在政治禁忌犹存的年代，映真先生进一歩勇敢地展开他揭露50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的系列小说创作《铃铛花》与《山路》。与此同时，他又发表《绿岛的风声和浪声》，公开呼吁当局立刻全部释放50年代被捕的政治终身犯。1984年元月，坐满三十年以上监牢的十一名政治终身犯终于假释出狱。他又进一步发表声援最后两名监禁已达33年以上的50年代政治终身犯的《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
通过他的小说与报告，战后出生的台湾青年一代才第一次具体地触及到长久以来台湾社会“夫不敢传妻，父不敢言子”的恐怖政治的历史源头。我也因为这样的启蒙而开始有了想要进一步认识台湾历史的渴望。
《铃珰花》和《山路》是两篇以动乱时代在莺歌小镇表现的局部画面作为典型环境的短篇小说。其中，《铃珰花》是映真先生亲眼目睹代课老师半夜被人用吉普车带走，留下白发苍苍的母亲在土屋中悲泣的童年经验。到了《山路》，“从矿山蜿蜒着莺石山，然后通向车站的煤矿起运场的、那一条细长的、陈旧的、时常叫那些台车动辄脱轨抛锚的台车道”，已经不再是年轻时候让他想要远离的破败的故乡意象，而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革命青年理想寄托的“山路”的象征了。
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其实就是以中国的孩子自居的映真先生情思所系的“根”之所在。对病逝北京的先生而言，根本就没有人们所谓“落叶未能归根”的问题与遗憾吧。
（2016.11.27深夜于北京木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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