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健民 | 内战冷战意识形态的新魔咒──评龙应台的1949
内战冷战意识形态的新魔咒──评龙应台的1949
近日，“龙应台港大演讲”事件持续升温，引起了社会热议。在这一事件中，向来善于给青年们灌输西方普世价值、鼓吹台湾特殊论的龙应台女士，猝不及防地被台下的爱国师生们将了一军，极不情愿地看到了他们齐唱红歌《我的祖国》的壮观场景。在随后发表的回应文章中，龙女士急于洗白自己尴尬之情的意图跃然纸上，明眼人一看便知。龙女士在文章中声称：“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浪就是稻浪罢了”，其目的当然在于把这首歌曲“去政治化”，给里面填充上“人性”的陈词滥调，使之中性化。但是，事实表明，龙女士的一贯言行却又是最最政治化的。她把西方文明当成先天优越的价值标准奉若神明，却把大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贬低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不幸。在这一认识框架下，龙女士把台湾视为西方文明的忠实继承者，不断地标榜台湾的优异和特殊之处，并有意地为两岸统一设置障碍。她的政治立场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路易·阿尔都塞说：“一旦有人来对您说：我不搞政治，那么您就可以确信他搞政治了”，龙女士的言行恰可为这个精辟的论断添加注脚！令人欣慰的是，此事一出，大批的青年朋友表现出极强的辨别能力，他们鲜明地意识到无论是大河还是稻香，都只有在“祖国”的怀抱中才能领略其壮美。龙女士的那一套障眼法顿时失去了效用，几十年如一日辛苦熬制的“文明论鸡汤”也大失其味，变成了无人理睬的残汤冷饭——我们应该庆幸，历史好在是人民写的，“伪士”的把戏再高明，也无法遮蔽群众的双眼，他们总会在集体智慧的烛照下现出自己那可鄙的原形。
保马今天推出的两篇台湾学者的文章，正是要对龙应台女士的言行中深刻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进行剖析。这两篇文章理据分明，风骨劲健，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龙应台女士究竟是怎样的一位“自由圣母”。我们还认为，这次事件并非孤立。它是如今大行其道的“去政治化”和“普世价值论”的典型代表。它和“民国范儿”的泛滥、“乡贤政治”的抬头虽然名目各异，却共享着同样的思维方式。因此，这两篇文章更重要的价值在于破解这种思维方式，为我们正确思考当下中国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最后，感谢曾健民和赵刚两位老师的授权。
60年来，台湾社会的快速变化，不管是经济生活或是政治转型，从未脱离内战冷战的大框架。在思想领域，不管是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也都是在这个大脉络下的旜递；这些思想，由于从未有过对台湾内战冷战结构的彻底反省和批判，都很难超越反共的自由主义和反中国意识的基调。它特别具体表现在如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杜塞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包括党派、媒体、文化、校园等。
台湾内战冷战体制的历史起源，在1949年。对1949年历史的反省和批判，也是从知识上思想上或者感情认同上超克内战冷战意识形态的起点。然而，至今连一本最起码的有关1949的基本历史知识性著作都未出现，可见内战冷战意识形态仍然在台湾的精神思想领域占有统治性地位。
果然，在这1949历史批判的不毛之地，长出了以「内战冷战现代化论」为基本价值观点，对1949年进行叙事的异化之果──龙应台的《1949大江大海》。
此书一出大为热销，连中国大陆也出现一些粉丝。
这种现象印证了，内战冷战意识形态不但是台湾现实生活的结构，普遍地无所不在；而且在政治经济的再生产结构中，作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思想不断地再生产。虽然它是脱离真实社会历史的虚假意识，颠倒意识，但作为维持现实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龙书表现出来的，虚假的1949，正是这种现象的最好的例证。
在中国时报专访中，记者问及如何克服口述历史常有的「选择性记忆」问题时，龙低调回答称：这本书「是非常个人的写作」、「不是学术著作」、「并非全貌呈现当时情况」。这回答与她大部分时间的高调、虚夸口气大为不同。然而，这本书真的只是「非常个人的写作」吗？恐怕也并非如此。
龙书以高度企划后选择的许多个人内战经验为素材，再以意识流时空倒错穿插的印象式写作方式，带着浓厚价值判断的叙事，加上把事物简单化漫画化的煽情话语，并贴出蒋军溃败，军民逃难流离的悲情场面。虽然像一幅模糊的老照片，背后却贯穿着一句简单又强烈的潜台词──中共解放战争的残暴。
它把国府军民个人在内战中遭逢的悲剧性命运，用相当任意性的文艺创作笔法，选择性叙事，倂凑成一幅战场受难图。这里面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历史反省，还抽离了中国现代史的脉络，除了战场看不见一点当时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社会矛盾。看不见内战爆发的原因，也看不到到底是什么政权是那些人，使这些军民在大江大海中流离受难？完全没有交代。战场上除了这些受难的国府军民和残暴的解放军之外，没有1949的历史；1949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同胞的命运好像从来就不存在。其实，这些同胞从来就不是她关心的对象，在她的意识形态世界里从来就不存在，若有，也是异类的「匪」的存在。
就像她自己承认的，这本书不是历史著作，也不算是「报导文学」。全书再现的1949形像，充其量只是一部为了控诉中共解放战争残暴的「反共文学」现代版。它不禁使人想起50年代流行的，在夜间的大操场上舞台灯照耀下上演的「反共剧」，令人不寒而栗；也像极了眷村叔伯向围拢的孩子讲的万恶共匪的故事。只不过它使用了美式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话语，再加上夸张的文艺笔调，符合了今日台湾主流意识的胃口；符合今日去历史化的历史论述潮流，更符合蓝绿的政治正确；更讽刺的，还投合了中国大陆「唯美」自由派对中国现代史的翻案风。
在同专访中，龙高调地说：以身为失败者第二代为荣。
如果，失败者彻底反省了内战失败的历史，超越国共恩怨，结束内战的分裂，追求民族的和平团结，那么，这样的失败者是民族的荣耀，第二代人当然引以为荣。
然而，这个失败者，不但没有反省历史，还依赖美军、美援，充当美国东亚冷战的前线卫兵，在台湾搞人类有史以来最长的反共军事戒严，对岛内罩下白色恐怖的大网，在海峡筑造民族分裂对峙的堡垒。一个有良识良知的人会对这样的「失败者」引以为「荣」吗？其实，龙的价值思维根本不是在这个层次，因此她引以为荣的「说词」也并不在这个层次。
他的「说词」是：「他们到了岛上，因为军事彻底失败，使得后来六十年，台湾发展另一套价值，这不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是一套温柔人文价值。如果不是因为军事失败，也许我们岛上还发展不出以个人幸福为核心的文明价值。......他们可以说是『台湾现代化的开创者』」。
在这个说词背后的思维，我们看不到六十年来台湾在反共高压、资本宰制、失去民族主体的黯淡历史。
这六十年来，台湾不是依赖着第七舰队、美援、美国市场、商品和意识型态的发展吗？难道黄春明笔下阳明山上和中山北路的高级美军是假的吗？〈莎哟娜拉‧再见〉中的日本人是假的吗？80年代以前的「美华协防条约」，还有，直到今天还自愿受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保护的现实，都不存在吗？在校园、媒体和文化界，美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基本教义铺天盖地，再加上民粹「台湾意识」，这就是龙的「温柔人文价值」吗？
没有白色恐怖，没有农村破产，没有加工出口的劳工血汗，没有染黑的二仁溪淡水河，没有股市房市的掠夺；没有城乡差距，没有高达六十倍的贫富差距，没有这些那些台湾人民的血汗；还有，没有今日辛苦的台商和将近半数的台湾产品向大陆的输出，没有这样那样的大陆人民的血汗，会有龙今天「个人幸福的文明价值」吗？
这种价值，充其量只是失去历史脱离社会的少数菁英的价值。
明明有半甲子以上的反共军事戒严体制，却说没有国家主义、军事主义。还有，作为反共戒严体制重要一环的内战冷战意识形态，今天，还以现代化和普世价值文明为话语，依旧维持着反共反中国意识的霸权支配；它以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区分善恶，以统独蓝绿分裂社会，藉此筑高两岸壁垒，掩蔽社会内部阶级矛盾。对于台湾这样的意识价值现状，恐怕只有不知历史为何物，脱离社会现实的少数菁英，才会认为「是一套温柔人文价值」。
至于，「失败者」﹙逃台军民﹚是不是「台湾现代化的开创者」？这种说法穿凿附会，根本不值得理会。
龙的文明价值，没有历史也没有社会，虽然无臭也无味，但潜散着一股浓厚的意识形态。
龙的潜台词就是说：幸好彻底军事失败，使得台湾发展出一套文明价值，而这套文明价值远比大陆的更高度。换句说法是：幸好两岸彻底分裂，台湾才得以发展出一套比大陆更文明的价值。这是她的中心思考。在民族国家认同光谱上接近「独台」。
这一套文明价值，说穿了就是美式的文明价值，不外乎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其背后的信条是反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在冷战期间，为了对抗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亚非拉的快速扩张，向第三世界发动了美式「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战线。这种冷战意识形态，是直线式的社会发展观，宣称「落后」国家只有通过加速传统社会向进步的现代化转变这一条路，才是文明的发展；而美国高居于普通的历史进程的最顶端，是最高度的现代性国家。
龙的文明价值就是这套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亚流。；2006年红衫军起来的时候，她害怕红衫军的变革行动会偏离「文明价值」，胆怯地说：「激情的『人民革命，革掉的会是民主』」。
五年前，赵刚在〈和解的壁垒〉中批评「龙女士」说：
「龙女士是一个现代化派，现代化意识形态是她隐而不宜的『大叙事』，拿来污名化作为一个理念的中国。......因而从一种文明的高度来俯瞰中国以及台湾......道德心里位置是西化高等华人。」
过去，国民党曾以「自由中国」自居，污名化中国大陆名为「极权中国」；以「自由地区」自称，污蔑中国大陆是「匪区」；自称为「汉」，而大陆是「贼」，「汉贼不两立」。后来，国民党政权转型后，宣称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最近，变成了「民主人权统一中国」。那么，今天龙是站在这个延长线上，以西化高等华人的姿态，用「现代文明价值」去鄙视中国大陆「反现代文明」。
对于东北长春围城的叙事，就是龙书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首先，它突兀地把二战希特勒德军对苏联列宁格勒三年围城的血腥场面摆在前面，娓娓诉说围城的「惨绝人伦」。这是精心安排的写作策略，并不是真要谴责德军围城的「反人类罪行」，而是要以此先给读者一个阅读的联想、暗示，造成解放军对长春围城和德军围城一样残暴的印象。
东北过去曾是日俄帝国为争夺利权互相征战之地，但主要是在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之下。在龙的笔下，日本对「满州」掠夺式的殖民统治消失了，只见到「新京」（长春）「成为日本精心经营的花园城市」，它歌颂道：
「都市规划以欧洲大都市为范本......公园处处葱绿......百货公司......美丽的马车踩街发出跶跶的声音......很早就有抽水马桶......。」
另一方面，1945年8月9日大举向满州日本关东军进攻，击溃日本殖民者的苏联红军，却被龙书印象叙事成「烧杀掳掠」的野兽。文中刻意只引用亲独学者许雪姬采访的一个日据期曾在伪满工作的台湾人，许长卿的口述历史片段──一幅苏联红军在沈阳车站公然奸杀母女的场面，这就成了苏联红军在东北的全部历史形象。接着，她又不忘加一笔，突兀地加入前苏联反共投美作家索忍尼幸的一段诗句，突出苏联红军对德国平民的强奸暴行，再度强化红军兽行的印象。
在这几页中，其歌颂日本殖民的现代化，以及仇视苏联红军的两极态度跃然纸上。
辽沈战役纪念馆浮雕
为了渲染解放战争的残暴，它大大利用了长春围城战中饿死人的问题，把一两位老人的回忆以文艺加工，大肆夸大饿殍的人数和凄惨画面，以显示解放军的惨酷无人性。
不知从哪里来的数字，它竟然说围城前长春有80万到120万人，围城后只剩17万人。然后推论说：「饿死的人数从10万到65万，取其中就是30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后来，文中又任意夸大到60万。
它的企图，就是取30万之数把长春围城等同于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
它还愤愤不平地说，长春围城「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竟然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的学术报告，有纪念馆、献花致敬纪念钟声。也不像列宁格勒被写成小说被拍成电影。
换句话说：希望把长春围城炒作成国际规格的解放军暴行博物馆。
这就是为什么它一开题就要先描写列宁格勒围城惨状的原因。
它把这三场战争扯在一起，就是想利用今日读者对战争历史的无知，造成读者对解放战争的痛恨心。其实，每一场战争都有它不同的性质，也都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最终也都有正义和不正义的历史定评。列宁格勒围城是法西斯战争对反法西斯战争，其是非善恶至今没有人敢推翻；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战争，本来历史是非对错十分清楚，但是由于战后的冷战内战体制使日本开始翻案。像龙就是把南京大屠杀轻轻放下，说南京大屠杀30万人是「被引用的数字」，意思就是说30万人还未定论，这种话让日本右翼石原等听到，必定窃喜万分。长春围城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内战，是革命战争是内战就没有不流血的，没有不死人的。就像林肯发动的南北战争，就是为了社会解放的超大型内战，战死者60万人以上，不是流血成河吗？有「失败者」的南军向这历史翻案吗？
其实，龙在这里想强调的就是：你看！解放军就和希特勒德军、日本侵略军、苏联红军一样，残暴而无人性。这就是龙的内战冷战意识型态。
这不就是吃了国民党制式反共爱国教育的「狼奶」，喝了美国好莱钨电影的「可口可乐」长大的一代，脑子里残存的僵化，幼稚迂腐的偏见吗？
当时的长春国府守军，长春最高司令关郑洞国﹙东北剿匪总部中将副司令，兼第一兵团的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以及长春市市长尚传道等都留下了亲历记。从这些长春守城最高指挥官的回忆录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下面的事实。
真正遭解放军围困粮食无法进城的期间，大约是从1948年5月机场被解放军占领后，一直到10月放下武器的5个月。当时蒋介石给郑洞国的命令是「固守待援，相机出击」，郑则计画凭借长春坚固的地下堡垒工事进行顽抗。但是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关键在粮食。因此守军早已先抢购了粮食，并进行了市民户口清查余粮登记。按当时统计，依市内人口和存粮数最多只能吃到七月底。后来守军又动用战时粮管法，强制市民把粮食卖给政府做军粮，最后只有发行大额钞票﹙面额最高达一亿五千万﹚向民间搜刮粮食。当时的长春市长回忆道：
「国民党在长春的军政人员、特务、警察近十万人，除了直接向人民洗劫外，就是这样用一堆废纸搜掠了卡哨内外约六十万人民的粮食和财物。」
「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八万具」。
「从四月到十月半年间，长春特务就通过『特密处』这个机构，逮捕屠杀了革命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青年学生、无辜人民共约二百余人。处死的手段，有一小部份是用日本刀砍死勒死的，大部分是活埋的。」
最高司令官郑洞国也坦承：缺粮饿死民众的原因，还有守军参与粮食投机倒把、民众屯积居奇、国民党空军胡乱空投食物许多落到解放军阵地。
况且，长春围城饿死的，全都是长春居民，而十万的守城军政人员并未到饿死的状态。一位守军在六月发出的家书，信中还嫌部队伙食猪肉「只是皮和骨头」「难以下咽」，还说，高深米一斤七万元、猪肉九万元、金子一钱三百三十万元。可见得，守军搜刮民间粮食，囤积以自保，是围城会饿死人重要的原因。
郑洞国（1903—1991）
另外，三月间，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下三个孤立的大据点──长春、沈阳和锦州；而「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和蒋介石又都力主坚守这三大据点顽抗到底。这错误的固守战略导致了长春围城饿死人的悲剧。守军司令郑洞国在其回忆文中曾说：
「我曾主张放弃长春，我认为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与其将来被歼灭，不如主动提早放弃。将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而蒋介石却认为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固守长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敌人兵力，减轻敌人对沈阳、锦州的压力。」
长春守军有第60军和新编第7军两军。第60军于10月17日宣布「起义」，10月19日第7军也选择了「放下武器」的道路。原来坚持「宁可战死，不愿投降」的司令官郑洞国，也于翌日投降，结束了围城悲剧。
对于长春守军最后选择了「反蒋起义」和「放下武器」这两种方式，结束长春围城悲剧的史实，龙书又发挥了高明的文学修辞蒙蔽史实。
龙书说第60军是「缴械」，第7军成为「俘虏」。
但是，国民党守军明明是「反蒋起义」，它却说是「缴械」；明明是「放下武器」，它却以「成为俘虏」称之。该书欲以文字蒙蔽解放军围城战略的正当性，也欲藉以淡化国军投共的事实。
其实，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9月间就与其属下的两个师长密谈「反蒋起义」；因为「九月，长春城内一片混乱，军队赖着微少的空降粮食活命，士兵面黄肌瘦，士气低落，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吃完了」。曾泽生在17日「起义」的前一晚，还写了一封劝郑洞国一起「起义」的信，信大意是：
「长春被围......士兵饥寒交迫，人民死亡载道，内战之惨酷，史无前例......此皆蒋介石政府祸国殃民的罪恶......反对内战，打倒蒋氏政权，以图挽救国家于危亡，向人民赎罪，拔自身于泥沼......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
第7军是选择了「放下武器」，并不是「成为俘虏」，是国共双方谈好了条件后才「放下武器」的。这个条件双方谈好的放下武器的条件是：放下武器后，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对志愿参加解放军的人按原级录用、不愿参加者遣送返乡、不加侮辱。
长春围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用兵境界；如果不围而战，那么国共双方的死伤人数绝不少于10万人，长春居民在战火中的死伤更是难以计数。围城造成人民饿殍载道，固然是悲剧；若不围而战，那才是更大的悲剧。
龙应台字典中的「战争」是永远与「和平」对立的，她根本不知道战与和的辨证关系，不知道「和」「战」是互倚互生的道理。她受的蒋氏反共爱国教育也永远把中共的「和平」看成「谋我其亟」；也看不到解放战争中中共如何以最高的智勇争取「和平解放」，永远把政治解决放在第一位，避免战争的流血。长春围城就是一例。
再如，在华中的战事中，长沙的「和平解放」也是一例。1949年8月4日，在解放军对长沙的锥形攻势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湖南省主席、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就率部易帜，使湖南省会长沙「和平解放」。陈、程两人发布「告湖南民众书。」，宣布：「根据中共提示的国内和平条款，在长沙成立和平协议......使湖南获得和平的解放，藉以减轻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烂。」
对于长沙的「和平解放」，龙书又发挥了文学语言的暧昧，避重就轻地写道：「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
毛泽东与陈明仁
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和平解放」事例；国共双方尽全力用政治解决避免战争，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大大避免了战争流血的悲剧。平津战役，最后北平以「和平解放」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当时解放军一面重兵包围北平四周，一面寻求与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谈判，1月21日傅接受了和平改编结束了战争，避免了文化古都陷于毁灭性的战火。1949年3、4月间，国共长江对峙，同时，代总统李宗仁也与北平进行了和平谈判，可惜蒋介石、李宗仁各怀鬼胎，再加上蒋顽固始终反对和谈，使谈判破裂；解放军一夜渡江，戊守南京的汤恩伯部队仓促撤走，南京也兵不血刃地在和平中易帜。
掌握着国民党党军政最高的实权，在内战中挥舞着无上权杖指挥每一场战争厮杀的蒋介石，是真正决定着龙书中人物颠沛流离命运的人；是真正要替历史负责，要对每一个生灵悲剧道歉的人。然而，在龙的大江大海中他却隐身不见，即使偶而出现，也以一个「伟大领袖」的形象出场。
譬如，在写到孟良崮战役的惨烈，张灵甫为国捐躯的英勇时，最高统帅蒋介石就突然出现了，但是以一个「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艰苦」、「习惯性地对自己鞭策」，高尚伟人的形象出现的。
在山东流亡学生案中，龙书发挥了特有的文艺笔调，描写了流亡学生生离死别的战火流离图，然而，对于一路带领学生逃亡来到澎湖，却遭到国府军特诬陷以匪谍枪决的校长等张敏之案件，则以「防谍第一」替蒋军脱罪。为了替这个惨无人道案件罪首的蒋军说话，它不惜合理化「防谍第一」，捏造说：徐州战场55万国军被歼灭，「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渗透作战决策。因此，她说「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
接着，龙特别用文学语言为蒋的白色恐怖辩解说：
「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这句话，等于替所有的残暴者脱下了罪恶的枷锁。
也替蒋政权在台湾反共高压统治涂上了胭脂。
其实，山东流亡学生案是蒋政权在台湾布下白色恐怖统治的序幕，在马场町开的第一枪；自此，白色恐怖的枪声开始响彻台北上空。1949年12月10日，蒋政权先枪决了光明报案的4名外省青年，第二天刑杀了流亡学生的校长师生共七人；次月，同在马场町上，枪毙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案的原国民党军官台籍青年林正亨。
事实上，战后不久，台湾就已竉罩在蒋的内战体制中，1947年开始实施「戡乱总动员体制」后，在台湾的报头报尾已开始出现许多戡乱建国标语，如：
「剿灭匪首朱德毛泽东，肃清祸国殃民的共匪。」
1949年4月爆发的台大师大学生整肃案──「四六事件」，5月20日的军事戒严、出入境管理......等等，在台湾高压统治三分之一世纪以上的反共戒严体制，早在1949年就已铺天盖地笼罩台湾。
这是龙的意识形态看不到的，或者是不愿意看的。
这是为什么龙的1949，突兀地并接上1945年前后的台湾，却不见1949的内战台湾。
龙的1949当然不会知道，也不愿意知道。
蒋国府的失败不只是军事的失败，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和世界观整个体制的失败；战场上的失败只是体制失败的结果。
蒋国府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崩溃并不始于1949，也并非始于抗战胜利后，而是从战前就已开始。1949只是大崩溃的末日。抗日战争中，美国驻华大使馆有一位年青的外交官约翰‧S‧谢思伟，会说一口流利汉语，是地道的中国通，曾深入中国乡村做广泛的社会考察。他曾于1944年6月20日，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报告──〈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简洁描述了蒋国府的败象。他这样写道：
「中国面临经济崩溃，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心涣散，士气民心低沉......政府和军事机构从上层到基层到处都是空前规模和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网纪废弛。受通货膨帐之害最重的知识份子和薪水阶层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中。农民对滥肆征兵，征税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强制性摊派不满......。国民党军队内部的不满正在增长。国共之间的嫌隙不仅没有表明有所缩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现在，人们已经普遍同意，内战不可避免。国民党谋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绝听取进步的批评意见，已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党内的不满和宗派活动......知识份子抨击委员长的独裁统治，越来越公言不讳。」
抗战胜利后，中国曾有短暂的和平。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同日，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民盟、青年党等﹚三方共同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谈」；于1月31日结束，通过了五项政治协议﹙政府改组、军队国家化、施政纲领、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以「民主、和平、团结、统一」为基础，建设独立自主富强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不料，这个代表中国人民民主愿望的「政治协商决议」，竟被国民党的顽固派撕毁。依持军事绝对的优势和美援的支持，1946年6月26日蒋下令国府军向中共的中原，「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在各地发动总剿匪。自此，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在这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不断强力镇压「反内战、要和平」的学生运动，且暗杀、逮捕民主人士，取缔民主刊物、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自绝于中间派的民主运动，连温和的民主潮流也成了敌人。
当国民党政府得意于「剿匪」胜利之时，社会经济却急速濒临崩溃。入不敷出的军事财政，只有靠大量发行纸币和大抽税来因应；这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粮价飞涨，造成人民生活困顿社会动荡不安。因此，从1946年底开始便不断爆发了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甚至抢米风潮。国民党统治区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
这危机的压迫下，唤醒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和民众，奋起投入反蒋爱国民主运动。相对于内战战场上的第一战线，国民党统治区却形成了社会经济的反蒋第二条战线。
当时有名的民主人士施复亮，于19473年3月6日﹙也正是台湾发生228事件时﹚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文，其中指阵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特点，他指出：
「国民党统治集团因目前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显然是坚持一党独裁的反政协的反民主的政治路线。这一政治路线至少有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在阶级关系上说，只代表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特别是大官僚资本家大地主﹚的利益。
第二，越顽固越反动的集团和份子，在党内越占有势力，越能控制党政军大权。
第三，以武力维持政权，并企图以武力消灭「异己」﹙主要是中共﹚。
第四，在国际和国内的民主高潮下，企图拉拢既无群众基础又无政治操守的小党派和「社会达贤」，伪装民主......。
第五，坚持一党法统及其所制定的「宪法」......依旧保持一党专政的实质。
第六，在对外关系上，完全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一切「唯美是从」、「唯美是赖」，甚至不惜把中国逐渐变成美国的保护国或殖民地。
这样的政治路线，无疑地是违反整个国家利益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线，也是违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传统的反动的政治路线。」
施复亮在国民党政权最强大最骄横的时刻，准确地指陈了其反动的特质。这种反动特质注定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快速崩溃。这就是为什么不到二年之内，号称500万拥有美式精良装备的「国军」，被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摧枯拉朽地歼灭，只剩下几十万嫡系部队狼狈逃台。
其实，逃台后的蒋政权，虽然失去了它在大陆的真实阶级基础﹙在大陆实际统治的土地、人民、财富的社会阶级关系﹚，但仍残留其统治阶级意识，和残存的党政军特。施复亮指陈的五点反动特质，也原封不动地搬到台湾，君临台湾社会之上，继续用军事戒严和白色恐怖维持在台湾的统治，长达37年。
施复亮在战后初期对国民党政权批判的话语，与台湾70年代的民主运动反国民党语言是多么地相似！只可惜，80年代中末期，台湾的民主运动被「本土运动」﹙台独运动﹚所取代后，逐渐失去了这样的批判视野；同时，也使这种反动特质失去了被彻底批评和自我反省的机会，反而披着美式现代化意识形态和「台湾意识」的外衣，继续反现代中国，继续筑高两岸的壁垒。龙书就是其中的最好实例。
就让我们看看蒋政权背后老板──美国，如何看当时的蒋政权吧！
当时，从骨子里反共，对「民主同盟」也不表同情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向美国务院的报告中，对国府败相的描写充满了如「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败主义」等字眼；认为国府「随着军事和财政的急速恶化......政府人员更加灰心丧志、毫无斗志，并最后变得一蹶不振、或无所顾忌地营私自肥。」报告指出：国府高官对政、经、军形势日趋恶化的悲观与绝望的情绪，与日俱增，甚至：「政府不久便会失去维持其统治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民众......」。
相反， 反共的司徒雷登对中国共产党的描述中则充满了了正面形象。
「他们正稳步地改良组织和训练，官兵同甘共苦，为理想而献身战斗，抛弃一切自私的野心和个人享受，很少或没有迹象表明莫斯科供给他们物资援助。」
司徒雷登（1876—1962）
1947年7月22日，被美国总统任命来华调查的魏德迈来到了中国。一个月间遍访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各地，进行视察并接触各阶层人士。他于离华前二天，在国府的「国务会议上」进行了演讲，演讲中重重痛斥了国府：贪污腐化无能、充满失败主义、失去信心、精神资源破产；且秘密警察横行，滥捕滥杀，失去了人心而助长了共产党的势力。他还强调：必须承认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必须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的政治和经济的改革。
龙笔下出场的一个个战火中的受害和冤屈的幽魂，应该可以从这报告中看到，真正肇造个人悲剧的力量，不是别的，而是在战火背后的、自己追随不渝的国府政权。这个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败主义、已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权，注定最后被战争摧毁。在兵败如山倒的政权崩溃剧中，作为政权一部分的个人不管以怎样的方式都难逃悲剧的命运。
把个人的悲剧只归咎于战争的残暴，而不追究背后造成残暴战争的政治、社会经济原因以及因腐败带来战争的政权，那么，也只能永远活在战争的敌我仇恨的幻想中。
龙书也提到了济南战役。就像书中描写的任何战场一样，把无法求证永无对证的个人回忆，截取有利的一段，再用文艺手法加工，编织成一幅解放军惨无人道的画面。至于战役的真相如何，则不是它所关心的。
济南战役中最关键的部分，应该是守军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两万人「起义」，但是龙书一字不提。后来吴化文部队加入了解放军，而在解放军渡江﹙长江﹚作战时，是吴化文部队第一个开进了南京城，和平接收南京。
吴化文（1904—1962）
当时美国驻青岛领事，曾对于解放军一星期就把济南拿下甚为震惊，事后评论道：
「该城迅速失陷之主要原因，乃为心理的非军事的......国军及大部分山东人民对于政府之继续内战，使生灵涂炭，经济枯竭，均大不以为然。于是叛变降敌者有之，不战而退者有之。」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在向国会的报告中，提及：
「国府在军事上真正垮台，是从一九四八年上半年开始，第一批大规模的叛变和崩溃发生在九月济南失陷之时，当时政府军队不做任何努力，带着一切物资装备投降。」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形容济南战役后蒋国府的一切变化，就如一幕「希腊悲剧」：
「一九四八年最后三个月的经历，有如一幕希腊悲剧。在军事失败、货币贬值、民情激愤的悲惨情况下，蒋总统独能屹立不移。」
1949年的悲剧剧本早在1948年以前就写好了，只是因为「蒋总统独能屹立不移」，才使得崩溃剧上演得更快，也使剧中人落入更彻底的悲惨命运，结果使悲剧更为悲剧。
1949年7月31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中说道：
「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事实上，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察出的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它的部队已经丧失了斗志，它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产党则通过一种严酷的纪律和疯狂的热忱，企图使人民相信他们实为人民的保护者和解放者。国民党部队已无须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没有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
龙应台自以为荣的「失败者」，并不是败在战场，而是失败在「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部队已经丧失了斗志」，「无须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自己瓦解」的事实。
这个历史的事实，不是龙书以渲染战场横尸遍野、夸大解放军的残暴、强调个人战火流离的悲剧，来抹黑中共的解放战争，来逃避历史的责任，所能掩蔽的。
龙高调质疑中国大陆「还停留军事的单一角度看历史」，然而，这个高调也正是对龙书自己的最佳批判。
不去正视失败原因，不对历史反省，而只图以夸大战争的受害来掩蔽曾是加害者也是自害者的身分，再以虚夸的口气说以「失败者」为荣，这只会把自己囚禁在内战的咒语中，无以救赎。
2011年9月1日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