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任 | 那个时代，这个时代：纪念陈映真
那时候的台北，有三家咖啡厅，是文艺青年经常去“泡”的地方。但所谓“泡”，咖啡厅的风味与大家的“泡”法，彼此不同。武昌街的“明星”，有西点有咖啡还有桌子，但没有系统播放音乐的做法，所以，你可以会友、聊天、甚至开会、辩论，而且因为有桌子，可以伏案写作。大家当然都记得，诗人周梦蝶就在“明星”的骑楼下，多年摆设专卖台湾现代诗集的书摊。1964-1966那两年，我在美国亚洲学会的一个驻台机构工作，利用职权上的便利，从周梦蝶那里前后收购了几百本诗集，卖给美国各地的大学图书馆。
第二家叫“华府”，位于“中山堂”前，专门播放古典音乐，设备比较“豪华”，因此，消费额不免提高，特别是对我们那些穷学生，负担大，因此也就少去了。
我最喜欢去的，而且一去便几乎是半天、一天的，是新公园西口衡阳街上三叶庄对门二楼的“田园”。这个“田园”，对我们这些文艺普罗青年来说，真是乐园。你可以泡一杯茶，消费额还不到一碗牛肉面，就可以不断地续水，直到打烊。这中间，你坐在一排排廉价塑料皮的小沙发里面，听自己点唱的交响乐、协奏曲，更换乐曲的空档里，还可以会友、办事、高谈阔论。
我的长篇小说《浮游群落》里面，就写了这样一家咖啡厅，取名“夜莺”。
我跟陈映真第一次见面，就在“田园”，时间大约是1959年到1960年期间，记不清哪一天了。
那时候的台湾文坛，基本上由几个官方或半官方的文艺组织统领包办，其中最强势的有陈纪滢、王兰等带头的文艺写作协会，“救国团”的青年文艺写作协会和隶属军方的组织，主要属于政工干校那个系统吧。但就在那个没有出路的闷局里，一些年轻人开始发出不同的声音。虽然微弱单薄，但风格、企图却予人耳目一新的印象。
不记得当时是谁给我们介绍的，也许是诗人秀陶、商禽（那时还叫罗马），也许是搞音乐的陈振煌或陈康翔，但介绍的方式很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任何机会都要表现对那时出现的小小新文艺圈的作品表示大力支持，因此记住了。介绍人这么说：
“这个是写《面摊》的陈永善（那时还没开始用映真或许南村这些笔名，也因此，我一辈子都以永善或陈永善称呼他）；这个是写《大落袋》的刘大任。”
这样的方式认识了彼此，却料不到，也就以这样的两篇基调完全不同的小说为媒介，界定了彼此一生的关系。
《面摊》表现出宗教感情、社会关怀和人道主义情操；《大落袋》表现了年轻一代走投无路的困惑与逆反心理，也暗示了历史断层带来的精神虚无。
从1959到1962那两三年间，我们经历了大学毕业和分头服兵役这些无从避免的历程，彼此没有太多机会交往，而“新一代”文艺青年，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形成自己的“派别”或“组织”，除了白先勇大学同学自然形成的团队组成的《现代文学》，和尉天骢借姑父母的力量改革出版的《笔汇革新号》。
所以，我们的交往，也就是在“田园”、“明星”或彼此朋友的家里，那样的聊天、辩论或漫谈。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社会效果的交往。
1962年至1964年，我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文化中心认识了去那里学习现代剧场运作的邱刚健，回到台湾后，邱拉我加入他创办的《剧场》杂志，恰好永善也是同人之一，彼此的交往变得密集了。
从1964年共同参与《剧场》杂志的编务开始，到1968年永善因“读书会事件”入狱，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交往不但同心协力，而且几乎可以说是生死与共。在夏大的两年，我“发现”了大批台湾“历史断层”禁绝了的资料，把当时应该学习的哲学课程完全置诸脑后，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了五四以来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著作，思想上产生巨大变化，永善也在那段时期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或译：《西行漫记》），思想上也变化了。因此在《剧场》讨论路线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变成了彼此呼应的一方，跟主张全盘西化的邱刚健与黄华成争锋相对，互不妥协，尤其在我们将《等待果陀》正式翻译并舞台演出以后，终于闹到分裂。我跟永善后来决定退出《剧场》，同尉天骢合作，创办《文学季刊》，实现我们“创作为主，并力求植根于现实”的文学主张。
1966年9月，出国前夕，新成立而尚未发刊的《文学季刊》诸友，在碧潭的碧亭为我饯行，我交出了我改变风格后的第一篇小说《落日照大旗》，永善的小说风格也开始改变，第一期《文学季刊》，他写了《最后的夏日》。
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读书的前两年，不但继续写稿，还经常通信，讨论路线问题，我记得那时在东方图书馆发现了端木蕻良、吴组缃的小说，非常兴奋，因此对于那时候通信中谈到是否采用新写实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主张，我提出应该用“乡土文学”，既可避免国民党的查禁，也保留植根现实的路线。70年代发展出来的所谓“乡土文学论战”，其实是被“台独意识”钻了空子，整个歪曲了。
1967年年底，聂华苓到加大拜访我的老师陈思骧，席间，聂问我：爱荷华明年想邀请一位台湾年轻一代的小说家，你愿意推荐一位吗？我毫不犹豫地推荐了陈映真，但她说：“我从未看过他的作品，你能翻译几篇寄给我参考吗？Paul Angle 读不懂中文的。”那时候， Paul Angle 是项目主持人，他们尚未结婚。我找到陈少聪合作，记得我翻译的是《苹果树》那篇，永善来信还说：“你喜欢这篇，挺有意思。”
然而，次年暑假刚开始，永善积极准备赴爱荷华的前夕，他被捕了。
海外一个穷学生，人微言轻，我怎么办呢？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让事情曝光。我毫无人脉关系，只能设法尽快让聂华苓和 Paul Angle 知道。永善有个美国朋友，在台北的美国学校教书，暑期回美探亲，他家在芝加哥，离爱荷华不远，我力劝他去爱荷华求援，这人非常热心，特地跑了一趟。 Paul Angle 是美国中西部的著名诗人，听说陈映真被捕，大怒，说：“蒋介石怎么可以抓我的学生！”
由于人脉广泛，通过他的努力，这消息上了《纽约时报》，美国国务院也得到通知，出面说话了。
1975年，蒋介石过世，国民政府宣布大赦，永善的十年徒刑减为七年，出狱了。
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们之间的友谊出现了裂痕。他的政治活动，我不参与。这个态度，跟我1976年在我服务的联合国自愿报名、前往非洲工作的态度是一致的。我决定退出一切政治和社会活动，想尽办法要拾回因参与保钓运动而失去的文学细胞。1987年台湾解严以前，他是前政治犯，我在黑名单上，彼此无法联系。我也曾通过曲曲折折的渠道，传递信息，想说服他回到他的文学创作，得到的回应是：你太灰色，太没出息了。
这个论断，阻绝了我们之间任何恢复诚恳交往的可能性。
永善过世的消息，恰好是在我今年回台湾探亲访友的日子里传来的。凄风苦雨的台北之冬，倍觉惨淡。
如此可贵的一段友谊，如何凭吊？如何消化？
我只能勉强自己，不作假，不感伤，理性评断陈映真这不平凡的一生。
对于他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我觉得应该分成两个阶段来看，入狱前和出狱后。整体看，他属于五四运动以后，直到三四十年代的所谓“进步文学”在台湾的延续和发扬。入狱前，他像鲁迅；出狱后，他像茅盾。但是，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他的成就是否超越前人，那就见仁见智了。
他的文学事业，在台湾有一定的影响；他的政治信念，包括他对跨国企业、消费社会和依赖理论的分析和批判，也有一些影响。
也不能否认，随着时代变化，这些影响，显然也日渐式微了。
至于他播下的种子，未来是否还有生根发芽的机会？就不好判断了。
总体看，他一生努力的文学和政治，有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根源。这个根源，在人类文明的近现代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翻天覆地的力量。然而，近几十年来，世界发生了翻江倒海的变化。我不知道他最后卧床的那十年里，是否还有正常的观察、分析和推理能力？他感受到人类现代文明，包括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崛起过程中，火车头一样，开疆拓土，所带来的效果吗？
人其实何其微小，终其一生，能够成就某一种典范，也算不虚此生吧。我希望这就是老友陈映真看到的自己，而不是理想幻灭或理想无法实现的遗憾。
2016年12月1日 星期四
刘大任 写于台北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