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慧 | 文学、民族、革命——鲁迅与台湾文人叶荣钟
文学、民族、革命
——鲁迅与台湾文人叶荣钟
徐秀慧
编者按
今日保马推送的是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徐秀慧老师的文章。“鲁迅的战斗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台湾（徐秀慧老师曾撰文：《“鲁迅的战斗精神”对台湾的影响》）已是公认之事实，而在台湾日据时代的作家中，对鲁迅的介绍和评价留下最多文献的正是叶荣钟先生。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与赖和、杨逵等台湾作家相比，学界对叶荣忠的关注仍嫌薄弱。事实上，叶先生在台湾现代文化史上是具有“跨越性”的意义的：“一生横跨日据与国府统治时代；跨越台湾史上新旧两种知识分子的界限；横跨中日两种语文的隔阂”（杨儒宾《关于叶荣忠》）。1921年起，他作为林献堂的私人秘书，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1929年1月，于《台湾民报》发表了批评台湾旧诗人的短文《堕落的诗人》，于11月完成了3万字的《中国新文学概观》（于次年 6月由 东京新民会 出版），除了参与台湾政治运动，在那个昏暗的年代，叶先生奋其余勇，又自觉地担当起书写民族志的历史性使命。叶之“铁笔有时挥硬论，纵无人读亦开心”，让我们自然地想到鲁迅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二者有着诸多思想的共鸣。徐秀慧老师正欲探讨此共鸣是如何转化为社会文化运动的实践以及台湾史/传的书写的，并进而由此共鸣之处，对晚清维新运动以来关于文学、民族、革命思想的现代转化稍加梳理。
本文原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0期，在此特别感谢作者授权保马发表此文。
因文章较长，注释省去，查看全文可点击“阅读原文”。
昭和6年（1931年）4月26日，在鹿港所拍之結婚纪念照
前言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直接受到中国大陆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1924年由张我军引进了火种，批判汉诗界「击钵吟」的酬唱陋习，展开了新旧文学的论战。来年元旦开始，鲁迅的一系列作品就被当作新文学借镜的范本刊登在《台湾民报》上，其中包括了《吶喊》小说集中的著名短篇小说〈故乡〉、〈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以及鲁迅翻译俄国作家爱罗先珂的童话。
台湾新文学的作家深受鲁迅启发与影响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也有多篇文章探究过。笔者也探讨过从日据时代到光复初期台湾作家不仅喜爱鲁迅的作品，还深受鲁迅反法西斯的战斗精神所感召，联合日本的左翼文化界的力量，透过鲁迅文学的传播连结成中、日、台的「地下火」。台湾日据时代的作家中，对鲁迅的介绍和评价留下最多文献的正是叶荣钟，却鲜少人讨论。本文欲探讨叶荣钟与鲁迅思想的共鸣，如何转化为社会文化运动的实践以及台湾史/传的书写。
叶荣钟与鲁迅两人思想形塑的过程中，有许多的共通点，他们都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参与了中国与台湾的社会改革运动，两人都是两岸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同时也是跨越新旧知识分子的一代，惯以汉诗来抒发传统士人「感时忧国」的情怀。叶荣钟在他的汉诗、杂文与史/传书写中，除了寄寓了传统士人的民族情怀，也与鲁迅一样，时常流露他对于大众文化、庶民生活的人道关怀。叶荣钟与鲁迅一样，早年钟情于文学，却因中国近代历史的推波走上社会改革运动之路并卷入政治场域的风暴中。本文也希望能藉由叶荣钟与鲁迅思想中关于民族意识与革命精神的共鸣处，对晚清维新运动以来关于文学、民族、革命思想的现代转化稍加梳理。
鲁迅与叶荣钟兼具民族与革命的文学思想
1927年以激发民族意识、思想启蒙运动之名行抗日之实而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团体「台湾文化协会」左右派分化，「连温卿一派掌握实权，向来以民族主义的文化启蒙团体的形态存在的台湾文化协会，一变而成以阶级斗争是务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启蒙团体」。此一事件导致担任「台湾文化协会」总理的林献堂展开计划已久迟迟未能成行的环球旅游，远离台湾社会运动分化的是非。林献堂的秘书兼翻译叶荣钟也因此有机会再次前往东京进修，1930年毕业于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返台前夕在东京新民会出版了三万多字的《中国新文学概论》，完整介绍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程、评论了各种新文类的作品并介绍文坛的派别，其中推崇鲁迅的短篇小说是新文学的最高成就，「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好的」，认为《阿Q正传》「不失为中国新文学界的一颗明星」(页243)，以此高度评价鲁迅的民族与革命精神。
《中国新文学概论》关于文学革命运动的过程虽然引用了不少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介绍，但叶荣钟超越了胡适文学改良的温和路线观点，显露了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独有的定见与评价，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中无人出其右。例如叶荣钟批评梁启超将小说当作「移转道德、宗教、政治」的工具看待，对文学自身完全没有改革的意识(页219)。此一评价并非反对梁启超的启蒙主义，而是指梁氏没有文体改革的意识。对于文学革命的过程，叶荣钟也批评胡适「刍议」与「尝试」的态度过于平和，肯定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勇气与魄力。对于左翼新兴文学，叶荣钟在「文坛的派别」中第一个介绍「创造社派」时，对其受到国民党的压迫，不无同情地说道：
是奉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无产阶级派……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似乎有些瓜葛，当国民党和共产党火并的时候，受着很凶暴的压迫，《创造月刊》被禁，创造社也被封锁，领袖人物如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等均亡命日本。(页252)
在总结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与价值时，叶荣钟说道：
二十世纪是『民众的时代』，是『国际文化时代』。一切违背这个的制度皆有排击的义务，一切合于这种精神的运动均受拥戴的权利。而「内容」和「形式」是相互因果的，「内容」可以造成「形式」，「形式」也可以拘束「内容」，所以破坏形式自然就会改革内容。在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充分承认新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推倒贵族的旧文学而建设平民的新文学。他是打破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牢笼，把文学的使命提高到人类文化的建设途上——这点现在虽然还做不到——他的内容虽然还是幼稚但却是时间的关系而不是本质上的故障。(页252
叶荣钟（中坐者）受林献堂资助赴日留学
1920年摄于日本东京
叶荣钟著眼于二十世纪是「民众」与「国际文化」的时代为命题，从黑格尔美学关于内容与形式辩证的文体革新意识，进一步推衍到陈独秀关于新文学革命的意义：「推倒贵族的旧文学而建设平民的新文学」，而终极的关怀则在提高人类文化的建设。依据此一标准，他认为十几年来的新文学是「创定了基础工事」，但是「还不曾产生伟大的杰作」。从文末说这是因为这群只是三十左右「文学的革命家」(鲁迅似乎不在他评论之列?)的「环境太不利，负担太重了」，他们「营著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下的被榨取的经济生活，而不能不去干那英雄主义的牺牲的事业」，「要挨饿忍寒去写那吃力不讨好的文章」，「要右手挽住人道主义的唯心哲学，左手又要握著阶级斗争的社会意识。」因此不无同情地说这是「先驱者注定的命运」，「播种的人不必一定要自己去收获，人们若能尽他对于时代所应尽的使命就够了」，并寄予深切的期许说：「向前去吧!我们的先驱者!文学的革命家!」(页253)这段对中国新文学的总结，展现了正值而立之年、思想成形期的叶荣钟不无受到1930年代国际主义的理想潮流的痕迹，但他并没有诉诸于当时马克思主义或阶级革命等流行的话语。叶荣钟也并非如论者所言是「以台湾人的观点介绍中国新文学史」，他不但没有自外于中国，更视「文学的革命家」为「我们的先驱者」，蕴含了自我期许的意味。结尾则以满怀民族的自信，高度期许中国新文学与各种运动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是伟大的，中国的历史是久长的，我们何需汲汲于现在，更何须失望于将来。时间自会解决她的一切!不但新文学运动是这样，就是中国的各种运动也莫不可作如是观!(页253)
叶荣钟从新文学运动延伸到对中国的各种运动乐观期许，虽说是一种主观的愿望，除了建立在他对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民族自信心，他对中国的各种运动的革新也认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论者向以「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定义叶荣钟的思想，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下，「民族主义」的确是叶荣钟思想的核心价值，但笔者认为从《中国新文学概论》已经显露叶荣钟兼具民族与革命的世界观与文学观。他把中国新文学运动视为民族文学的革命，并能从二十世纪左翼国际革命运动的视野与终极理想期许中国文学朝向「民众的国际文化」发展。他的书写中，鲜少特别标举阶级革命，而往往以「群众」或「大众」的关怀意识代之。叶荣钟于《中国新文学概论》已初步显露他契合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的革命文学观。从他对鲁迅文学的评价与论述，说明他关于民族与革命的文学思辨更质近于鲁迅。
叶荣钟在《中国新文学概论》中高度肯定鲁迅文学的民族与革命的意识及批判精神。他评论《阿Q正传》时，先从「普遍性」说阿Q是多数中国青年的处境：
阿Q受著贫富不均等的压迫，体验过生活的最深刻的苦痛，受著阶级的差别，尝到最高度的蔑辱，受著旧礼教的束缚，终于要抛掷了人生应享的性的悦乐，受著时代思潮的翻弄，终于要无理无由地度送了生命。他能把握这样深刻的「人间苦」和伟大的「时代性」已经足以致其不朽了。(页243)
接着指出阿Q的愚昧、欺弱怕强的卑怯行为，正是中国民族的写照：
中国民族的欺善怕恶，中国民族的事大主义可以说是万分露骨的了，但是在国际间的中国，与其说是可憎恶的表现，宁说是可怜悯的存在较为恰切!(页252-253)
叶荣钟从民族寓言的视角评价鲁迅的《阿Q正传》，从民族内部来说既是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民族外部而言，阿Q象征的是中国在国际间可怜悯的存在!惟有从民族内部国民性的精神改造，才能力抗民族外部的侵略，惟有民族与革命的双重解放，中国民族才能立足于国际间。鲁迅一开始的小说创作〈狂人日记〉、〈药〉、〈头发的故事〉等都是立基于民族与革命双重解放的寓意，他在〈《吶喊》自序〉叙述的「幻灯片事件」中流露的也正是民族与革命的迫切性刺激鲁迅选择弃医从文。上述《阿Q正传》的评价说明叶荣钟深切认识鲁迅文学的民族与革命的辩证性。而贯串于民族与革命的实践路径，对于两人来说就是文学(文化)启蒙的手法。
贰
鲁迅与叶荣钟的文化启蒙主义与批判精神
鲁迅国民性的改造与文化启蒙主义的思想源自于「改良派」政治家梁启超的《新民说》与《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鲁迅的民族与革命的批判精神同时又源自于「革命派」章太炎早年以尼采自比的「革命者的道德观」以及激切的「复仇情结」。鲁迅于1920年改版重刊《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回忆当年的动机：「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说明一开始从事文学工作时就怀抱以期改造社会的希望。1930年代以后，尽管在文化政治的立场，鲁迅日渐左倾，但是他关于文学启蒙的思想始终一贯，1933年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著译15》，页76)
晚清以来的「改良派」与「革命派」两条中国社会改革路线的思想，同时也是经历了「台湾文化协会」左右派分裂以后的叶荣钟寻求殖民地台湾出路时，企图借鉴的祖国经验与思想资源，叶荣钟将中国新文学运动追溯到晚清「康梁立宪」与「孙黄革命」两条社会改革路线的思想与发展：
清朝末叶，国势阽危，中国社会改革分为「康梁主张立宪，孙黄提倡革命」两条路线，这两派的主张固是完全相反，也曾激烈的论争过。但在排击专制、尊重民意这一点，两派的思想却是共通的。(页215)。
1930年回到台湾以后的叶荣钟一面参与右翼仕绅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的政治运动，一面在文化场域中实践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文化启蒙同样也是叶荣钟开始从事写作，进入台湾文化场域的理念。他在1928-1929年间积极参与台湾新旧文学论战，图台湾文化的向上。如〈堕落的诗人〉(页183)、〈前辈的使命〉(页269)、〈勿讲假话〉(页279)等系列文章批判部分丧失民族气节的堕落诗人，以「言之无物」的击钵吟占据诗坛，谄媚殖民统治者的酬唱歪风。
1930年代的台湾与中国的文化场域，同样受到苏联「无产阶级文化论争」与日本的「艺术大众化论争」的影响，发生了「文艺大众化论争」(只是在台湾多了「乡土文学论争」的别称)。叶荣钟在台湾的这场论争中曾提倡以台湾的风土、人情、历史、时代为背景的「大众文艺」，以及超越有产、无产者的阶级划分而立足于台湾集团特性的「第三文学」。看似与对立于鲁迅在「第三种人论争」中的主张，其实是在日本同化政策下，著眼于汉文沦亡的危机与文化阵线联合的现实需求，针对台湾殖民地斗争的特殊性，不得不以民族革命优位于阶级革命而发。
论争期间，叶荣钟主编《南音》杂志，特别关心影响民众精神甚巨的戏剧改革运动，频频为文探讨歌仔戏(〈取缔淫戏〉(页288)〉、木偶戏的革新(〈关于木偶戏――读林炳耀氏的〈台湾人形剧调〉〉(页307)。叶荣钟有意藉批评江肖梅的独幕剧引发了新剧论战，借机在〈新剧成立的新条件――评江肖梅氏的《病魔》〉这篇精辟文章中，展示了他对新剧兼具启蒙性与艺术性的戏剧观。分别从剧场舞台设计、排优的科白、音乐、主题和结构论述。强调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每个人物必须有「人间性」，必须有不同的性格和心理，最重要的是「要使观众同情和理解」，可说是一篇非常完整的戏剧理论。同时也贯彻了此前他对中国新文学新剧的期待与批评：
新剧最理想的形态，是在于能够使观众得到慰藉和共鸣，同时由能提高观众的生活意识。具体来讲就是在形式方面能够达到娱乐的目的，在内容方面又能收教化之意义。旧剧之病在乎内容空虚，新剧之病在于形式无味。(页247)，
叶荣钟再次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性探讨新剧改革所肩负启蒙意义从上述叶荣钟的戏剧观，可以看出他与鲁迅一样，同时重视文艺的启蒙性与主体性。在〈作诗的态度〉(页283)，叶荣钟强调诗学必须视「情动于中」，、「应该先有『内容的诗』，然后纔有『形式的诗』」。叶荣钟的诗论根源，引用的正是鲁迅1929年于上海北新书局发行的《壁下译丛》中翻译武者小路实笃〈论诗〉与有岛武郎的〈艺术与生活〉的文艺论。〈以生命写成的文章〉(页304)则直接引用鲁迅的翻译有岛的同名文章，说明世界三圣释迦、基督、苏格拉底立基于「日常茶饭的谈话」即是他们遗世的说教，而非如今日组织成哲学理论的说教。叶荣钟并以诘问岛内的诗翁诗伯「有酒喝，有花(其实是艺妲)赏便有诗」的虚伪作戏的诗风。叶荣钟的启蒙主义并非以菁英优位性出发或理论取向，其著眼的是大众的日常庶民文化与鲁迅所谓的精神改造，比较接近释迦所谓人皆有佛性的观点，同时也说明了他与鲁迅很少从当时蔚为风潮的五花八门的理论或主义去谈论社会的改革。
叶荣钟以嘲讽的笔法批判对沉痾的台湾诗坛与戏曲所发出的檄文，显然受到鲁迅随笔、杂文的批判精神与革命意识的影响。他指出：
《华盖集》几乎全部是骂人的文章。官僚、政客、校长、教授、圣人，硕儒、文豪、诗哲、遗老、遗少等。诸如此类各个都被他骂的焦头烂耳。莫怪北京的士大夫们骂他谓「学匪」，还要「深恶而痛绝之」。于是他不得不避难到厦门去，到厦门又遇着厦门大学的风潮，蒙了鼓动风潮的罪名，再由厦门转到广东，革命发祥地的广东，又似乎依然不能使他老人家舒服，现在听说再回北平去了。他老人家虽然到处受那所谓绅士阶级的迫害，但他却很得青年人的崇拜，到处受青年人的欢迎，这是他那崇高廉洁的人格和那「不妥协」、「疾恶如仇」的鬪志使然的。他为着公理而不为私仇骂人，所以他能秋霜烈日地，堂堂正正去骂人。(页252-253)
笔者不嫌冗长引用这段文字，一是为了说明叶荣钟推崇鲁迅是「为着公理而不为私仇骂人」，以嫉恶如仇的斗志对抗强权与绅士阶级。二是在台湾总督府实行台湾与中国的隔离政策下，叶荣钟还能如此清楚掌握鲁迅的动向(仅有鲁迅从广州去了上海误为北平)，显然他自己也是当年崇仰鲁迅的青年人之一!叶荣钟1965年3月15日在给长子光南的书信中提到鲁迅的影响：
儿对《半路出家集》的批评均中肯棨，尤其说余处处想咬人一语，真能道出余之心病。这种倾向与其说受鲁迅影响，毋宁说是在日据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淫威下养成出来较近实情。当时余所做旧诗几乎是这种味道，特别是〈索居漫兴〉前后二十首尤为显著。
在国民党的戒严体制下，叶荣钟长期被监视，书信也是被检阅的。从这段书信文字，我们了解到「鲁迅」从没有在叶荣钟家庭教育中被当作「禁书」。「与其说受鲁迅影响」表示他并未完全否认自己的散文讽刺笔法受鲁迅的影响，只是特别强调还得拜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之赐。考虑到书信检查，他也可能刻意说了反话。叶荣钟还特别标举自己的打油诗〈索居漫兴〉接近鲁迅的讽谕精神。
〈索居漫兴〉组诗写于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实行「皇民奉公」体制期间。时任职于《台湾新民报》的叶荣钟也被迫减俸「咬紧牙关，奉公挨饿」。由于〈索居漫兴〉讥讽时局，在《台湾新民报》发表后，和作的人很多，「主笔林呈禄先生就接到警务局的警告，说叶某的诗对时局全无认识，殊属不该」。其中第二首讽刺有办法的人另谋出路，成为「北京临时政府」(日伪政权)的新贵：「张王李赵尽殊荣，京国人人识姓名，解得人间羞耻事，宁从穷巷了残生。」叶荣钟这段期间的日记里面流露出感时忧国、激愤不已的士人情怀，他每天苦于在《台湾新民报》上发表的社论如何才能突破日警的言论控制。〈后索居漫兴〉的第七首则对自己期许道：「文章价贱感难禁，其耐嗜痂癖已深，铁笔有时挥硬论，纵无人读亦开心」。
叶荣钟一生留下了的六百多首的汉诗，与鲁迅的汉诗一样展现了感时忧国的士人情怀。他对时局抒发的感怀，也记录了台湾历史的重要转折，堪称为「台湾诗史」。如写于18岁的第一首汉诗〈望月〉：「伤心末问旧山河，奴隶生涯涕泪多，惆怅同胞三百万，几人望月起悲歌。」既道尽被殖民者的悲苦，对台民甘于奴隶感到失望，也寄寓了自己对祖国的悲怀。让人不禁联想到鲁迅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盘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与叶荣钟两人对于祖国命运的感怀与忧心皆因得不到世人的共鸣而感到孤寂。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叶荣钟〈生涯〉一诗则反映了日本的志愿兵制度让两岸的骨肉相残：「生涯如此何堪恋，妄想登仙岂尽愚，无地可容人痛哭，有时须忍泪欢呼。」叶荣钟自己回忆这段暴风雨的岁月时说：「忍泪欢呼『万岁』是当时欢送军人出征的情景。他们到大陆是去残杀我们的同胞，蹂踏祖国的山河，而我们虽则痛心疾首，而表面上仍不得不欢呼送行……」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接收政权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屠杀了许多叶荣钟日据时代的同志，他因此留下多首吊唁诗。白色恐怖镇压左翼势力期间，他也从报纸上将那些「枪毙匪谍」新闻逐一剪报下来。近期吕正惠解读光复以后叶荣钟的汉诗，指出叶荣钟流露出对于被剪除的左翼理想主义者的哀鸣，发人前人之所未发。例如他认为〈霪雨兼旬小园花草狼藉不堪〉四首组诗影射的就是「国民党已经开始枪杀岛内的『匪谍』」：
连宵雨打又风吹，满目疮痍亦可悲。
猷有宿根催未了，春来还可就芳菲。
飘红堕紫遍东篱，憔悴庭花惨不支。
剩得劫余三两朵，墙根遥托可怜姿。
索居苦雨闷生时，却为残红赋小诗。
便即化泥香不减，流风余韵系人思。
芜秽宁甘冷眼窥，得时蔓草正番滋。
栽培毕竟非容易，缺叶残支慎保持。
这首诗写于1950年韩战爆发后蒋介石重新获得美援，对于岛内异议分子大开杀戒。吕正惠指出叶荣钟的左翼关怀与他晚年对于中共政权寄与的期望，对于叶荣钟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其实，如果我们追溯到台湾文化协1927年的左右分化，导致叶荣钟留学东京时期，特别关切晚清以来「康梁立宪」与「孙黄革命」两条中国社会改革路线的发展。显然1927年以后的叶荣钟即不断地关注、思索与台湾的出路息息相关的中国革命的发展。那么，吕正惠破除一般论者将叶荣钟定位为隶属民族右翼的成见，其实是有迹可循且言之成理的。
弎
叶荣钟的民族志书写
与鲁迅的民族与革命意识
叶荣钟文史书写的重要性，即在于战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的高压统治期间，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与日据时期的台湾史长期被禁锢的局势下，他于1970完成《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完整记录了从1920年代展开的文化抗日的政治、社会运动。他将运动中左、中、右派都归结为「祖国派」，刻意以汉民族意识贯串于这部日据时代的台湾史记。同时，叶荣钟的《台湾人物群像》则仿效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撰写多位怀抱民族风骨与祖国情怀的台湾先贤。包括社会运动领袖的仕绅地主林献堂、民族运动的铺路人蔡惠如，人民喉舌《台湾民报》的灵魂人物林呈禄、文化协会战士庄垂胜、地方自治联盟领导人杨肇嘉、革命家蒋渭水、同属雾峰林家的民族诗人林幼春、教导叶荣钟汉文与民族意识的施家本、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以及赴大陆抗日的国民革命家丘念台……等。值得注意的是叶荣钟在撰述《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时，刻意将梁启超启发林献堂从事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以避免重蹈1915年以前武装抗日的无畏牺牲，做为台湾民族运动的开端，将台湾的文化抗日运动衔接于祖国晚清以来的社会改革运动，历史、文化传承的意义昭然若揭。他并评论日本自由民权派的坂垣退助伯爵与林献堂等仕绅地主派的「台湾同化会」不过是「日台同床异梦」的产物。
虽然碍于白色恐怖的言论检查，以及林献堂秘书的身分，叶荣钟在《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的〈凡例〉中宣称「左翼的抗日运动与阶级运动均不在叙述之列」，但却专章详论了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蒋渭水采取中间偏左路线的「台湾民众党」，以及左翼抗争路线的「农民运动」。叶荣钟的台湾史传书写虽然是以民族右翼的文化抗日运动为主线，却能兼顾左翼阶级革命的历史视野，跳脱仕绅阶级的视界限制。
这或许是叶荣钟的身世与鲁迅雷同，自少年时期就经历家道中落，如鲁迅〈《吶喊》自序〉所言：「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九岁丧父的叶荣钟受到雾峰大地主林献堂栽培才得以两次赴日留学，在撰述《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时，虽谨守林献堂秘书该有的分际，写出林献堂不得不与日人周旋的苦衷。但在《台湾人物群像》却常以民族气节作为臧否人物的准绳，而偶有溢出《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的叙述。例如在写民族诗人林幼春时，推崇他不像林献堂、林痴仙对「台湾同化会」热心，始终不同日人打交道。写革命家蒋渭水时，说他受国父「联俄容共」革命精神的感召而左倾，不幸导致台湾文化协会左右分裂，却推崇蒋渭水是少数能洞察青年与工农的反抗力量的民族运动领导人：
不论台湾议会，或是文化协会，在那个阶段，无疑地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大多数的指导者，对于青年及劳工的力量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唯有他洞察时代的趋势。文协在他的领导下吸收了多数青年分子，这一面是增加运动的力量，同时也是民族运动在青年与劳工方面建立根基的工作。
台湾的文化场域向来视叶荣钟为林献堂、杨肇嘉、蔡培火等台湾传统士绅的「文胆」，将他归类为文化抗日运动的民族右翼，而未能细察晚清以来「改良派」与「革命派」这两条路线其实是内在于叶荣钟的社会运动实践与文史书写，两者并行不悖的。身为台湾文化抗日的重要干部，他的民族志书写将台湾的政治社会运动衔接于康、梁体制改良派之路线，然而早年曾经钟情于文学的他，光复后藉由汉诗的讽喻与书信流露出「感时忧国」的士人情怀，更契合于鲁迅从早期章太炎那里传承的革命思想与批判精神。笔者认为对叶荣钟而言，在「改良」与「革命」这两条路中起着中介作用的，正是鲁迅的「左倾」。
叶荣钟1932年以「擎云」为笔名，在其主编的《南音》月刊上发表的〈文艺时评――关于鲁迅的消息〉。此文是日据时期的文献唯一清楚说明鲁迅「左倾」、被通缉的背景，正是蒋介石背叛了孙文联俄容共的路线，于1928年实行「清党」的政策，文章开头即说道：
自从蒋皇帝登极以来，中国闹了好几次的清共惨案，几多有为的左翼作家，杀头的杀头，投狱的投狱，其余便是逃来逃去在亡命着。我们所敬爱的鲁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自从《壁下译丛》－一九二九年出版－以来至今日完全不能接到他老人家的作品，所以很感到寂寞。
1930年左右，台湾自治联盟于台中市本部集会时的合影。最后排左一为叶荣钟。
叶荣钟还在文中表明希望看到鲁迅「左倾」以后的作品：
我很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接到左倾以后的鲁迅的作品，但这或者是很难的事吧。据林守仁氏的报告，现在的鲁迅「是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的忙」（这是鲁迅对他讲的）哩。他老人家的亡命生活不知道到甚么时候才能够休止，实在令人记挂也令人可惜，同时也使我感到压迫言论之可恶。（原载《南音》一卷三期，1932.2.1，底线为笔者所加）
叶荣钟这篇「消息」，来自「《中央公论》正月号和另一册单行本」，他刻意引用「林守仁」之言说明鲁迅的近况「是用手写还不及用脚跑的忙」，让读者知道所谓的「单行本」就是山上正义以林守仁的笔名翻译、出版鲁迅作品《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林守仁为本书写了〈关于鲁迅及其作品〉。本书1931年10月作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丛书」的一册，由日本东京四大书院出版。应鲁迅的要求，为了纪念同年2月牺牲的「左联五烈士」，在卷首附上李伟森、殷夫、冯铿、宗晖的肖像和悼念他们的献词。在〈阿Q正传〉正文后面收录了胡也频、柔石、冯铿、戴平万的作品和小传。叶荣钟藉由鲁迅左倾的消息，批判了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蒋介石摇身变为「蒋皇帝」，也清楚掌握其登基后中国闹了好几次清共惨案。其对「蒋皇帝」压迫言论之可恶，也让人马上联想他指桑骂槐地批判1931年后开始镇压左翼运动的日本政府。也因为他明确点出「林守仁」《支那小说集——阿Q正传》，带出了鲁迅与日本左翼文化人连手对抗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的脉络。
1930年代前后叶荣钟先是透过创造社与鲁迅「革命文学」的论战，后又透过鲁迅的「左倾」认知国共两党革命路线的分化，他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从事的议会设置运动与地方自治联盟的失败，无疑使他对于体制的改革愈来愈怀疑。光复以后国民党的戒严统治，并未使叶荣钟的民族意识稍减，其对中国的未来仍怀抱着希望。叶荣钟1974年访美后致林庄生书信中论及台湾前途时指出：
关于（台湾由）国际管理可能为日美所欢迎，但照目下之国际情势似无可能，纵能实现亦必如周恩来所指摘，靠日本则受日本之控制靠美国则受美国之操纵，至于苏联则更不堪想象矣。然则独立是否可能？因中共之强盛与中美之和解独立运动渐趋衰落乃有目共睹之事实……无论共管与独立皆可信其无补于事，然则台湾之将来除向中共认同以外似已无路可走。
今日重新思索叶荣钟关于台湾出路的这番言论，显然透过鲁迅左倾认知中国的民族与革命辩证性的叶荣钟，他的民族志书写不仅在台湾传承鲁迅的精神，终其一生皆高度关注与台湾出路息息相关的中国民族的现实与未来，他的文史书写也反映了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思索中国革命发展的心路历程。
保马
Pour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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