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立本 | 台灣人民解放陣線── 一九七〇年代的左派青年與白色恐怖

编

者按

1977年“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案案发时，成员中年纪最大的不过二十七、八，年轻的刚升大四。甚至当时特务都很疑惑，“土生土长的几个人为什么会亲共？为什么会想跟大陆统一？”那么，他们到底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他们当时又是怎么想的？这样一个看似突发的案件，该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理解？四十年过去了，这个“左派青年”案，又能对历史认知有怎样的启示？又会对今天与明日的青年运动有何启发？

感谢作者授权保马推文，一并感谢作者随文附上的宝贵图片。

台灣人民解放陣線──

一九七〇年代的左派青年與白色恐怖

張立本

作者按：

我在2014-2016年間參與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組織的訪談，期間訪問了包括本案蔡裕榮、賴明烈、劉國基、宋東文、戴華光等的受難人。選擇接觸本案的最初原因是它和我年齡等歲，但是，受訪者皆傾談不諱，使我除了得以進入案情、感受時代氣氛，還往前感覺了受難人的成長、壓抑、奮起，從而建立了某種認知歷史的方式，所獲超乎預期。訪談結束後，數位受難人核允但拒絕授權予台灣當局所轄的計畫發標單位。正如別案受難人堅持於文稿中使用新式紀年，我們毫無保留的尊重、理解受難人秉定理念。受難人的決定，也等於間接促我把他們的故事重整出來。統籌數人經歷並非易事，反覆構思才決定以目前的倒敘結構，將案情羅織回溯解開、證據證詞還原其意。此種寫作不得不擱置許多不見得不重要的旁枝、暫時沒想通的環節，尤其得擱置幾位受難人的1980至1990年代政治經驗，和其他看法，只能暫求未負信任。

這是我寫本案的第二篇文章。載於《兩岸犇報》的〈火燒的青春── 一九七七年「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更多涉及訪查與理解白色恐怖的經驗反思。不過核心意識是一致的，我自恃受訪者也會同意，至少在「台灣人民解放陣線」的界內可這麼說，目的並非英雄化、個人化，而是以青年自主左傾的可能性與發生的歷史理解為今日和未來的期盼。

匪黨遭破，疑犯就逮？

1977年11月6日，選舉月剛開始，斗大的頭版：警總破獲匪黨組織，三名疑犯分別就逮。報上說法是，該團體曾於同年1月間向外資廠商投寄恐嚇信件、企圖破壞台灣經濟，又曾於3月間在台北舟山路一帶散發宣傳品、意圖擾亂社會人心，且可能在選舉期間散發傳單以掀社會騷亂、進行暴力陰謀。

最晚在11月28日，海外《台獨月刊》對此登出一篇標題不醒目的文章〈蔣家濫捕大專學生〉提到：「蔣家一向抓人，均以紅帽子扣上……台灣人要出頭天，除了倒蔣、建國一途，再也無可抉擇的餘地。」隔年1、2月號《七十年代》，各有一篇署名李智明[ 2015年6月9日訪談陳鼓應時，得知「李智明」為陳鼓應筆名之一。陳鼓應於台大哲學系事件受迫害，後曾參與黨外選舉。]的文章，以11月19日「中壢事件」為背景，強調蔡裕榮等人為蔡洪嬌娥（時為黨外政治人物）的助選員，凸顯本案為國民黨打擊「黨外」，但也語帶保留提到：所謂的匪諜等很可能是隨扣上的帽子。很多疑點未解。撇開警總敲敲打打構成的完美敘事，及當時黨外選舉主流，他們究竟做了些什麼？想什麼？1988年戴華光二次減刑出獄前，島內與海外各種聲援不斷，然而「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如火如荼展開時，本案卻又何以不能根本地平反？

圖一：1978年二月號《七十年代》

李智明文章原件（陳鼓應先生收藏）

出事了！警總逮捕與釣魚

報上提到的三人是戴華光、賴明烈、劉國基。11月1日深夜，戴華光與賴明烈於熟睡中被捕。隔日，劉國基在師大上課時被拐走，鄭道君則在戴華光與賴明烈租屋處遭埋伏特務帶走。審訊不到中午，鄭道君被放了，他謹慎地反覆更換公車，晚上六點多鐘到了蔡裕榮的租屋處，「出事了」，他說。

圖二：戴華光與賴明烈租屋處的巷口

（作者攝於2015年）

蔡裕榮於是開始善後，例如「台灣人民解放陣線」的邀請名單要燒掉，「不能讓他們牽涉到」。5日下午，淡水英專路蔡裕榮租屋處，原在閒聊的二十雙眼睛，看著蔡裕榮被抓。蔡裕榮說「對抗的東西太強大，出事是早晚的問題。看見特務來時先是鬆了口氣，因為好幾天沒睡好了，只是真正計畫的事情都還沒有做」。鄭道君於同日再次被捕，顯然還是被跟蹤了。

6日恰好是宋東文新兵訓練放假，女朋友帶著報紙來軍營門口，他見著頭條震驚了。宋東文回台北晃了一整週，由於白色恐怖的時代教訓，沒有人幫助也想不到還能做什麼，「天下之大，竟想不出能如何逃？逃去哪？」宋說。帶著強烈的挫折感與一絲僥倖回營，當夜清晨4點，部隊以上級借調名義用吉普車層層遞送，宋東文終至保安處地下室渡過56天沒有記錄、不明不白的關押。

阿拉法特的子彈：

「時事研習社」的思想之窗

6日報紙上不見其名的蔡裕榮，父母都來自台中梧棲。蔡父於二戰末期奉母命逃兵役，戰後憑著台中工業學校學歷在台電找到工作。1955年，蔡裕榮出生於植滿杜鵑花的「北部火力發電廠」眷舍。

家庭狀況穩定而童年無憂，蔡裕榮成長在擁有夜間照明球場、電影院、福利完善的台電宿舍。即使高大圍牆的另一側就是爛泥路的礦村，國小班上也有附近礦村與漁村的同學，他說當時並不疑惑於眼前所見。父母為了子女教育著想而舉家搬往台北，升學競爭的壓迫感卻使蔡裕榮開始逃避。蔡裕榮想在茫茫人海中與眾不同，不讀教科書倒讀了很多存在主義，他笑說「想來荒謬」，並非真被吸引而想深入理解，所以「從來看不懂」。

不太用功仍考上大學，蔡裕榮記得1974年入學時，被「時事研習社」招生處一幅阿拉法特背著整排子彈的畫像吸引。最初感覺只是「很酷」，但聽宋東文談巴勒斯坦建國運動覺得很有興趣。蔡裕榮回想，當時知道以色列，卻從沒想過阿拉伯世界的問題，心中隱隱覺得終於可以擺脫家中滿櫃子的存在主義書籍。愛讀史地卻因為數理成績較好而報考理工科，此時算是「遇到自己的興趣」他說。

圖三：淡江時期宋東文（右）

與蔡裕榮（左）（宋東文先生收藏）

根據蔡裕榮，如果不是緊接著與社團同伴相互激勵的時日，也不會反省理所當然的人生。為解答眼前的台灣社會，蔡裕榮們追求理論可能性，世界開始顛倒。蔡裕榮幼時熟悉的漁村、礦村，和外公家的農忙，八斗子與瑞芳，反過來成為社團同學上山下鄉做調查的基礎，及大四期間幫蔡洪嬌娥跑選區的條件。

轉化與新生：

眷村不良少年的躍升

當時的社長宋東文生於1955年，來自台中的職訓隊后里新村。直到考上台中一中初中部前，每次考試都第一名。但宋東文說，老實認份的父親以「自謀生活」被軍隊淘汰後長期在外工作，母親又久癌離世，家裡不得不將更小的倆弟妹送往育幼院，導致少年時代的內心深感黑暗與壓抑。

宋東文外宿台中後，功課直落，初中勉強畢業便隨考上成功大學的兄長到台南讀南二中。高中時日多混彈子房、冰果室，可是也懵懵懂懂地在成大宿舍聽哥哥與同學們論時事，接觸了《自由中國》、《大學雜誌》等異議雜誌。他記得，報紙頭條是美軍越戰近況，成大宿舍裡則聽反戰音樂、高談美國大學生的反戰運動。高三時又混不下去了，宋東文只好再轉到台中一所名不見經傳的私立高中，1973年考上淡江東語系。

宋東文談當時生活，是沒有希望的「困」的感覺。他覺得自己進淡江前是帶有類似於「惡少」習性的眷村叛逆小鬼，其中有生長環境的因素，也有自己的責任。家中協調支出讓宋東文上大學，但他的課業還是不行。宋東文回憶當時，也在找人生方向，「不知道將來的出路在哪裡」，故有些反社會的心理。

進大學後改變了他的人生。宋東文說「主要在知識面」，青少年時期的晦暗、慘綠、意義不明的反叛，由於同好間因好辯轉成的鬆散朋友圈，加上學長們的氣氛感染，奠立了思想基進化的基礎。升大二時，宋東文沒想太多便接下幾已名存時亡的「時研社」。

圖四：宋東文（右）

與時事研習社招生（宋東文先生提供）

相互激勵摸索出路，

社團思想邁向左傾

淡江學生圈裡，學長蘇名宇曾因同班同學林守一涉及「成大共產黨」案（1971年之政治案件）而被抓過幾天。「成大案」的吳俊宏恰巧是宋東文之兄的成大同學，宋東文依稀知道這件事。學生間流傳的誇炫式英雄傳說，卻產生無意間的影響。

宋東文與蔡裕榮們，最早出於青年叛逆，在強烈的反共氛圍裡，覺得既然要反共，得先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於是開始「反面閱讀」反共宣傳文件與書籍。從合法書刊開始，讀多了反而覺得共產主義的原文說得比較有道理，「很容易就接受了」蔡裕榮說。時值文化大革命，宋東文與蔡裕榮們閱讀最多的也是「文革思想」。

浪漫心情引導摸索，1974年至1975年間約是時研社的左傾醞釀期。大夥各憑本事收集書刊，除了合法的「反共」文集，也溜進「東亞研究中心」偷印，或主動找上陳鼓應商借，也從王津平（時為淡江大學教師）的「文理書店」半買半送取得書刊，還有同學自製短波收音機學得文革歌曲。當時他們已讀過《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及《列寧全集》、《毛選》、《共產黨宣言》、《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一手理論材料。宋東文回憶，閱讀〈共產黨員的修養〉時感動於劉少奇所講的人類高級狀態，「自己會想想做那種人」。知識促使宋東文們與自我做鬥爭，接著便想學習群眾組織與地下鬥爭的方法，「運用列寧的方式組織起來」。

學校裡的氣氛仍顯思想封閉，只能很有限地建立了難免有些幼稚的理想，宋東文與蔡裕榮回憶著。思想左轉的過程，有賴共同成長與相互影響，蔡裕榮強調「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轉變，很難說是特定一個人影響其他人」。通過耗時的相互批評，蔡裕榮與宋東文們漸從時事討論走向具體社會關懷行動，再透過分析國際局勢，思考中國當下苦難的根源以及中國的未來。

蔡裕榮感嘆，雖知社會上有政治犯，但不敢也沒有方法找。對當時的蔡裕榮與宋東文們而言，只覺得既然時研社可以有社會主義的想法，則理當有其他力量存在，不過都維持著低調與隱蔽。1976年已歷蔣介石過世後的大赦，陳映真與蘇慶黎們籌劃的《夏潮》創刊，蔡裕榮與宋東文們察覺了，直闖雜誌社「想尋找革命」，卻被提醒不要再去了。「我們口無遮攔，真以為回到祖國了，像在自己社團內部似的說話。但這裡被嚴密監控，還可能有特務滲透」蔡裕榮說。

1976年也是劉建修（1950年代「郵電案」受難人）與陳明忠們二進宮的那一年，局勢仍險，蔡裕榮與宋東文們與台灣左派系譜的歷史擦身而過。但在彭歌、余光中攻訐《夏潮》系、圍剿鄉土文學的1977年，「時研社」仍出於相信而天真地自主動員，抱著過期《夏潮》如數家珍，在當年大學聯考時向陪考家長兜售。

社團行動：

論壇、組織、上山下鄉、助選

蔡裕榮大三、宋東文大四時，時研社的思想狀態已向左傾。據蔡裕榮說，雖然沒有共識與結論可以「怎麼做」，但社會主義的認識共識已形成。「讀書」讓蔡裕榮與宋東文們覺得，「就是要把資本家給打下來」。

雖然宋東文憶及「學生社團本身做不了什麼事情」，熱血沸騰想貢獻力量卻沒有出路，但時研社確實有不少校內與校外活動，某些遺忘的插曲亦對日後台灣社會有影響。

蔡裕榮入淡江時的大學錄取率僅「26.83％」，他說當時考上大學宛如天之驕子，加上長期的「避開政治」觀念，大學生除了課業就是文康活動。蔡裕榮與宋東文們對大專校園流行的服務隊感覺不滿，認為只是「上山帶小朋友、發揮愛心，然後談戀愛」。於是，雖然也參與服務隊，卻是有意識地試圖在參與過程中物色幹部，或擴張群眾。由於沒有經驗，能契合的人亦不多，他倆坦言「都失敗了」。到了蔡裕榮大三時，時研社已自行想像舉辦文革式的上山下鄉，先假「三民主義在台灣」之名辦校內討論會，再前往農村、漁村、礦村做調查訪問。時研社自行舉辦的上山下鄉同樣沒有具體成果，但1977年8月初，宋東文與蔡裕榮們認識了戴華光們之後，也帶賴明烈去七堵的礦村，隨後統整材料發表〈三合礦工無家可歸〉一文於《夏潮》（1977年9月1日第三卷第三期），翔實揭露基隆李建興家族取得礦權以至轉移土地的過程，提出礦工的苦境。

圖五：〈三合礦工無家可歸〉原文

圖六：宋東文（右二）

參加山地服務隊（宋東文先生提供）

蔡裕榮大二時，通過蔡憲崇（蔡洪嬌娥子）介紹，時研社參與了郭雨新在淡水的競選活動，影響蔡裕榮與宋東文們的思想發展。蔡裕榮提及事後內部檢討，談到選舉雖有民主形象，罵國民黨也很痛快，但「如果沒有錢，要怎麼宣傳理念讓人理解？」他們總結「這是資本主義的民主，資本家才有能力選，而資本家在國民黨面前仍是小巫見大巫，所以我們完全沒想走選舉的路」。

因為建立了交情，蔡憲崇的母親蔡洪嬌娥於1977年投入縣議員選舉時，又找上蔡裕榮，即判決書所謂「意圖破壞選舉」的源頭。蔡裕榮熟悉瑞芳一帶，由他騎摩托車勘查地形、物色樁腳、安排宣傳計畫，並將戶籍遷至英專路住處以符合當時「助選員」的法定需求。蔡裕榮也找賴明烈參與開會，可是賴明烈沒有登記助選員。

地方議員的文宣較弱，蔡裕榮與賴明烈們確實希望能主筆政見。蔡裕榮強調「台灣人民解放陣線內部雖然討論過傳單問題，畢竟選舉宣傳與我們的宣傳不一樣，只有擅改她的文宣，或者真正影響蔡洪嬌娥、說服她採用台灣人民解放陣線的意見。無論如何還沒有開始試，也不知道是否有辦法影響，就案發了」。蔡裕榮於審訊時避重就輕，「我說我們想要夾傳單，就是我們主動」，目的是避免蔡洪嬌娥牽連入獄，事實上蔡洪嬌娥也真不知道。

蔡裕榮與宋東文們與王津平的交往中，王津平會介紹演講者，並時而傳遞校方「盯上」的消息來。蔡裕榮表示，王津平主編《淡江周刊》時期，在淡江大學也起了一定的帶動作用，影響不少學生。

蔡裕榮大三時，常在《淡江周刊》發表文章的李雙澤找上時研社社員周威仲，說想在演唱會上拋出「唱我們自己的歌」的議題。蔡裕榮說，因為認同「唱自己的歌」的社會意義，便去暱稱「動物園」的李雙澤賃居處商議。眾人討論，覺得台下學生即使不喜歡也不見得敢公開倒彩，就決定安排人發動起鬨，再安排人制止。「李雙澤說他會帶可樂瓶上台，唱到〈國父紀念歌〉時，我們就開始噓他」。事前安排與後來的發展一致，時研社幫忙佈置現場、動員了二十位左右的核心幹部擔任正反雙方。蔡裕榮們被捕後，在《淡江周刊》的推波助瀾下，可樂瓶事件逐漸釀成台灣「民歌運動」的起點。

蔡裕榮與宋東文們反省大學生的生活，覺得自己所讀的私立學校學費也不算低，對許多家庭而言負擔不小，於是想到成立「工讀生聯誼會」。「當時除了家教就沒什麼打工機會，窮人家的小孩非常辛苦」蔡裕榮說。「工讀生聯誼會」目的是把家境較窮的人整合起來，幫忙找工作、獎學金，或薪資集體議價等各方面服務。這極可能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肅清後，台灣最早的大學生自發勞動權益團體。然而課外組組長不准，給蔡裕榮的理由是「大學生不可以組工會」，故無疾而終。

回憶青年期，蔡裕榮與宋東文們亦覺不無青澀。知道要對抗統治機器，但「與勞苦大眾站在一起」卻沒這麼簡單。由於社團多次活動都引起校方壓制，他們也自知是校方的眼中釘。或許因為當局僅視之學生活動，或因成員篩選嚴、察覺嫌疑就驅逐，一直沒出大事卻也可能早被盯上了。

颱風夜裡電話響：

兩股青年力量交會

1977年7月底，「薇拉颱風」來襲。蔡裕榮應在8月1日前往苗栗暑期實習，卻受天候阻。當晚宋東文來了電話，說「你馬上過來」。蔡裕榮立即出門搭上計程車。

8月1日稍早，等待入伍當兵的宋東文和另位社團社員在台北公館一帶閒逛，巧遇鄭道君在賣書。鄭道君與蔡裕榮同屆考上淡江，也加入了時研社，故他們認識。鄭道君在淡江沒讀多久就轉學至師大。鄭道君與戴華光、賴明烈們賣的，正是宋東文們愛讀的《夏潮》雜誌與政治相關書籍，「讀書背景、知識背景一樣、政治傾向一樣，很聊得來」，宋東文說。聊沒幾句就收攤，逕至戴華光與賴明烈租屋處。晚上十點多，蔡裕榮趕到了，一夥人徹夜談至隔天中午。宋東文回想「這幾個人給我的感覺是有實踐能力，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而且敢冒風險」。8月1日至11月1日，相識僅三個月，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正式宣誓成立時，宋東文已入伍新訓。

蘋果的滋味：

農村小孩轉向政治經濟批判

戴華光們常在公館、師大一帶賣書，用賴明烈的摩托車載貨。賴明烈1950年生於嘉義市郊的農村，至1970年考上「文化學院」為止，課餘就得下田忙農。「…平原綠疇、風起雲湧的自然景觀給予了我愛好自由，喜愛面對現實環境的世界觀」賴明烈在後來的教職員自傳中如此寫著。

圖七：賴明烈於嘉義老家，

後方書櫃上層為《馬恩全集》（作者攝於2016年）

賴明烈從小察覺同村人的家庭處境差異，進嘉義市讀小學後，更感城裡工人子弟生活困難。小時候玩尪仔標（紙牌），見到上頭印著太平天國的故事，也隱約懷疑農村迷信，「農村人感覺到問題，卻沒有出路」。為什麼從小察覺到不平等？什麼時候開始感覺要用科學態度面對世事？賴明烈說「不曉得」。

讀嘉義輔仁中學時，從同學處取得一本《文星》雜誌，賴明烈第一次發現「原來有這種聲音，原來可以這樣批判」，但當時並不理解知識間的殊異。印象最深的反而是高中畢業時閱讀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多福》，充滿浪漫理想主義的思想性文學著作在心中起了漣漪。

社會普遍認為考上大學才能脫農、脫困、改變命運，對賴明烈而言卻是脫離家庭約束、獨立生活。據賴明烈，甫上台北便把農村老爸寄來的錢省吃儉用，去牯嶺街補齊《文星》，「而且開始閱讀寫實小說」。農村印記不斷回返、與知識相照。閱讀黃春明寫宜蘭農村的小說時很能同理，但讀到〈蘋果的滋味〉所描述的外商嘴臉「應該也起了一定思想激化作用」，賴明烈揣摩說。當兵時，週末借住戴國光家，聽戴國光談起參與服務隊到雲林沿海的見聞，也立即使賴明烈想起老家會在收割季節請來雲林農民幫忙收割。南部收成早又較窮的鄉鎮會組割稻隊，一路北上賺工錢，賴明烈知道「台灣農村四處是這樣卑微的人，比自己窮困的人太多了。」

國際政治與現實引領著

文藝與讀書傾向

賴明烈高中畢業前後，即宋東文在台南時，是世界性的「反越戰」潮，但賴明烈到台北後才漸受餘波影響。台北的藝文活動，解放了賴明烈的視聽。在嘉義時便愛聽古典音樂，由於接手文化學院「聆音社」，社團活動時認識了戴國光、劉國基，由戴國光介紹反戰音樂，就開始以「聆音社」為平台意識地推廣。也因戴國光，賴明烈知道了義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學生圈通過外交官小孩或僑生，取得禁制的書刊或其他文藝作品，私下流傳資訊。

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

《偷自行车的人》

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

賴明烈愛思考，因選修倫理學的課而修接觸羅素、殷海光的哲學；通過劉國基介紹，則漸轉而閱讀無政府主義，如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的論著。賴明烈思想左轉後，反顧學習經驗，察覺早年閱讀的自由主義本質上的缺陷，「他們是先成就自己，但我認為個人之外同時要有群體的概念，有時得自我犧牲」他說。

圖八：（由左至右）龍紹瑞、賴明烈、蔡裕榮近照。

紹瑞亦為當時時研社成員。（筆者攝於勞動黨黨部）

賴明烈與劉國基都憶及，尼克森與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分別於1971年、1972年訪問中國大陸，及退出聯合國後何去何從、釣魚台事件等，都是當時學生圈討論重點。劉國基且說1972年上海公報對他衝擊最大，「『中美關係正常化』對身在台灣的我們到底意謂什麼？是必須思考的事情。」除了國際問題，1971年「成大共產黨案」、台大哲學系事件，直到1977年被捕前「鄉土文學論戰」，賴明烈們都略有所聞。

賴明烈是由文學啟蒙的，從而關心身邊的小人物，再步入歷史與哲學，所以他很反感國民黨文人打手打擊鄉土文學。賴明烈因此做出對比，「國民黨透過黨國體制壓制人民，產生很多不公不義」，所以覺得站在國民黨身邊的右派知識份子是反動、落伍，相較之下「左派、共產黨人走向延安，不惜跟舊社會、舊勢力決裂，就深得我心」。

1974年當兵前的暑假，賴明烈找理由不回家種田了，在輔大圖書館大量閱讀左派書籍，更深養成國際主義的理念。

舊書攤的蛛網

繫起了人們的關係

賴明烈的弟弟讀輔大，劉國基大二時也轉學輔大，故賴明烈待在輔大圖書館。劉國基1953年生於台中大肚，其父曾在戰爭末年輾轉當上台中刑務所的巡察補、帶囚犯到海南島蓋機場，日本戰敗後又隔了幾年，才與同伴設法自行回台，歸鄉務農。

圖九：劉國基（左）近照。右為蔡裕榮（作者攝）

劉父後來又開雜貨店賣農藥，劉國基親見工業化過程中的農村變遷，農村越來越窮，「父親不願意跟鄉親追討，就賠了不少」他說。上大學時，家中賣田才讓他讀完書，姊姊們則是當時鄉下女孩的普遍命運，小學讀完就去紡織廠當女工。劉國基的母親是彰化二林人，據他說，外婆會帶行乞者上桌吃飯，母親會邀村中較窮的鄰居來過年，這對劉國基的平等觀有初萌作用。

考試機器的小齒輪順利上進入台中一中，擔任「校刊社」主編之一時，劉國基自謂還沒有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認識，卻因「不想讓校刊只是校內學生的作文簿，希望能成為與社會有連結的文學類雜誌」，於是聯繫上台中的文藝圈。包括「笠詩社」、「創世紀詩社」、「幼獅」等都是邀請對象，劉國基因而熟識部份成員。

劉國基愛逛台中公園旁舊書攤，也常去中一中旁「美國新聞處」。他記得，舊書攤老闆丁穎（詩人）會把不敢公開賣的書刊留給他看，如1930年代左翼文學，魯迅、巴金、茅盾，或外國人家裡流往舊書攤的各種雜誌。劉國基自行填回台灣報紙「開天窗」的新聞，禁忌的知識引發內心辯證。

通過丁穎認識書友王曉波，開啟劉國基北上讀大學後的一段友誼。甫上文化法文系，交友迅速、選上法文系會長，閒暇時則常與王曉波喝酒聊天。在近身「保釣運動」的王曉波家中，高中時便疑惑「國民黨為什麼沒有辦法保護釣魚台？」的劉國基，閱讀各種美國「保釣運動」戰報、期刊，對世界局勢、民族復興、社會現實的認識，復往前跨。

此路不通：

實習跑船開啟戴華光的旅程

1976年，劉國基考上輔大法文所，賴明烈甫退伍，某日在戴國光家裡見了戴華光。戴華光為戴國光之兄，約生於1950年。戴父曲折來台後，輾轉任職國防部總政治部上校組訓官。戴家也因此搬過幾次家，最後落腳台北市自立新村。

生活在反共氣氛的社會中，少年戴華光覺得，父親桌上《三民主義》講習材料是習以為常地無所謂，沒所謂影響。年歲漸長，無所不在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口號、標語，倒成為了壓抑之源。直到考上中國海專，戴華光突因心情放鬆而有了讀書興趣，舉凡軍事、哲學、歷史都讀。據戴華光說，真正的影響卻在1971年海專結業前的實習。

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即賴明烈大二、劉國基高三，戴華光在跑船時「聽到消息」、「受到震動」。與此同時，戴華光在曼谷、馬尼拉的華埠看見牆上塗刷的盡是「蔣幫」、「蔣匪」，驚覺從小被塑造的「蔣公」竟然「再也不是民族救星、世界偉人」。戴華光也記得至少兩次送水泥到越南峴港，看著開舢舨來卸貨的越南人都是女工，他質疑「男人都去哪裡了？難道都去當兵打仗了？」每到峴港就會有美軍士兵上船警戒，天黑沒多久就戒嚴。越戰如引路石，掀起內心激浪。因為讀海專期間考上救生員、常去YMCA的營隊打工，故美語講得還行，戴華光便嘗試與美軍聊天。美軍多半口說「為了幫助別人免於被共產黨的獨裁專制政權奴役」，但聊得越多也發現「很多美軍也不想來，想回家」，那麼「這場戰爭究竟為誰？為了什麼？」戴華光問。

經歷總合使戴華光覺得「觸動靈魂與思維」，推著他思考「究竟誰是？誰非？誰是真正為人民的正義一方？」下船後，「把我弄到另外一個方向去了」戴說。為了弄清楚真相，他轉而拼命閱讀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戴華光也嘗試透過國關中心的朋友尋找資料，對方說內部人員才能閱讀。來自軍種單位混雜的軍眷村，戴華光有謹慎與警覺，他探索著卻「再也找不下去了」，每當逼近真相就是「此路不通、此路不通、此路不通……不管怎麼找，就是此路不通」。

在「中美關係正常化」

的氣氛中重新認識中國

戴華光暫時去找工作謀生，但沒有放棄追求真相。直到三姊戴小華（旅外知名華人作家，2017年新作《忽如歸》有論及本案）一封「想不想到外國讀書」的來信，戴華光考慮後決定完成自己本來的願望。他仍謹慎地選擇考科、學校。赴美後，戴華光翻遍自己學校與鄰近學校的圖書館，也去舊金山華埠的書店，或如洛杉磯長灘街上的二手書店，借書、買書，中英文都找。

僅僅一學年的大量閱讀，戴華光自學湊出不同於台灣所學的近代史。尤其《毛澤東選集》幫助很大，戴華光「連著看了好幾天，一篇又一篇，一遍又一遍，看完後簡體字也全認得了」。當時是北京與美國建交的前夜，戴華光也接觸了直接來自中國大陸的材料，如《南征北戰》、《上甘岭》……等電影或書籍。

警總說他在美國受「共黨份子」影響，戴華光則說，「只是聽了謝偉志（John Service）一場演講。」而且警總說詞裡有矛盾，判決書同時說戴華光囑吳恆海前往香港與中共聯繫，戴華光問「如果真的在美國聯繫到中共，又何必再去香港聯繫？」再者，台灣人民解放陣線「幾個人算是一起工作，沒有誰上誰下的權力關係，因此也沒有誰指揮誰」戴華光說。

透過史料、檔案、回憶錄，戴華光發現蔣介石僅僅為了個人利益，而在奪取政權的道路上用盡不忠不義的手段。戴華光如今仍果決毅堅地強調，兩個最主要的例子：「不義，孫中山主動聯共，蔣介石卻仗軍權突襲，不計其數地坑殺共產黨黨員及非共產黨的工農同盟軍；不忠，蔣介石口說信仰《三民主義》，但孫中山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蔣介石聯合的卻是美國、日本、德國這樣的帝國主義或法西斯政權。」此外，戴華光也重新認識美國霸權的崛起，及美國在國際上的政治操弄，「難怪在臺灣難以接觸真相」，戴華光把事情想清楚了，毅然決定回台造反。

台灣人民解放陣線與思想的喜悅

戴華光、劉國基、賴明烈碰面後，很快切入主題且有共識。包括美國帝國主義與國際局勢之問題、民心上的崇洋媚外，以及現實上由於外企工廠進駐造成嚴重環境污染，和外商對台灣的經濟剝削、台灣工人的勞苦現況……。「我們覺得應該做點事情」劉國基說。賴明烈則說，「要以布爾什維克的概念自我約束與強化行動」。

台灣人民解放陣線誕生了，劉國基強調，「台灣」兩字讓很多台獨誤以為是同路人，但真正意義在於「我們是台灣本土的人民，我們認為統一是我們的權利。我們要自主、自覺的發起，進行統一」。正如世界範圍內其他第三世界地區反對帝國主義的各種「解放陣線」組織，「人民解放陣線」本身就有左派意涵，「統一．共產主義」劉國基總結說。

為推廣想法，戴華光們決定賣書。觀察對方選的書，尋找理念相似者。賴明烈特別提及「書」的力量就足讓國民黨害怕，「所以1950年代以來的白色恐怖裡很多人只看書就被抓」。雖然不會當場談太多，「但確實沒有足夠防備」賴說。賴明烈也還有另一條至今未曝光的賣書線。正如蔡裕榮與宋東文們在「時研社」相互激勵成長，戴華光、劉國基與賴明烈們結交後許也共同躍進。恰如劉國基介紹賴明烈從「無政府主義」讀往「科學的社會主義」，賴明烈也覺得賣書就如傳播好思想。加之當時「有種朝聞道，夕死可矣的心情」使賴明烈每個禮拜騎摩托車載書賣，「無怨無悔，回想起來都覺得不可思議」。其後，賴明烈趁母校出缺，回建築系任助教，接著又為方便活動而與戴華光商議，租下他們被捕時的房間。

揭發國民黨的台獨陰謀！

組織很快就有了行動。劉國基與戴華光們確實署名「台灣人民解放陣線」在台大校園、舟山路一帶散發傳單。檔案局目前保存之「物證」，如〈此路不通！朋友們，快停下來，想一想….〉、〈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揭發國民黨的台獨陰謀〉之內容，完整重現了他們當時的觀點：國民黨殘部竄入台灣與帝國主義勾結、剝削台灣人民，故應覺醒，運用人民的智慧，解放台灣、回歸社會主義祖國的懷抱。戴華光們也用同樣署名，往大使館跟外資企業寄信。劉國基與戴華光也曾在美國新聞處圖書室夾藏傳單。

圖十：〈此路不通〉傳單原件

（蔡裕榮先生申請檔案所得）

圖十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傳單影本（蔡裕榮先生申請檔案所得）

根據「國家安全局」編號0678的會議機密文件〈現階段國家安全情勢與努力方向〉（筆者無意間於舊書攤購得），當局起碼在1977年6月就注意了戴華光們的行動。國安局已「預知」：可能利用民國六十六年底的五項公職人員選舉製造種種政治事件。

1977年8月，戴華光們與蔡裕榮們碰頭後，戴華光曾與蔡裕榮論及「炸藥」。蔡裕榮說他否認「製作炸藥」，但從未否認「尋找炸藥」。蔡裕榮說判決書上「炸藥配方」不是他的，但「炸藥配方沒什麼了不起，圖書館裡面隨便找都有，關鍵是不可能取得管制材料」。蔡裕榮決定去他所熟悉的礦村詢問，回來後尚未與戴華光見面就案發。理應只有蔡裕榮自己知道的事，入獄後卻有人探聽，但也沒有影響判刑。

全都是「首謀」：

1970年代左派自主青年的匯聚

為確立黨綱、黨章，正式宣誓前討論了一天一夜。不過劉國基此時不在。蔡裕榮回首當時文件說，思想本是成長的過程，「有些字句存在左傾幼稚病是很正常的」。檔案局保存的黨綱中有「打倒國民黨買辦、打倒帝國主義、兩岸統一、社會主義」幾要點，與戴華光仨最初的共識相近。蔡裕榮解釋，「不管主觀上怎麼想，台灣社會確實是在美國帝國主義宰制下。即使經濟起飛，外部制約是很真實的存在。大陸的社會也在美國帝國主義冷戰封鎖的惡劣環境下，才變得老百姓受苦」，所以他們要改變這個現實。

戴華光們長成於1960年代末至1970初，宋東文與蔡裕榮們長成於1970年代中的前段至1970年代中後期，總合起來反映了1970年代近十年的現實。世界範圍的動盪牽動臺灣內部變化，牽引青年們思想震盪，最終走到一起。還原此脈絡，則判決書或輿論將戴華光訛為「首謀」是不公平的，對戴華光不公，對其他人也不公。戴華光也說，「如果在法庭上爭先恐後指責別人，不就一塊兒倒楣嗎？」但「今天，我說每一個人都是主謀」。

他們的思想偶然形成，質地誠有異，但青年匯聚復相互成長，合作具有必然性。世界觀轉變，世界顛倒回來。特務就是不懂，劉國基便記得獄中時常被問到「土生土長的幾個人為什麼會親共？為什麼會想跟大陸統一？」據說蔣經國十分困擾，「但我們與中共的關係就只有思想上的」劉說。

摘鋒專案：招認不牽連

確實的暴露原因仍不明（另可參考戴小華女士《忽如歸》的考據）。11月1日夜裡，賴明烈憶及，警總於深夜破門而入，也由隔壁房間的陽台爬過來包圍。特務們從戴華光與賴明烈的羅斯福路租屋處搜走好幾車的東西，包括書籍、傳單、油印機、打字機、炸藥配方、及「台灣人民解放陣線」之黨章、黨綱、誓詞。故他們都說，「該有東西都有了」無所謂承認不承認。

本案相關受難人遇到的都是疲勞審訊。宋東文因此感嘆「記憶不要太好」，「如果你記憶好，被偵訊時就是你跟自己的記憶在對抗」，所以也不愛回憶這些往事。宋東文回想，審問時第一句話就聽不懂：「政治解決？還是法律解決？」他發現自己的鬥爭知識顯然淺薄。

圖十二：在檔案局文件中發現了無關案情的24人名單，或許反映當局所圖（蔡裕榮先生申請檔案所得）

戴華光說，關在地下室「二十四個小時一直開著燈不讓你睡覺。他們三班輪流不停詢問。你頭一低，一瞌睡，就將你打醒，推醒。」但今日解密的筆錄竟然只有少量幾份。劉國基與蔡裕榮也都提到，筆錄劃押都在審訊數天後，顯然是織好案情再來索簽名。「如果看完筆錄說我們串供，其實串供的是審訊人員」蔡裕榮說。蔡裕榮回想，審訊過程問的都是周邊資訊，證明社團沒有被滲透。今天看來或許最麻煩的「證詞」是，為了不要牽連入獄，問訊時說了些他人的壞話。但「台灣人民解放陣線」交代完了卻未停止審問。不知何故，陳鼓應、王曉波、王津平、蘇慶黎……等多人都是調查重點，未有結果前又忽然停止這些訊問。

1978年1月8日，宋東文的姊姊與女友來保安處接人。臨走前，保安處軍官說「宋東文，外界謠傳我們逮捕了你，你出去絕對不能這樣說」，並要求簽下切結書。宋東文此刻就在保安處，他對「謠傳」兩字印象深刻。宋東文此後轉往警總直屬的團管區就近看管，再半年送回新兵訓練中心至退伍。除了宋東文，還有很多無關者也被捕，但都找不到記錄。

1978年1月17日宣判前後，「台灣人民解放陣線」又佔據報紙版面好幾天，卻以「獲從輕發落」告結：戴華光、賴明烈、劉國基已達「二條一」，實際判刑為無期、15年、12年；鄭道君、蔡裕榮是「二條五」、吳恆海「二條三」，皆感化三年。針對報紙宣傳說他們「臉色發白」、「發抖」，當事人如今都啼笑皆非。戴華光說聽判決時雖然不是開心，但至少想著「怎麼還死不了呢？」

圖十三：軍方報紙《青年戰士報》

1978年1月12日第三版

圖十四：《中央日報》1978年1月18日第三版

蔡裕榮關在土城時，與專辦此案的特務頭子戴廣武「當同學」，聽說些許細節。戴廣武提到了跨單位聯合小組，應為檔案中所見「摘鋒專案」，據說本要擴大偵辦，甚至送了一百多人的名單到蔣經國手上。戴廣武還提及海外營救造成一定的壓力，美國大使館派員進保安處觀看審訊也引起蔣經國不滿。最終蔣經國下條子改輕判、縮小打擊面，似乎也是對於1970年代末美國「人權外交」的回應：強調宣傳、組織輿論、科學辦案。炸藥的事不追了，「企圖綁架」的事則由警總定調降為「僅擬議而已」而不入罪。

圖十五：外交部有關本案的情資匯報

（蔡裕榮先生申請檔案所得）

「綠島大學」時的思想與行動

蔡裕榮三年都在土城，恰遇1950年代政治犯劉建修。蔡裕榮通過劉建修的口述與筆記，接上了白色恐怖的歷史，並且有系統地學習了歷史唯物的辯證哲學觀。蔡裕榮在獄中時，也從反共新聞聽聞文革結束後的中國近況。本不知如何反應，但與劉建修討論後，謹記「世界的變革不是一蹴可及」，應該辯證看待中國近代史發展。蔡裕榮說，「社會主義就要人民幸福快樂，應該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辯證統一。確實文化大革命前期有些不樂見的事，但還是得回到1949年以後的中國百廢待興，國民黨與帝國主義環伺的歷史實況，才能理解早期為何那樣發展，進而知道怎麼改，需要長期視野以客觀看待」。

圖十六：1985年賴明烈先生

於綠島的世界人權日紀念書（賴明烈先生提供）

賴明烈也在綠島上課。到綠島時，「成大共產黨的人已經和林書揚有些活動」，林書揚每晚來到賴明烈的區看電視，年輕人坐在兩側假裝看電視，其實討論著監獄鬥爭、時事分析、哲學理論。賴明烈入獄前的自主學習因此更往系統性、唯物的方向整理，也接上了原為白色恐怖所整肅的地下黨史。

戴華光們在綠島也不安受制。賴明烈保存多份絕食宣言與抗議書，包括1985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1987年6月24日抗議制訂國安法的絕食抗議書等。1985年3月，劉國基絕食要求回家奔喪時，同案賴明烈、戴華光也聲援他。母親過世後，劉國基再次絕食，獄方卻告知「你已經不歸綠島監獄管了」。沒多久，劉國基、賴明烈因解嚴而減刑出獄。

浦島太郎的憂悒：

獄後社會關係變化

蔡裕榮與宋東文們從未脫離原本的社會關係，時研社同學也常去土城仁教所面會。賴明烈、劉國基出獄沒多久就有老政治犯來接觸與慰問。賴明烈的印象中，無論統、獨都來拜訪，回到台北更是經常有飯局。杭立武、陳菊也分別拜訪賴明烈，賴明烈希望他們先慰問情況更不好的人。

對劉國基而言，社會關係瓦解及人際關係奇怪變化的感觸較大。獄後，劉父已亡，家中還有母親喪事的陰霾。沒多久，王拓帶著慰問金去大肚找劉國基，再載劉國基去台中市拜訪別的老同學。回程時，讀過台中一中的劉國基原想自行搭車回大肚，卻發現舊車站不見了，又找不到新車站，「坐了九年九個月的牢，心裡特別有種挫折感，連怎麼回家都不知道」，劉國基說感受到「『浦島太郎』的蒼涼與悲哀」。

復歸平靜與長期監控

戴華光於1988年二度減刑出獄，同年底前往大陸，後定居祖籍，遠離了政治並且自食其力生活著。劉國基與賴明烈與宋東文們，在解嚴後的局勢下，以新生代的面貌分別捲入了左派統一派的群體。宋東文與蔡裕榮如今還在第一線戰場。

圖十七：聲援戴華光減刑的聲明，

1988年（王曉波收藏）

宋東文退伍前，總不定期有人詢問放假時做了些什麼。退伍換過幾家貿易公司，1983年創業攢了一點錢，有能力捐款，也就更受「重視」；他記得1988年前後有回與蘇慶黎通話言及金錢，隔天就有警察上門抄身份證。

數年政治生活後，1992年劉國基考取台大新聞所，奇怪地收不到報到單。1995年，劉國基在《遠見雜誌》參與的「新台灣人」專題榮獲金頂獎，國家安全局卻

施壓雜誌社不準他寫文章。由於台北市調處的吳○○一直找吃飯、唱卡拉OK、探消息，劉國基不堪其擾，故再考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的博士班，遠離台灣。

賴明烈因家中因素，1993年離開勞動黨。1994年至1996年間，賴明烈借住弟弟家中，不時發生破窗而入，「翻箱倒櫃，但裡面的東西都沒有丟」。「市長已經是陳水扁了，還是這麼幹」賴說。其後轉商至親戚的家族公司，警察仍定期到辦公室找賴明烈問話，直到1997年，興許是承認了賴明烈已遠離政治圈，直接的騷擾漸斷。

蔡裕榮也遇到騷擾。1988年換工作，毗鄰的同事說「我寫了你兩年的週記」。2003年陳水扁當總統期間，再次換工作，公司稽核室一位國安局上校退休的經理對他說「老蔡啊！其實我是支持你們的」，蔡裕榮只有回他「我們是什麼？」跟得最緊的則是一位曾○○，凡當蔡裕榮換工作就會出現，直到2007年後才消失。

引刀成一快，肝膽兩崑崙

如今回想，沒有一個人後悔。他們意見雷同，認為有社會矛盾就一定會爆發。蔡裕榮回想，個人的生命對人類歷史而言很有限，但至少努力成為歷史脈動參與者與見證者，「跟著歷史浪潮同進，在浪尖上看到了美好的風景」。賴明烈也類似地說「個人歷史實在不是很重要」。

據賴明烈，獄中時雖然彼此提防，怕被「做掉」，但監獄鬥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統、獨合作，因為「大家都想著台灣什麼時候能夠解嚴？什麼時候能夠出去大幹一場？」劉國基也記得王幸男、林弘宣等人藉面會幫忙將絕食消息傳出綠島，楊金海、施明德等人也曾協助。非國民黨的統獨合作，亦作濤浪起伏。如火如荼的街頭運動時期，例如1988年5月20日，賴明烈正在勞動黨中央黨部，陳菊打電話說「這邊非常激烈，鬧得非常大，你趕緊過來」。賴明烈思索，除了不同立場致使事後歷史書寫之異、記憶有別，但現實上「台灣工人的內部矛盾已經被轉移到國際上去了」，所以他認為跳出島內的國際主義角度思考仍是重要的。除了獄中鬥爭與街頭，也有別的東西真正決定人與人之關係，不好說。

此外，每一位都還提到家人。戴華光們的出身脈絡不同，在1970年代循線找往台灣社會矛盾根源時被鎮壓了。掘往社會構造深處的抵抗，歷來都遭到整肅，社會從而繼續運轉著。家人們於此種時局中，未必理解戴華光們。戴華光們，或蔡裕榮與宋東文們，不力求家人全然理解，但耿懷家人們所受之責與難。巨大的壓迫不是各人之事，鎮壓以各種方式順著社會網絡向外滲透，是故，戴華光們對父母姐妹兄弟難以言喻的感念，也映出了冷冽鬥爭外表下的溫暖質地。

注：2017/03定稿   2017/05 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