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 | 谈鲁迅小集
编按
《人物小记》是王元化先生自编作品集。该书将其旧作按类汇辑一编，收文二十篇。《论鲁迅小集》是其中一篇，原是散见各文中的某些段落，合在一起，故名小集。此文论及鲁迅研究中的多个问题，虽为短小的评述，但不乏洞见，发人深思。
《人物小记》已由东方出版中心于2017年5月再版，详细信息见“每日一书”。
谈鲁迅小集
王元化
一
（王元化先生）
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发表的《生命的路》，今天读来还使我们感到它的分量。他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这是多么雄壮，多么勇敢，多么充满信心！他的热爱一直倾注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卑微灵魂身上。即使像《阿Ｑ 正传》这篇被人歪曲为作者“心里
藏着可怕冰块”的讽刺小说，如果我们理解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基本命意和唤醒昏睡麻木的自觉企望，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把“冷嘲”和“滑稽”这种曲解胡说去侮辱作者的。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以为揭发弊端就是出于心怀恶意。但是要知道……对于旧的批判得愈深，对于新的则爱之弥切。我们应该这样理解鲁迅，也应该这样理解那些怀着真诚的爱去揭发社会弊端的作家。
（摘自一九五三年所写《人格力量与思想力量》）
二
鲁迅肖像（版画）（可滑动查看）
……写鲁迅传不必拘于一格，如果有人采取另一种写法，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以别林斯基文学活动为中心《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那样，从我们现代文学史的波澜起伏的背景上，理出鲁迅的思想脉络和他在每一历史阶段留下的战绩，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不过，这就需要对鲁迅的对手，如早期代表文化传统派的《甲寅》杂志、陈西滢和他所属的新月派首领胡适、提倡语录体小品文的林语堂和以苦茶名斋的周作人，以及在另一领域内，而属同一营垒的创造社、太阳社，直到晚年时“左联”内部的两个口号之争，都进行系统的探讨，占有充分材料，才能作出公正的史的评述。如果只根据鲁迅本人的文章来品评，明于此而昧于彼，那就会使他的许多针对性的观点难以索解。似乎我们至今还没有充分掌握鲁迅对手的资料，把双方的观点摆出来，作出实事求是的深入评述。今天我们可以用清醒冷静的头脑公正地去评价过去我们文学史上的那些功过是非了。不能以单纯的顶礼膜拜之情，更不能以意气用事的褊狭之见来代替科学的论断。让我们采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果戈理时期俄罗斯文学概观》中论述别林斯基与波列伏依、森柯夫斯基、歇维辽夫的论争时，以及在论述别林斯基所属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所属的奥格辽夫小组之间发生分歧时，那种忠于历史、尊重事实、公正无私的良史直笔吧。
（摘自一九八一年所写《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
三
鲁迅写的《论辩的魂灵》、《牺牲谟》、《评心雕龙》等杂文中所勾画出来的强词夺理的诡辩，十分深刻地揭露了一直在我们社会中流传不绝的阴鸷反噬之术。试举第一篇的一则为例：
“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 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我们是多么熟悉这种诡辩术。如果有人采用综合研究法，从逻辑学和文化心理学角度加以剖析，揭示这种诡辩怎样玩弄权诈，乃是很有意义的。可是这项工作，鲁迅研究者没有去做。为什么竟遗漏了比马克·吐温《竞选州长》所揭露的造谣报纸更可畏、更毒辣如上述“鬼画符”之类的丰富材料呢？似乎没有人去探讨鲁迅著作中这方面极有价值的材料……
（摘自一九八一年所写《阴鸷反噬之术》）
四
鲁迅似乎从未提到龚自珍。首先，照理说，鲁迅和龚自珍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为什么鲁迅对他没有只字涉及呢？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章太炎曾斥龚自珍“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谵语”。这种指责是极不公允的，只能视为经学今古文之争的门户之见。我不能断定在对龚自珍的评价上，鲁迅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我希望有学力的研究者作出深入的探讨…… 章太炎曾在《訄书》中说：“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便是对于社会上反对揭示真相的讽刺文学的有力驳斥。可以看出鲁迅曾吸取了章太炎那种犀利的讽刺笔法。其次，章太炎对魏晋时代文学作了再估价，恢复了它在学术史上的应有地位。在这一点上，鲁迅也很可能受到他的影响。鲁迅曾校《嵇康集》，写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喜爱阮籍、嵇康等人的文章，一扫前人奉儒家为正宗、对玄学家和清谈家所采取的不屑一顾的成见，而肯定阮嵇等人非汤武、薄周孔的反礼教的积极一面。他在涉及古代文论时，每每征引陆机、刘勰之说，并以新见解加以引申，不仅殚其底蕴，且发扬光大，使之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例如，他对《文赋》中的“榛楛弗剪”这一论点的阐发就是明显的例子……
（摘自一九八一年所写《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
五
鲁迅说章太炎在革命史上的业绩比学术史上的要大，鲁迅和太炎在思想倾向上是很不同的。但是，如果不把学术上的承传当作简单的模仿或因袭，而视为潜移默化的汲取，那么，我认为鲁迅对国学的某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太炎的影响的；不论这影响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蔡元培称鲁迅曾受清代学者的濡染，认为他杂集会稽故郡杂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古小说、唐宋传奇，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全用清儒家法。鲁迅自称，他在写作上先受严复后受太炎影响。我认为，鲁迅受太炎的影响，除早期文言文喜用古字和成为鲁迅文章特色的犀利笔法外，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现简述如下。章太炎继顾炎武、钱大昕、朱彝尊的余绪，破千年来的偏见，对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作出再认识、再评价。他的《五朝学》可以说是一篇为魏晋玄学所作的有力辩词。这篇文章以汉末与魏晋作对照，批驳后世所谓魏晋俗弊之说，用史实证明汉末淫僻之风远过魏晋。《五朝学》说：“经莫穹乎礼乐，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名士皆综之，其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这是对于魏晋玄学的很高评价，发前人所未发。鲁迅早年校《嵇康集》，写小说《孤独者》魏连殳采用阮籍居丧故事，这些事本身就说明了他对魏晋玄学的态度。后来他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更说明了他对那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的重视。这篇文章的着眼点与《五朝学》不同，但从学术渊源来看，仍可发现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最为突出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提出了玄学和礼教的关系问题。应该说这一儒玄可通的观点滥觞于《五朝学》。按照以前的说法，两者是很难调和的。如王何解儒经就曾被儒家极端派斥为“罪深于桀纣”。太炎据史论玄学兴起之原因，认为当时倘徒陈礼教，不易以玄远，则不足以戒奢惩贪。这是史有明证的。可是后人不见汉末风气已坏至唐则尤甚这一事实，独斥魏晋，以致责盈于前，网疏于后，是极不公正的。《五朝学》称：“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进弭乎下。”这也是说魏晋玄学实可纠汉末风气之弊。太炎指责魏晋的，乃是自魏文定九品官人法以来所形成的士庶区别门阀制度，故他批评顾炎武所谓魏晋矜流品为善的说法为“粗识过差”。这些看法都与鲁迅相契合。
（摘自一九九二年所写《鲁迅与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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