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台湾光复72周年】王中忱|葉榮鐘與矢內原忠雄

葉榮鐘與矢內原忠雄

—在殖民批判知識譜系上的考察—

王中忱

编者按

     72 年前，“台湾光复”，这不仅意味着终结了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的殖民统治，更标志着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保马今日特此推送王中忱老师的文章，谨以此文纪念台湾光复72周年。作者将葉榮鐘与矢內原忠雄二人放在日据台湾史书写及殖民批判知识的谱系上进行探究，发现葉榮鐘把恩师矢內原忠雄的著作（尤其以《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为代表）作为“前文本”，但并非是直线式继承，二人在关注的焦点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矢內原忠雄采用由上而下的俯视姿态，以肯定“殖民”合理性为立论前提，对台湾近代民族运动问题只停留在表面分析上，而这恰恰忽略或淡化殖民地更为本质的民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矢內原忠雄没有从根本上去思考如何去除殖民统治制度；葉榮鐘则作为一个“被殖民创伤”的人，将台湾近代民族运动看成是“被殖民”的“民族”群体与企图施加暴力与切割文化传统的殖民者的一场斗争，这一特点可以从他的著作《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可以看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二人的文章实现一种“ 互文式”对读，去反思和讨论台湾光复的意义。

       本文系保马原创首发，感谢王中忱老师的授权推送以及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一

        最初接觸葉榮鐘（一九〇〇—一九七八）先生的著述其實始於一個偶然的機緣。二〇一一年夏秋之間，應徐秀慧教授之邀，我在彰化師大文學院客座。授課之余，秀慧教授多次安排觀訪活動，使我得以瞭解彰化和台中地區的歷史和風俗人情。其中一次是到台中拜訪葉榮鐘先生的夫人——年過百歲仍然清明敏慧的施纖纖女士。雖然秀慧此前曾斷續向我談及葉榮鐘先生在現代臺灣文化史和文學史的貢獻，但因為我這方面缺少閱讀儲備，並未引起相應的共鳴。當時我的好奇心更在“人瑞”葉奶奶，很想聽她講歷經百年滄桑的個人史，同時還因為我和葉奶奶只能用日語交談，擔心自己不善使用變化繁複的敬語而有所失禮，內心頗感緊張，所以，到了葉宅之後竟然沒有主動提起葉榮鐘先生。但葉奶奶的慈祥和幽默很快消除了我的局促，隨著她典雅而風趣的談吐，葉榮鐘先生很自然地成為我們的話題，而當葉奶奶說到矢內原忠雄的名字，說到葉榮鐘和矢內原先生的交誼，我的內心則湧起了要去閱讀葉榮鐘著作的強烈衝動。

图为昭和6年（1931年）04月26日，葉榮鐘在鹿港與施纖纖女士結婚之紀念照。

         那時葉榮鐘於我還頗為陌生，但對矢內原忠雄（一八九三—一九六一）我卻有一些瞭解。而這也是由於一個人際的機緣。一九八〇年代末我在日本大阪留學，大學所在的市區有兩位老人待我親如家人。先生隅谷季雄在一家商社擔任重要職務，事務繁多，卻專門在家裏備了一塊寫字板，每當我去，便放下自己的工作，在上面連寫帶畫為我講解日語或社會、文化和歷史知識。夫人隅谷穗波不僅每次皆以豐盛的菜肴招待，且在藝術和文學方面對我多有教誨，至今我還保存一盤錄有她朗誦島崎藤村詩歌的錄音帶。隨著日語交流和讀解能力的增長，我對隅谷一家的瞭解逐漸增多，尤其是讀到季雄先生的哥哥隅谷三喜男（一九一六—二〇〇三）的傳記之後，我得以知道，早在明治時期，隅谷兄弟的父親便以基督教徒的慈愛和堅忍，在東京貧民街區創辦學校，為貧苦的孩子們提供接受教育的機會。而這種精神，後來在隅谷三喜男身上得到了直接的繼承。一九四〇年九月，就讀于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的三喜男因和同學組織「『資本論』讀書會」等活動而被逮捕並拘留了三個月[1]，獲釋以後，他決意深入到社會底層，遂於翌年五月前往已經成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滿洲」，就職於鞍山的「昭和制鋼所」，主動深入中國工人之中，考察他們的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在此基礎上撰寫了「滿洲勞動問題序說」[2]，直陳當時「滿洲地區的勞動者在脫出農村勞動之後並沒有成為近代勞動者，而淪為半農奴式的被雇傭的勞動者」，以深切的人道主義同情描述了「滿洲」勞動者的淒慘境遇，批判了殖民地勞務管理的殘酷和野蠻。

        一般認為，二戰以後自成體系的「隅谷勞動經濟學」，是隅谷在繼承並揚棄他的恩師大河內一男（一九〇五—一九八四）的「生產力」論基礎上創建的[3]，其實隅谷所汲取的思想資源並不限於大河內，未曾直接受教的矢內原忠雄無疑更可列入他所師承的思想譜系。當年隅谷被拘捕時，從他家裏搜出用以定罪的「禁書」之一就是矢內原撰寫的『耶穌傳』，而警察把此書定為「禁書」的理由，則因為「矢內原是一個危險人物」[4]。那時，矢內原忠雄已因發表批判「帝國日本」失去國家理性的文章而被迫辭去大學教職，『耶穌傳』最初發表于他被迫辭職之前，續載於他辭職後一九三八年一月創辦的個人雜誌『嘉信』上，改題為『耶穌傳講話』，一九四〇年六月作為「嘉信文庫第一冊」自費印行[5]。隅谷在同年九月被拘捕之前冒著風險購讀此書，可見他是把矢內原視為自己的精神和思想的導師的。

        而我則是因為認識隅谷三喜男先生而知道了矢內原忠雄先生的存在，並且由知其人而想著要讀其書，在留學快結束的時候，我曾在舊書店整齊擺列的『矢內原忠雄全集』前徘徊不已，終因一個留學生的有限財力而不得不怏怏離去。幾年後我重到日本擔任教職，才得以了卻當年的心願，同時還買了矢內原的恩師內村鑒三（一八一六—一九三〇）的全集。但我後來陸續選讀的主要是收入『矢內原忠雄全集』的那些時論，特別是一九三〇年代矢內原發表的分析中國社會性質及日中關係的論文，我自然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也粗略翻讀過一些章節，且在臺灣買過兩種中文譯本，但直到拜訪葉奶奶之後，陸續閱讀了葉榮鐘先生的相關文章和著作，特別是在最近讀到葉著『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6]，我才產生了細讀矢內原大著的願望。我覺得摸索到了解讀這兩本經典著作的新門徑，如果把兩書做互文式的對讀，很有可能會讓深潛于文本之中的意義更為鮮明地呈現出來。

二

       葉榮鐘與矢內原忠雄最初相識於一九二七年四月，起因是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殖民政策」講座教授的矢內原到臺灣的實地調查。為了進行真正的「實證研究」，矢內原有意不走「正門」，亦即不通過日本拓務省和臺灣總督府的官方安排，而是請托熟識的朋友幫忙，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走後門」方式，直接奔向調查現場[7]。當時為矢內原熱心安排在台日程的蔡培火（一八八九—一九八三），本為抵抗「帝國日本」在台推行同化政策的領袖人物，故以信函介紹矢內原訪問另外一位民族運動的重鎮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時任林氏秘書的葉榮鐘既做翻譯，又陪同矢內原到竹山考察，對其後來撰寫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頗有貢獻，兩人由此結下深厚友誼。同年八月，葉氏再度赴日求學，落籍中央大學，矢內原特別安排他到自己的課堂聽講。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矢內原在家裏為葉榮鐘講解『聖經』，直至一九三〇年四月末。所以，無論從學問還是思想信仰上說，矢內原忠雄都是葉榮鐘名副其實的恩師。這些交誼，在葉榮鐘所寫「矢內原先生與我」[8]一文裏有飽含深情的記述。

       矢內原也同樣珍惜和葉榮鐘的師友情誼，如同戴國煇先生（一九三一—二〇〇一）所介紹的那樣，在收入『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二十六、二十八卷和第二十九卷的文字裏，可以讀到相關的記錄[9]，尤其在矢內原追溯自己作為無教會派基督教徒之傳道經歷的回憶錄裏，談到他在自己家裏正式舉行傳道集會，面對的第一個弟子就是葉榮鐘，那段文字真是感懷無限且感人至深，茲迻譯如下：

     我的家庭集會的最初發端，因一位臺灣青年而起，這對我來說具有深刻之意義。我在大學擔任殖民政策講座，我的講義，對政府的統治政策給予了相當的批判，我的著作『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被臺灣總督府列為禁書。我的人道同情，也寄予在殖民地人的解放。如是，為了一個臺灣青年靈魂的解放，給他講述聖經的福音，就是極其自然之事了。聖靈的引導之手即在其中，經歷了後來的事件而顯現得更為鮮明。我懷著保羅「異邦人的使徒」般的自覺開始了自己的傳道生涯，這是讓我深為感謝和深感驕傲的。[10]

        葉榮鐘後來一直為自己未能成為基督教徒而對矢內原先生深懷愧疚，在「矢內原先生與我」一文裏他這樣寫道：

      矢師在有形的方面，和我的接訂，為時短暫，且也不甚頻繁，但是在精神方面，卻予我以不可磨滅的印象。他曾經使我中宵坐起，痛哭流涕，懺悔我自己罪孽的深重，但是他並不教訓我，他不責備我，他只是諄諄地和氣地講聖經，與其說是說教，毋庸說是講學較為恰當。

      在狹義的所謂傳教的意義上說，矢師對我是失敗的，因為我不能成為一個他所期待的基督教信者。但在廣義的感化的意義上來說，他是百分之百成功的，因為通過他的存在，使我能意識到神的存在，不但如此，縱使我有朝一日會否定神的存在，也不能滅卻矢師給我的印象啊！[11]

        這兩段文字誠摯而沉痛，糾結悱惻而又包含著謎團，其中有些令人難解的是，既然葉榮鐘深受矢師感化，在其家庭集會受教期間，甚至多次經歷「中宵坐起，痛哭流涕」的心靈體驗[12]，為何最終不能如矢師所期待的那樣皈依於神？葉榮鐘曾描述過自己和神發生交涉時矢師居間所起的作用，他說：「我如果意識到神的存在，便自然而然地想起矢師來，極端來說，假使沒有矢師的影像，也不能意識到神的存在」。「這是矢師一向所最反對的，矢師教人要單獨面對救主，但是不可救藥的我，始終不敢獨個兒向上帝講話」[13]。葉榮鐘的描述，充滿自責自省，完全從自己一面找原因，但從中也可以看到矢內原悖論式的存在：在神與葉榮鐘之間，他既是溝通的仲介，又是阻隔的因素。

        當然，這樣說也許只是我的誤讀或妄測，有違葉榮鐘的原意，但在以日文撰寫的「矢內原先生與臺灣」一文最末一段，葉榮鐘確實觸及到了在日本帝國施行殖民統治的狀況之下，矢內原向異邦人傳道的內在困境,雖然略有些長，還是有迻譯抄錄的必要。

        以上是我作為一個異民族之人並且是作為日本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人和先生接觸的始末。先生是真正從心裏愛著我們臺灣的人們的。如果從先生的立場來說，應該說是憐愛所有的被虐待者吧。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所表現的先生對臺灣的深切掛慮和溫暖同情，現在自不待言，還切實告訴我們臺灣是如何被日本帝國主義剝削的。我們儘管切身體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但對臺灣統治者的統治裝置之真相，於事實之處，卻不能確切地把握。而正如先生在同書序文所承認的那樣，「本書雖非政論，但關於殖民地統治方針，卻包含若干具有『天氣預報』性質的內容。」書中隨處可見給予統治者的切中肯綮的警告，然而並沒有打動統治者們固執的心。同書出版同時便在臺灣禁止發行，即是統治者對先生的明確回答，我想這或許也在先生的預料之內。但先生從更根本的方面向臺灣的人們伸出了救援之手，那就是傳遞神的福音。同書二一一頁這樣說道：「在歐美諸國的殖民地，雖在政治經濟上施行嚴酷的壓迫和剝削，但在宗教家中卻有人成為原住民之友、以其教化對資本家的剝削略做補償。我們于此卻幾近完全闕如。我國國民迄今不得對異邦人傳道的原因何在，此乃應慎重探討之問題，亦為青年熱心之士以實踐予以解決之問題。教化的闕如，使日本的臺灣統治淪為簡單明瞭的帝國主義統治。」對異邦人傳道的問題，不是從當時即已經縈回在先生心裏的念頭麼？在此事上，我一直對先生懷有愧疚，先生對異邦人的傳道以我為嚆矢，但這一顆麥粒終於未能發芽，並將空虛地終了一生。所幸由於門内同輩的努力，先生的精神已經紮根臺灣大地並在堅實地發展，令我觀之而欣喜無限。[14]

        這段文字是葉榮鐘回顧自己和矢內原先生交往的全過程之後，所做的總結性歸納，而恰如其文章標題表示的那樣，他沒有僅僅將之視為個人之間的情誼，而是從「矢內原先生與臺灣」的層面予以理解。葉榮鐘深刻體認到矢內原對處於被殖民境遇的臺灣人們乃至所有被虐待者的真誠關愛，高度評價『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對殖民統治的揭露深度，也對其中包含的有關殖民地統治政策的建言表示理解，並對殖民統治者拒絕矢內原建言的頑固態度表示憤怒。在把矢內原的政策性建言作為對比的時候，葉榮鐘稱矢內原的傳道是「從更根本的方面向臺灣的人們伸出了救援之手」，並由此把兩者做了截然的切割，但值得注意的是，葉榮鐘引述矢內原談論在殖民地傳道之必要性的那段話，強調以宗教教化來緩解「資本家的剝削」，顯然仍屬於調整殖民統治方式的政策性建言，至少可以說含有把基督教傳道和殖民統治政策協調起來的用意，而非從根本上構想如何去除殖民統治制度，以葉榮鐘的敏銳和敏感，當然不會讀不出這層意思，而他所以對之做了更為體貼的闡釋，則應該是出自寬厚的心地和對矢師的尊敬及同情之理解，故絕不肯放言苛評。這是否也是致使葉榮鐘內心痛苦糾結，但最終仍堅持做一個不受教化的「異邦人」的深層原因呢。

三

        矢內原的殖民地研究，一般認為可分為理論論述和具體的個案研究兩個部分。前者主要體現在專著『殖民及殖民政策』（一九二六）及論文集『殖民政策的新基調』（一九二七）,後者則以『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滿洲問題』（一九三四）、『南洋群島之研究』（一九三五）、『帝國主義下的印度』（一九三七）為代表。在前類著述裏，矢內原曾對殖民地研究中最為關鍵的概念「殖民」做過界定，他首先從構成人類社會之「社會群」的「移動」著眼，認為「各社會群雖占居一定地域，但並不為其所束縛，而會因應需要進行地域移動」，並把「社會群移住於新的地域進行社會經濟活動的現象」定義為「殖民」。矢內原明確說：「我否定所謂殖民與移民的本質區別。政治的從屬關係是屬地的必要條件，但不是殖民地的必要條件。屬地（Dependency）和殖民地（Colony）不宜在觀念上混同」[15]。在此基礎上他高度肯定「殖民」的意義，認為「殖民不僅增加地球的人口支持力，還豐富人類經濟生活的內容」[16]。與此相關，矢內原還提出，當時日本法律上經常使用的「拓殖」和「殖民」詞語裏的「殖」字應該改為「植」，因為「『植民地』和Plantation詞義相通，那是種植民之地，或是將民種植在那裏之地，換言之，此詞義暗示了植民的實質性概念」[17]。

        矢內原忠雄在『殖民及殖民政策』系統闡述的殖民地論，公開發表不久即受到細川嘉六（一八八八—一九六二）等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判，近年亦時有學者從後殖民批判的觀點予以質疑，如姜尚中（一九五〇— ）便指出：儘管矢內原「批判殖民地統治政策的『從屬主義』和『同化主義』，提倡採取和平的『自主主義』，但對『殖民』本身的『效用』、對其『文明化作用』卻未持懷疑」，認為他和他的恩師新渡戶稻造（一八六二—一九三三）一樣，「都未能洞察到殖民問題的本質在於民族問題」[18]。但實事求是地說，由於矢內原在日本軍國主義氣焰最盛時期挺身抵抗的錚錚表現，由於二戰以後他為民主和平事業所做的努力和貢獻，使他成了日本思想文化界自由精神的象徵，也一定程度影響了學術界乃至他本人對其殖民地研究的批判性省思。直至現在，在日本，這樣的觀點似乎仍占主導地位：雖然矢內原的殖民地理論和殖民政策論缺陷明顯，但他對臺灣、南洋群島等殖民地所做的具體研究，仍是其學術業績中真正有价值且值得肯定的部分。這樣的看法自然不無道理，但把矢內原有關殖民地的理論論述和具體的個案研究進行過於清晰的切分，是否會遮蔽二者之間的錯綜糾纏及複雜張力？而不做批判性清理，便把矢內原的殖民地研究轉換為新學術體制內的「國際經濟論」或「地域研究」[19]，會帶來怎樣的後果，無疑都是值得認真檢視和討論的問題。

        但限於篇幅和論題，本文不能就此再做延伸，必須回到葉榮鐘。就我對葉榮鐘非常有限的閱讀，還無法判斷他對矢內原殖民地研究中理論論述部分持怎樣的看法，但對於具體的個案研究，尤其是對於『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葉榮鐘顯然非常推崇，在『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以下稱『運動史』）和『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20]（以下稱『發展史』）兩部著作裏，他相當頻繁地引用矢內原的著作，不僅引其資料或文獻作為佐證，還引其觀點和論斷作為自己展開論述的前提，說葉榮鐘有意識地把矢內原著作當成自己寫作的楷模甚至指針，應該不會太錯。當然，葉著後出，有條件比矢內原寫得更充分更詳實，矢內原從日本最初據有臺灣寫到一九二九年，而葉著『運動史』和『發展史』兩部加在一起，則完整地寫出了日據臺灣半個世紀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金融史。就日據臺灣史的書寫譜系而言，從矢內原至葉榮鐘，可謂是由椎輪而大輅，由草創而達至大成。

        葉著把矢內原著作作為「前文本」，並且不是為了辯駁反對而是有意繼承，二者的連續性一目瞭然。這自然與葉榮鐘和矢內原非同尋常的師生情誼有關，肯定也因為葉氏在日據時期參與民族反殖運動屬於林獻堂所代表的溫和派，該派以相對合法的手段漸進地爭取自治權的鬥爭方式，和矢內原的立場多有共鳴。但對讀矢內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和葉著，亦不難看到兩者的差異。如前所述，矢內原對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和以及由此導致的殖民者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獨佔優位的狀況持批判態度，但他並不否定「殖民」行為本身，而是構想著殖民者和原住民以「自主主義」的方式和平地實現「對等」結合，由於他認為「日本對於臺灣的經濟要求，是決定統治臺灣各種政策的最有力因素」，所以在『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裏把「研究的主力」放在了「經濟關係的分析上」[21]。從解析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機制與裝置而言，矢內原的經濟關係分析當然不失為一個有效的視角，但由此忽略或淡化了殖民地裏更為本質的民族問題，也是不須諱言的事實。葉著『運動史』以臺灣人們的反帝反殖鬥爭為主要線索，把矢內原著作裏僅僅勾勒了一個剪影的「民族運動」濃墨重彩地展開書寫，不僅如著者自己所宣稱的那樣，描述了「由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領導的漢民族抗日運動一脈，對左翼抗日階級運動一脈亦多有言及，借用鄭鴻生（一九五一— ）的話說，葉著其實描繪了日據時代抗日運動三條不同路線「前仆後繼，左右爭輝」的狀況[22]，呈現了那一時期臺灣反殖歷史豐富紛紜的面相。

        葉著『運動史』書寫臺灣的「民族運動」，與矢內原著作的差異，不僅表現於文字篇幅的增加，也體現在觀察與敍述的視點上。矢內原強調研究的「科學」性，有意與殖民統治者拉開距離，其投注給被殖民者的同情目光，終難免由上而下的俯視姿態。而葉榮鐘既體驗過被殖民者的切膚之痛，又直接參與過抵抗殖民統治的運動，並身處切近運動領導者的位置，對「民族運動」歷史的觀察和理解，自然和矢內原多有不同。如矢內原認為：「臺灣的近代民族運動肇始於一九一四年阪垣退助伯爵之來台」[23]，而葉著『運動史』開篇則說：「臺灣近代民族運動與領導者林獻堂有密切關係，林獻堂一生的思想和行動，除他生得的性格與學養外，受梁啟超先生的影響最多也最深」[24]，明確把臺灣反殖民族運動放置到本土與祖國關係的內在脈絡上分析論述，無疑是在和「矢師」唱反調。

        葉榮鐘和矢內原對臺灣「民族運動」歷史起點的不同設定，與其說是因為各自掌握的史實多少所致，毋寧說反映了各自關切點的差異。葉著『運動史』之「凡例」專列一項解釋「民族」的觀念，認為此觀念「系以文化、傳統、目的、願望等共同的心理要素為其內涵」[25]，可見葉榮鐘更為重視長期自然形成自己文化傳統的「民族」群體，故在『運動史』裏以沉痛筆調描述了此「民族」群體被殖民者暴力分斷、其文化傳統被強行切割的悲劇歷程。矢內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同樣談及臺灣人與其祖國的歷史聯繫，談及「臺灣人在中國有其故鄉、共同的語言及習慣」，但同時也指出：「日本的臺灣統治旨在將臺灣與中國分離而與日本結合」[26]，而因為肯定「殖民」的合理性是其立論前提，所以，在該著作裏，矢內原為日本殖民者的統治失策而使臺灣不能與日本融洽「結合」的焦慮溢於言表，卻鮮少見到他對因「與中國分離」而給臺灣人們帶來的創痛表示關注和同情。矢內原當時對臺灣「民族運動」的觀察顯然還頗為表面，他甚至未能充分體會到他的學生葉榮鐘內心深處的「被殖民創傷」。當然，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葉著『運動史』『發展史』和矢內原著『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之間並非直線式接續，葉榮鐘既汲取矢內原的洞見也彌補他的盲見，他以自己的著作，與恩師矢內原進行了一場不無沉重的思想和歷史對話。

                                         二〇一六年五月四日

                                               北京  清華園

  注释：

[1] 李廷江、庚欣著『學問、信仰與人生—隅谷三喜男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此書由隅谷季雄翻譯為日文，二〇〇四年二月作為「非賣品」刊行。本文參照的是隅谷季雄的日譯本第一六-一七頁和「隅谷三喜男略年譜」（隅谷三喜男先生召天十周年紀念講演會實行委員會編『今、なにをなすべきか　隅谷三喜男に学ぶ』，東京：新教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第七四頁）。

[2] 該文刊載於『昭和制鋼所調查彙報』第二卷第二號、第三號。

[3]針對大河內以抽象的經濟學概念「勞動力」來概括「勞動者」，隅谷氏更為重視「勞動者」作為「人」的存在，並把被概括為「勞動力」的勞動者們飽嘗悲苦卻仍懷持理想地生活下去的存在狀況，作為社會思想問題進行思考。參見姜尚中「わたしたちは何をなすべきか」，『今、なにをなすべきか　隅谷三喜男に学ぶ』，東京：新教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第一二頁

[4]參見李廷江、庚欣著『學問、信仰與人生—隅谷三喜男傳』，隅谷季雄的日譯本第四六-四七頁。

[5] 參見『矢內原忠雄全集』第六卷「解題」，『矢內原忠雄全集』第六卷，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六三年四月，第七七一頁。

[6] 葉榮鐘此著最初以『日據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為題連載於『自立晚報』（一九七〇四月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刊印單行本時改題『臺灣民族運動史』；收入葉芸芸主編『葉榮鐘全集』（二〇〇〇年出版）時以著者手稿排印，易名為『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後葉芸芸又依據『全集』摘取該書重點編入『葉榮鐘選集』政經卷，臺北：人間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出版。

[7]參見矢內原忠雄「私の歩んだ道」，『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二十六卷，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六五年四月，第三六—三七頁。

[8] 此文原載『臺灣文藝』第六期，一九六五年一月，作者署名「凡夫」。但此文亦有記憶不確之處，如首段把最初在台中火車站迎接矢內原的時間記為「昭和元年（一九二六年）」（參見葉芸芸、呂正惠、黃琪椿編『葉榮鐘選集』文學卷，臺北：人間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第二二六頁），當為「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之誤。另，葉氏還有一篇題為「矢內原先生と台湾」的日文文章，載於『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二十六卷所附之「月報」第二十六號，內容雖與『臺灣文藝』所載文稿不無重合，但也多有不同，可互為補充。

[9]參見戴國煇「葉榮鐘先生留給我們的淡泊與矜持」,此文是戴先生為晨星出版社版『葉榮鐘全集』所寫的序言，文末署執筆時間為「二〇〇〇年五月二〇日」。

[10] 參見矢內原忠雄『私の伝統生涯』（最初刊載於『橄欖』雜誌十一號—十八號，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三回「自由ヶ丘集会の発端」，引自『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二十六卷，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六五年四月，第一九四—一九五頁。

[11] 葉榮鐘「矢內原先生與我」，引自葉芸芸、呂正惠、黃琪椿編『葉榮鐘選集』文學卷，臺北：人間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第二四一—二四二頁。

[12] 葉榮鐘的日文文章「矢內原先生と台湾」對此一體驗所做的描述，比中文文章「矢內原先生與我」更為具體清晰。

[13]葉榮鐘「矢內原先生與我」，引自葉芸芸、呂正惠、黃琪椿編『葉榮鐘選集』文學卷，臺北：人間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第二三五頁。

[14]葉榮鐘「矢內原先生と台湾」，『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二十六卷所附之「月報」第二十六號，第十一—十二頁。

[15] 矢内原忠雄『植民及植民政策』，東京：有斐閣一九二六年初版，引自『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一卷，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六三年三月，第十四、十八—十九頁。

[16]矢内原忠雄『植民及植民政策』，引自『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一卷第一九七頁。

[17]矢内原忠雄『植民及植民政策』，引自『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一卷第三八—三九頁。

[18] 姜尚中：『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の彼方へ』，東京：岩波書店，二〇〇四年四月，第一二八頁。

[19] 矢內原的同事大內兵衛寫道：「現在在日本殖民學已經不再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而是作為國際經濟論、那之中的欠發達國家問題來處理，但即使如此，創建這門學問原型的是矢內原君，『植民及植民政策』是其著作形態。現在在東大講授國際經濟論的是楊井克己教授，楊井君的講座是矢內原君的直接繼承。」參見大內兵衛「日本植民地の系譜」，引自『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一卷所附之「月報」第一號，第一頁。由此可見，矢內原的殖民地研究在戰後被接續到新的學術研究和生產體制，早已是一個事實。

[20] 此著最初以『彰化商業銀行六十年』為題於一九六七年出版，二〇〇〇年收入『葉榮鐘全集』時改題『近代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二〇一五年收入『葉榮鐘選集』政經卷時由葉芸芸和徐振國做了「縮編和修改」，其過程參見同書所收徐振國「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 序言」。

[21] 矢內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二卷，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六三年五月，第一八〇頁。此處譯文引文參照了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二〇〇四年二月出版，第一二頁。

[22] 參見鄭鴻生「『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的時代意義」，葉芸芸、徐振國編述『葉榮鐘選集』政經卷，臺北：人間出版社二〇一五年十二月，第一三頁

[23]矢內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二卷，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六三年五月，第三七八頁。此處譯文引自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二〇〇四年二月出版，第二二二頁。

[24] 引自《葉榮鐘全集》第一卷，台中：晨星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二一頁。

[25]引自《葉榮鐘全集》第一卷，台中：晨星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一九頁

[26]矢內原忠雄『帝国主義下の台湾』，『矢內原忠雄全集』第二卷，第三七一頁。此處譯文引自林明德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第二一五頁

点击二维码

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