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惠|出版陳映真全集的意義（上篇）：重新思考一九七、八O年代的陳映真
编者按：
近日，《陈映真全集》在台湾出版，《全集》打破了文类的界限，采用编年形式将陈映真先生所有的文章、作品、访谈等按时间排列。可以说，《陈映真全集》是研究陈映真先生最重要的依据，也是了解1960-2010年这50年间台湾的政治、社会、思想状况必不可少的资料。保马特此推送吕正惠老师的文章《出版陳映真全集的意義》，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今日推送《出版陳映真全集的意義（上篇）：重新思考一九七、八O年代的陳映真》。文章认为不能只讨论陈映真先生的小说，而应考虑陈映真先生对一九七、八O年代台湾社会的全部观察和感受，才能认识到作为“知识分子”的陈映真对台湾、中国以至于现今世界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文章经吕正惠老师授权保马发表，感谢其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出版陳映真全集的意義
（上篇） 重新思考一九七、八O年代的陳映真
一
《陳映真全集》的編輯工作已經完成，全部二十三卷將在2017年年底出齊。我把二十三卷的排印稿從頭到尾翻閱了一遍，因此，可以初步談一下出版《陳映真全集》的意義。
《陳映真全集》2017年11月 人间出版社
在編輯之前，我和編輯團隊就編輯原則相互溝通。大家都同意，《陳映真全集》應打破文類界限，完全採取編年形式，把所有的作品、文章、訪談等按寫作時間或發表時間加以排列，如此才能看出陳映真的整個創作與思考活動是多麼與時代密切相關。反過來說，陳映真的每一篇作品或文章，也只有擺在時代背景及陳映真自己的寫作脈絡中才能比較精確的掌握其意義。任何有意扭曲陳映真的寫作意圖的人，也將在這一編年體全集中顯示出其不妥之處。我初步了解了陳映真全部作品的寫作篇目及某些著名小說、文章的寫時間及彼此的先後順序之後，更加確信，我們採取的編輯體例是完全正確的。
其次，在編輯過程中，我們發現，陳映真著作數量之大也超出我們的意料。一九八八年四、五月間，人間出版社分兩批出版十五卷《陳映真作品集》，其中收入陳映真的小說、文章、訪談等共一七九篇。同一時段（一九五九年五月至一九八八年五月）全集共搜集到三O四篇，比《作品集》多出一二五篇。從一九八八年五月作品集出版，到二OO六年九月陳映真中風不再執筆，中間共十七年多，陳映真又寫了五一六篇，其數量遠遠超過一九八八年五月之前。這五一六篇，除了三篇小說及少數幾篇散文外，都沒有編成集子出版。這個時期的陳映真，在台灣發表文章愈來愈困難，文章散見於台灣、大陸、香港各處，有些很不容易見到。可以說，只有在《全集》出版後，我們才能看到後期陳映真完整的面目。無視於《全集》的存在，研究陳映真無異是閉車造車。
1988年《陈映真作品集》
全集總共收了八百二十篇，而其中小說只有三十六篇，可以比較嚴格的歸類在「文學批評」項內的文章，按我估計，也不過七、八十篇，兩者相加，最多也不過一百多篇。陳映真當然是傑出的小說家，他的文學評論也有極其獨到的見解，他作為台灣近六十年來最重要作家的地位是無可置疑的。然而，在這之外，他還寫了七百篇左右的文章（包括演講和訪談）。按現在一般的說法，這些文章有報導、影評、畫評、攝影評論、文化評論、社會評論，還有許多乾脆就是政論。那麼，我們到底要把陳映真歸為什麼「家」呢？顯然，「小說家」、「作家」這樣的名號，都把陳映真這個人限制在現代社會「職業」欄的某一欄內。我們必須放棄這種貼標籤的方式，才能看清陳映真一輩子寫作行為的特質，才能認識到陳映真這個「知識分子」對台灣、對全中國、以至於對現今世界的獨特價值之所在。
陳映真自從「懂事」（高中即將進入大學階段）以來，就已確認，他一輩子可能永遠生活在「黑暗」之中。因為他對當時在台灣被追捕、被槍殺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革命黨人充滿同情，對革命勝利後剛建立的新中國充滿憧憬；反過來，他認為美國是個「邪惡帝國」，而那個受「邪惡帝國」保護才得以殘存下來的、兼有半封建、半殖民性格的國民黨政權，不過是「腐臭的蟲豸」。台灣「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組織性的欺罔。閉眼之後所見的極處，無不是腐臭和破敗。」（兩處引文均見於一九六六年左右所寫的小說〈某一個日午〉，全集卷2，72頁。）
青春期的陳映真對自己所生活的社會既有這樣的認定，再加上養父突然去世，家庭頓時陷入貧困，生活異常艱難，他怎麼能夠不充滿悲觀、憤激與不平呢？這時候，自小就表現了「說話」天才的他，寫小說就成了最重要的救贖之道。對於《筆匯》的主編尉天驄適時的邀稿，陳映真後來在回顧時，曾表達他的感激：
感謝這偶然的機緣，讓他因創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在反共偵探和恐怖的天羅地網中，思想、知識和情感上日增的激進化，使他年輕的心中充滿著激忿、焦慮和孤獨。但創作卻給他打開了一道充滿創造和審美的抒洩窗口。
（〈後街〉，卷14，154頁）
小說家陳映真就這樣誕生了。自以為落入歷史的黑暗與虛無中的陳映真，兼懷著憤懣（歷史對他太不公平了）與恐懼（怕被國民黨發現而被逮捕）的心情，只能藉著小說的幻異色彩來抒洩他生錯時代、生錯地方的忿怒與哀傷。從表面上看，陳映真早期小說和當時台灣最具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非常類似，因此一般都把他早期的小說列入台灣最早的現代主義作品中，並提出「陳映真的現代主義時期」這一貎似合理的說法。我以前也是人云亦云的如此論述，我現在完全承認我的錯誤。但更重要的，我們要認清，在一九六O年代台灣現代主義初發軔時期，陳映真根本就是個「怪胎」──一個台灣地下革命黨人的「遺腹子」、一個對海峽對面的祖國懷著無窮夢想的青年，怎麼會是一個「典型」的現代主義藝術家。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在六O年代已經既「左」又「統」，這是陳映真生命、藝術、思想、寫作的「原點」，陳映真要用一輩子的時間，從這個「原點」出發，去探索「此生此世」如何活著才有意義，如何才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這就是陳映真所有思索與寫作行為的基礎。
從一九五九年五月發表第一篇小說〈麵攤〉，到一九六八年五月被捕，現在所能找到的陳映真作品共四十二篇（新發現的最重要的兩篇是：他和劉大任等友人合編的劇本《杜水龍》，以及他反駁葉珊的〈七月誌〉的未發表的手稿），其中三十二篇為小說，另十篇都是有關文藝、電影、劇場的隨筆。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純粹的藝術家時期的陳映真。但如果陳映真是一個「純藝術家」，他就不會在六五年十二月和六七年十一月先後發表〈現代主義底再開發〉（卷1）和〈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卷2）那種批判現代主義的文章。毋寧說，一九六O年代的陳映真，被天羅地網般的「動員戡亂時期叛亂條例」所捆綁，不得不作為一個小說家和藝術評論家而出現在世人面前。真正了解他的姚一葦 ，就天天為陳映真思想日趨激進而擔憂，即使想勸戒也不知如何說出口。
二
一九七五年七月，關押七年之久的陳映真終於因蔣介石去世而得以特赦提前出獄，又可以執筆了。由此開始，到二OO六年九月他因中風而不得中止寫作，又經過了三十一年，比他入獄前創作時間（一九五九─一九六八）多出二十多年，但兩者在小說的產量上卻形成截然的對比：前九年多達三十二篇，而後三十一年卻只有十一篇（必須提到，十一篇中有四篇是非常長的，可以算中篇小說了。）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陳映真出獄的一九七O年代中期，台灣社會的動盪局面已為有識者所熟知。一九六O年代末發生於美國的保釣運動影響擴及台灣，台灣知識界開始左傾，而且開始關心大陸的發展，民族主義的情懷逐漸從國民黨走向共產黨。其次，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取代「中華民國」，取得聯合國「中國」席位的代表權，「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已經不存在了。再其次，經過二十年的經濟成長，台灣省籍的企業家及中產階級羽翼漸豐，他們不願意再在政治上附從於國民黨，他們暗中支持黨外民主運動，企圖掌握台灣政治的主導權。在這種情形下，國民黨再也不能以高壓的形勢鉗制言論，民間的發言空間愈來愈大。
陳映真出獄以後，當然了解台灣社會正處於巨變前夕，他不甘於把內心深處向著共產黨的既統又左的想法永遠埋藏著，他要「發聲」，他要「介入」，他不願意自己「只是」一名小說家。只要有機會，他對於什麼問題都願意發言。而當時的陳映真也的確「望重士林」，是主導七O年代文學主流的鄉土文學的領航人，又是坐過牢的最知名的左傾知識分子，各種媒體也都給了他許許多多的機會。於是，他成了文化評論家、社會評論家、政論家……等等，當然，也仍然保留了小說家及文學評論家這兩塊舊招牌。雖然是社會形勢給了他這樣的機會，但如果不是內心隱藏了一個深層的願望，他大概也不會想成為什麼「家」都是、什麼「家」都不是的、那樣無以名之的「雜家」。
從陳映真如何詮釋「鄉土文學」，就可以看出他在出獄之後所有論述的主要意圖，他說：
鄉土文學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提出了反對西方文化和文學支配性的影響；提出了文學的中國歸屬；提出文學的社會關懷，提出了在民族文學的基礎上促進團結的主張，事證歷歷，不容湮滅。（〈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卷3， 245─6頁）
陳映真在〈美國統治下的台灣〉（卷7）中說，戰後由美國支配的台灣，事實上已經「殖民地化」，文化上唯美國馬首是瞻，文學上以學習西方為尚。所以，鄉土文學要「反對西方文化與文學支配性的影響」。但是，在國、共對峙 、國民黨不得不依附美國以圖自存的情況下，這又如何可能呢？至於說「文學的中國歸屬」、「在民族文學的基礎上促進團結」這樣的話，在台灣被從中國大陸硬生生的割裂開來的情況下，不就等於是一些空話嗎？然而，就是這些表面上看來難以實現的主張，國民黨也不能容忍。因為它戳破了國民黨假藉「中國」立場以發言的一切謊話，同時暗示了台灣應該重新思考「如何復歸中國」的問題。
國民黨在一九七七、七八年間，發動它所能動員的一切媒體，圍剿陳映真領導下具有左翼色彩、具有強烈中國傾向的鄉土文學，並企圖逮捕陳映真等人。但終究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不敢實行，一場轟轟烈烈的「鄉土文學論戰」也就草草收尾。
國民黨的圍剿失敗了，但陳映真內心的意圖也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體會。我以自己作例子來說明問題的關鍵。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喪失中國代表權，消息立即傳遍台灣。當晚我作了一個夢，夢見「共匪」登陸台灣，滿山遍野都插著紅旗。半夜驚醒，心怦怦的跳。那時候我已經沒有「反共」情結，但長期的反共宣傳仍然在我內心積存了陰影，對將來共產黨如何統治台灣深懷恐懼。這種情況在七O年代末仍然沒有改變。因此，陳映真所說的「文學上的中國歸屬」，這裡的「中國」意謂著什麼呢？「在民族文學的基礎上促進團結」，是「兩岸團結」，還是台灣內部各族群的團結？所以鄉土文學時期的陳映真表面上備受各方推崇，但真正的主張從未觸動台灣的人心。
一九七九年的「高雄事件」使島內的矛盾急遽惡化。國民黨藉著此一事件，大肆逮捕黨外政治運動的領袖，而這些人都是本省人，由此激化了省籍矛盾。本省人長期以來對國民黨這一外省政權假藉全中國之名漠視本省人的政治權利，一直憤恨不平，「高雄事件」引發的大逮捕，只能解釋為國黨又將再一次鎮壓本省人的反抗（如三十多年前的二二八事件 ）。這種對國民黨極度不滿的心理，再進一步發酵，其後公開化的台獨主張馬上能得到很多人的認同，其原因即在於此。
所以，到了一九八O年代中期，鄉土文學真正的精神已經盪然無存了。對於正在形成的台獨派來說，「鄉土」就是台灣，是那個幾十年來備受國民黨踐踏的台灣。你要爭辨說，那個「鄉土」是指百年來被西方帝國主義侵凌、侮辱的「鄉土中國」，你就要被責備為「不愛台灣」的「統派」。至於陳映真所說的文學上的「中國歸屬」，對反對台獨派的人來說，也只能指稱「中華民國」或「中國文化」，你不能說，「我指的是現實存在的中國」，那人家一定會進一步逼問你：「你是指中共嗎？」，這樣，你將可能成為「中華民國」的「叛亂犯」──誰敢再講下去！
一九八五年，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以報導、攝影的方式關懷台灣社會內部的少數族群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等等。裡面當然會有一些專題涉及統、獨問題（如挖掘二二八事件或五O 年代白色恐怖的真相），但一般社會大眾主要還是把陳映看作「充滿人道精神的左翼知識分子」，而不是一個追求國家再統一、民族再團結的「志士」。《人間》雜誌時期的陳映真，光環仍在，可惜焦點所照，實在距離他奮鬥的目標太遠了。
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
三
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出獄以後，台灣經濟即將進入最繁榮的時期，陳映真供職於美國藥商公司，因此有機會接觸台灣的跨國企業公司，並觀察到這些公司中、高級主管的生活。除了少數一、兩位最高階洋人之外，這些主管都是台灣人。他們的英語非常流暢，辦事很有效率，深得洋主管的賞識。他們講話夾雜著中、英文，互稱英文名字，開著高級轎車、出入高級餐廳與大飯店、喝著昂貴的洋酒。總而言之，他們的生活非常洋化，享受著台灣經濟在國際貿體系中所能得到的、最豐裕的物質生活，當然，其中最為人「稱羨」的是，他們可以輕易的在家庭之外供養著「情婦」。
當然，陳映真不只注意台灣經濟中最尖端、最洋化的跨國公司高級主管的物質生活條件問題，對於經濟愈來愈繁榮的台灣社會中一般人的消費問題，他也不可能不留心。七O年代初期台灣經濟突然興旺的原因之一是，大量越戰的美軍到台灣度假、發了財的日本中產者藉著觀光的名義來台灣「買春」，這種現象黃春明和王禎和的小說早就有所描寫。所以，在八二年七月陳映真就已發表了〈色情企業的政治經濟學基礎 〉（卷5）這樣重要的文章，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和色情行業的特殊關係。隨著台灣社會消費傾向的日愈明顯，陳映真又注意到台灣的青少年「孤獨、強烈地自我中心，對人和生活不關心，對人類、國家徹底冷漠，心靈空虛……奔向逸樂化、流行化和官能化的洪流中，浮沈而去，直至沒頂。」（〈新種族〉，卷8，375頁）
陳映真一九七O、八O年代所寫的八篇小說，除了最早的一篇〈賀大哥〉具有過渡性質外，其餘，不論是《華盛頓大樓》系列的四篇，還是《白色恐怖 》系列的三篇，全都跟資本主義的消費行為有關。我以前不能了解這兩個系列的內在聯繫，不知道陳映真為什麼會突然想創作前一系列，然後又莫名其妙的轉向後一系列。現在我終於想通了。
前一系列最長的一篇是〈萬商帝君〉。在這篇小說裡，作為美國跨國行銷公司在台灣的最優秀的執行者，一個是本省籍青年劉福金，充滿了省籍情結，具有台獨傾向；另一個是外省青年陳家齊，苦幹務實，不太理會台灣社會內部的裂痕。然而，他們都同時拜伏於美國式的企業，甘心把美國產品推向全世界，並認為這是人的生存的唯一價值。這篇小說其實暗示了：國民黨也罷、傾向台獨的黨外也罷，都只是泡沫而已，主導台灣社會的真正力量還是美國資本主義。如果不能戰勝這獨霸一切的、訴諸於人的消費及生理、心理欲望的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那麼，一切理想都只能流於空想。
《白色恐怖 》系列三篇小說初發表時，都分別感動了不少人，〈山路〉尤其轟動，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竟然得到《中國時報》的小說推薦獎！每一個喜愛這些小說的人，大概都會記得其中的一些「名句」，我印象最深的是《趙南棟》裡的這一句話：「這樣朗澈赴死的一代，會只是那冷淡的、長壽的歷史裡的，一個微末的波瀾嗎？」（卷9，311頁）但是，我一直想不通，那個一輩子自我犧牲的蔡千惠為什麼會認為自己的一生是失敗的，因而喪失了再活下去的意志？尤其難以想像的是，宋大姊在獄中所產下的、給獄中等待死刑判決的女性囚犯帶來唯一歡樂的小芭樂（趙南棟）長大以後卻完全失去了靈魂，只是被發達的官能帶著過日子！難道需要這樣悲觀嗎？我還記得蔡千惠在致黃貞柏的遺書中這些痛切自責的懺悔：
如今，您的出獄，驚醒了我，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生命的森林。（卷6，259頁）
「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對千惠用了這麼重的話，真是不可思議！
我現在覺得，陳映真無非是要讓蔡千惠這個人物來表現人性的脆弱。即使是在少女時代對革命充滿純情的蔡千惠、以致於她肯為她所仰慕的革命志士的家庭犧牲一輩子的幸福，但不知不覺中，在台灣日愈繁榮的物質生活中，還是把久遠以前的革命熱情遺忘了，証據是，她根本不記得被關押在荒陬小島上已達三十年以上的黃貞柏的存在。「五十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於暗夜的台灣……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後街〉，卷14，159頁），在日益資本主義化的台灣，不是被遺記，就是沒有人想要再提起。所以，與其說陳映真是在批評蔡千惠，不如說陳映真真正的目的是要痛斥：現在的台灣人不過是被美國馴化的、飼養的類家畜般的存在，是趙南棟之亞流，雖然沒有淪為趙南棟的純生物性，其實距離趙南棟也不會太遠了。
《華盛頓大樓》系列和《白色恐怖 》系列的故事性質，表面差異極大，但其基本思考邏輯本身是一貫的：四十年來台灣已被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消費方式豢養成了只顧享受的類家畜，已經喪失了民族的尊嚴，忘記了民族分裂的傷痛，當然更不會考慮到廣大第三世界的人民掙扎在內戰與飢餓的邊緣。而且台灣人為此還得意不已，以為這一切全是自己努力掙來的。
以前我討論這兩系列的小說時，使用盧卡奇的小說批評方法，因此看到的全是其中令人感到不滿足之處。半年多前讀到趙剛新完成的論文〈戰鬥與導引：《夜行貨車》論〉，受到很大的啟發。我終於理解，不考慮陳映真對一九七、八O年代台灣社會的全部觀察和感受，而只討論他的小說，仍然是一種形式主義──雖然我並未應用西方的形式批評方法，但我援用盧卡奇的方式過於機械化，最後還是掉入某種形式主義。這次在編集《陳映真全集》的過程中，終於發現，不管你想要研究陳映真的哪一個方面，都一定要整體性的了解陳映真，才不會產生以偏概全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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