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 | “新帝国主义中国”论，请慢用

“新帝国主义中国”论，请慢用

文/卢荻 

编者按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高，各种“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的指责甚嚣尘上，这些声音往往来自左右两方面：一边是美国这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另一边则是一些反资本主义的左派。在这些言论中，中国的贸易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或者被想象为一种“殖民主义”，或者被指认为老牌资本主义的粗暴形式，被认为是田园生活的破坏者。各种产生于特殊历史背景的新旧大帽子被拿来扣向中国，实际上却为造成世界经济困境的真凶——新自由主义——开罪。

对此，卢荻老师的《“新帝国主义中国”论，请慢用》具体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驳斥了种种“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指责。文章将我们引回问题的根源，从现实出发，努力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强加于中国的刻板印象，这对我们中国身份的自我认知和表达都至关重要。

此文首发于《明报》2018年3月2日，感谢卢荻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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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启程访问拉丁美洲前夕，突然高调指摘中国是“新帝国主义”，说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贸关系带着掠夺性、损害后者的利益。

西方政客和主流媒体宣称中国与第三世界的经贸关系是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其实是自新世纪以来的常态，其背景是中国与第三世界的贸易规模、以及对第三世界的投资规模呈现爆发性扩张，以至于对全球经贸格局和秩序构成系统性影响。只不过，这些宣称或指摘，向来绝大多数提不出像样的理据，基本上就是政治炒作。倒是今次蒂勒森能够提出理据，主要是三点，即：中国经贸损害了拉丁美洲的制造业，为后者带来失业和压低劳工工资，以及中国的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是落后的、对拉丁美洲是有害无益的。

这些理据其实不新，早在世纪初全球化大步迈进、世界经济仿佛欣欣向荣的年头，就已经在西方的左派学术圈中提出来并引发激烈争论。来到2008年以还的全球化衰颓年头，这些理据变成了西方（或西方中心）的指摘中国者的最爱，政客和主流媒体固然如是，风起云涌的诸种学运社运、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等也是齐声应和。

一

“新帝国主义”论

地理学者David Harvey是“新帝国主义”论的最著名的阐释者、倡导者。近期，他与经济学者John Smith展开一场论战，正是聚焦于今日中国是否新帝国主义问题。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按照Harvey的说法，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彻底颠覆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格局，意味着古典帝国主义论（传承自列宁、霍布森、希法亭等政治立场各不相同的理论）已经过时。新帝国主义论的核心论题是空间层面的不平衡发展，指的是生产和消费、金融和产业的分离，促成资本跨境流动追逐廉价劳工，其结果是流到了劳工最为廉价的中国，让生产性经济活动和财富在中国积聚，让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广大劳动人民经受“掠夺性积累”，包括去工业化、失业、工资下降、土地和资源被侵占等等。

应该说，Harvey所刻画的全球化年代这些世界经济变动趋势，也即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经济体（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转移的“新国际分工”格局，确实是古典帝国主义理论所没有预见的，后者所着眼的是“旧国际分工”格局，意即帝国主义列强的制造业与殖民地的初级产业构成了强制分工的格局。

然而空间不平衡发展论题只是描述了现实，却未必就合理解释了现实。在论战中，Smith紧紧抓住一点不放，再三追问：全球化下现实世界的情况，究竟是不是犹如古典帝国主义论所强调的，发达国家攫取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剩余？Harvey以“攫取者是跨国资本、不是发达国家”作回应，但是，既然再三指中国是新帝国主义，最终他还是不得不明言：中国是攫取者，至少是攫取了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剩余。

二

中国挤压了谁的发展？

说中国是新帝国主义，说它的“走出去”攫取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挤压了世界发展，此类说法的根据，从来就只有这个那个案例，从来就没有系统分析中国与世界发展的整体图像。

中国与发展中世界的经贸关系的起飞，是自世纪之交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其规模几乎是微不足道。自那时起直至近期，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即出口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率）大幅度下降，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则历经大幅度上涨，由此可以判断，中国与它们的贸易并非不平等交换。与此同时，中国对第三世界的直接投资的回报率整体而言一直偏低，没有任何垄断利润的意味，也就是说中国的直接投资的性质远远说不上是帝国主义。所以，说中国与发展中世界的经贸关系，是前者系统攫取后者的经济剩余，这应该是不成立的。

说中国的贸易扩张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有负面影响，这倒是有一定根据，但是责任应该不在中国。首先，自世纪之交至今，中国之外的发展中世界其实还是获得了相当显著的工业化进展，表现为制造业的增加值和出口值在全世界中的份额趋于上升，尽管上升速度远比不上中国。其次，中国透过巨量的进口促成世界范围的初级产品价格暴涨，从而诱导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力扩张初级产品出口；而既然这里并非不平等交换，则导致后者工业化推进不足的原因不是中国，而是它们本身没有将得自出口价格上涨的利润用于工业化投资，责任应该落在它们本身上。

说中国透过“逐底竞争”（the race to the bottom）损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利益，包括带来失业和压低工资，这更是毫无根据的指摘。须知，正是在此期间，中国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是生产率而非廉价劳工构成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工资增长更是与“逐底竞争”背道而驰。

归根究底，全球化年代的世界发展表现不佳，根源在于世界范围的生产性投资不足，这是新自由主义信条主导经济决策、导致经济金融投机化的结果。而在此其中中国几乎是唯一的反例，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金融投机化对世界发展的破坏作用，这正是得益于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作用。

三

能够令人信服方为英雄

2017年9月初，金砖五国峰会在厦门举行，在香港则有来自好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社运组织等等举行“一带一路与金砖五国民间研讨会”，实际上就是一个“新帝国主义中国批判”聚会。

会上，矛头指向中国的攫取论、挤压论、逐底竞争论等统统在场，甚至还有侵略论、劫掠论、屠杀论，其说辞多姿多彩匪夷所思。例如提“一带一路是屠杀”论的印尼代表，因为一带一路相关活动其实尚未在印尼展开，提供的根据竟然是“之前类似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对印尼环境和‘生存空间’的破坏”。又如提“一带一路是侵略”论的会议主持人香港社运领袖，其根据同样是预判未来：“预见…环境的伤害、劳工的剥削和本土文化失去独特性将随一带一路伸延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总而言之，中国的对外经贸、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金砖五国组合等等，按照与会的南非代表、向来以“黑”中国闻名的Patrick Bond教授（Harvey的学生）的定性，就是要“牺牲第三世界利益”，就是“次级帝国主义”。

如果说，美国国务卿向来就是这样那样指摘别国不惮和不屑于别人不信服，那么，自封正义和平、为民请命的社运英雄们，是否可以表现好点、让信众安心点？

（本文载于《明报》2018年3月2日）

理论上的唯物主义立场，政治上的人民立场，推介“与人民同在”的文章，呈现过去和现在的“唯物主义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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