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帝国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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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导论：接触地带的批评》
IMPERIAL EYES
作者︱[美]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副标题︱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
原标题︱ Imperial Eyes :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译者︱ 方杰 / 方宸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出版年︱ 2017-4-1
页数︱ 377
定价︱ ¥68.00
ISBN︱ 9787544768337
IMPERIAL EYES
这是一部跨学科的经典之作，在旅行书写研究以及（后）殖民批判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它深入探究了18世纪中叶以来，旅行书写在欧洲殖民主义扩张进程中的作用，以大量南美洲、非洲的案例，具体阐释了旅行书写如何为欧洲读者生产出一个“欧洲以外的世界”。
普拉特细数不同类型的旅行书写，既关注帝国主义事业中占支配地位的宗主国文化，也关注从属的、边缘的接受端文化，并强调两者接触之时产生的互动。本书史料详实，叙事生动，将会带给读者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新认识。
IMPERIAL EYES
玛丽 · 路易斯 · 普拉特
Mary Louise Pratt，纽约大学西葡语言文学教授。
曾任斯坦福大学奥利芙·H.帕尔默人文学教授。早年在多伦多大学获得现代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获得语言学硕士学位，1975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研究兴趣广泛，涉及拉丁美洲文学与社会、比较文学、性别研究、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2003年任现代语言协会主席。
IMPERIAL EYES
第一版 序言
第二版 序言
第一章︱ 导论：接触地带的批评
第一部︱ 科学与情绪：1750-1800
第二章︱ 科学、行星意识、内陆
第三章︱ 叙述反征服
第四章︱ 反征服之二：互惠的奥秘
第五章︱ 性爱与废奴
第二部︱ 重构美洲，1800-1850
第六章︱ 亚历山大·冯·洪堡与美洲之重构
第七章︱ 重构美洲之二：资本主义先锋与女性社会探索者
第八章︱ 重构美洲/重构欧洲：克里奥尔人的自我塑形
第三部︱ 帝国之文体学：1860-2007
第九章︱ 从维多利亚湖到圣萨尔瓦多喜来登酒店
第十章︱ 在新殖民地：现代性、流动性、全球性
注释
索引
IMPERIAL EYES
导论：接触地带的批评
我生长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叫利斯托尔的农场小镇。在镇子主要路口的一角，有一家利文斯通医生经营的杂货店。利文斯通医生是由药剂师改行做的杂货店主。不过对孩子们来说，他的杂货店首先是个能够买到恶作剧道具的地方。有时利文斯通医生会用这些道具对你开玩笑，特别是在利文斯通太太没在店里的时候。比如，正是通过利文斯通医生，我见识了种种神奇之物：滴水杯、喷水指环、中式手铐、突然夹住你手指的假果汁口香糖包，还有1955年左右利文斯通医生偷偷给我弟弟和他朋友的一件令人恐惧的新玩意儿——塑料呕吐物。有一天，他将一张笔迹褪色的纸装在一个相框里，说那是他一位曾在非洲当过著名传教士的大伯写的信。当时，我无法确定他说的是真是假。只是在主日学校请教过萝克西•埃利斯小姐（她本人原来也是传教士）之后，我才把这件事当真。“我们的”利文斯通医生，乃是非洲那位“真实的”利文斯通医生的大侄子。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英语区仍然处于殖民状态：现实与历史在别的地方，在英国人身上体现出来。
那封褪色信上的名字，带着其殖民的羽毛伴随着我。人们铺设利斯托尔的排水沟时，决定将所有街道的名字也加以升级。我们的街道由拉格伦街改成利文斯通大街。这个镇子的名字，是一个世纪前邮政局长依照他妻子在爱尔兰的出生地取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妹妹在非洲也偶遇了那段历史。在内罗毕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大厅，她见到了朱迪思•利斯托尔夫人，一位七十多岁的女探险家。利斯托尔夫人长得瘦长结实，但身无分文、性格古怪。她反感于旅馆的费用，对使用她名字的那个加拿大乡镇几乎毫无兴趣。那之后过了几年，我在加利福尼亚进行调研时，偶然发现朱迪思女士写的一本书。我妹妹遇见她时，她一定刚写完那本书——戴维•利文斯通的传记。我不知道朱迪思女士的情况怎样，不过我母亲是在利斯托尔一个名为利文斯通庄园的养老院安度的晚年。“世界上说英语的人们，团结起来！”我父亲一生都热情地忠实于那个怀旧的新帝国主义口号。即便是在他们变更了他街道的名字，我妹妹从内罗毕返回之后，他也从未承认过他们已经团结起来，或者至少口头上在全球范围内团结一致。利文斯通，利斯托尔，利文斯通。这些音节贯穿于我们的生活，凭借重复那些相距遥远、不连贯、非真实的事物串联起来。帝国就是这样让世界对其属民具有意义，就是这样将自己编织进日常生活。在我生活过的利斯托尔，帝国将我们变成某种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历史却是在别的地方被人们而不是我们创造的。与此同时，当谈论非洲时，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谁了。主日学校传教士的故事，将种族区分植入我们的想象之中。把我们变成帝国的属民，给予我们在帝国秩序中的地位，这就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这个故事还有续集。2006年夏，就在我考虑是否继续出版新版的《帝国之眼》期间，我在休伦湖畔我们家的村舍里住了些日子。邻居过来说，他接到一个电话。“有人想见您，”他对我说，“他说您写了一本书。”第二天，一个白发苍苍、举止优雅的高个子男子溜达进我的院落，伸出手说：“您好，我是戴维•利文斯通。”这就是那位医生杂货店主的儿子。有人给他看了我的这本书，所以他想见一见将他的父亲、杂货店以及与他大名相同的人写进书里的作者。他有两件事情要告诉我：一是以后不要让我的作品那么难读，再就是他父亲把那封装在相框里的信留给了他。他问我是否想要一份副本。我回答说当然想要！于是，经过信主人的允许，那封信就出现在这里（图1）。利文斯通，利斯托尔，利文斯通。
20世纪最后几十年，去殖民化进程将帝国构建意义的权力置于监视之下，作为对知识、历史、人际关系实施去殖民化的大规模努力的组成部分。本书就是该努力的一部分，其主要但并非唯一的话题是欧洲旅行和探险书写；这个话题根据其与大约1750年以来欧洲经济和政治扩张的关系得到分析。本书的宗旨既是文类研究，又是意识形态批判。占支配地位的主题，是欧洲人写的关于非欧洲世界的旅行书，以何种方式为欧洲人“在国内”创造帝国秩序，并给予他们在其中的地位。我在书中探究旅行书写如何使得帝国扩张对帝国的公民具有意义且值得渴望，尽管帝国带来的物质利益主要归为数不多者所有。我认为，旅行书赋予欧洲读者大众一种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权利熟悉正在被探索、入侵、投资、殖民的遥远世界。旅行书很受欢迎。它们创造一种好奇、兴奋、历险感，甚至引起对欧洲扩张主义的道德热情。我认为，它们是使得那些在欧洲“家里”的人感受到部分行星计划的重要工具之一；换言之，它们是创造帝国之“国内主体”的重要工具。
我通过阅读与帝国事业的重要历史转折点有关的一批特殊的旅行记述，着手对此类问题的考察。第三章在内陆扩张和博物学兴起的语境下，讨论18世纪欧洲有关南美洲的书写；第四、五章通过来自加勒比地区和英国早期西非探险的资料，探讨感伤旅行书写的兴起；第六、七章考察西班牙语美洲独立期间，旅行作家如何重构南美洲；第九章追溯从中美洲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1860—1900），到20世纪60和80年代第三世界旅行者帝国想象的转变；第二版新增的一章，讨论旅行故事正如何被重新利用，以呈现自1980年以来的全球化新浪潮。
这些个案研究基于一些共同的问题。在欧洲扩张主义进程的特殊关头，旅行和探险书写，用何种代码为欧洲读者生产“欧洲以外的世界”？旅行和探险书写，用什么方式生产欧洲不断变化的关于自身的概念，对比于有可能称作“欧洲以外的世界”的东西？旅行书写的表意实践，如何对帝国经济扩张的抱负进行编码并给予其合法性？它们在何种环节上危害那些抱负？欧洲介入之接受端的作家，如何处置欧洲人对他们现实的那些编撰？他们如何认领、修订、拒绝、超越这些编撰？从属欧洲的他者，如何塑造欧洲对他们以及其栖居地的构建，抑或欧洲对自身的理解？帝国倾向于想象自己决定边缘（比如，在光芒四射的文明使命或者开发的现金流中），它却习惯性地无视相反的动力，殖民地对其“宗主”国的权力。比如，帝国在帝国的权力中心创造一种强迫性的需要，不断向自己呈现并再现其边缘及他者，因为帝国依赖于他者才能了解自己。在各种机构中，旅行书写主要是为了服务于那种需要而得以组织的。
在这些个案研究中，我提出一种方法论的强假定：重要的历史转折改变人们书写的方式，因为这些转折改变人们的经验，以及人们想象、感受、思考其所生活世界的方式。因此，书写上的变化，将会告诉你与上述变迁有关的某种东西。这种书写上的变化，如果在历史上意义深远，那么其影响不只局限于一种文类。这个事实使得以下事情变得重要，那就是追问发生在旅行书写上的这些变化，如何与其他的知识和表达形式发生交错。比如，本书开始就考察欧洲旅行书写如何与启蒙运动时期的博物学互动，产生一种欧洲中心形态的全球或“行星”意识。我根据博物学分类图式与它们寻求取代的本土农民知识的关系，对其进行思考。后来，我将科学和感伤旅行书写，作为取代较古老的生存文学传统的资产阶级权威形态，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在对感伤旅行书写的讨论中，涉及同时出现并相互影响的旅行叙事与奴隶自传之间的关系。我考察19世纪初女性主义对旅行书写的影响，聚焦点是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之间相当出乎意料的劳动分工。20世纪60年代的旅行书写，则与旅游宣传以及证言（testimonio）和口述史相提并论。
可是，对过去两百五十年欧洲人卷帙浩繁的旅行文学研究越多，我却越发意识到，很多参与者的声音我并没有听见。档案中存在巨大的缺漏。接待这些来访者的人们，曾如何看待他们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帝国设计？他们如何并以何种形式阐释他们经历的历史进程？在阅读文献期间，我不时在惊鸿一瞥中发现，帝国正在不断被那些生活受到帝国干预的人们编码——在仪式、雕塑、绘画、舞蹈、戏仿、哲学、历史之中，在未曾觉察、受到压制、失传抑或简单重叠着重复和不真实的表达之中。这需要与另外一封信有关的故事。
1908年，一位名叫理查德•皮奇曼（Richard Pietschmann）的秘鲁主义者，正在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档案馆搜寻，他突然发现一份以前从未见过的手稿。手稿标明的日期是1615年，印加帝国最终败在西班牙人手中之后大约四十年，上面明确签着一个美洲印第安人的安第斯姓名：费利佩•乌阿曼•波马•德•阿亚拉（Felipe Guaman Poma de Ayala）。（在盖丘亚语中，乌阿曼的意思是“鹰”或“隼”，波马的意思是“美洲狮”。）这份手稿用盖丘亚语和未经修饰、文法不通的西班牙语混在一起写成，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安第斯人写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的一封信。皮奇曼惊愕地发现，这封信有一千二百页长，有将近八百页的书写文本和四百页精心绘制的线条图，而且这些图还配有说明性的题注。这份以《新编年史和好政府及正义》为标题的手稿，提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手稿开始时重写基督教的历史，将美洲的土著人包括在内，接着详尽描述安第斯人及其领导者的历史和生活方式。在这之后，是用修正主义和批判态度对西班牙人征服的记述，数百页的文献记录并谴责西班牙人对安第斯人的剥削和虐待。四百幅插图附带题注，是欧洲样式的线条图；不过，如同随后研究表明的那样，这些插图明确展现安第斯人的空间象征主义结构（参见图2、图3）。乌阿曼•波马的信以一场模拟采访结束，在采访中他针对西班牙国王的责任向其提出建议，倡导通过安第斯人与西班牙精英的合作，建立一种新的政府形态。
过去或现在都没人知道，这份离奇的作品是怎么来到哥本哈根的图书馆，有多长时间了。很显然，没有人特意读过它，甚或想过如何读它。在1908年时，人们并不认为盖丘亚语是一种书面语，也不认为安第斯人文化是一种读写文化。
皮奇曼就他的发现写了一篇论文，1912年在伦敦一个美洲主义者国际会议上宣读，引起的反响不一。又过了二十五年，乌阿曼•波马著作的复制版才在巴黎出现；为数不多研究它的学者都是在孤立状态下各自从事研究。20世纪初的欧洲学者，缺乏把握乌阿曼•波马文本的工具。根据当时的阅读习惯，他们简单地根据其真实和虚假、准确和误差对其进行评判，觉得它不符合要求。透过欧洲中心精英主义的眼睛，这部杰作看来只有初等文化，且文法不通。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逐渐形成更精细的方法阐释文本表征，既包括虚构的又包括非虚构的。发源于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观点开始进入对话，挑战欧洲中心的价值观，并将殖民主义和帝国创造现代世界的力量带入人们的视野。终于，乌阿曼•波马的文本，作为非同寻常的文化间杰作，开始被解读。
被解读，且可读。乌阿曼•波马书信现今的可读性，是不断变化的智性机制的另外一个标志；帝国构建意义的能力已经通过这种机制，成为批判性考察的一个主题。他那精妙的文化间文本以及其悲剧性的历史，为书写在本书谓之为“接触地带”（contact zone）的地区存在的可能和遭遇的危险提供范例。所谓“接触地带”，就是迥然不同的文化彼此遭遇、冲突、格斗的空间，往往表现为非对称的支配与从属关系，比如殖民主义与奴隶制，或者今天它们在全球范围被实践时所造成的影响。这个关键术语下面会更充分地加以讨论。
本书的主题是帝国构建意义的历史；想要开始讨论那卷帙浩繁、内容庞杂、连绵不断的历史，至少要用到这两封信：一封是身在非洲的英国人写给其侄子的，似乎必然仅用一种语言书写的那一页信，它在加拿大一家乡村杂货店的墙壁上日渐褪色；另一封是陌生的安第斯人写的，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用两种语言书写的一千二百页信，这封信失落在哥本哈根的一家档案馆里。如果人们只研究欧洲人的所见所言，就会再生产出帝国事业所寻求的对知识和阐释的垄断。这是极大的歪曲，因为那种垄断当然不存在。像乌阿曼•波马一样，欧洲帝国主义接受端的人，有时用欧洲人自己的工具，制造他们自己的知识和阐释。这是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这个词出现在我标题中的原因。人种志学者曾用这个词，描述从属或边缘群体对支配或宗主国文化传输给他们的材料进行挑选和构建的方式。尽管被征服的人们无法轻易控制支配文化迁移于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的确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他们将吸收什么为己所用？如何使用它？让它意味着什么？文化互化是一种接触地带现象。在本书的语境下，文化互化的概念可用来提出数个系列问题。帝国接受端的人如何处置宗主国的表征模式？他们如何挪用这些模式？他们如何反驳？人们可以用什么材料回答那些问题？在本书中，我只是开始处理最后这一个问题。本土文本和绘画（像乌阿曼•波马的书信）提供了一些例证。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来自被殖民之地的作家撰写的文学文本。欧洲殖民地、前殖民地、新殖民地的作家发现，他们在逐渐获得表征自己的手段时，必须努力对付欧洲的旅行文学。欧洲档案馆常提供有价值的原始材料，供人们在上面练习去殖民化的创造力。本书的第八章致力于考察19世纪初，西班牙裔美洲作家在保留欧洲价值观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同时，如何挑选欧洲人关于美洲的话语，并使之适应他们自己创造自治、去殖民化文化的任务。这一章是克里奥尔人自我塑形的机制方面的研究。这里新增加的一章，将这种研究方法推广至20世纪30和40年代的拉丁美洲作家，以及他们在新殖民主义与现代性令人恼火的交汇处发现的创造性潜能。
为了尝试形成一种辩证的、历史化的方法研究帝国的书写，我在向着目标迈进的过程中，精心设计了一些术语。一个在整本书中反复出现的新造词是“接触地带”这个术语；我用它来指帝国遭遇的空间，也就是在地理和历史意义上分割的人们彼此接触并建立不间断关系的空间，通常涉及高压政治、种族不平等以及棘手冲突的情况。我从语言学中借用“接触”这个词；在语言学中接触语言这个术语指一种即兴语言，这种语言在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中间形成，他们需要彼此始终交流，通常是在贸易的语境下。这种语言开始时是混杂语，在逐渐有人以其为母语后，便被称作克里奥尔语。如同接触地带的社会一样，这种语言一般被认为是混乱的、野蛮的、缺乏结构的。（罗恩•卡特曾建议，用“接触文学”这个术语，指来自欧洲以外的用欧洲语言书写的文学。）在我的讨论中，“接触地带”经常是“殖民前沿”（colonial frontier）的同义语。不过，后一个术语基于欧洲扩张主义的观点（前沿只有在与欧洲相比时才成其为前沿），“接触地带”却转移重心和视角。它调用先前被地理和历史分离的主体如今共存的空间和时间，也就是他们的轨迹现在彼此交错的点。“接触”这个术语突出帝国遭遇互动、即兴的维度，这些维度容易被从入侵者角度讲述的有关征服和控制的记述所遗忘或压制。一种“接触”视角，强调主体处在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并被这种关系构成的方式。它探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抑或旅行者与被旅行者（travelees）之间的关系，根据的不是分离，而是共存、互动、连锁性的理解和实践，并且常常是在根本不均衡的权力关系中。
我在下文常用的另一个术语是“反征服”（anti-conquest）。我用这个词指欧洲资产阶级主体在维护欧洲霸权的同时，用来试图保护其天真无辜的表征策略。我认为，“反征服”这个术语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在现代旅行和探险书写中，这些天真无辜策略的构建，涉及与专制主义时代相联系的老牌帝国关于征服的修辞。反征服的主人公是一位我有时称之为“看客”（seeing-man）的人物；人们公认这是一个不友好的标签，指欧洲风景话语的白人男性主体——他长着消极察看并占有的帝国之眼。
我使用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非传统术语，是“自传式人种志”（autoethnography）或“自传式人种志表达”。这个术语两种形式中的任何一个，都指被殖民主体试图用与殖民者的术语结合的方式表征自己。如果人种志的文本是欧洲人向自己表征其（通常是被征服的）他者的手段，那么自传式人种志文本，则是他者为回应那些宗主国表征抑或与之对话而构建的文本。乌阿曼•波马在其《新编年史和好政府及正义》中回顾印加帝国的历史和习俗，并挪用西班牙编年史的形式。这是自传式人种志表征的一个典型实例，图2、图3、图4、图26中，安第斯艺术家的视觉作品也是如此。自传式人种志文本，不同于被认为是“可信的”抑或本土形式的自我表征。比如，与西班牙人发生接触时，安第斯山区并没有书写系统。用来储存信息的，是被称作奎普斯（quipus）的精心编码的结绳，乌阿曼•波马后来书写下的信息早前也储存在这种结绳之中。奎普斯是一种本土的或者说“纯”安第斯山区的形式（尽管它很可能来自别的地方）。今天，没人知道如何破译它们。相形之下，自传式人种志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与征服者用语的合作，以及对其的挪用——例如，拼音文字、西班牙语、编年史形式、线条图，所有这些乌阿曼•波马都加以接受并进行文化互化。正如乌阿曼•波马的案例一样，自传式人种志常挪用旅行和探险书写的用语，不同程度地将它们与本土模式融合或渗透。在许多场合，像乌阿曼•波马的书信一样，自传式人种志是双语的、对话式的。自传式人种志文本在接受端同样一贯是异质的。这就是说，这些文本通常既是写给宗主国读者的，又是写给说话者自己社会群体中有文化的那部分人的。它们注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这些不同读者所接受。这种文本常构成一个群体进入宗主国书面文化的进入点。
尽管我在本书中不能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但是我相信，自传式人种志表达是接触地带的一个普遍现象，并将对从历史发生地的视角阐明帝国征服和反抗的历史至关重要。本研究的大纲故意设定得很宽泛，不过这些大纲是从一个相当具体的出发点展开的。我认为，这个出发点以18世纪中期北欧同时出现的两个交叉的进程为标志。一个是作为一种知识结构的博物学的出现；另一个是与海洋相反的内陆探险转向。正如我在下一章指出的那样，这两方面的发展，显示出一种可以被称作欧洲“行星意识”之物的变化。这一变化与许多别的变化不谋而合。资产阶级的主体性形态巩固了自身，受寻找原始材料驱动的一个新的资本主义领土阶段开始了，沿海贸易向内陆延伸，各个国家开始夺取海外领土以防其被敌对的欧洲列强夺取。从这个出发点，本书大致按照年代顺序进行。
我所选定的地理参数也由历史提供。18世纪末，长期通过贸易与欧洲联系并彼此联系的南美洲和非洲，对欧洲新扩张主义行动来说成了类似的场所。非洲的“开放”，随着非洲协会的建立，蹒跚起步于18世纪80年代。与此同时，独立运动正在西班牙语美洲发生，将会向相同的扩张主义势力打开南美洲大陆，尽管是在迟疑不决地发生（18世纪80年代，弗朗西斯科•米兰达首先向英国寻求革命支持）。正如我在此讨论的许多作家的情况一样，作用于这两个大陆的大部分动力都来自英国。1806年，英国入侵南美洲拉普拉塔河和非洲好望角——甚至还在这两个地方使用了某些相同的军官。不过，参与者绝非完全是英国人。1799年，德国人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法国人艾梅•邦普朗（Aimé Bonpland）正在准备参加一次溯尼罗河而上的旅程，突然被拿破仑入侵北非所阻。他们将旅程路线由非洲改为南美洲，转而沿着奥里诺科河逆流而行。20世纪60和70年代，非洲去殖民化运动与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享有共同的理想、实践和知识分子领导。绝非偶然，两个大陆都在相同时期，成为性情乖戾的宗主国话语的客体；我在第九章将其作为“第三世界的布鲁斯”（third-world blues）加以讨论。
关于欧洲的欧洲旅行书的读者曾经指出，我在此与帝国扩张联系在一起的许多惯例和写作策略，也出现在关于欧洲的旅行书写中。正如我在讨论中数次指出的那样，这些惯例和写作策略出现在关于欧洲的旅行书写中时，有关的权力和挪用机制也有可能在那里存在。比如，使资产阶级权威合法化以及使农民的生存生活方式不合法的话语，可能在欧洲起到与在南非或阿根廷同样的意识形态作用。欧洲妇女借以在国内索要政治声音的社会批评形态，使得她们能够在海外提出类似的要求，尽管并不完全相同。18世纪时，北欧声称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宣称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归它所有。因此，要是发现德国或英国有关地中海的描述，听起来很像德国或英国有关南美洲的描述，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照我早先的描述，本书既是文类方面的研究，又是意识形态批判。就我开始进行这项研究时的情况而论，旅行和探险文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并没有沿着这两条线发展，而往往以赞赏的态度，重点描述无畏的古怪人或者有奉献精神的科学家的业绩。在其他情况下，学者们利用旅行记述，简单地将其作为与他们所讨论的地点、人物、时间有关的信息源。在现代主义的名义下，形成了一种唯美主义或文学倾向的学术研究，从艺术和智性的维度，并根据欧洲存在主义的困境，研究通常由著名文学家撰写的旅行记述。我不会做这些事情。关于文类，我尝试认真关注欧洲旅行书写所展现的表征惯例，识别不同的部分，并提出解读和聚焦修辞分析的方式。然而，我的目的不是定义抑或编码。我试图将对转义语词（trope）的研究，同等地用于分裂和统一人们可能称作旅行书写的修辞。我曾打算不要将旅行书写当作一种文类加以限制，而是指出其异质性以及与其他种类表达的互动。本书包括许多对引用段落的解读。我希望我提供的某些解读和解读方式，将会对思考来自其他时代和地方类似资料的人起到提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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