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本丨重读陈映真《永恒的大地》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张立本老师的文章《闇夜是為陽昇之前奏？——陳映真<永恒的大地>的版本差異、新詮、及相連的啟發》。作者在文章中对《永恒的大地》的初刊版及1979年的改动版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与阐释，秉持着从文本出发、返回文本内部去理解作品的内在逻辑的研究方法，以顛倒由預設所框定而行的研究方式。只有这样，“当我们抛开预设，重新构思还原历史的方法，跟着陈映真探索、前进、疑问、自我怀疑或挫败，也才有正确评价或批评陈映真思想的可能，并触及对历史本身的理解”。

本文原载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台北），第108期（12月），1-37页。感谢张立本老师授权推送，感谢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闇夜是為陽昇之前奏？

陳映真〈永恒的大地〉的版本差異、新詮、及相連的啟發

張立本

關鍵詞：陳映真、〈永恒的大地〉、文學與思想、政治、歷史

摘要

本文指出〈永恒的大地〉有結局迥異的兩個版本。在嘗試詮釋初刊版時，作者參照過往研究發現，主要源於當前陳映真研究方法的內在決定性限制，衍生了多層次的閱讀錯位。相對於長期以1979年的改動版解釋1960年代陳映真思想而無疑的研究現況，作者主張重讀初刊版，目的不僅在於重新認識〈永恒的大地〉，也在於重新認識1960年代寫作當時陳映真政治思索的可能性與思想狀態。作者也建議以跟著思想者行走於歷史的心情，體會陳映真如何感受與回應現實，以使版本差異的議題能豐富陳映真思想圖像的討論。

一

前言：佚文再議

目前所知，陳映真入獄前有三篇小說寫完未發表。[1]根據陳映真自己，〈永恒的大地〉因為比喻太明顯了，所以姚一葦力勸不要發表這篇作品。陳映真入獄兩年的1970年2月，方由友人更換筆名為「秋彬」發表（於《文學季刊》第10期）。[2]〈永恒的大地〉不長，雖未必完整塑造了人物個性，但三位出了聲的角色確實不能說不鮮明：閣樓上從未現身的兇老頭（以下逕稱「爹」），每出聲就是訓斥樓下的兒子（以下稱「男子」以免文意混淆），男子與同室的台灣籍女子「伊」都畏懼爹，每當男子有情緒，盡向伊發洩，伊只是受著暴力和慾情。而如下文將呈現的，即使尚未將擬人化了的現實批判還原為作者陳映真最初的政治思考，目前的相關研究仍基本掌握了角色關係或各角色情緒的詮釋餘裕，某一程度證實了姚一葦當年的提醒。

我原先的閱讀，也覺得文本的時政批判很強，只是，由於當時未能總體把握陳映真，對於故事的衝突性氣氛、敘事，僅能歸為尚有不曾讀透的複雜性。事實上也是，2009年開始讀陳映真，很長一段時間僅覺得相對於入獄前的作品，出獄後小說較有內在一致性而相對好讀。約2014年後，意外發現目前我們熟悉與使用的並非1970年的初刊版，而是晚至1979年《夜行貨車》單行本出版時所改動的版本，[3]使我確認了不曾完全理解陳映真。除了察覺過去理解的零碎與片斷，由於改動不僅涉及修飾用詞、增減字句，還關鍵地牽涉到另兩位從未出場亦無聲的角色──即將伊腹中生命的源頭，由「紅毛水兵」轉置全新角色「打故鄉來的小伙子」──從而改變了結局，於是也轉變了我的閱讀感受，並因此使我開始懷疑，假使閱讀目的在於通過〈永恒的大地〉處理1960年代中期的陳映真思想狀況，[4]為何論者們長期憑著1979年《夜行貨車》已改動了的文本來詮釋1960年代的陳映真思想狀態，[5]卻能不感覺突兀？

僅僅是發現文本改動幅度，便已理當調動反思改動版與1960年代陳映真思想之關係。那麼，如何面對論證與證據之間的落差？我於是試著進入全部的陳映真小說初刊版，嘗試調整閱讀感覺與把握的方式，思考目前諸研究的可能問題。而經反覆閱讀、比較版本差異、及參照各論者的總結，我進一步發現，目前討論〈永恒的大地〉的方式受到具普遍性的陳映真研究之常用方法、預設、及理解陳映真之方式等超乎版本硬體面的影響，因此觸動了我深一層質問當前陳映真詮釋的內在邏輯。然而，總的研究內在邏輯與方法論層面，是需要專文才能綜述或處理的龐大工程，而本文只能在有限的篇幅內實作新詮釋。但仍可說，本文以主要篇幅進行的工作，雖在於嘗試以初刊版還原與拓展陳映真所謂「明顯比喻」之原始指涉的可能性，卻是上述漫長閱讀感覺變化的過程，從而帶動問題意識省思與理解方式變化所生的寫作嘗試。而以初刊版進行新詮釋的方式與用意，也因此溢出研究者各別詮釋之辯與分析理論之擇取等層面，期盼突顯回歸文本、參照與重讀不同版本的需要。

1970與1979年版本的差異確實使〈永恒的大地〉成為了兩篇獨立故事，而造成一定程度的詮釋不可對話性。即使於此無暇針對改動版提出完整詮釋，但本文同時進行的第二項工作，即設法分層檢視當前閱讀與詮釋方式，亦具有權充與既有詮釋及整體研究狀況對話之鋪墊的用意。故在提出初刊版討論前，我將先迂迴於既有詮釋與版本之關鍵差異，梳整閱讀錯位及其形成、方法、邏輯，與效用，嘗試讓〈永恒的大地〉的版本差異帶出的疑義能有更多對話性。

但版本差異並非「有幾個陳映真？」或「哪個才是陳映真？」的議題。上述兩項工作的共通內核，在於指出必須省思如何妥當安置版本差異？如何由思想歷程的視野理解思想者？為完成本文的幾項工作與目的，我不得不反覆爬梳小說情節，復來回閱讀與參照同樣段落，再反覆詮釋。這反覆而迂迴的方式，不僅是寫作與分析的形式嘗試。首先，因為易感的外顯面可能致使輕忽各角色幽微且曲折的內在精神狀態變化與關係變化，從而輕忽此些變化的意涵、乃至意涵後頭的深一層思想，故需以反覆、迂迴之方式盡可能展開文本的厚度與維度。例如，由同一篇幅、段落拉出多層線索，最多地創造角色意涵、角色間之關係與意涵等的討論參照。再者，反覆於文本的用意也在於，將詮釋限度維持在文本內部，以文本自身邏輯為證詞，避開先行概念或預設理論之辯，嚴肅回應既有詮釋與目前陳映真研究之狀況。本文論證若能有效，就不僅是以初刊版逼近1960年代中期的陳映真思想狀態，以回應目前理解的〈永恒的大地〉時期的陳映真，復使當前慣見的陳映真研究方式及其陳映真認識成為可議。

陈映真全集

二

文本與政治：

故事調性的閱讀與錯位

姚一葦的提醒，與陳映真的自覺，應是就小說的總閱讀感而言。然而，當前的〈永恒的大地〉討論雖不多，但都側重由對「伊」的討論來掌握文本內涵，而輕文本整體意涵之探索。由於版本變動也是圍繞「伊」的面貌及伊與他人之關係等，本文也就先參照目前諸詮釋中的伊及版本變動的線索，作為省思故事總體意義的起點。

伊是什麼樣的人？對伊的認識，有源於伊與他人之關係的敘述而來的形象，也有源於文本對伊本身之描繪。放在關係裡，彷彿反覆著雙重的單向壓制：爹兩次醒來皆在訓斥男子，男子情緒多變、毆打伊，伊畏懼又時而撫慰著男子……若這就是敘事主調，極易形成「伊vs.爹與男子」及「伊vs.男子」的印象。不少研究者也的確從故事中提出「女vs.男」的對比，如楊翠就說伊「跳躍著的生命，從而對照出男子的軟弱無能」（2009：76）。初刊與改動版確實都有「跳躍著的生命」的提法，然而「伊vs.爹與男子」或「伊vs.男子」之對比外，還有許多面向得合併考慮，才能完整把握「伊」的意義與故事的整體。無論哪個版本，除以「無限的強韌和壯碩」（1970：83；2001：41[6]）描繪伊，讓讀者見伊果然於故事結束前明白了大地必將埋沒男子；但也有另一面的敘述，不僅以「只是一隻蠢肥的蟲豸，活在陰濕的洞穴裡」（1970：85；2001：44-45）來表現伊的自我感知，還讓讀者見伊於怖懼之餘自行表現得「彷彿奴婢」（1970：83；2001：39）。換言之，伊的陰鬱、壓抑、乃至於退怯與自棄，不單是與男子互動時的相對形象，還帶著伊的主體感知。伊與在場另兩人關係以外的描述，則更形複雜：初刊版的「醜」敘事相對多──「極醜陋」（後改為「俗麗」）、「醜臉」（後改為「俗艷的臉」）──改寫雖淡化了修辭，仍保有一定的舊筆調（或改動不完全）：伊「肥胖，卻又有一種猙獰的結實」、有「很大的醜臉」等（詳請參考下表1）。

表1 「伊」描述對照簡表：強調處為差異所在（不包括後文引用之劇終段落）。

總上狀態，伊不只形象多層，還內心糾葛、行為反覆。那麼，該如何將多重敘事轉譯為作家思想並揣摩語意所指？「跳躍著的生命」的提法在目前的討論中受到了明顯關注，論者或逕視之為陳映真思想表達，或再將「生命」與「大地」聯繫為「大地之母」等類似意象。[7]進一步申議「大地之母」的意涵時，部分研究者又賦之以「希望」或「生命『力』」的意思；[8]論證更跳躍者，則是將伊╱生命╱大地關聯起來解釋為象徵「台灣」或「本土生命力」。[9]不同論者的詮釋強度有別，直接挪用敘事修辭者尚且易於理解，故事中的伊本就有生命、強韌、壯碩之一面；只不過，跳躍的生命並非伊之全貌，也就需要更多判準才能明確「伊」之意義，尤其當論者欲附加現實政治意涵時。何況伊從未直接抵抗，[10]伊╱生命的意象究竟如何勾動了閱讀感覺，使論者普遍強調伊之多面中的明亮與可期、及有力？

處理上述理解方式的內在邏輯前，得先檢視伊「生命」意象的其他來源，尤其是小說結尾段。改動版的最後，男子第四次即最後一次暴力相向，幾乎將伊窒息，待狂躁平緩，微弱地向伊說：「我只要你，也只有你」、「好好兒跟我過」（1970：87；2001：49）。緊接著的以下情節，伊聽而不聞、以遐思回應外在，帶出了伊╱生命的具象，和得以進一步詮釋伊╱生命的文本素材：

伊的淚汨汨地流了下來。伊忽然沒有了數年來對他的恐懼、對他的恨。伊只剩下滿懷的、母性的悲憫。

　　——這孩子並不是你的。

　　「喂。我說，好好兒跟我過，好好兒跟我過罷！」

　　——那天，我竟遇見了打故鄉來的小伙子……

　　「喂。」

　　——他說，鄉下的故鄉鳥特別會叫，花開得尤其的香！

　　「喂！」

「呵。我在聽著。」伊說。而伊的心卻接著說：

  　——一個來自鳥語和花香的嬰兒！                

　　「我什麼也沒有了。美麗的故鄉！那是早就不曾有過的。」他很陰霾地笑了起來：「他是要回去的，等待一個刮南風的好天氣，乘著他的船，他的鳥船……」

　　——但我的囝仔將在滿地的陽光裡長大。

　　伊翻側身來，抱住他。他說：

　  「嗨，噢，」他的氣息慌亂起來。

   伊的心像廢井那麼陰暗。但伊深知這一片無垠的柔軟的土地必要埋掉他。伊漠然地傾聽著他的病的、慌亂的氣息。

　　又一聲遙遠的汽笛傳來。伊的俗艷的臉掛著一個打縐了的微笑。永恒的大地！它滋生，它強韌，它靜謐。（2001：49-50）

文中確實有母性、孩子╱生命、土地，甚至陽光。小說標題「永恒的大地」也出現了。伊原本在男子最後一次狂毆後「頭一次看準了自己有多麼地恨著」（1970：86；2001：48），進入本段則「忽然沒有了數年來對他的恐懼、對他的恨」（2001：49）。伊的外表是無語承受，接著又如往常地抱著男子、讓男子再次藉伊撫慰，然而正是靜滯外表下的滾動內心，高張力地回應著男子的最烈情緒。伊的心早在本段前便逐步「激不起一絲愛憐」（1970：86；2001：47），此刻懷著的母性悲憫已無關男子，而是考慮腹中孩子：伊與突然現身的「故鄉來的小伙子」的媾和之果。「生命」一詞的定位，於是超越了伊的個人描繪、超越了伊和男子或爹之關係裡的印象，以具體現形的方式合併伊的心境巨變，而一體創造著本段的轉折氣氛。可以說，正是此處忽然的、具有顯著對應的、內藏著角色與關係變化的敘事，使整篇小說的母、生命、土地、陽光等，有了進一步合併理解、賦予意義的基礎。

順著文脈，男子早已暴露病的氣息，料必如爹那樣步入將死，那麼只剩「永恒的大地」了。可單是如此，足以評定「永恒的大地」「它滋生，它強韌，它靜謐」後頭的作者考慮嗎？「大地」的修辭改動，也和對伊的描述一樣，因抽除醜惡而扁平了意象：將「那麼卑陋卻又肥沃的大地」改動為「那麼質樸卻又肥沃的大地」；將「沃胰卻鄙陋的大地」改為「沃腴的大地」（詳見前表1）。只不過，無論哪個版本，伊不僅從未直接抵抗，甚至滿溢消極自怨自艾。伊曾在暴力中那麼輕易地夢碎，劇終時已經出現了深知男子必要被埋葬的心思，但仍僅是「本能衞護著伊秘密地懷了數月的身孕」。伊盼望「囝仔將在滿地的陽光裡長大」，自己卻了無生氣地「心像廢井那麼陰暗」，為何論者們普遍從衝突敘事中煉取陽光？如何有效錨定詮釋方向？或讓我這麼說，在較普遍的解釋方式裡，如趙遐秋看見伊「醜但很有生命力」（趙遐秋 2009：37），為何傾向於正向表述黑暗裡有光明，稱「象徵著台灣雖有種種弊端，但有巨大的潛在力。她有了全新的生命，也預示著台灣的前程光輝」；卻不是在陽光中警覺闇影之黑，如趙剛指伊有「屬於自己血緣的陽光未來的寄願的同時，卻同時陷落在一個『像廢井那麼陰暗』的復仇心網中」（2013：263）？[11]這組「半瓶水」究竟該稱半空或半滿，或者其實不應二分視之的命題，關鍵地涉及了如何正確評價〈永恒的大地〉，從而通過小說理解以正確評價其時的陳映真。

前文與註腳中述及的當前研究者們的類似地總結方式，雖不乏研究者之片面擇取，但普遍而言仍基本涵括了伊的形象及角色互動為分析素材，卻也普遍忽視伊於整篇小說不斷想望著的紅毛水兵、水兵的夢。還原前述整段的初刊版，將能進一步揭示這些研究的疑義，及倘若遺忘水兵敘事的可能影響：

伊的淚泪泪地流了下來。伊緊緊地反握著握著伊的手。伊無聲地叫著說：

——所以，這孩子並不是你的。他應是那些快樂的水兵的孩子。

　　「喂。我說，好好兒跟我過，好好兒跟我過罷！」

——是的。讓我們都在這絕望的暗夜中死滅。然而……。

　　「喂。」

——然而，我卻懷著一個全新的生命！

　　「喂！」

　　「呵。我在聽著。」伊說。而伊的心卻接著說：

——一個嶄新的生命。一個帶著水兵的太陽和碧波的生命啊！                   

　　「我什麼也沒有了。美麗的故鄉！那是早就不曾有過的。」他很陰霾地笑了起來：「他是要回去的，等待一個刮南風的好天氣，乘著他的船，他的鳥船……。」

——但我的這生命將在滿地的陽光裏長大。

伊翻側身來，抱住他。他說：

　  「嗨，噢，」他的氣息荒亂起來。

    伊的心像廢井那麼陰暗。但伊深知這一片無垠的柔軟的土地必要埋掉他。伊漠然地傾聽著他的病的、慌亂的氣息。在暗黑中，伊無聲地說：

——讓天罰我們、天咒我們罷。然而讓那新的生命與煦燦的陽光以俱來。

　　又一聲遙遠的汽笛傳來。伊的醜臉掛著一個打縐了的微笑。永恒的大地！它滋生，它強韌，它靜謐。（1970：87）

文本差異立見，伊腹中「生命」原是紅毛水兵的孩子；沒有鄉下的故鄉鳥兒叫，沒有花兒香，而那所謂「陽光」的作用——首先是用以想像腹中生命「帶著水兵的太陽和碧波」。故事的總調性也不同了，伊不存在「忽然沒有了數年來對他的恐懼、對他的恨」（2001：49）」的心境轉化，也不見「剩下滿懷的、母性的悲憫」的描述，心境未曾轉亮而內心獨白是與男子共邁死滅。

孩子父親的橋段及修辭變化，模糊了初刊版環繞著水兵的伊的心思，使「陽光」有了多重意義，從而影響閱讀。然而，暫不論版本可能導致的邏輯混淆與其他層面，由於改寫並未全面抽除水兵角色，則新增的故鄉陽光也就沒有取消水兵的陽光，理當複雜了情節與伊的精神狀態，而不是簡單或單面化。因此，即便版本差異影響閱讀，我認為並非全因版本差異才使研究者以單向或片面方式看待改版後的伊╱生命。

那麼，如何理解諸研究的詮釋傾向？從內在邏輯，可依程度分為兩個層次討論閱讀錯位之發生。首先是較普遍的，某些常見的研究方式與預設，影響論者將〈永恒的大地〉歸類為處理如下議題而致：省籍（大陸╱台灣）關係、[12]男女關係、[13]認同、[14]或外省人流離經驗等，[15]或加以合併使用。這並不是說小說裡沒有男女關係、省籍、或漂泊與流離等情節、身份或情緒，而是，研究者先定義了陳映真小說在於表達上述議題，且止於此。因為先指認了故事中的上述議題，繼而快速回收情節及角色於論證的連環套，也就無意識更無法有效處理諸如「紅毛水兵」等外在於當前陳映真研究內部比較熟悉的那些「主題」及解釋法，從而無法開展層次思索其餘潛在意涵。

再者，則是目前陳映真研究內部一條更為特定的、涉及政治化理解的路徑。陳映真說過〈永恒的大地〉比喻明顯，無論研究者們讀到陳映真的自白沒有，政治解讀並非無的放矢。以曾萍萍為例，她說〈永恒的大地〉是「以父母之於兒女的關係不平等視作中國與臺灣的關係」（2003：220），即相當明確地政治轉化了角色關係。故當曾萍萍將伊的複雜性正向突顯為「女性的位置並不全然是被動的、無意識的」（2003：217），就不只是修辭改版所致的閱讀錯位，也不只是陳映真研究普遍視角（如男女關係、省籍）的影響，而有以政治設想為前導的痕跡。倘若完全棄置改動版中的紅毛水兵，突然現身的小伙子及孩子的確有可能把原有的人際關係撕開缺口，形成「故鄉的伊╱故鄉的小伙子」與「爹╱男子」的對張。將「爹／男子」政治理解為統御力量（國民黨；或如曾萍萍所說：中國），那麼，伊的默然承受合併腹中生命的成份（純粹本土台灣），何嘗沒有暗地回應爹與男子的意味？於是乎，由「跳耀著的生命」延伸而來的，諸如「以母親之姿保護著子民的台灣大地」（朱玉如 2003：55）、「台灣大地像母親一樣的強韌、孕育與逆來順受」（蘇慧雲 1997：93）、以至抽象為「本土生命力」等詮釋法中的「台灣」、「大地」、「本土」等類似用法，也就得以藏入特定政治為潛台詞。由於文本的支持，我們不能否定伊於改寫版結尾確實想著鳥語花香的伊與小伙子的故鄉，對照以男子「早就不曾有過的」「美麗的故鄉」，從而與末段伊的轉變、具象的生命等，共同強化著與「爹╱男子」的關係張力。只是，僅僅由於伊期盼孩子在「陽光」中長大，就能汰除伊於文本他處所顯現的陰暗與懶散等面容？就能改變那導致伊心緒黯淡的外在條件？陳映真小說不時有無由來的、忽然的劇情跳躍，撩撥閱讀情緒，但不直接構成證據。政治化地視伊為台灣，並未解決上述的「半瓶水」命題：究竟是光明中的黑暗，或暗夜中的明燈？伊的忽然而變，伊對腹中生命的寄望，究竟如何從故事自身的整體邏輯來解？可詮釋為有力嗎？何以行倫理判斷？更可惜的是，例如曾萍萍宣稱要重讀〈永恒的大地〉以「還原陳映真的基本理念」（2003：213）卻用錯版本，使時代與作家表述、思想的關係發生倒錯，導致多層次的誤讀危機。

指出某些研究方式中的特定政治，不在於反對政治閱讀。恰恰相反，我的意圖本就在於以政治、現實性角度閱讀〈永恒的大地〉、探詢其比喻所指。不過，一旦將爹、男子、小伙子、伊都政治化，就必須以同一標準看待紅毛水兵。同樣政治化地讀，伊道出的「那裡的船」及水兵，放在歷史脈絡裡毫無疑問只能有一個指涉：美國，及越戰時期在台灣來來去去的美國大兵。水兵對於我們理解故事、回應既有詮釋有何重要？初刊版的伊，自始想望著紅毛水兵的陽光、碧波，最終掛念的腹中生命也是紅毛水兵的，顯然影響我們理解伊；改版後，水兵留下了，故理當也影響對伊的判斷。這就使我們得回到初刊版，考慮角色間的關係、詮釋與調性，繞開目前諸研究之盲域。

三

還原閱讀：角色的多重勾動與意喻

伊與男子的敘事比重最大，他們的互動構成了故事的主要內容，我們由這兩人開始閱讀初刊版，並順勢活絡不曾現身的水兵的細節。不過，即使暫時擱置爹與男子的討論至下一節，仍得從爹、男子、伊的關係下手。雖一般較為注重〈永恒的大地〉的「伊vs.爹與男子」或「伊vs.男子」的關係、或三人關係的延伸印象，彷彿伊是爹的訓斥及男子暴力的受體，我傾向於質問且展開此關係。

爹是獨一在上的，關注到爹造成男子與伊恐懼，很容易把緊張感轉化為角色的位階高低。伊與男子似乎都害怕爹╱閣樓的聲音，但是關係狀況實際為何？爹第一次出聲訓斥時，伊置身事外；正因伊不曾當爹是她爹，才惹得男子忿忿然第一次毆打伊。爹第二次出聲，提到回家幫男子找個閨女，亦不曾想到伊。我們見不到伊與爹的直接互動。男子對伊的態度呢？他聽完找閨女的提議，暴露了特別疏離的心境：

他定睛地看著半依賴著窗的伊的身體。伊的腹和伊的乳都鬆弛地下垂著，卻絕不是沒有那種跳躍著的生命的。伊的臀很豐胰地煥發著。他從來不曾愛過伊。然則他卻一直貪婪地在伊的那麼卑陋卻又肥沃的大地上，耕耘著他的病的慾情。（1970：84）

男子的思維調性如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僅是不停地把憂慮、恐懼、焦躁而憤怒等都發洩在這位對他而言只是臭窯子裡拉了上來的女子身上。那麼，從伊這方面怎麼看呢？伊也恐懼男子，且伊每被揍都確實揍得發疼，然多數時候仍回以笑臉及身體摩娑，使男子感覺安慰，實難判斷伊的心思。

放在「伊vs.爹與男子」或「伊vs.男子」的關係裡讀，緊張中伴著疏離、不真切、及無對話。爹與男子皆欲恣意掠取，不需要在意伊。可是，能否就此將伊回應暴力的方式，伊的陰鬱、壓抑、乃至於退怯與自棄，解釋為極畏於「爹／男子」的表現？若由相互關係退回各自的主體狀態，則有更多矛盾敘事待解釋。男子開始時就知道伊「那笑臉是可怕的」，對伊只是洩慾與暴力，而他愈是憤怒、毆打、狂暴，愈是藉伊耕耘病的慾情，不但愈無法征服，甚至在發洩中愈感伊的「無限的強韌和壯碩」反挫著「自己的那宿命的終限」。男子的暴力有悖反的侷限。伊難道不曉得，大地的強韌與壯碩終將埋葬男子？伊在最後漸漸明白爹與男子的必死宿命，只不過，通小說唯一一次伊心裡「小小的火星的行將熄滅」（1970：86）時的狀似反擊，也僅僅「鼓足了勇氣」說了一段關於紅毛水兵的話罷了。[16]語畢被打，竟也輕易地破碎了夢。伊並非沒有契機動搖男子的威力，卻始終沒有作為。因此，即使「伊vs.爹與男子」或「伊vs.男子」之關係有著權力意涵，也只有局部解釋力。

僅僅從角色關係或各自面孔，尚不足以精確定奪各自的行為與意志。以我們最關注的伊來說，無法充分掌握伊，就不能確切評價伊猙獰而結實又極醜陋的、雖肥沃卻也卑陋的、具有衝突性之形貌的意涵。無法恰當把握伊的意涵，也就不能判斷伊的自我設想與考慮，接續的一連串命題更無從回答：男子確乎放棄隨爹回家的意念，加深了伊的絕望，但要如何理解男子意念的意涵？又如何有效理解伊此際的絕望？於此同時，即便伊終於自覺永恒大地必會埋葬男子，卻在絕望至極時轉孕破滅的夢於腹中生命，可稱為絕望中之希望嗎？伊藉以回應爹和男子的夢、與對孩子的期盼，又意味著什麼？為著回應既有詮釋，或錨定初刊版的意涵，都脫不開上述疑問。

如何裁量伊╱生命╱大地？為了避免只從多重側寫擷取片面，也避免將角色的複雜面貌視為凝結或固有的角色個性內在衝突性，我將嘗試依文脈重新安置角色們的不同面貌，由發生的過程來揣摩，以求妥當理解角色表現之意喻。我的閱讀建議是以爹兩度現身為度，隨劇情發展透視情緒波動與主體細微轉折、關係變化之內層，並且，從文本內部邏輯尋找足以研判角色意涵與小說定位的倫理準則。

雖然故事開場是爹與男子的對話，隨後的伊的第一個形象卻暴露著關鍵的隱線索。爹第一次現聲，主要在提醒男子莫忘回家「重振家聲」（1970：81），男子回話後臉色發青，但見「伊望著窗外遠處的港口，聽著汽笛的聲音消失。伊忽然笑了起來」。這不只是汽笛聲，而是紅毛水兵的船的聲音。這個思想著水兵與船的形象不停地躍出，為伊的重要側影形構。爹睡去了，男子舒了口氣，向伊叨唸著天氣好了便要與爹坐船回去，伊卻儘聽見水兵的汽笛聲，想著水兵又要走了。男子持續憂鬱地自言自語，陷在爹的話所觸發的愁困與猶豫，伊毫無留意，竟又聯想男子口中的「回去」為：

「回到海上去，陽光燦爛，碧波萬頃。」伊說：「那些死鬼水兵告訴我：在海外太陽是五色的，路上的石頭都會輕輕地唱歌！」（1970：83）

剛說完，男子扔菸蒂在伊的鼻子上，怒道：「誰不知道你原是個又臭又賤的婊子！……儘謅些紅毛水手的鬼話！」遂第二次毆打伊。男子為何生氣？「由自己不能自由的病而憤怒」。兩相比較，水兵航行於海外、來去自由，男子總被提醒坐船出海，卻實際上無法自由、還能去哪兒也不曉得。陳映真在男子的焦慮中埋下諷刺的伏筆「回到哪[17]裡呢？到那一片陰悒的蒼茫嗎？」男子與水兵的對比也呼應著伊的第一個形象，在無由來的暴力與情緒之外（如故事開始時忿忿踹了一腳），每當伊在男子面前提起紅毛水兵，都會觸動男子更多乃至更強的暴行。

第二度毆打和事後對話的情節，暗渡著水兵之於伊及男子的多重影響、作用。男子確實有意阻斷伊與紅毛水兵的關係。二度毆打後，男子因著與伊的肉體接觸而慾情充脹，完事後竟在伊面前顯得脆弱而疲乏，以近乎祈求的聲音說「不要信那些紅毛水兵們的鬼話罷」（1970：83）──既生氣又害怕的情緒，將在最後一次暴力時反轉。男子突然露出脆弱一面，伊還是囁嚅著，說「不了。我不信」。兩人情緒因水兵而交錯勾動，水兵牽動了男子的悲愁乃至於調動了別的情緒，他「從來不曾這樣逼近而又親切地品味著死滅和絕望」；伊雖不見得理解男子此時的精神狀態，但伊的「囁嚅」亦未必是懼怕，而帶有敷衍的意味，因為伊往後仍不停想著水兵與水兵的鬼話。兩人尚糾結於水兵，爹第二次醒來了，伊見男子旋風似地奔向閣樓下的裸體，想起了紅毛水兵們的裸體。爹說著說著加重了語氣，罵得男子懼佈下跪，伊雖也懼佈，卻更若旁觀地站在一旁發楞，還是想起了水兵：

忽然的想起以往的那些衰老的和壯碩的紅毛水手們。他們的身上、鬍鬚，都沾滿了鹽腥的海風。他們有些唱著伊所不懂的歌離開伊的床和方寸的房間。他們是活在風浪和太陽中的族類。而伊卻只是一隻蠢肥的蟲豸，活在陰濕的洞穴裡。（1970：85）

伊持續心思著水兵的狀態，也使爹的二度現聲不僅可作為文本形式上的兩大段區隔；就內涵而言，若前一大段是關係情況的鋪陳與奠基，第二大段將是關係的深描與演變。就劇情表面來看，後半段似乎不過是再兩次的暴力與慾情，男子反覆了類似的話；第三、第四度受打的伊則持續讓男子枕在伊的腿上撫慰情緒，兩人就在疏離的緊張中愈入黯淡，終成就「夜的黑暗佔滿了這小小的房間」的總氣氛。但展開文本皺褶，實際將見到伊與男子以歧異路徑產生主體變化，從而帶動張力關係之變化，故有必要來回閱讀、撐開敘事構造的維度。

爹二度現聲，一度引發男子之最大恐懼，聲淚俱下也下跪。爹睡去後，男子的主體重構也啟動了。男子此前的主體狀態，主要源於爹以訓斥的方式將記憶與意志強加於男子，及男子在威嚇中不斷自我強化，同時，卻從來沒有完成此記憶與意志的契機，因而形成衝突感。即使有時應和地說：「兒子記──得」（1970： 81），但他焦躁、憤怒，卻又空虛與猶豫，是輪迴於無法完成爹的意志內容所致的主體焦慮與派生情緒。爹二度睡去後，男子逐步想處理主體焦慮，由質疑進而決意拋棄爹的話語和權威。男子第三度暴力時，突然抓住伊的頭髮亂甩，向伊說「好好的跟我過」，緊接著無意識地脫口說出「他的日子，我的日子，都不長久了！」（1970：85）。就動機而言，很難解釋男子突然變得精神動盪、恍神，使第三度暴力似乎和第一回暴力同樣地無來由。但從意涵而言，男子精神狀態相當明確對應著爹與男子最緊繃的關係，而不只是男子的慣常暴力行為。從瘋魔回過神來後，所有的悲愁、憂慮，也就都挾帶了懷疑乃至於顛覆爹的記憶與意志的意味了。爹過去都說是男子「敗了那一分兒家業」（1970: 86），男子此刻已經質疑：「記都記不得，怎樣敗法兒？」更以怨憤語調說：

自小我便在咒罵中相信我是個可恥的敗家子。我不得不希望著回家去，回到我了無鄉愁的故鄉去！（1970：86）

精神動盪後回神，男子已不願活在爹的訓斥與規定。倘若男子的主體狀態原先主要由爹的記憶與意志塑成，當他質疑爹，也就自我質疑了原先的主體狀態。至男子發動第四次暴力，已認定「樓上的人，個腰身[18]。他要回家，就讓他回去罷！」（1970：86），自己則「要好好活。這樣活著」。但應留意，此處如果只見男子顛覆爹，很可能誤判男子的主體狀態重建將帶來不同，而忽視陳映真在文本中立下明確的倫理線：記都記不得，怎樣敗法兒？「誰也解答不了他的問題的。夜已經在朗誦著它自己的序詩了」。陳映真不打算賦予男子的懷疑、質疑以任何可能性。於是，主體重建完成前，已預定了黑暗的終局，男子在餘下篇幅中再怎麼想擺脫原先的恐懼、憂慮、焦躁、與悲愁，都只能繼續懼怖、焦灼，從而「心在一片蒼茫裡遨遊著」，萎弱至末。

誰也回答不了他的問題，伊就在身旁，也不可能回應他。依據文本，爹二度現聲，倒是伊先警覺了。伊原本與男子一樣，懼佈地等候爹的發落，待爹與男子一輪對話嚇得男子趕忙下跪，即男子主體變化的前刻，伊的內心也突然有了變化。伊見男子下跪時「孤獨彷彿毒蟲那樣地噬咬著伊的心」（1970：84），而後忽然想起那些水兵。伊的心神變化，此處的敘事安排類似於男子的忽然精神動盪，同樣缺乏清晰的劇情因果，但也同樣有著清晰對應。「水兵」不再以漫不經心的遐思浮現於伊的心，而是做為伊自身處境的參照，帶動伊以陰暗形象自我確認：「只是一隻蠢肥的蟲豸，活在陰濕的洞穴裡」。

伊主體變化之際，陳映真也在伊與男子之間劃下關係震盪的線索，「沉寂很重地散落在匍匐著的他和竚立著的伊之間」（1970：85），界定了往後的關係變動趨向。伊孤獨地看著男子下跪時，「伊的心不知何以如死亡一般地寂然不驚，仍有最後的「薄薄的女性的憐憫的慾望」。爹二度睡去，男子第三度毆打伊，使伊「疼苦地在喉間發著一種對於人類已很陌生了的那種迸裂的聲音」。此後，即便男子回神後復說著委屈，「伊忽然輕輕地摸著他的蓋著眼睛的手，卻激不起一絲愛憐來」（1970：86）。再到了男子第四度毆打，伊的情緒就強到「頭一次看準了自己有多麼地恨著」。伊自關係震盪，在愈明確的自我認知中與男子漸形疏遠，亦愈來愈陰鬱、消沉，最終「心像廢井那麼陰暗」（1970：87）。

兩次閱讀同一段落，劇終時的伊與男子的似於空洞、陰鬱的精神狀態也就豐富了起來。他們並非自始如此，而是經歷了刺激、轉折、挫敗與不可能，及彼此間的關係震盪。確立伊與男子的心緒與關係變動後，需要再讀一次同一大段，通過伊的第一形象、即男子第二次毆打伊時的原因──紅毛水兵──於兩人截然不同之轉化的催化作用，將有基礎進一步研判兩人主體變化之意義。

爹二度睡後，男子第三次打伊時伴著主體重建過程的精神動盪。伊對這次毆打毫無警覺、對男子瘋魔狀態與自言自語毫無把握，非常恐慌且失措。伊無法理解男子的狀態，然而，曾於男子二度暴力時經受脅迫「不要信那些紅毛水兵們的鬼話」，繼而於三度毆打時復受脅迫「好好的跟我過」的，不停遭逢極端肉體痛苦的伊，明知提起水兵的可怕後果，竟也讓人不解地在男子精神動盪的混沌時刻復回應以：

「又一隻那裡的船進港了。」伊說。伊為著自己的那一點小小的火星的行將熄滅，輕微地悲哀起來。伊鼓足了勇氣說：

「他們自由的來，自由的去。陽光和碧波幾乎都是他們的。」（1970：86）

伊的「勇氣」，揭穿了先前「囁嚅」之虛偽，無疑讓我們確認水兵之於伊的重要性。也就是，外在強暴僅能使伊深藏心之所屬，而不能取消伊意圖藉水兵、水兵的鬼話、水兵夢，回應與爹和男子的關係、爹與男子造成的自身處境。伊的話當然又引發男子情緒波動，他「果真被激怒了」，然後是比第三次暴力更為致死地「扼著伊的咽喉」，憤怒而瘋狂地說：

樓上的人，個腰身。他要回家，就讓他回去罷！他兇猛地說：「可是我要好好活。這樣活著。你好好的跟著我活著罷！什麼陽光，什麼碧波，儘都是紅毛水手的鬼話……」（1970：86）

男子在這次毆打後才清晰說出「要好好活。這樣活著」的自我意志。激化的情緒突顯了伊的水兵夢是「好好活。這樣活著」的阻礙。但相應地，男子的最高暴力毀壞了伊內心火星行將熄滅前的最後嘗試，使伊在看準了自己有多麼地恨著後，復感覺「那一片汪洋和五色的異鄉的夢，確乎是破滅了」。換言之，男子既生氣又害怕的情緒爆發，擺明衝著水兵與水兵夢，也就現形了兩人間的一組悖反：男子主體重建必須包含抑制伊的異心，然而水兵又是伊確立主體的必要。水兵折射了伊與男子之主體成立的衝突、無法共存、乃至於相互侵蝕的性質，在兩人關係中有其不可分割的確實作用與意義。

故事結束前，兩人間已無懸念。男子自始就困窘於反覆耕耘卻無法征服伊，但於終局時雖脆弱得必須肯認唯一剩下的只有伊，主體轉變卻是朝向確立自己的控制而非妥當對待伊，故毫無和解餘地。伊腹中生命在此際出現，男子無從得知伊心裡的水兵夢只是換形變位，使得伊╱生命與內在思緒，作為再一次調整與應對外在之性質，帶有強烈諷刺男子與其意志的意味：

然而那一片汪洋和五色的異鄉的夢，確乎是破滅了。伊伸手抱住那樣致命地沸騰著的他，深深的知道他終必被埋葬在這沃胰卻鄙陋的大地。伊以一個女性的本能衞護著伊秘密地懷了數月的身孕。雖是有風有雨，大地卻出奇的安謐。（1970：86）

不過，故事還沒完。伊終於覺察大地將會埋葬男子，是作者繼續嘲笑男子不會亦不能完成主體重建。但另一面，曾參照水兵而主體感知如「蠢肥的蟲豸，活在陰濕的洞穴裡」的伊，曾在男子瘋魔帶來恐懼與不明時盼望著水兵陽光助燃內心火星的伊，於此被打而挫折得委曲求全之際的自我調整，竟是又一次寄望於水兵、將期盼延展為謬思腹中的孩子。職是之故，即使伊╱生命確實有諷刺，但伊╱生命既是對應著可憎的男子而生的主體調整與未來設想，因著伊的精神調動是反覆期待攀附水兵，便同時暴露了伊的精神調動始終未能促成主體完備、未能修復己身內在「蟲豸」狀態的瑕疵。

如此重新進入陳映真創造的充滿閱讀張力的結尾，男子若將死而未死之際，伊要與男子一起「在這絕望的暗夜中死滅」的情緒便多了層次。伊當然不想繼續與男子的此種關係，伊的夢又如何呢？伊懷著一個全新的生命召喚讀者遐思，會是希望嗎？誠然，初刊版與改動版結尾處都有如此的內心吶喊：「全新的生命」「在滿地的陽光裡長大」（1970：87），但除了水兵從海外帶來的陽光，哪來別的陽光呢？〈永恒的大地〉對男子、爹的諷刺較易掌握，而伊呢？放回故事總關係與心境總演變，伊的一切陰鬱、壓抑、退怯與自棄和苟從，乃至於伊的不抵抗、幾度主體確認與解脫，都寄望於倚靠紅毛水兵的陽光、碧波、自由等異鄉夢，使伊廢井那麼陰暗的心裡發出「讓天罰我們、天咒我們罷。然而讓那新的生命與煦燦的陽光以俱來」（1970：87）的無聲獨白，此生命╱陽光，正因伊之主體不完備及陽光之別無參照，而顯得無力無地。在本節以初刊版所示的範圍內，與其說伊╱生命帶有希望、明亮、力之感，更該是陳映真沉重地邀請讀者省思。

四

現實之可疑：

1960年代統御構造與社會狀況

從敘事邏輯層層解開，複雜了〈永恒的大地〉的可詮範圍。但是故事中充斥的無由來、忽然變化，即使能辨別角色心思轉折的指向，仍難只從劇情理解陳映真為何構造這樣一幅人際圖像。陳映真「比喻」什麼？回到姚一葦勸退的原因，雖因〈永恒的大地〉意在批判政治與社會現況，使陳映真無法「寫實陳述」，劇中幾條隱標線卻有助於把握「無法寫實」的調性裡的陳映真的政治考慮。

故事起始，陳映真便設定了環境：雕刻匠兒子十分陰濕的屋子，「不論是否浴著窗外傾落的那麼一絲陽光沒有，都彷彿自成一個宇宙」（1970：80）。木雕理應活靈活現，屋子卻死氣沉沉，暴露了寫作心境。現身或現聲的三個角色，形象最清晰者應是爹，爹不時就問：「天氣好嗎？」、「咱的船回來了嗎？」（1970：81），他等待重振家聲。爹是否隱喻蔣介石？從時代背景，蔣介石或許可以成為一條揣摩路徑，如此地具象化卻未必能統一標準地解釋男子與伊。若我們試著將〈永恒的大地〉視為陳映真為表達思想所尋的載體，則或能脫除擬人化來獲得文學感受上的更普遍性的批判意涵。

將「爹」的形象和國民黨疊合──反攻大陸──同樣說得通。爹帶著陰氣的嗓子，不時病弱地嗆咳，笑聲瘖啞，「像一隻在夜裡唱著的蟾蜍」（1970：81），或尖厲怒聲「彷彿一隻司著亡魂的惡鳥一般」（1970：84），仍是非常強烈的嘲笑；從而，爹高高在上，使得沉悶死氣至極的屋子有著國民黨統治下的處境的意味。確立這種閱讀感，察覺爹的位置的相對性，並非在於確定很容易感受的「伊vs.爹與男子」的理解方式，反而是，立即可見劇情中對爹的解構。爹作為唯一位置明確的至高象徵性角色，是很可疑的，我們從未見到爹的具象。男子兩次復述老家印象，才讓我們得到爹的權威象徵：「朱漆的大門，高高的旗桿，精細花櫺的窗子，跑兩天的馬都圈不完的高粱田」（1970：82, 86）。男子敘述記憶，卻自始便不懂得為何豎旗桿，「這一切於他多半是十分陌生的，但爹卻說是他自己蕩毀了家業。他是怎也記不得那家業了」，甚至「從來不曾真切地愛想過故鄉」（1970: 82）。男子之不復記憶，他的不理解與不真切，質疑了爹的話語之可信。由於別無證據證明曾經有這一份「家業」，也就是陳映真不曾承認爹的記憶：權威與地位，亦即法統。

男子口述的記憶，是經爹的訓斥才附加的。爹二度現聲使男子陷入最恐懼，後由無以解釋的精神動盪回神，開始懷疑且逐步強化為意決拋棄「爹的記憶」及自己與爹的意志之關係，爹要回家，就讓他回去罷！而男子自己要好好活、這樣活著。男子不再理會爹，也就不再充作爹的權威之媒介，從而正式瓦解了爹的權威。但如前文揪出的倫理線，男子的「反叛」源於自己想「要好好活。這樣活著」，使得他的「反叛」動機疑點重重。

男子之反叛之所以有主體重建的性質，在於爹的訓斥既創造男子為妄想的媒介，也延伸地塑造了男子的主體狀態。爹強加意志與記憶，又不見達成之契機，轉為男子的具有多重衝突性的主體焦慮：他「沒有故鄉，卻同時又是個沒有懷鄉病的遊子」（1970：82），連怎麼失去了故鄉都不曉得；要求記憶之際，又患著「不能自由的病」而回不去老家。男子愈信從此不可能完成，也就愈陷無路，不時愁困與猶豫，但爹的持續訓斥又對應著男子的始終不復記憶，從而暴露男子主體的內在空洞。由於別無主體倚靠，就觸發更多重的情緒，恐懼、焦躁、空虛與沉落。是故男子後來的精神動盪與對爹質疑，究其情緒根源，是想從關係中掙脫出來，面對自己的狀態，確實帶有穩定自身的意味。從男子的方面，誠如其言，想要穩定自己，要「好好活。這樣活著。」但對閱讀者而言，卻要從故事邏輯來評判男子反叛式的主體重建。男子活在爹的陰影下，因恐懼而連帶蘊養了多重情緒，但爹畢竟病弱了，窗外的汽笛聲都聽不到，天氣都看不到，爹如何有效威嚇？為什麼連爹嗆咳起來、病得岌岌可危時，男子一仍畏懼地發出「欲哭的聲音」喊著「爹」？爹已無法自行成就，怎能還有權威成為男子主體形成的重要機制？隱而不晦的是，男子不曾否認與爹的從屬關係，不時應和爹的記憶。男子確實在故事開始時便懷疑了，而且甚是憂愁，他卻一仍以謊言支撐爹的權威。窗外「太陽照得很微弱，遠遠的海邊早已塗著濃黑濃黑的烏雲」（1970：80），男子卻說：「好呢，大好天」；船沒影兒，男子躊躇一會兒便說「快了罷」（1970：81）；後來，「一窗的天空都泛著淡墨的顏色」（1970：84），男子還是漠然地欺騙「出著一個好太陽！」換言之，倘使男子的主體狀態有任何的內在衝突、終至內在崩毀而需自我重構以脫逃、求穩定，他自己也得負上責任。

如此理解男子的多重情緒、焦慮而不穩定的主體狀態，因其帶有自身施為的效果，故敘事中的無來由、不可解、情緒化等表現，就毫不在於設定一個因著受到爹的壓抑而精神極度起伏及至崩毀的值得同情的角色，而是批判與諷刺。爹的權威有賴男子欺瞞，已是對爹諷刺，因男子共謀，則陳映真藉男子「反叛」以清算爹，也就同時清算了男子。男子與爹交相賊，壓力終於回到了自己身上。那麼，如果把爹視作象徵國民黨，又可以如何理解男子？爹都說了，男子「當時還太小了」（1970：81），故男子與象徵著權威的家業、及家業之浪蕩，理當不是直接相關。依著敘事邏輯，我們轉化理解的層次，將權威高位性止於爹，而男子雖也可詮釋為國民黨，但更可以是超越「國民黨」此一具體指涉的關係聯帶。現實化於現代政治，即使是最高權力，也得有旁助協同才成立，從而可將「男子」之意義擴張理解為有合謀、相互依賴的黨附屬機構、附從機構、政治機構，乃至於政治經濟裙帶關係……等更多具體物事之抽象化。換句話說，陳映真以「父子關係」為構圖的批判，因指涉現實政治與社會狀況，也就無需封閉於劇情上的血親。

如此錨定男子與爹的交相賊和共謀，當男子與爹之間產生了最高的情緒張力，反挫後開始否棄爹，他以「多麼懷疑、多麼絕望、多麼陰氣的笑臉」（1970：86），「悲愁得不堪」地質疑「記都記不得，怎樣敗法兒？」然後妄圖建立自己的權威。陳映真理所當然設下不許翻案的準線：「誰也解答不了他的問題的。夜已經在朗誦著它自己的序詩了」。男子一點都不無辜，他雖然疑惑所謂「回家」，卻附從著取巧豪奪，在「那麼卑陋卻又肥沃的大地上，耕耘著他的病的慾情」。當男子終於為解除不可實踐的「回家」，而欲拋棄「了無鄉愁的故鄉」，欲撕毀爹的意志、解除爹的主體性，陳映真也不許男子留下來自行建立穩定的權威。此種持續陷於無法征服的愁困、因苟從所致的自毀式的窘境，加之陳映真創造爹的衰弱、病息，是否還意味陳映真早在1960年代中期就隱約感受國民黨的「獨台」性格，從而批判之？不無這種味道，但無法從劇情得知陳映真的直接指涉。肯定的是，男子與爹的樣貌──爹極陰如「司著亡魂的惡鳥」，男子困在主體失落──就是陳映真眼中的國民黨政權－統御力量當有樣貌。陳映真通過男子對爹與自己的雙重諷刺，徹底清算了國民黨－統御力量，及上述共謀角色、機構或機制的合法性：此構造極為可疑，無論在此岸或彼岸皆無根基、不該存在。

處理了爹與男子關係的多層勾動，再置入紅毛水兵來理解，陳映真1960年代中期左右對於統御構造及社會狀況的批判層次便會更顯豐厚。文本已確認別無證詞表明爹的記憶是可靠的，亦無證詞證明爹與子在此有自己權威的基礎、或大船、天氣好了真能回去。爹誠然妄想重振家聲、「回家看看那塊地」，故事中卻沒有鋪陳他倆出海的可能性，只見「紅毛水兵」自由航行。紅毛水兵是嫖客，理應與男子──掮客、買辦──（及爹）與伊有依存關係。倘若水兵的大船就是爹的船，由紅毛水兵支撐爹子倆，換言之，隱喻著第七艦隊支持國民黨╱蔣介石，則直接是「新殖民－買辦政權」的關係表述，從而可說，陳映真初步察覺了國民黨－統御力量與美國武力的媾和。不過，文本也不存在水兵直接支持男子與爹的證詞。反倒是，既然可社會現實地理解水兵是美國大兵，則男子對水兵的所有不耐、厭惡、乃至於懼怕，及水兵在男子與伊之關係中造成的對反牽動等，隱晦著男子、伊、爹的複雜關係的更多可詮性。

我們仍然無直接證據可以得知，寫作當下的陳映真是否有方式知道美國與國民黨政權－統御力量結合之程度，但以小說為證詞，明顯見到男子有一部分情緒對應著紅毛水兵，影響男子與伊的關係，也影響男子與伊的主體狀態，故有進一步拓展的可能。首先，從男子自身而言，故事中曾嘲笑男子承繼的「回家」妄想：「回到哪裡呢？到那一片陰悒的蒼茫嗎？」而諷刺了國民黨－統御力量本身之無根基。若把男子的主體焦慮狀態置入與水兵的關係，對比水兵之來去自由航行海外，則「水兵」及其相關敘事就不僅對應著男子內在的「不能自由的病」，也點出水兵沒有幫爹與男子實現「回家」、沒有給男子一個可實現的境地。新殖民者－美國與買辦政權－國民黨與統御力量的關係，恰恰因此處的媾和但不全然支持的情況，暴露了陳映真眼下的買辦政權在新殖民－買辦關係中次位於新帝國主義主子而無能為力的窘境。再者，男子反覆於伊提起紅毛水兵時顯出憤怒、暴打、乃至於愁困，又暗度了另一層批評。男子第四次暴怒時，已決意拋棄爹的「回家」妄想、想重建自己的主體，此時為著「紅毛水兵的鬼話」而毆打伊，主要已不是反映自己不能自由的病，而是為了在主體重建過程中穩定權威，要伊記住自己的地位。閣樓的爹愈顯病衰了，男子也因不曾解除「大的懼怖，大的焦灼」而漸顯衰弱，男子不得不承認自己什麼也沒有了，而只剩下伊，此時最為難耐、最想解決的是要伊允諾不要信鬼話、好好兒跟他過，要徹底抑制伊的水兵夢。可以說，這是陳映真觀察的新殖民主義─買辦政權的關係：男子引入水兵，水兵不但沒有允諾爹與男子遂行「回家」意志，沒有成為政權持續剝奪本地的旁助，卻阻礙著政權於本地穩定生根。以上兩點，都是男子主體焦慮中暗藏的批判，主要還是藉以否定爹、男子。然而第三點，男子之所以必須清除「紅毛水兵的鬼話」對伊的影響，意味著水兵雖然沒有給掮客一個夢，卻讓伊得到許多夢，自由的來、自由的去，海外的陽光與碧波等，雖也持續諷刺著男子－買辦，但反向來看，卻傳達了陳映真所見的，水兵－美國對社會狀況造成的影響。伊並非只在故事開始時信口叨唸「紅毛水兵的鬼話」，「鬼話」根本地帶動伊的心，是伊確認主體的關鍵環節，甚至是欲圖回應爹與男子的伊內心火星的助燃，以至於火星的本身，與伊的主體及欲望緊密關聯。故事中雖未直接批判紅毛水兵，但以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脈絡延伸理解，具有醜陋之一面的伊反覆著水兵夢，表現了伊才是真正受到新帝國主義徹頭徹尾影響的人，從而反映了伊之意識與心靈狀態、以及陳映真的意識形態批判。無論伊的無法征服的大地象徵性，或伊的從未被壓制的水兵夢，都是對男子的諷刺；然而將第三點延伸，則紅毛水兵對伊而言不是單純的外在勢力，不只是外在來去自由的人客，而是既深入心靈、作為伊確立主體的參照，也是伊反覆調整主體的必要旁助，是伊身處暗極之境時的最後寄託、支撐、與方案，則伊與紅毛水兵之關係的定位也就不止於回應男子，不止於藉以評價伊，而根本地涉及我們如何定調這篇小說，不得不謹慎以待。

於是再一次來到故事結尾，伊內心獨白裡並陳著的闇夜與陽光，是陳映真辯證地探索可能性嗎？夜之黯，早可理解了，是象徵國民黨－統御力量及其統治之故。但是陳映真將爹的主體與權威設計得極易破碎，始終恣意耕耘的男子在一次又一次的交合中感受著死滅，意味著陳映真構思這一股力量無法或不應達到全面的控制。倘若如此，陽光不就可期了嗎？可是這兒的陽光、伊口中的「陽光」卻極其曖昧，它首先是寄望於「帶著水手的太陽和碧波的生命」的期盼。如何評價這道光？陳映真反覆嘲弄爹與男子，創造伊與男子之間關係震盪的線索，卻不等於伊就有了正當性，還是得以政治角度閱讀伊的主體設想與末境想像。陳映真邀請我們閱讀這樣的伊，於一次又一次自我調整的過程中，即使已經明白了「這一片無垠的柔軟的土地必要埋掉他」，依舊將最後的主體修正可能性傾靠在男子媒介而來的同一股力量，即紅毛水兵－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而投射最後的期待於「水兵的孩子」。依據「紅毛水兵＝美國╱越戰的美國大兵」之象徵性進行倫理裁決，則故事結束前，出奇安謐地面對致死暴力、守衛著腹中「生命－紅毛水兵」的伊，雖回應了男子的暴力，但伊口中「讓那新的生命與煦燦的陽光以俱來」的呢喃也更無力且非常可疑，而所謂永恒的、滋生、強韌、靜謐的大地除了永恒並無其他，諷刺著歷次精神調動卻始終無法達致主體完備的伊，雖反覆瓦解爹與男子的權威，卻沒有藉由伊創造希望指標，使得〈永恒的大地〉深蘊著小說家本人於當時對眼下台灣總樣貌的最大絕望。

五

研究陳映真的方法與其他啟發

前兩節回到初刊版來接近1960年代中期的陳映真思想走向，既將部分詮釋相對化，也凸顯了特定詮釋路徑並非「中性」閱讀。〈永恒的大地〉若有政治意喻及現實指涉，則政治閱讀、政治化之方式也考驗著研究者的判斷、詮釋合理性、及延伸解譯的限度。我無意將〈永恒的大地〉的解釋方法封閉在我採用的方法，亦無意將〈永恒的大地〉的意涵封閉為本文指出的詮釋方式，本文以撐起故事內部厚度的方式進行，目的僅是尋求對話的合理支撐。

總結〈永恒的大地〉詮釋面的啟發。首先，活絡初刊版的「紅毛水兵」相關細節，直接疑問了目前論者們的改動版詮釋。詮釋改動版時若忽視了水兵，也就忽視了掌握陳映真態度的重要判準之一。甚且，〈永恒的大地〉之判斷涉及對伊的判斷，從而涉及判斷水兵，也就考驗讀者看待紅毛水兵－美國的倫理態度。[19]再者，初刊版結尾的伊╱生命同樣引人關注，紅毛水兵－美國卻使我們得以質問伊╱腹中「生命」乃至於伊之為「大地」等命題的意涵和指向。我們也讀到，與其說陳映真定義了伊來說服讀者，不如說是陳映真創造了伊來激發讀者的反思性與懷疑。第三，伊的身份的抽象化，使我們見到陳映真利用某類人的形象表達某一特定類型的意識狀態與主體狀態，難以全稱為「台灣、台灣人」；放在爹、男子身上亦同，是特定的角色但難以「外省人」全稱收納。第四，重建了初刊版「伊、紅毛水兵、爹、男子」四人關係，並非是用以替代目前慣用來理解本篇小說的、表面的「伊vs.爹與男子」或「伊vs.男子」的分析預設，而是，提醒需由文本出發，才能以人物間的精密閱讀來超越片面化與單向度的關係理解。在角色關係之間層層開展、玩味各角色彼此勾動、相互嘲弄、與自我諷刺之意涵，〈永恒的大地〉的敘事立體性亦見一斑。

指出上述迥異於目前諸研究的理解，還可通過當前諸研究的狀況思考更多相連啟發，質問陳映真研究的現況：如何由當前認識1960年代陳映真之方式解脫出來？從而如何由當前認識陳映真之方式解脫出來？又何須解脫出來？前文已指出目前討論〈永恒的大地〉的方式，因普遍預設了意象、母題、主題的方式，侷限了思想認識的可能性。除涉及本文的省籍（大陸╱台灣）關係、男女關係、認同、或外省人流離經驗等，陳映真研究的常見框架尚有知識份子、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等。歸根究柢，將小說收攏至這些「類型化」範疇，或不斷開發新類型，都有其疑義。我們承認這些都為陳映真關心，但陳映真關懷的人物範型或故事背景，與各篇小說的實際意旨是兩回事。舉例來說，雖因〈試論陳映真〉提及「寄寓於台灣的大陸人的滄桑的傳奇」及對的不同省籍間之關係的興趣與關懷的「題材特點」，而被認為是關心「省籍問題」，但也不能不注意，「題材」後頭其實是陳映真所關注的「新的和舊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凌，數百年來，在中國發生了長遠而複雜的影響」（陳映真 1975）。換言之，不是省籍關係，而是造成省籍之所以可能產生問題的歷史、社會與政治機制，才是問題。我們從陳映真的許多文論中也能感受，不時地要把目光、思考的線索拉向現象之後。如陳映真關注現代人的不安、恐懼，但更把焦點指向恐懼與不安的來源：

誠然，在這個現代人的世界上，還存在著許多的現實，比方人的物質化、疏隔的悲哀、虛無和頹廢的必要性，個人的、安那琪的悲憤，對於定命的死亡底懼怖，等等。這些，或者是我們的比較高尚的，教養良好的，神經纖細的智識分子所關切的罷。然而，倘若不能夠把這些同整個現存的根本輒鑠聯起來想，他便不算是一個真正懂得這一切的不安的人。（陳映真 1967：164。粗體為本文所加）

所謂「現存的根本輒鑠」，才是陳映真欲以小說所描述的人的狀態而逼促反省的，故對我們來說，倘使主題不等同思想，後續疑問就該在於：小說涵括上述範疇、議題、情節，用以表達什麼呢？此點堪稱亟待突破的面向。從而第二，若同意陳映真小說具有政治隱喻及台灣社會的現實性──正如既有詮釋所做的──反而由這份現實性，倒可以不將文本封閉在「台灣社會內部在那個年代〔按：1960年代〕所具有的矛盾與衝突」（溫萬華〔陳芳明〕 1981a，1981b，1981-c）。[20]如「紅毛水兵」使〈永恒的大地〉的內涵涉及台灣的國際政治位置，也就使故事中的矛盾或衝突得以循線外溢，與世界範圍內的態勢有聯繫，如此現實角度閱讀亦將促我們更為重視文本出發、以顛倒由預設所框定而行的研究方式。這也暗示了，陳映真小說詮釋同時涉及研究者對小說寫作當下政治、社會情況的理解與把握，方能語境參照。再從而是第三點，〈永恒的大地〉自身也有歷史意涵面的啟示。文本的指涉總是有限，將之視為陳映真思想與具體社會狀況的相互勾動，則文本自身也具歷史對照性質，其作為作家之眼，有助於理解作家；於此同時，文本詮釋雖有其一定的延展可能，但無論角色抽象化、人物的指涉、意義、與作者的態度等，仍有出於文本內在邏輯的界定範圍，須以寫作脈絡為基底。

若再推進「如何認識陳映真」的命題，為何將1979年代版本用作1960年代的解釋卻無法發現閱讀錯位？目前特定政治化方式的研究視野產生的影響最劇，涉及的正是歷史化閱讀、如何將研究與詮釋維持在合理發揮之範圍等命題。如前文曾提及的研究者曾萍萍，她宣稱還原陳映真的基本理念，事實上文學分析的修辭目的是以陳映真打陳映真；當她指伊「所象徵的悲慘的臺灣命運，豈能只譴責日本，而不歸咎中國屈服強權將臺灣推入火坑？」（2003：215），實想舉陳映真1960年代小說為證，向2000年代的陳映真呼籲「無法否認臺灣確然與中國漸行漸遠」（2003：219）。這兒的語境也是政治化了的陳映真研究晚近愈普遍的趨向：預設出獄後「陳映真變了」的「二分法」。[21]曾萍萍多次質問陳映真的政治立場，如詮釋〈某一個日午〉（陳映真1979b）時也說「彩蓮意味的卻已變形為新的臺灣的本土論根源──畢竟社會主義革命在台灣，已喪失其現實存在的必要了」（曾萍萍 ，2003：168），[22]同樣企圖驗證陳映真有矛盾，而且小說創作中有著政治立場之瑕疵或矛盾變換。我不打算在此有限篇幅挑戰個別研究者的政治立場、認識論，亦無意就此綜述與評價陳映真的政治立場。作家的歷時變化必須交代與考察，因這是我們更有效理解歷史的方式，但是，恰恰是戮力還原歷史，考驗著我們自己的引據與分析邏輯。如曾萍萍般嘗試以伊證實「臺灣本土」，或以彩蓮繞著圈指責陳映真的「社會主義」，卻不會曾知道自己用來詮釋的版本都是陳映真日後改寫的，反而反論了自己的預設，也反論了以入獄、出獄看待陳映真變化的方式，實際上反映著研究者自身方法論之的反歷史。我認為，該檢視的是研究者意圖證明或反證的陳映真印象所來為何？何以有如此之研究意圖？如果重新定位議程，把陳映真與陳映真的創作視為歷史材料，其現實地與時代、政治與社會有勾動，從而帶著作者在具體時空中的思慮，可作為今日與來日考察思想與社會狀況互動的資源，則真問題理當相當單純：作者為何那樣寫？當我們拋開預設，重新構思還原歷史的地方法，跟著陳映真探索、前進、疑問、自我懷疑或挫敗，也才有正確評價或批評陳映真思想的可能，並觸及對歷史本身的理解。

晚近陳映真研究中，趙剛是唯一「不」強調伊的光明者。[23]趙剛想要歷史地探索陳映真的可能性，指出陳映真的思想複雜與潛能。只是，趙剛所用的也是改寫版，當他參照〈永恒的大地〉與〈某一個日午〉而以彩蓮的「人民質樸、強韌與生命力」（趙剛 2013：266）對應伊的「民粹主義與本土主義的未來」（趙剛 2013：263）的復仇與陰暗，就同樣可商榷。趙剛將兩篇小說的改寫版直接視為1960年代中期所作，從而視為表現了1960年代陳映真的思想複雜性，也就忽視了此「複雜」挾有跨越時間的層面。前文此刻已知見，〈永恒的大地〉初刊版沒有故鄉小伙子協作伊的「民粹主義與本土主義」象徵，〈某一個日午〉初刊版也沒有彩蓮霍然離去的抵抗象徵，從而衍生了疑義：一方面無法以〈永恒的大地〉的改動後的語句和情節，證實如「民粹主義」確為陳映真1960年代當時的政治構圖，即使此確為1960年代中期左右陳映真思想之一面，亦須別的證據；二方面，將改動版認做1960年代所思，也就無法通過角色改動如彩蓮與故鄉小伙子，以把握後來的陳映真思想狀態。我們同樣需要別的證據證實1960年代中期左右的陳映真思想，能有如彩蓮起身離去而將房處長落在茫然空無的構思可能，也同樣需以彩蓮、故鄉小伙子，參照陳映真思想的變化與否，及其意義。[24]但前後不同版本與研究者們所知、已知的陳映真之間的落差，依然不是「有幾個陳映真」的層面。每個版本都是陳映真，且恰因為每個版本都是陳映真，使我們必須歷史化思索更為豐沛的閱讀可能。如此使我們必然且必須回到作品改動的部分，探其因、詢其果、理解思想的活潑狀態，思想者如何在現實中被勾動、表達於書寫、或暫時壓抑與隱晦？跨時而言的延續、修正與躍進，則促我們思考思想者何以、如何調動與調整？例如，我認為〈永恒的大地〉的1979年改動版應與陳映真於1970年代感受了島內文藝態勢的變化有關，更與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有關，使陳映真某種程度調整了入獄前的狀態、及其所思與、表達方式等，但是需要更廣的背景支撐才能討論版本改動及意涵。本文通過重讀、參照不同版本的〈永恒的大地〉，也期待開啟這些討論，因之不只觸及了其他小說、散文、文論的閱讀感覺和判定，也根本地觸及如何有效地的接近、完整陳映真思想圖像，只是尚需更多對於陳映真著作與思想的重整、重讀為鋪墊。

最後，回到〈永恒的大地〉初刊版的寫作脈絡。若現實－政治性地閱讀，〈永恒的大地〉凸顯的陳映真思想狀態正如「夜的黑暗佔滿了這小小的房間」，批判對象強烈且明確。如何理解角色的多層性合構著的密不透氣、扭曲、荒謬的暗黑氛圍，如何理解闇黑氛圍背後的思想狀態？根據陳映真〈後街〉（1993），[25]禁書使他開了眼睛，1964年時思想像一個堅持己見的主人對待不情願的夥計那樣，向他提出了實踐的要求，只不過，「實踐上的寸進，並沒有在文學上使他表現出樂觀和勝利的展望」（1993）。1966年往1967年過渡的期間，因以短波收音機收聽海峽對岸消息，閱讀了更多令他思想和情感的震動有如山崩海嘯的材料，才轉變了對於小說寫作的色調有所影響。呼應上述自敘與〈永恒的大地〉初刊版的閱讀感受，或許暫時可將本文歸位於1966年以前。再往後，正是1966年底到1967年初，在世界範圍的變動中，陳映真思想的某些質素將隨196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的新氣氛與紅太陽而昇，終至如陳映真所說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組織的道路，1968年被出賣且入獄。雖然小說本身的陽光未能在闇夜中映出任何希望，此絕望卻反映作者至大的立場強度，綜觀而言仍可說，本篇黑暗、陰鬱的小說昭示著陳映真思想邁向陽昇之前奏，他盡情嘲諷與批判。然而為何早先的思想寸進無法使他想像光明、積極的人與社會？非常多問題等待探索，這些關於陳映真個人思想歷程的議題，就思想資源的層次思考，也可以使「陳映真」幫助我們思索人於時代現實中的侷限與可能。

【注释】

[1]除〈永恒的大地〉外，另兩篇為：〈纍纍〉（已知最早發表於1972年11月的香港刊物《四季》第1期，署名「陳南村」）、〈某一個日午〉（由友人署名「史濟民」，代發於1973年8月，《文季》季刊第1期）。

[2]陳映真（2004）。惟須留意，文中誤植〈永恒的大地〉為〈某一個日午〉，且誤植為發表於香港。

[3]為方便讀者參照，本文若引用此版，頁碼皆使用內容相同但較通行的洪範版本：陳映真（2001）。

[4]入獄期間不可能發表作品。不僅由於獄中公開信件皆經檢查，也由於每次寄信不得超出一張單面信紙。若因發表年代而將此篇之視為陳映真在獄中時發表，應屬理解偏差。而從陳映真出獄後重新刊行的版本的改動範圍與邏輯判斷，並參照1960年代其餘小說初刊版的用字遣詞，也可證實1970年初刊版的本內容確實全不是他人改動的結果，而是1960年代陳映真狀態的反映。

[5]至少就本文所談範圍，各研究者於寫作當下皆未察覺版本有異，故本文提及之既有詮釋皆為改動版之詮釋。綜觀來看，目前也沒別的研究者討論陳映真著作版本帶來的各種問題，雖曾有研究者呂毓軒（2010）製表對照，但令筆者不解的是，呂毓軒既是要溯源1966年以前小說的文藝典故，卻在發現版本變動的狀況下持續使用改動版，令其成為有錯置侷限的考據。

[6]此處因比對初刊版與改動版，若兩版相同，則兩者皆引用，若有不同，則分別引用。論文第三節以後將純粹就初刊版進行分析，故將只引用初刊版，不另附改動版頁碼。

[7] 多有論者採取此種語意連結，如：管永仲 1997：57；蘇慧雲 1997：92；朱玉如 2003：55；沈瑞馨 2005：62；楊翠 2009：76；趙遐秋 2009：37。

[8]賦予「力」也就賦予了傾向而不再只是中性描述，且傾向於強調伊之正向與可能性。論者的詮釋可參考如下：蘇慧雲 1997：92-3；朱玉如 2003：55；趙遐秋 2009：37；楊翠 2009：76；曾萍萍 2009：100。另應特別說明李亞橋的碩士論文，李亞橋並未如前述論者強調「生命」與「大地」來突顯「伊」之光亮面，但由於他貫徹強調陳映真「受到國民黨政權長期的中國中心教育的重大影響」（2013：1），而「早期小說透過貶抑台灣自我來完成成為中國人」（2013：18），從而當他順著自己的如上預設而描述〈永恒的大地〉、〈某一個日午〉、〈纍纍〉等篇為陳映真「朝向民族文藝道路下開展出來的作品」（2013：60），又同時過將〈永恒的大地〉詮釋為「外省人來台後必須接受台灣現實的過程」，而其中男子是「只想在此落地生根」之表現，使得小說表現出「對台灣女性有肯定之意」，反而使得〈永恒的大地〉在李亞橋那兒表現為具有重大的正向意涵。

[9]前者例如：朱玉如 2003：55；曾萍萍 2003：220等；趙遐秋 2009：37；李亞橋 2013：60。後者可參考：朱宥勳 2013：95。不過，所謂「本土生命力」與「台灣」的政治用意是類似的。

[10]有一處版本差異必須特別提醒：當兒子第一次憤怒咒罵「儘謅些紅毛水手的鬼話！」（1970：83；2001：40）時，女子回道「紅毛水手，也是你去做皮條客拉了來的！」（2001：40）所表露的情緒，是為改寫所增。但即使有此情緒，也僅是情緒而已，若去除這句，則通篇沒有一處表現女子情緒的外向震動，遑論起而行。

[11] 趙剛的詮釋是既有詮釋中唯一對伊提出對反的看法的，但趙剛的論證可延伸的討論將於最後一節再進一步處理。

[12]例如：蘇慧雲 1997：93；朱宥勳 2013：88；曾萍萍 2009：100。

[13]例如：蘇慧雲 1997：93；朱玉如 2003：55；楊翠 2009：75-76；曾萍萍 2009：100。

[14]例如：沈瑞馨 2005：34；李亞橋 2013：60。

[15]例如：管永仲 1997：43；朱宥勳 2013：88。

[16]參考註10。

[17]初刊版原文作「那」，按語義應為誤植，故逕改。

[18]「，個腰身」僅初刊版有，且原文如此。

[19]研究者的立場有時會影響詮釋的走向，舉例而言，如朱玉如（2003）或沈瑞馨（2005）對於「美援」或「中美共同條約」的表態，或認為「1960年代安保條約的修訂後替代美國的來自日本的借款，越南戰爭軍事方面的需求，都加速了經濟發展」（沈瑞馨 2005：81等）等政治經濟機制上的看法，若沒有抽離與反思，都可能由於歷史認知而影響詮釋。

[20]須說明，溫萬華（即陳芳明）此文著於1981年，〈永恒的大地〉改動版已經出初版，而陳芳明雖主在討論陳映真小說中的省籍問題時，以類比方式整理成表中納入了〈永恒的大地〉，卻未細緻處理小說文本，尤其不曾舉〈永恒的大地〉的內文為證，故單藉此無從得知陳芳明是否察覺了〈永恒的大地〉的版本差異。只不過，若從陳芳明該文引用同樣有改版的〈將軍族〉與〈某一個日午〉兩篇的方式來看，他並未察覺版本差異，自也未察版本差異可能帶動語境與理解差異。必須留意，此文較通行的是改以筆名宋東陽（1986）發表於《文學界》的版本，當中將許多尖銳語詞潤掉了，如將「唯心、而又不合史實（溫萬華 1981c：12）」，改成：「這一段話可以說反映了一些客觀的事實（宋東陽 1986：24）」。

[21]此點涉及陳映真研究的晚近發展，尤其是1990年代末與2000年左右的發展，但在此無暇展開討論。簡言總趨勢，在於將陳映真二分化為出獄後才變得左、統，不僅用此先行架構詮譯陳映真小說，也以此認定陳映真其人。如此雖不難理解部分研究者欲以陳映真入獄前小說著作反駁「變了以後的陳映真」，但實為自我印證。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張立本（2017）。

[22]曾萍萍所採用來論證的，是彩蓮說：「我想，錢，就不要了。」她說，「我要這孩子，拿掉他，多可憐。」她自語似地說，於是便走了（1979：63）。一方面，本段雖經常被論者詮釋為具有反抗、抵抗、主體性，卻是改動後的版本，無法直接證實為1960年代陳映真思想狀態。1973年版的彩蓮，哭著找上房處長想要五千元墮胎的費用時，沒有任何抵抗的張力，僅僅是房處長命老喜「給她一萬，叫她以後不要再來」（1973：138），就再不見彩蓮的言語或行動。二方面，〈某一個日午〉兩個版本的房處長都無法聯繫至「社會主義」。

[23]作為趙剛《橙紅的早星》的責任編輯，必須說明倫理疑義。《橙紅的早星》成書時，趙剛與我討論後決定在書後附錄建立著作年表，即意在符合趙剛的歷史方法地，換言之也社會地、政治地、脈絡地看待小說文本。但當時所知資訊不全，未能警覺小說不同版本的差異，及版本差異可能帶來的詮釋影響，責任編輯應對於可能產生的誤導負責。不過，我認為這項疏忽本身也具有歷史意涵，證明我們還需要更努力。

[24]呂正惠曾對趙剛提出商榷，詢問「陽光是否也可以暗示一種瀰漫於全世界的社會理想」（2009：51），但以初刊版的「陽光」而言，起碼沒有任何社會主義意涵，表示呂正惠該文也同樣受了版本改動的影響。

[25]唯須注意，〈後街〉重刊於洪範出版社陳映真小說集時有大量刪改。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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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唯物主义立场，政治上的人民立场，推介与人民同在的文章，呈现过去和现在的唯物主义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