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士杰丨试论1934年台共公审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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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马今日推送邱士杰老师的文章《方向转换的曲折角度：试论1934年台共公审及其后》。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在1930－1940年代的20年间，台湾左翼分子的思想主要呈现为待机与仿徨的状态。这一时期，他们无力改变现实，只能在仿徨中被动地遭遇机会，面临是否选择“转向”（思想方面的变节）、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如何重建自己与群众、与组织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难题，并做出了相应的抉择。时过境迁之后，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每个人"转向”的过去，以何种方式去检验“忠诚”，该以怎样的方式去“记起他们”、“再说他们”呢？

本文摘录自笔者所撰：《「转向」之后：试论1930-40年代的台湾岛内左翼史》。论文宣读于台湾研究基金会、中研院台史所「台湾的悲怆年代：从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讨会（2016年9月10日）。

感谢邱士杰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方向转换的曲折角度

试论1934年台共公审及其后

邱士杰

因为偶然的机会，笔者去年（2015年）再次拜访了北京宛平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虽然这是我第二次拜访卢沟桥畔的抗战馆，却是第一次参观去年才建设好的别馆──台湾馆。在介绍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1928-1931）抗日事迹的陈列中，「图一」这张照片吸引了很多访客驻足、凝视。

   （图一）前排由左至右：台北州官、张道福、台北州官、林添进、庄春火、台北州官（课长）、台北州官、ＸＸ、谢雪红、卢新发。后排由左至右：潘钦信、林朝培、ＸＸ、陈昆仑、林妈喜、廖瑞发、庄守、林日高、杨克煌、林兑、王万得、廖九芎、ＸＸ、林朝宗。框内高甘露。（参见《台湾史料研究》第2期以及杨克煌《我的回忆》）

这张照片是台湾共产党员在抗战后期的1943年6月的合影，地点则是当时台北的著名餐馆「蓬莱阁」。虽然当时还有党员苏新（1907-1981）在狱中服刑，但相片中的台共党员几乎都已刑满出狱。只是因为总督府当局的故意安排，这些多已星散各地的党人才得以再次相会，并留下空前绝后的合影。

这张合影无疑是许多台共党人一生中最为宁静的时间点。合影中的每个人在经历了1920年代的抗日运动和社会运动之后，因为1931年针对台湾共产党员的「大检举」而将他们的抵抗场域从社会移入黑牢；随后伴随着许多党员的狱死和出狱，又从狱中的小牢转入日本统治者监控下的社会的大牢。1943年的合影瞬间，看起来是平静的，然而1945年的台湾光复却又改变了合影中的每一位党人的人生道路。

1920年代台湾岛内最重要的文化启蒙组织「台湾文化协会」是台湾非武装抗日运动最重要的团体，而左翼领袖连温卿（1894-1957）在1927年1月率领「无产青年」夺取了「文协」领导权的事件，则是岛内左翼势力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文协自此左转。又由于连温卿与农民组合的杨逵（1905-1985，著名抗日文学家）密切合作，因此连杨二人成为了当时岛内左翼的代表性人物。

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代表任弼时（化名「彭荣」）的指导下，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秘密成立。这不但代表台湾抗日运动自此进入有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阶段，也是台湾抗日运动开始向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运动整合的开始。但也因为台共的诞生，新文协从左边迎来了新的竞争者。这一竞争伴随着台共在1929-1930年间将连杨二人驱逐出文协等组织而达到高潮。至此，台共实现了自身对文协和农组的直接指导。

   （图二）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十天，谢雪红即在上海被捕并押回台湾。后因缺乏证据而被释放。出狱后的谢雪红与曾经参与过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的郭德金先生、黑色青年联盟的周合源先生等组成「台湾战线社」，展开合法斗争。可惜目前无法看到任何《台湾战线》的遗存本。郭德金先生后来亦加入台湾共产党。周合源先生则在八十年代台湾民主化运动中参与创立了中国统一联盟、劳动党等进步团体。本图截自《台湾日日新报》资料库。

尽管台共尽可能地统合了能统合的岛内社运力量，却旋即面临崩溃的命运。台共的彻底瓦解始于1931年3月24日党员赵港的被捕。总督府当局顺藤摸瓜大量逮捕台共党员。虽然台共方面在这种逆境之中先后出现刘缵周和苏新各自短暂的党再建运动，也出现过以赤色救援会为主体的济难运动。但在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台共党员还是遭到了大量逮捕。此外，从台湾逃往上海等地、作为中共党员而投身革命的翁泽生和杨春松也在不久之后各自遭到逮捕，并遣送回台。

被捕的台共成员在1933年7月底预审终结，于是当局开始向社会公布台共检举事件的部分内情。1934年3月26日开始公审台共被捕党员。扣除掉预审阶段的牺牲党员（如刘缵周、陈结、谢祈年）之后，公审阶段只剩四十六名成员面临审判。

虽然台共只是台湾左翼运动的一个部分，却是主要部分。当吸收了农组、文协等骨干份子的台共组织分崩离析、党员近乎逮捕殆尽，整个左翼运动的活泼度也就连带下降。台湾左翼运动和抗日运动伴随着台共的崩溃而进入了第一个黑暗期。

1933年6月7日是日本、台湾，以及朝鲜社会主义运动的关键时间点。就在这天，担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的佐野学（1892-1953）与担任党中央委员的锅山贞亲（1901-1979）在狱中共同发表「转向」声明。这一声明让日共遭受了比党员被捕或组织破坏还更严重的打击。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对青年的影响力不但大为下降，狱中的党员也纷纷宣布「转向」。用官方的话来说，他们的「转向」声明起到比修改「治安维持法」还要更好的效果。

「转向」到底是甚么样的现象呢？

「转向」一语始于山川均（1880-1958）在1920年代初期提出的「方向转换」。山川虽然参与了1922年日本共产党的建党，却旋因认为共产党尚不适合于当时日本的运动现实，便带头解散了日共。对此，他顺带提出了「方向转换」的政治诉求，要求日本的左派必须主动介入现实政治（言下之意是先不要搞共产党的非合法秘密活动）、并且通过工会等组织来扩大日本工人的统一战线。后来，由于1924年自欧洲回国的福本和夫（1894-1983）批判山川并要求对「方向转换」进行再一次的「方向转换」，要求把先锋队及其主体意识、理论意识摆到先于统一战线的位置，「方向转换」遂因山川和福本而成为日本社会运动的流行用语，并在随后的日子挪用在政治变节的场合。 尽管——用鹤见俊辅主编之《共同研究：转向》的话来说——转向的「角度」总是有钝角、锐角、180度转变等不同类型的分别；而转向的次数、速度，以及过程，当然也因人而异。

佐野与锅山的「转向」声明有两个特点：首先，他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反对共产国际，主张在天皇制的国体之下建设一个包含了日本各殖民地在内的「一国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取消先前的殖民地独立纲领）；其次，正如鹤见所言，佐野是以日共委员长身分发表转向声明的。他发表转向声明的时候仍然认为自己是党的领导者，因此其转向声明所产生的效果并不只限于他本人，而是波及整个党，特别是引发了狱中共产党员与被捕同情者的极大震撼。声明发表后的一个月内，30%与日共有关的未决犯（尚未判决的犯人）以及34%的已决犯都宣布转向。三年之内更有高达74%的已决犯宣布转向（剩下26%则是坚决的「非转向」已决犯）。

佐野等人以干部身分发表转向声明一事被鹤见等人视为近代日本思想史的一大问题。鹤见认为，佐野等人的当时的思想状况延续了1920年代前后日本知识菁英的思考逻辑：

『此一共同声明特征，在伴随着共同声明发表而来的混乱与愤怒中，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它却能表现出「东大新人会」所隐含的逻辑，也完全契合十八岁少年心性的框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正如刚通过最困难的入学考试而当上人民的领导者那样，并且是用民主又公平的方法被选拔出来的。他们有一种信念，只要是依据这个方法所选出来的领导者，即使在心中政治上的意见有所转变，仍然能继续担任领导者。从结果来说，追随者表现出来的反应，也显示他们接受领导者所默认的前提。』

佐野和锅山发表转向声明之后，台共的检举事件也随之在1933年公开，并于1934年展开公审。如果说日共的状况是狱中干部转向并影响了多数狱中党员转向，台共的状况则有些不同。

依据检察当局向御用媒体《台湾日日新报》所透露的消息：公审开始之前有四名担任党内干部的成员「顽强地拒绝思想转向」，另有三名似乎转向，剩下的三十九名则全部转向。据说在这四十六名被告中，还有一名「将谢氏阿女一派的机会主义者除名并另外树立新党的某位关键被告」决定转向并正在起草一篇转向声明书。虽然可以把台共基层党员的转向视为日共狱中基层党员转向风潮的一部分，但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干部与基层党员之间的不合拍：前者有少部分人「顽强地拒绝思想转向」，后者却大量转向，显然台共干部的政治决断并未如佐野和锅山一样影响自己的党员。

   （图三）台湾总督府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关于台共在台北公审的新闻照片。本图截自《台湾日日新报》资料库。

台共被捕党员詹以昌曾感叹「法庭斗争」──也就是受审党员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意见并与审判者辩论、甚至借机向旁听者宣传主义──在公审之际流产。从《台湾日日新报》以及相关史料所透露的讯息来看，法庭上只剩苏新、谢雪红，以及潘钦信等三人「顽强地拒绝思想转向」，大概就反映了「法庭斗争」流产的实况。

法庭上的潘钦信与谢雪红属不配合受审的典型，但两人的方式完全相反。潘钦信在法庭上缄默不语，谢雪红则是大闹法庭。两者都因拒绝「转向」而在一审遭判最重的十五年刑期。但由于两人先后声明「转向」（先谢雪红、后潘钦信），因此都减刑为十三年。

据杨克煌回忆，谢雪红在狱中曾经写下了两封内容大致雷同的信，一封给负责辩护的古屋贞雄律师，另一封则写给台共全体被告。信的主要内容是：「整个台共党的组织已被破坏了，台共也不存在了，因此我拒绝作为一个领导人被审讯。」虽然给古屋的信顺利发出，给台共党员的信却退回谢雪红手中。谢雪红承认他在狱中写给古屋和党员的两封信反映了当时的她「有过一时的思想动摇」，但她又认为，「这和投降的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不同的。」如谢雪红写于1951年的自传所言：

『我更以为是一种「策略转向」。考虑到台共已破坏到一网打尽的程度，好比一艘船，我是船长，船已沉没，我坚持撑船也撑不起来。我一个人，现在做对了或做错了，作用都是不大的，何不按锅山、佐野学的办法去做呢？』

谢雪红的自我评价是可信的。只要把谢雪红的行为和佐野、锅山等人「转向」之际的举止相比，便能发现台共内部的转向状况恰好与日共相反。佐野等狱中的日共领导干部多是菁英知识分子，而且他们自认这样的菁英身分以及党的干部身分即便在被捕之后仍能影响党员的选择。但台共公审之际的状况却是只剩下身居干部职位的谢雪红、潘钦信、苏新等人拒绝转向。这些领导人不但都不是佐野那样的菁英知识分子，敏感如谢雪红者，甚至还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领导人的资格。

苏新则以配合受审的态度消极抵抗。先来看看《台湾日日新报》对苏新的形容：

『被告苏新，在诸台共被告之中，最贯彻其主义。故是日特别旁听席，多属州警察关系者。』

『苏新为台共之巨魁，事实上为指导者、支配者，立在潜行运动第一线。豫审决定书，彼所现之犯罪事实中尤属最大者。』

苏新自言，他被捕之后曾因审问者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故意挑衅──美其名「思想善导」──而使他的精神一度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结果导致严重的精神衰弱。这种精神状态不但加深对于自身前途的绝望感，甚至让他一度想自杀。据报载，公审之际的苏新以着异常小声的声音应答，但因始终不表态「转向」，甚至强调自身无论如何仍然信奉共产主义，所以延长审判日程。由于态度可能是坚定的，因此当苏新态度忽然放软（态度变得柔和）之时，这种微妙的变化就被写进报纸里头了。

依据苏新自己的回忆：

『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声明今后不再活动的就算「转向」。敌人在判决以前，需要判断每一个人对这两个问题的明确态度。……』

『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答复是很简单的：第一：我现在还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为自己还没有看到比马克思主义更正确的理论［按：与《台湾日日新报》的报导一致］；第二：将来不想再作任何实际活动，所以没有甚么运动方针。这样，我的第二个答复就成为我的「转向的声明」。这对敌人说来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答复这个问题时我的思想情况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另方面是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没有勇气向敌人斗争到底。』

虽然苏新认为自己关于第二点的说明被当局视作「转向」，但《台湾日日新报》的所登载的却是苏新对于第一点的说明，而且并未报导苏新最终是否「转向」。这点与其他「转向」党员所「获得」的大肆报导和宣传很不一样。

苏新这种模模糊糊的「转向」类型并非个案。詹以昌也属这类被草率认定为「转向」的党员。他自认从未写过转向书，也没有向审判者许诺转向，但他承认自己在法庭上「不斗争、不反抗、『默认』敌人强加的『犯罪事实』、接受他的长期的『判刑』」。如果这样就算「转向」的话，显然日本的审判者非常低估台共被捕成员的思想水平（所以只要符合低标就判定为「转向」），也可能是当时台共被捕成员所展现出来的思想状况不如预期，以致审判者敢于用草率且便宜的标准来评估他们。此间无疑存在着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蔑视。

「转向」首先取决于受审党员的内心决断，当然，无论如何决定都是艰难的。此间，个人的艰难也可能正反映着时代的艰难。但「转向」的艰难不只在于自己的内心，而在于自己的内心如何被审判者的内心所判断，因此「转向」其实是主客观因素复杂交织的一种行动，难以一言蔽之。就笔者而言，虽然倾向于认为绝大多数台共党员的所谓「转向」都不成立、都存在抵抗，而且也都遭遇了殖民者法庭的鄙视从而低估；但是，真要把「非转向」的光环赠予历史难关中的每一个当事人，也不容易。——尽管笔者没有赠予这种光环的资格。——试以台共东京特别支部的领导人、曾经参与过台共建党大会的陈来旺为例。在台共中央进行公审的1934年，东京特支的党员也正在东京审理中。由于日本本土的检察系统往往将日共的转向派和非转向派分开审判──转向派较可能被减刑──因此东京特支的台共党员也分开审理。当时已有特支成员林兑转向，但陈来旺拒绝。虽然陈来旺抵抗了相当一段时间，却仍在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宣布转向之后发表了转向声明。陈来旺称：

『［自愿］脱离共产国际并愿为佐野、锅山等人所主张的一国社会主义之建设而斗争……但是，我们的目标仍是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的社会。』

陈来旺的「转向」声明基本上复制了佐野与锅山的「转向」逻辑：一方面愿向当局屈服，另一方面又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为自己的思想变化辩护。然而日本的检察当局并不信任陈来旺的「转向」，他们认为陈来旺不过是「インチキ转向」（欺骗性转向）。基于这样的理由，陈来旺的求刑量度不变（惩役六年）。最后，东京特支唯一狱死的党员就是陈来旺。陈来旺用自己的牺牲证明了自己确实是「インチキ转向」（欺骗性转向）的非转向者。

日本审判者看待陈来旺及其「转向」的态度也适用于台共四十六名被起诉党员。只要翻开1934年的《台湾日日新报》，就能看到伴随着台共公审的开幕而陆续登载的、为数不少的台共党员「转向」声明。但这些声明的真实性却值得怀疑。所谓的真实性问题不在于当局是否伪造，也不在于新闻媒体是否加油添醋，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做为唯一的减刑机会的「转向」和多数党员选择了这条道路的原因。如果愿意「火中取栗」，则「策略转向」可能是一条尽早重新投入社会运动的「曲线」之路，据说当时确实有被捕党员这样提议。但「火中取栗」之所以为「火中取栗」，就在于这是一条伤害自身信仰以及人民对组织之信任的道路。风险极高。

历史上并不是不存在「伪装转向」的例子。以日共领导人神山茂夫（1905-1974）为例——神山曾在台湾求学，也曾在台湾工作，更曾认识连温卿等1920年代的台湾左翼份子——虽然神山也在被捕之后发表过「转向」声明，但因他出狱后确实重新投身运动，因此被组织和群众视为「伪装转向」甚至「非转向」的典型人物。但「伪装转向」若未能获得社会的认同乃至党组织内部的普遍承认，其实很容易造成伪装转向者日后主客观上难以排除的历史包袱。但台共成员的处境更为艰难。在他们失去了有效的上级党组织指导并授权的条件下，所谓的「伪装转向」首先都只能依赖个人的心证或难友之间的集体心证，没有任何权威性的上级加以背书。因此即便转向者的内心想的是「伪装转向」，实际上也只能作为一般的转向发生而已了。

在台湾共产党的案例中，「转向」声明很难做为党员「真心」转向与否的证据。这点连负责起诉的检察官中村八十一（1898-?）都了然于心。公审初期（1934年5月底到6月初），他曾就已经誓言「转向」的台共党员深表疑虑。因为他并不真的相信这些党员都已「转向」：

『被告等，至于今日，除潘钦信外，其余皆誓转向。为国家、为被告人等，诚属可喜。然关其转向，亦不无疑问。［案：潘钦信直到同年年底才宣布转向］』

『据说，内地的事件［日本共产党事件］的处理方式就是一审的时候毫不饶恕地定罪，直到二审才酌量参考是否真的转向，……』

此外，就算真的「转向」，他也认为这些人必须为散

播共产主义思想而负责：

『真转向之人，亦自转向之今日，亘过去数年间撒布最恶质之赤色细菌于全岛。误前途于多数子女。被告人等之责任，殊如党之指导者，或党员获得者之责任，断不能许。』

虽然当局也认为「转向」声明的不可靠，但考察「转向」的主要线索其实是「转向者」的后续表现。特别是他们在公审之后的服刑表现，以及出狱之后的行动。以苏新来说，他因拒绝接受狱中的感化（「教诲」）并借口研究台湾话的语法而被目为冥顽不灵。这就导致他的判刑虽然少于潘钦信与谢雪红，却成了台共坐牢最久、出狱也最晚的党员。至于公审期间抵抗「转向」最久的潘钦信反而是在1938年发表「转向者的手记」：《时代的更生》（时代の更生），但具体内容不明。

坐牢时间较长（1941年出狱）的简吉曾有狱中日记保留至今。这对于如何看待当局所谓的台共党员普遍「转向」问题可说是非常珍贵的见证：

『［1936年岁末］……自从往日我放弃教职而参加农民运动（尽管那时之前我未曾违背过父母之言），不管父母如何的悲叹，不管妻子如何哭泣，不管弟妹及其他家人如何寂寞，不管会如何连累，从不听他们的言语及意见，糟蹋了日夜不息灌注于我的爱情──呼唤，如今仍不能使他们放心。……基于过去的运动向民众所负的责任，特别是在此非常时中的非常时，却无法将自己现在的心境让民众，尤其是农民大众（以往台湾农民组合的人们）彻底了解，这是我应该留意的第一要务！！……当自己流泪伤悲时，在其背后就有亲人与佛陀同在一起伤悲，南无阿弥陀佛！』

『［1937年4月17日］在日本国内，对于尚未转向的人，当其子女或父母罹患重病时，可获得三、五天的假释。思想犯的转向手记，时可见到其记载。因由如此诉诸感情的处分，使得更能坚定其转向，那是难得的事情。想起父母的事，不觉愧疚，同时也会切实思考：难道没有更光明的路可走吗？』

简吉所说的「难道没有更光明的路可走吗？」反映了他的复杂心境。如果他已经「转向」了，对于狱中的他显然不会再有更「光明的路可走」下去。但也正是因为他仍未「转向」，因此不得不被逼着思考「转向」是否也是一条可能的出路。──这是无比两难的瞬间。

台共被捕成员有相当部分只判了二到四年的刑期，因此这些人在1934年的公审之后比较快地回到了社会生活。陆陆续续出狱的台共党员大致有两种出路，一是留在台湾过着和一般人无异的生活，二是离开台湾。

离开台湾的代表性党员是林殿烈、杨春松、詹以昌，以及杨克培。

林殿烈在1936年出狱，并为逃避日本的征兵而在1939年逃往广州，后又避居香港，直到1946年才又短暂返回台湾，最终因为参与二二八而再次前往大陆。

杨春松则在1938年出狱，同年举家搬往日本。赴日之后的杨春松再次走上革命道路，一方面秘密恢复了与日本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另一方面则做为当地华侨领袖而开展工作，并在1945年之后纵横在日本、朝鲜，以及中国大陆之间。杨春松不但见过金日成，还曾在中共与日共之间进行了关键的斡旋工作。

詹以昌出狱于1940年，翌年举家移居北平，并在1945年台湾光复前夕重新接上组织关系，加入中共地下党。此外，杨克培也在出狱之后移居北平。

留在台湾的党员占大多数。他们在出狱之后三三两两地彼此联系。以杨克煌为例，他出狱之后即和已出狱的台共党员吴锦清、林兑、林梁材、杨春松、杨克培等人联系。等到1939年谢雪红因病出狱之后，旧台共的联系面恢复得更大，但没有党员继续从事秘密的组织工作。以杨克煌、谢雪红，以及最晚出狱的苏新来说，他们出狱之后几乎都做一些小生意过活。杨、谢分别开设小商店，苏新则从事过兔仔养殖之类的工作。由于连参与过农组活动的非党成员（如李天生）都曾因为自身的左翼履历而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遭到严密监控，因此不难想象出狱后的旧台共的党员是在怎样的监控下过着自己的生活。以简吉为例，出狱后的他定期有特高警察到访，他也必须定期回监狱向教诲师报到。而只要简吉一出门，便有警察尾行，并在简吉越入另一管区之后由该管区的警察继续尾行。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这些曾经坐过牢的旧台共稍有不慎便会「二进宫」。因此，只能努力在「谨慎」中度过战时台湾的每一天。无论是苏新还是杨克煌，他们所留下的回忆录都显示出，出狱后留在岛内的旧台共更倾向于低调度日以避免当局随时可以发动的镇压。反而是离开台湾的一些党员分别在日本或中国大陆重新找到了「党」。这部分的旧台共显然是待机思想更为显白的一群。

就在日本败象渐露的1943年6月，总督府当局忽然邀请台共出狱党员去台北召开座谈会。杨克煌与谢雪红等党员认为，「他们知道像过去光利用汉奸份子是不够了，于是妄想拉拢一些在群众中有点威信的过去反日份子，作为垂死挣扎的工具。召开这个会就是为这个意图先试探摸底的。」为了拒绝合作，这些党员决定北上探个究竟。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台共成员大合影，就是此时留下的历史瞬间。

苏新是最后出狱的台共成员，他和旧台共成员的联系可能也不如谢雪红那样恢复得多。在此之前，判得比他重的谢雪红和潘钦信都已出狱。由于苏新在1940年因日本的「建国二千六百年祭」而被减刑两年，因此苏新忽然感到活着出狱的可能性大增：

『从这个时候起，我的思想开始变化。从前对于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认为会死在监狱里，但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死，而且又不长了。因此就想，「大概不会死了，年纪又这么大了，人生五十年，即使能活到五十岁，也不过只有十多年，出狱后应早一点结婚，计划自己的生活。共产主义毫无疑问是会成功的，但不知道是几百年以后的事情。台湾的解放运动毫无疑问也有人再继续下去，但已经不是自己的时代了。目前战争又这么激烈，菲律宾、新加坡已经陷落，美国与日本在南太平洋展开大战，如果出去稍不小心，有马上再被抓进来监狱的可能和危险，这样子，我的一生就完了。」』

『因此，到出狱那天为止，始终都是想自己出狱以后如何生活的问题。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满期出狱。我十七岁去日本，二十三岁回到台湾，但没有回过家。二十五岁被捕，三十七岁出狱，足足二十年，才头一次回到自己的家里。回家一看，祖母和母亲已经死了，四个叔父也死了两个，他们家里生活很穷。我回忆了二十年来的事情，像从一场长梦醒过来一样。』

出狱后的苏新先后在台湾矿泉公司、佳里油脂公司、北门郡养兔组合，以及生鲜食品统制组合工作。后两份工作尤其值得一提。首先，由于他在养兔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心得，让养兔成为当地不错的副业与民众的肉类补充品，因此他干脆撰写了一本总结养兔经验的小书。其次，由于当时的台湾经济已经连蔬菜和鱼类都要纳入统制才能保证公平的配给，因此苏新被小商贩们公推出来担任统制组合的专务理事。他对自己受到支持的解释是「二十年来不在家乡，与家乡的任何人没有利害关系，一般人认为我不会反对哪些人，支持哪些人」。──苏新的解释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是包含了谦虚在内的解释。实际上，出狱之后的苏新确实在乡里之间颇有名望，算是杨克煌所说的「在群众中有点威信的过去反日份子」。林书扬（1926-2012，台南麻豆人）回忆：

『太平洋战争中的某一年，笔者还是一个中学生，有一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市内一家书店去闲逛。无意之间看到一本书，书名是《家兔饲养法》（原著日文），著者的名字是苏新。』

『我压低声音招呼同伴们。等他们围上来，我指那本书，还特地示意苏新两个字。他们先把书拿在手上翻了几下，却默不作声。』

『大家之所以不出声，是因为那位作者的名字有点不寻常。几个台湾孩子在一家日本人开的书店里不愿意念出声来。』

『当时在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大多数中学生可能没有听说过苏新的名字。但笔者是认识的。那一天在一起的同学们也认识。』

『以年仅十七、八岁的中学生，笔者和几位同学，经常背着学校偷偷地涉猎着早年本地反日运动的一些遗留物──例如当年农民运动的学习教材的片断；台共工作人员编造的《新三字经》等。因此我们约略知道苏新其人，是台湾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念过台南师范、东京外语，入狱多年；是有数的殖民地反抗运动的斗士等。……』

『他的优秀的素质──包括一位运动指导者应具备的人格条件，不久便在艰苦的工作实践中凸显出来。普遍受到工作同志的肯定和器重。更难得的是，他的道德人格对周围群众的生活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留传在北门一带的不少轶事，颇能证明当年苏新在乡里一般群众之间享有很高的德望。』

『按北门一带土质贫瘠，终年吹着海风，农作条件远不如邻郡的曾文。民风也一向比较骠悍。即使在警察权威至上的日治时代，日人警察大都把赴任北门视为一件苦差事。而在那民风桀傲的北门，凡市井巷间发生了任何性质的纷扰，如邻居吵架、乩童跳神、聚众赌博、酗酒闹事等等，苏新听到消息便赶赴现场。他有时声色俱厉大声斥喝，有时苦口婆心谆谆开导。他的热心和诚恳，每每使那些倔强的北门人口服心折。他们大都能领会出这一位在反对官府的争议事件中经常不畏权势勇敢带头的留日青年，他的一片爱乡土爱同胞的赤忱是如何的纯，如何的深。于是乎苏新的人格威望很快便在乡里一带竖立起来了。竟而成了一句当地俚语：「北门人不怕警察怕新仔（苏新小名）」。「新仔来了」这一句话比「警察来了」更管用。吵架的不吵了。跳神的、赌博的，一听新仔来了，个个赶紧收拾溜走。一位深爱同胞，深以故乡的落后为苦为耻的殖民地斗士，在他的艰苦的运动经历中，能建立起如此的人格上的威望，实在是太难得。我们不能不说，这不仅是苏新个人的成就。进一步看，无疑是当年台湾殖民地解放运动中极为可贵的一个范例。』

苏新在出狱后建立起的地方威望，反映了旧台共人员把自己融入群众的能力。

为了迎接台湾光复之后全新的形势，许多资深的左翼分子纷纷展开了组织活动。比方「台湾民众协会」（后名「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的阶段吸收了许多文协与农组的老左派参与；旧台共成员王万得是其中比较积极的代表。又比方杨逵与李乔松也曾组织起所谓的「解放委员会」，只是最后无疾而终。此外，三民主义青年团也是许多左派曾经积极参与的组织。──不过，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谢雪红等旧台共所组织的「台湾人民协会」、「台湾农民协会」、「台湾学生联盟」，以及「台湾总工会筹备处」。虽然这些团体也因陈仪当局而被迫解散或没有下文，却充分反映了旧台共成员的活动力未因牢狱之灾而有所稍减。

此外，比台共还要更早组建左翼组织的许乃昌（1907-1975，台湾最早去苏联留学的学生和最早的台籍中共党员）也在脱离社会运动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了社会运动舞台，他和苏新、陈逸松等人一同参与了「台湾文化协进会」和机关刊物《台湾文化》的活动，也曾参与《民报》的编辑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旧台共成员萧来福因为获得了《警察沿革志》的《台湾社会运动史》而开始撰写1920年代台湾社会运动史的回顾文章。（萧来福是从刘启光那里取得的，而刘又是在古屋贞雄返日之际获赠的。）萧来福可说是台湾人运用这一机密史料集的第一人。

旧台共的「转向」经验并未成为他们重新接触群众之时的包袱。一方面，多数党员早在台湾光复之前便出狱并重新建立起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台湾从甲午战争到抗战胜利之间所经历的历史经验远远比旧台共的「转向」问题要复杂得多。因此，尽管积累着复杂历史经验的台湾人民未必有能力也未必有机会处理左翼份子的历史经验，却已经足以包容、吸纳，甚至遗忘左翼份子的「转向」履历。以台湾光复后关于《惩治汉奸条例》是否适用于台湾的问题为例，1946年提出的〈司法院院解字第3078号解释文〉曾注意到台湾人民「在抗战期内基于其为敌国人民之地位」而「被迫应征、随敌作战，或供职各地敌伪组织」，因此主张相关审判「应受国际法上之处置。自不适用惩治汉奸条例之规定。」由于当时的司法院注意到了台湾的复杂历史背景，所以试图为刚刚复归的台湾人民（实际上是某部分的台湾人民）从「汉奸」问题上解套。既然「汉奸」乃至更需检讨的「皇民化」问题可以消极处理或不处理，旧台共的「转向」履历自然也不是当时的台湾人感到有必要（如日本知识界那样）去处理的精神史问题。

虽然老左派们先后活跃了起来，但因深感新的历史环境仍不允许左派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展开活动，因此谢雪红等人在1946年1月自发组织了秘密的地下党，即「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当时参与的成员有谢雪红、杨克煌、杨来传、廖瑞发、林梁材、谢富、王天强等。这一组织在当时并不是中共的正式组织，却有成为中共之一部分的打算。此时由于中共正式的台湾地下党──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已经进入台湾，因此谢雪红等人的组织也在随后的1946年6月17日正式并入中共党组织。促成这一工作的主要人物是当时负责台湾省工委武装工作的张志忠（1910-1954）。

省工委的主要领导人有四人，其中只有最高领导人蔡孝干与张志忠是台湾本地人，而且蔡孝干还是当年台共的中央委员之一。因此，省工委的入台以及谢雪红等旧台共的入党代表了1920年代与1940年代两个世代的左翼运动的接合。

旧台共重新介入社会运动的方式不妨同日共作一比较。台共成员几乎在战争结束前便已先后出狱。虽然他们不搞运动，却也重新在社会中建立起自己的人脉或群众基础。但战后日共的重建却在很大程度上以日共狱中的「非转向」干部为核心，而这些干部都是因为美国占领军的释放才出狱的，因此他们并未经历过战争结束之前的战时社会生活。「非转向」所象征的道德高度是日共「非转向」干部重新建立群众基础最重要的资源。但从目前可见的旧台共回忆录来看，旧台共主要是以日常生活的种种践行来重新融入社会。「转向」或「非转向」都并未成为旧台共的负债或资产。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为当时还没在台湾站稳脚跟的台湾省工委创造了发展契机，许多旧台共也积极参与其中：谢雪红与杨克煌等人领导了台中地区的「二七部队」（即台湾民主联军），张志忠与简吉则领导了嘉南地区的「嘉南纵队」（即台湾自治联军），此外，还有廖瑞发、苏新、潘钦信、萧友山、林日高等人在省工委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之下介入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而目前无法判定是否也加入地下党的杨逵，也积极配合了左派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工作。

1949年是大转折的一年。1月，杨逵因发表反内战的〈和平宣言〉而被当局盯上。就在杨逵发表〈和平宣言〉的同时，久未撰写论文的连温卿竟开始在《公论报》的「台湾风土」栏目连载他关于台湾资本原始积累的研究，此即〈日本帝国主义下台湾土地被收夺的过程〉一文。「原始积累」乃是马克思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如何从前资本主义脱胎而出的关键概念，核心是「暴力」如何在社会变革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最具体的现象就是收夺土地（圈地运动）。连温卿此文以圈地运动的角度描述了日本官方和资本如何通过土地收夺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连温卿的连载在1949年10月结束，此时恰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一方面是全中国的社会变革走到了最关键的转换时刻，另一方面则是连温卿回顾了日本官方和资本的「暴力」曾经如何改变台湾社会，但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巨变未能在1949年10月之际一并改变台湾。改变台湾的毋宁是反对这一巨变的力量──也就是随之而来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

「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镇压对象是台湾岛内的中共地下党及其同路人、同情者，以及嫌疑者。1949年4月发生在台大与师大的「四六事件」为台湾岛内针对左派而来的白色恐怖揭开序幕，而杨逵也因早前发表〈和平宣言〉而被捕，直到1961年才出狱。许多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并未遭受到旧台共那种大检举和审判的左派，也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之际被捕入狱。比方周合源（新文协中央委员）、陈其昌（台湾民众党秘书长）、洪水流（农组成员，坐牢33年）、许月里。

直接针对中共地下党的镇压则以省工委四名主要领导人──蔡孝干、洪幼樵、陈泽民、张志忠──的先后被捕而达到高潮。无疑，旧台共成员只是省工委的一个部分。许多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被捕甚至狱死的地下党员都是在战后五年间涌现的青年。然而许多旧台共却因为省工委以及二二八而重新站上台湾的政治舞台，并因此走到新的历史拐点：（一）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王万得、林梁材、林式镕、林殿烈、萧来福、潘钦信在二二八后旋即离开台湾。他们先是前往香港，后再前往中国大陆。（二）简吉（负责山地工作）、廖瑞发（负责台北市委）、张朝基、陈朝阳、陈义农、詹木枝等人继续潜伏在台湾，并悉数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中被捕枪毙。（三）蔡孝干作为省工委最高领导人虽曾成功逃亡过一次，却在二次被捕之后「转向」并供出组织系统。实际上，除了张志忠坚持到刑场上的最后一刻之外，其余三位省委领导人都宣布「转向」。

与上述重新参与在地下党运动的旧台共相比，林日高与陈昆仑则属积极参与战后台湾地方政治的代表。他们与省工委之间未必有直接的联系。但在「五零年代白色恐怖」的风暴中，两人都未能幸免。前者被捕枪毙，后者则再次入狱。

「忠诚总是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归，如『记起他们』、『再说他们』，但每一次『记起』和『再说』必定包含了新的内容，正如钟浩东、张志忠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形势而做出不同的政治抉择一样。忠诚不是盲目的信任，而是价值判断的根源。」（汪晖语）──「忠诚」与「对过去的回归」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当人们（也许是左翼份子自己，也许是普通民众）为了「忠诚」而努力回归「过去」之际，也有人通过「对过去的回归」来检验自己或他人的「忠诚」。从1930-1940年代走来的台湾左翼份子（尤其是旧台共）几乎都以各自的余生面对「忠诚」与「对过去的回归」之间的复杂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不断付出各种代价。一定程度上，付出代价的他们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革命同路人叶遂宁和梭波里：

『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鲁迅，〈在钟楼上——夜记之二〉，《三闲集》）

如果他们终究和同路人的命运有所区别，那就在于：几乎在革命尚未成功的地方与时刻，经历过1930-1940年代的台湾左翼份子便已经「以自己的沉没」将自己同「旁观者」区别开来，然而「旁观者」往往不能从沉没者的实践中看见「革命的前行」。

现在和将来的我们又将以怎样的方式「记起他们」和「再说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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