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卢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历史理论

编者按

近日，保马推送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文章。今天推送的是卢荻老师所写的《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略谈他的经济学》。本文首先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把马克思当作现代微观经济学先驱的观点，同时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方法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差别。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方法，从根本上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将经济活动与历史、社会割裂开来的做法，而是以对这种方法的深刻批判为前提的。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理论，它的起点是对历史的抽象，虽然不等于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假设”和“前提”的那种抽象，后者毋宁说是资产阶级关于自身生存条件的理想或梦想。这种对历史的抽象也带来一个问题：即马克思在理论上呈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两者间存在着一段距离。马克思在其有限的一生中未能来得及对这一问题进行详尽地展开。卢荻老师特别谈到了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这些工作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关于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思考，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更加具体地、历史地接近现实。本文载于《明报》2018年5月14日，之后稍有修改和补充。感谢卢荻老师的大力支持！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文章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略谈他的经济学

卢荻

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当此诞辰200周年之际，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包括学术界的多不胜数的研讨会。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无疑是围绕解释历史、改变世界展开的，其核心是政治经济学，而伦敦又是《资本论》的诞生地。所以，笔者拟在这篇短文中略谈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这对非专业读者可能是过于晦涩，不过，基于话题的现实重要性，还是期望能起到一点深化认识的作用。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先驱？

4月下旬，美国经济学家Samuel Bowles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网站VOX为文，从当代经济学视角评价马克思（https://voxeu.org/article/marx-and-modern-microeconomics）。文章开篇这样说：“说马克思的经济学不及格，对此，今日的经济学家少有怀疑，而他们这个态度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负面判断上的。”

话里话外，这个开场白意味深长。首先，Bowles这篇评论文章本意其实是要为马克思正名，核心论题是将马克思理论说成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先驱，在不同层面上充满预见地阐释了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等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显学。其次，在微观经济学之外，Bowles对马克思经济学其实是偏于否定的，他尤其是认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之父）和萨缪尔森（新古典经济学在战后的集大成者）的判断，认为劳动价值论作为关于价格和分配的普遍均衡理论是不合格的。

经济学中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其实可能有两种不同涵义。一是从研究对象着眼（这符合日常话语对“经济学”的理解），关于现实上的微观和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就此而言，说马克思经济学有微观理论，包括劳动过程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垄断与竞争理论等等，这应该没错。二是从特定的知识设定着眼（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独创），所谓“微观基础论”主导了现代经济学的相关文献，意即没有“个人化理性选择及其竞争均衡”作为基础的理论都是形迹可疑的。就此而言，不仅马克思理论被视为不及格，连凯恩斯本人的论著和后凯恩斯理论、以及演化经济学等等也都不获认可。

这样，Bowles及其同道者所致力的，要发展出一套没有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经济学，这在上述第一个层面上有意义也有贡献，在更根本的第二个层面上则很有问题。去掉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压榨理论与新古典的劳动偷懒理论、信贷配给理论等等，还能有什么区别？如果回答说没有区别，就解释历史而言，这是贬低而非抬高了马克思理论，纵使将它说成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先驱也没用。

整体性理论不等于宏观经济学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本意其实不在于解释价格和分配，而是要作为基础理论，阐释资本主义（更准确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运作逻辑或运动规律，即是阐释从价值的生产和榨取到资本积累的整个过程的动力、演化和后果。

在这个理论中，微观经济主体和关系的结构、组织、行为、绩效等等，都是体现着整体性的运动规律，与宏观上的劳资分配比例、消费与投资的消长、商品扩张与金融化、繁荣与危机的交替等等，应该是同一过程。就Bowles的论题而言，劳动过程无疑涉及权力与控制问题，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和企业理论确实有相通之处，然而马克思理论的特殊性在于强调权力、控制是为了应对由技术和社会双重决定的整体性强制（要以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使用价值），这就与劳动偷懒理论截然分开了。

由此引申，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再生产图式，表面看起来是宏观理论，是关于社会再生产能够进行下去（资本主义能够持续下去）所需的条件的理论，实际上其基础是资本循环，同一过程也就贯串到微观层面。资本循环，如果是依靠商品扩张的话，势必涉及劳动压榨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对于生产率的过度压榨导致消费需求不足、或压榨不足导致利润率下降等问题，都是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困难。而如果资本循环是依靠金融扩张，则投机活动挤压生产性投资势必成为常态，从金融危机蔓延至经济危机，同样是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困难。

然而这些“如果”及其后果并非偶然，而是内在于系统性的资本积累过程，这是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理论的主题。正是这个主题将马克思与主流宏观经济学区分开来，包括凯恩斯理论在内，后者始终是倾向于将社会再生产持续下去视作常态、将经济危机视作仅是波动而已。从马克思理论得出的判断是，强化劳动压榨是资本应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典型手段，而资本逃避生产、沉湎于投机则是这个趋势往往导致的局面，其结果始终是系统性资本积累的断裂，以及社会灾难和反抗。

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历史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作为解释历史的理论，其建构起点是对历史的抽象，由此形成劳动价值论作为基础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理论作为总结。与此对立，新古典经济学是从公理、假设演绎出来的理论，所谓“个人化理性选择及其竞争均衡”是只有个人、没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非历史的社会契约论，其建构起来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最优”其实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理想或梦想，即是认为到了资本主义就“历史终结”。

这样看来，就解释历史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建构起点应该是比新古典经济学合理。然而这种合理性并不必然构成理论的优越性，毕竟，马克思所建构的是一个关于抽象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资本一般”），而不是直接再现历史。这里的问题是：理论上呈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历史上存在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马克思原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中，承接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将是关于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的系统探讨和阐释，然而这个后续任务却因为他的逝世而来不及展开，只能留给他的继承者。而继承者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应该能够得到指引以面对这个任务，这其中有三点尤其值得探讨。

一，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整体，那么，研究对象就必须是整个体系的资本主义、存在于世界范围的历史资本主义。这样，对特定社会的资本主义动力、演化和后果的研究，起点只能是先澄清该社会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特定位置，包括被卷入体系的过程和方式。由此引申，既然资本主义体系的空间扩展是一个逐步进程，则在世界范围上存在着体系的核心和外围区域的演化，这不仅是历史呈现出来的面貌，而且也是理论逻辑的必然。

二，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成为主导的社会中，其持续下去所需的条件也不一定必然存在，始终还是由技术和社会双重决定。例如，作为基础条件的系统的商品化劳动力能否持续存在，这没有必然规律，而是取决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由此引申，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定社会，特别是在外围区域中，是否就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是否主导和普及，这也是并没有必然规律。

三，然而，只要是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则无论哪个社会都必然得面对这个体系的运作逻辑的强制。所谓强制，如果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和普及，那应该是什么？答案始终只能是系统性的资本积累，毕竟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特性，无论是总量资本还是部分资本，其运作都是以此为核心。由此引申，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和扩展，或许在历史长时段中确实是以剩余价值生产和榨取为基础，但也往往有可能是依赖其他性质的剩余生产和榨取，包括奴隶、农奴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包括掠夺外围区域以至非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包括榨取那些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剩余（例如今日中国所面对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盘剥）。

针对以上三点以至更广泛的关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探讨，就解释历史、改变世界而言，应该是马克思的继承者的必然使命。至于无视现代世界是资本主义世界，无视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的绝对主导地位，认为特定社会能否成为资本主义（或超越资本主义）只是取决于本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演变，甚至认为资本主义（或超越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模式，让社会内部的主导政治力量自由地可选可不选，这应该是跟马克思理论的本意相去甚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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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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