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百年】杨念群｜反对“五四”研究的“纪念史学”套路

驳五四研究八股， 析复杂历史本相

——《五四的另一面》自序

谈五四就像赶场庙会，不仅要就着5月4日这天去赶集，而且有大集小集之分，今年好像逢上个赶大集的日子。言论圈又该熙熙攘攘地热闹一番了。但若不想每年例行吆喝几句“五四万岁”的客套话，却要打着“学术”旗号来赶集就有很大难处，难在这集市须是以新鲜产品示人，如不识趣，一脚踏入其中，就如赶科举考场的士子，很容易做出倒人胃口的八股文章来。

既然有此自警的意识，就该拿出个有资格赶此大集的理由来。详细的表白都在后面的行文中，读者自会品评，不用我在此啰唆。不过，既然赶集的人历来如过江之鲫，近年名门正派和各路草野神仙均喜混迹其中，还是得先辨明自己是哪一路的鬼怪才好。否则刚踏入门就被乱棍打出，不但失了身份还没了资格。逡巡良久，才在下面简要列出些以往五四研究的八股信息和我的批评态度，交由读者来评判我赶五四这趟集是否合理。

八股一：五四被当作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持此论者天真到觉得一天的事就能改变世界。

我的回答是：五四是个长时段的全方位革新运动。它的影响时间至少应拉长到20世纪40年代。

八股二：五四是一只面目狰狞的“反传统”恶兽，罪不容诛，它必须为近代中国人所有欺师灭祖的行为负责。“文革”中神像被砸，老师被打也是五四惹的祸。

我的回答是：历史研究如果也搞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套“唯成分论”“血统论”，岂不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八股三：批五四居然成了兴国学的一个理由，遗老遗少纷纷借攻五四出气，以批鲁迅为时髦，遍地以“返祖现象”为荣，奇观妙境一时无两。

我的回答是：堕落到拿五四当国学的出气筒，只能看出所谓“国学”的贫血和虚脱。

八股四：五四是“个人解放”的尝试，如果“个人”得不到自由，就说明五四完全失败，毫无意义。

我的回答是：“个人主义”是西方舶来品，不是中国文化骨子里的东西；我并非反对自由主义，但仍以为，“个人”自由学得像确是五四的目标之一，但绝非五四的唯一价值所在。

八股五：五四是一场纯而又纯的文化运动，是学术积累的大成，却与政治无关。

我的回答是：这是故意躲避意识形态解释的借口，情有可原却于理不合，偏离了历史的本相。学术文艺乃是五四的一面，五四的另一面是诱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风潮。其得失成败虽见仁见智，却难以回避。

以上是我今年五四赶集的联络图，凡欲知我罪我者，请凭此图。

《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

反对纪念史学套路，

五四百年热潮中另辟新径的冷静之作

——《五四的另一面》后记

这本书是在2009 年出版的《“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的基础上重新修订而成的，可以说是一本旧作，但由于增添了一倍以上的篇幅，故也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本新书。写作那本旧作时，恰逢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当时并没有多少凑热闹、赶时髦的意思，只是不太满意五四研究受拘于“纪念史学”的套路，年复一年地总是重复讨论一些了无新意的旧话题。大多数人的眼光总在盯着诸如五四是不是催生了中国式的“民主”和“科学”这类僵硬单调的说法，好像五四文人整天就知道孜孜不倦地热衷于辩论几个抽象干瘪的概念。许多文章都像过年前早已备好的那几样从不变更的年货，就等着赶每年五四纪念这趟固定不变的大集。

旧作大约在三个方面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五四研究：一是不满意把五四拘囿在思想史讨论的固定圈子之内，主张把五四看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要理解五四的复杂面相，有效梳理其历史遗产，就必须把五四发生与延续的时段拉长至20 世纪40 年代，深度了解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二是引入“社会”这个关键词，打通“思想”争论与基层实践的关系。当时涌现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和试验不是与五四思想界相互隔绝的历史现象，而恰恰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甚或就是五四青年对世界改造设想的自然延伸。三是注意辨析现当代研究群体观察五四时，其背后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动机及相互之间的差异。

这次修订在以上几个方面基本延续了旧作的思路。之所以更名为《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还有一层考量，就是有意淡化纪念五四的仪式感，同时仍想进一步深究五四时期“社会”观念产生的含义以及各类社会改造组织纷纷涌现的缘由。旧作出版十年以来，五四研究出现了较大进展，诠释方法和讨论议题已呈多样化态势。受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对五四的观察往往与对民国初期世相百态的描绘结合起来，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从表面上看，这些观察已触及“社会”与“文化”的诸多层面，但也越来越明显流露出碎片化迹象。其症结在于，对所谓“社会”“文化”面相的考察大多止步在“展示”表层细节样貌的阶段，似乎尽量丰富地展览出一些生活的细枝末节就足以说明历史变化的自然逻辑，这就导致某些细节的展示无法与基层组织乃至政治治理技术的变迁建立起合理的联系。凡是仍在表层描述这些文化样态的实验，其深层逻辑实际上只能在探索不同类型人物的政治动机与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寻找到。

个人以为，从拓宽研究视野的角度评价，近些年中国史界之议题出现从“经世济民”向“声色犬马”的转向固然无可厚非，但过度沉溺于对历史表象的描摹，必然疏离关注重大问题的轨辙，有舍本逐末的危险。“眼光向下”也好，“民众视角”也好，“基层视野”也罢，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寻找到群体政治行动的逻辑，而不是淡化乃至模糊这条线索。过去的政治史解释之所以令人生疑，除了过度刻板的意识形态制约了历史学的想象力之外，就是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到“政治”其实并不单纯限于几个大人物的言行，而必须与各类社会文化因素产生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就可以脱离主流的政治走向而蜕变成一种自说自话的呓语。

基于以上思考，《五四的另一面》这本修订之作在原有基础上增补了两章，一章是研判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实践在“社会”观念与组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无政府主义”的精髓不是主张不要政府，而是在底层“社会”改造方面进行了多项实验，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创造了基础。另一章则处理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产生及其与“社会主义”“团体主义”等思潮之间的复杂关系，比较细致地考察了“个人”如何被融入集体行动逻辑而最终湮没无闻的过程，目的是要回答诞生于五四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何以水土不服的真实原因。

保马

ID：pour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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