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奎 | 评北冈正子《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

编者按

“国民性改造”一直是鲁迅思想的重要主题，但学界对于鲁迅这一思想的生成把握仍不充分。北冈正子专著《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在这方面值得关注。该书专门研究了鲁迅留日期间在弘文学院的思想轨迹，并且将东亚被迫进入世界格局这个历史过程作为理解青年鲁迅的起点。保马今天推送的书评高屋建瓴地评点了该书的内容，有助于读者了解北冈正子这方面研究的成果。

本文原载于《读书》2019年第4期，保马刊载时依据原稿有修改。感谢本文作者刘奎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鲁迅有关国民性思想的起源

刘奎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与他讨论以下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 他的病根何在？

许寿裳还补充道，鲁迅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国民性改造等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是鲁迅思想的重中之重，而据许寿裳的回忆，早在就学弘文学院的时候，鲁迅便萌生此志，可见弘文学院的经历对于理解其思想的重要。但囿于资料，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有些不尽如人意。因而，当黄英哲将北冈正子先生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专著《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从弘文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青年鲁迅的东瀛启蒙》（后文仅注页码者均出自该书）推荐给笔者时，这个论题确实让人颇为期待。

《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借助日本外务省相关档案、东京都公文书馆所藏文书等原始材料，及20世纪初中日两国出版的报刊、留日学生所办刊物等资料，尽可能还原嘉纳治五郎创办弘文学院的经过，及鲁迅等留学日本的历史情境和过程梗概。基于新材料，北冈正子对鲁迅研究的很多问题包括一些细节作了新的考辨或补充。如对于鲁迅第一次赴日的交通工具，学界多笼统地说是乘大贞丸赴日，北冈正子在考辨多种材料后，证实鲁迅第一次赴日是先搭乘大贞丸至上海，然后转神户丸赴日。此外对弘文学院的来源、沿革及后期改名宏文学院的经过，对早期中国各地选派留日学生的机构及具体学生名单等，也都作了翔实的考证，廓清了学界关于此类问题的诸多知识迷雾。

该书虽以鲁迅研究为初衷，但话题并不全然围绕鲁迅展开，而是将鲁迅等留日学生，放在东亚被迫进入世界格局这个历史过程中考察。全书有大半篇幅看起来似乎与鲁迅无涉，如吴汝纶对日本教育的考察、嘉纳治五郎对中国教育的视察等都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看似与鲁迅无直接关联，但细究起来，又处处与鲁迅有关。鲁迅等留日学生正是中日双方正在进行的教育实验和改革的承受者，同时，这也直接关系到鲁迅等留日学生的历史使命等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鲁迅也是身为许多背负着以近代教育救国的任务，来到日本的留学生之一”（第405页），这是理解留学生鲁迅的起点。

就留学时期鲁迅研究的侧重而言，学界关注的重心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期。如他对藤野先生等人的回忆，可说是鲁迅自己对留学经验最为细致的记叙，而《呐喊·自序》中所载的幻灯片事件，更让仙台时期成为理解鲁迅弃医从文、改造国民性思想生成等问题的重要时段。相对而言，他早期就学的弘文学院，及弃医从文之后的独逸语专修学校的经历，所受到的关注则较少。这两个时段，却正好都是北冈正子所关心的对象，其著《鲁迅 救亡之梦的去向》对鲁迅在独逸语专修学校学德语的经历，及德语学习对鲁迅推动文艺运动的意义有深入的讨论。《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则专注于研究弘文学院时期的鲁迅。加上专门探讨鲁迅留学后期重要文献《摩罗诗力说》材料来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冈正子对留日时期鲁迅的研究，可谓用力甚深。

《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对鲁迅有关国民性思想生成背景的发现，也就是该书副标题“青年鲁迅的东瀛启蒙”所指的主要内容。正如该书所指出的，关于鲁迅国民性思想改造问题，中国学界已有较多的讨论，并多将许寿裳的相关说法作为材料来源，但对于该思想生成的语境却缺乏关注。也就是说，中国学界往往将许寿裳的回忆当作鲁迅有关国民性思考的起点，并作为不证自明的论据，而未将这个起源充分问题化。北冈正子所做的，正是要将这个起点重新语境化，或者说，她要探讨的问题是鲁迅有关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受到那些时代因素的影响，而鲁迅又是如何成为鲁迅的。北冈正子的这种问题视野，在《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中就已显露出来。在《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中，北冈虽然对《摩罗诗力说》的材料来源作了具体而微的钩稽，但她问题的重心却不止于勾勒鲁迅受到哪些影响，更在于鲁迅对相关材料的处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鲁迅所具有的特异之处。如鲁迅对拜伦的评价，部分材料源于木村鹰太郎所著评传《拜伦——文艺界之大魔王》。北冈进而指出，鲁迅与木村对拜伦的反抗精神都作了高度评价，“但具体内容却有重大差异”，木村“由于礼赞强者，蔑视弱者”，鲁迅“却与此相反”，“认为拜伦的反抗是为人道而战斗”，“鲁迅没有从肯定优胜劣汰必然性的强者理论出发蔑视弱者”（《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何乃英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按，北冈正子后来对该著作了大量修订，中译也正在筹备之中）。《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的问题意识正与此一脉相承，它既对鲁迅早期留学背景和留日生活作尽可能详细的还原，同时也未忽略鲁迅思想生成的主体因素。

经考证，北冈正子认为“鲁迅与许寿裳所谓的国民性议论”，“受到嘉纳和杨度议论的直接影响，而这场议论也无法以一般性的视野来看待”（第300页）。嘉纳即嘉纳治五郎，弘文学院的创办人兼院长，致力于清朝留日学生工作。杨度为弘文学院旁听生。当时弘文学院除接纳清政府派遣的留学生外，也接纳“自备资斧来学者”，而杨度为“各省士大夫以教育为目的游于日本者”之一员（《支那教育问题》），此时在弘文学院旁听。可略作提及的是，关于旁听生等自费留学生问题，当时也一度引起留日学生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就曾记载吴稚晖因该问题而自杀未遂的事件，北冈正子对该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作了翔实的梳理。嘉纳与杨度的议论，是指作为弘文学院院长的嘉纳治五郎与杨度的数次讨论，讨论以国民教育和国民性问题为中心。这些讨论在当时的留学生界乃至知识界都得到较多的关注。

甲午战争翌年，中国驻日公使委托当时的伊藤内阁文相西园寺公望接纳中国的留学生，而西园寺则将这个任务交给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这是嘉纳治五郎从事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开端。不过起始留学生规模很小，嘉纳所办的亦乐书院近于私塾。不久日本军部也开始支持中国的留日学生教育，嘉纳的办学规模由此逐渐扩大：不仅扩建校舍，也完善制度和课程设置，由家塾规模的亦乐书院扩而为弘文学院，并于1902年获得政府认可，成为专门接纳中国留学生的私立教育机关。该年，张之洞邀请日本派遣教育家前来中国视察，嘉纳受命前往。差不多同时，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也前往日本考察。鲁迅也正是于1902年初赴日留学，并进入嘉纳所主办之弘文学院的。

嘉纳的中国之行，张之洞等清政府地方大员极为重视，按嘉纳自己的说法，是“受到了与自己现有职位不相称的礼遇”。嘉纳基于与张之洞等人的交谈，及他在北京、上海、武昌、长沙等地的视察经验，形成了他对中国新教育的见解，即应注重国民教育，方法上则应以普通教育为主。而他基于视察经验，尤其注意到清政府名为革新，实为保守的状况，因而“深刻地感受到当时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借由国民教育之普及以提升国民之素质”（第218页）。这是他日后与杨度展开辩论、并进而影响到鲁迅的见解来源。

1902年嘉纳视察回国后，对弘文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发表演讲。嘉纳关于中国国民性的相关说法，引起在座旁听生杨度的质疑，二人在演讲之后还进行了两次讨论，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广为人知，二人的议论也以《支那教育问题》为题刊登于《新民丛报》（二三、二四号）。按《支那教育问题》所载，嘉纳演讲的主旨是提倡普通教育，以培养现代国民（《支那教育问题》）。杨度对嘉纳的和平渐进主义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认为去除中国积弊的方式是“骚动的进步主义”。嘉纳则强调提升“国民之程度”，以形成“国民之公意”，并且认为学校、报纸、小说等为提升国民程度的重要方式，此说与犬养毅、梁启超等人的主张相似。两人另一争议在于汉人的民族性。二人均从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世界性竞争格局着眼，试图通过中日之间的教育协作而达到与西方对抗之目的。不过具体到汉人的民族性，二人的观点则有差异，嘉纳认为中国国体为支那人臣服于满人，教育因此也要使汉人服从为要。杨度予以反驳，认为这样汉人将为各国“臣仆之臣仆”。嘉纳则引入英国的观点，认为主仆之别是由民族“根性”决定，杨度再次反驳，认为服从是恶根性（劣根性），且为英人所倡，不应成为亚洲的教育准则，亚洲应去除服从的恶根性，提倡“各成其独立，使同列于平等之地”的精神，“而后与白人相抗者也”（《支那教育问题》）。二人最终达成的共识是，去除服从强权的奴隶之根性，而提倡服从公理以养成国民之公德。

从嘉纳与杨度二人的辩论可知，国民性问题与现代国民养成问题是讨论的中心，而这正是鲁迅后来长期思考的内容。嘉纳与杨度论辩时，鲁迅已在弘文学院就读半年，作为弘文学院学生，应该会出席院长嘉纳的演讲典礼。嘉纳与杨度共讨论四次，前两次在公开场合，后两次则在嘉纳氏宅邸。但嘉纳曾宣言，“凡在学院有欲闻者，可于是夕皆集”（《支那教育问题》），因而，后两次也有许多学生前往旁听，虽然不确定鲁迅是否前往，但这一事件在弘文学院引起不小反响。鲁迅即便未列席，也可通过同学而得闻，同时还可通过《新民丛报》了解相关内容，因为据周作人日记载，鲁迅该年底寄给他的物品中就有两册《新民丛报》。此外，北冈正子还根据许寿裳住宿地点改变等细节，进一步证实二人对国民性问题的讨论，时间在嘉纳与杨度的辩论之后。嘉纳与杨度二人对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及其后鲁迅与许寿裳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提请我们注意的，除了鲁迅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来源外，还在于这一来源实际上不能简化为日本语境的影响，而应该置于东西之争的世界性视野来看。也就是说，杨度和嘉纳是基于欧美文明的威胁，而试图从东亚视角出发，思考共同抵抗的方法。而国民性问题的提出，也不仅是针对中国的国民性，也内涵着对西方强权逻辑的拒绝。此外，鲁迅从杨度、嘉纳的论辩及同时代人的思想关切，进而思考国民性议题，也表明鲁迅国民性思想的源起不止是“翻译国民性”（刘禾《跨语际实践》）。

杨度

“青年鲁迅的东瀛启蒙”这一话题，也是对鲁迅研究难题——鲁迅究竟是如何从周树人成为鲁迅的，也就是文学家鲁迅创生问题的间接回应。对于该问题，因鲁迅自己在《呐喊·自序》中的说法——即因幻灯片事件而最终弃医从文，转向从思想和灵魂拯救国人。这一经典说法引起后来者关于幻灯片事件的诸多索解。竹内好较早提出异议，否认幻灯片事件对于鲁迅弃医从文的意义，并提出回心说，即鲁迅是“通过与政治的对决而获得文学的自觉”，也就是说，文学在拔除爱国、民族主义等政治效用之后的“无”才是鲁迅转变为文学者的根源（《近代的超克》）。此说又引出系列讨论，尤其是文学与政治孰为鲁迅思想本源的问题，仅日本学界就有丸山升、尾崎秀树、丸尾长喜、伊藤虎丸等人对此问题的回应，中文学界也有程巍（《日俄战争与中国国民性批判》）等人的讨论。

北冈正子未直接处理这一问题，她的研究方法也不全是竹内好或丸山升等直接从思想视角切入，而是与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相类，借助时代语境解决人物的思想源流问题。不过，她对弘文学院时期鲁迅思想的研究，还是间接地回应了这一问题。虽然作者在《前言》中称这是“怀藏民族主义的青年周树人诞生前的故事”（第8页），是鲁迅诞生前故事。但该书对国民性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切入到鲁迅思想的核心议题，而该书以鲁迅的“剪辫”事件做结，认为这是鲁迅“唤醒心底自发性民族意识的契机”，是自己意志的表现（第398页），也可看出，在北冈正子这里，鲁迅的思想觉醒毋宁说首先是一种政治意识，这既是落后民族面对西方强权时的抵抗心理，也与背负救国任务而赴日的留学生身份若合符节；同时，这个觉醒过程本身却内涵着从思想本身瓦解西方强权逻辑之可能。也就是说，有关国民性问题的讨论，问题的起源是政治性的，但解决问题的途径却是思想性乃至文学性的。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于厦门大学

北冈正子：《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从弘文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青年鲁迅的东瀛启蒙》，王敬翔、李文卿译，黄英哲校，台北：麦田出版，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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