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官僚主义式”政治及其历史教训
编者按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关键时期。疫情当前，党员向前。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既是初心使命的自觉，也是无声而有力的引领。
战“疫”时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病毒一样，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保马今日推送王锐老师《“官僚主义式”政治及其历史教训》一文，文章针对“国民党式”的“官僚主义”政治具有哪些弊病进行了讨论，希望读者以史为鉴，针对现实进行反思。
国民党政权有两大痼疾，一为无休止的派系争斗，一为十分明显的官僚作风。其代价就是许多必须进行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被耽搁下来，甚至成为派系争斗的工具或筹码。国民党的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恰恰与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强调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形成鲜明对比。今天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就连国民党的官僚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相信它能够带领中国摆脱近代以来的危机。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有很多，但从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基本区别，以及如何防止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在党内滋生的话语里，或许能找到一些主要原因。而在今天，如何继承这些对党的建设的思考，以便于更好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其重要性也不需多言。
感谢作者王锐老师授权保马发布此文！本文系保马新年推出反思疫情系列文章的第八篇，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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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式”政治及其历史教训
文 | 王 锐
谨以此文，祭奠在此次防控疫情战役中牺牲的广大共产党员。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主题之一就是现代国家的建设。清末立宪、北洋政治，无论其中有多少被今人用来“发思古之幽情”的东西，但从政治结果来看，除了保证了士绅地主与少数新式资本家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之外，基本上是失败的、混乱的，无助于让中国走向独立富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政治学家亨廷顿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或崩溃或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政体中，政党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于那些生存于具有传统制度延续性的政体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党组织是唯一能最终排除腐化型的或普力夺型的或群众型的社会动乱的选择。政党就不仅仅是个辅助性组织，而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民党的改组，就是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下出现的。
作为一个老牌革命党，1924年的改组，让国民党从组织上、意识形态上获得了生命力，并且随着“扶助农工”口号的实践，使它拥有了一定的阶级基础，赢得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的支持。之后的国民革命能够成功，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掌权20余年，追根溯源，和1924年与共产党合作进行改组，从而使党的面貌焕然一新离不开关系。
但是，国民党政权在统治中国大陆的20余年时间里，却具有许多十分明显的缺陷，成为后来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推翻的重要原因。可是，今天大众文化领域里的民国想象，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化国民党政权，把它塑造成为现代中国的优秀角色，甚至在一些文化人笔下，国民党政权的所作所为，竟然成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性”。古人说：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要是在日常的生活、生产、治理实践中把国民党政权的许多习性带进来，恐怕会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因此，我们今天需要反思这种想象，检讨“国民党式”的政治具有哪些弊病。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
反动派在上海残杀革命人士
与意识形态建设相关的，就是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依靠谁，为了谁”，这样的问题不仅共产党人时常强调，早期的改组后的国民党也在强调这一点。但是1927年的清党，却造成一种“逆淘汰”的后果：许多具有革命理想与抱负，立志为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翻身而奋斗的党员要么被扣上“通共”的罪名而清除，要么目睹这样的“变局”而心志消沉、混迹敷衍。与这批国民党内有活力与“战斗力”的一批人遭此对待的同时，许多地方党部大量吸收地主豪绅入党，甚至一些劣绅，昨天还是被革命的对象，今天却成了党部的座上宾，有的还当上一官半职。而那些投机分子、腐化分子，更是把许多不良习气带进国民党中，使政治风气变得十分糟糕。一些国民党办的刊物也在疾呼，如此这般，致使“党德沦亡”，“民众对党德信仰全失”。可以说，这些人过去通过剥削而获得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被清党之后的国民党以新的方式承认下来。如此一来，所谓的“扶助农工”就变得有名无实，阶级基础丧失大半。
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国民党在地方上的治理十分失败。地方上权力长期被土豪劣绅所把持，政府委任的县长几乎没有太多实权，并且大多数人任期很短，可以说没有做多少“实事”。此外，地方政权的构成，多为因各种关系请托而进入其中的人，导致人浮于事，行政效率极为低下。这既不是当代自由主义话语里的“小政府”，也不是道家政治哲学中的“无为而治”，而是一种极为破败不堪的政治体系。地方政权的“无为”，恰恰是豪绅地主等剥削阶级的“有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为了显示自己继承孙中山的衣钵，特意把中山、江宁、兰溪作为所谓“模范县”与“试验县”，要在那里实现三民主义，但结果却是除了一些表面文章之外，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徒劳浪费了大量经费。更有甚者，蒋介石打算在自以为统治基础颇为牢靠的浙江实现孙中山学说中的“耕者有其田”，但却遭到地方豪绅的强烈反对，一些地方公务人员甚至被前者杀害，最终只能放弃关于减租的法令，与前者进行妥协。
蒋介石与蒋经国
民国政治的官僚作风更是当时许多人的批评对象。政治公文里的“等因奉此”几乎成为民国时期官员形象的代名词。不少机关既缺乏能严格执行的规章制度，又没有良好的政治风气。贪污、无能、颟顸、推诿，几乎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标签。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日记中记载，抗战初期，国难当头，许多逃亡至后方的国民党官员依然醉生梦死，流连于醇酒妇人。重庆时期，经济困难，民不聊生，但这些官员的宴席、牌局却未见减少，不少人还趁着乱世大行风流倜傥之事。如此品格，怎能承担时代所赋予的任务。此外，以学者身份从政的蒋廷黻则认为当时的政治风气是每个人都很在意处理文件，至于一件工作是否做了，做得是否好却很少人关注。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公文的遣词用字是否准确得当，缮写的字体是否秀丽，印章盖得是否端正。许多公务员认为，“一旦把公文写好，工作就完成了”。至于国民党官僚的贪污习性，这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显现得尤为明显，成为国民党彻底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国民党内部并非没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1927年之后，国民党内一批具有一定左翼思想的人组成一个名曰“改组派”的政治团体。他们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能回归1924年改组时期的面貌。“改组派”的主要理论家施存统如是描述清党之后的国民党：
现在呢，民国十三年改组的精神，差不多丢得干干净净了！当年总理苦心孤诣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差不多忘记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案，差不多也没有人去理会了！因为忙着清共分共的关系竟把自己底革命立场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稍为左倾的革命分子，都被目为共产党或所谓准共产党了！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新旧军阀投机腐化分子，都摇身一变而为总理最忠实的信徒了！国民党的招牌差不多完全变成少数军人的私有品了……想不到总理十三年辛苦改组的国民党，竟落到今日如此的结果。
曾经的革命政党，其退化之快、“变色”之彻底，颇让人瞠目结舌。如果说施存统的批评是针对1927年的清党行为的话，那么在抗战时期曾经在延安担任联络参谋的徐复观，1944年在一篇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则指出国民党由于长期的官僚做派，已经严重脱离群众：
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份，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历史上，必书生与农民相结合（如谭、戚、曾、左之兵），都市与农村相结合，始能发生真正之力量，造成巩固之基础。社会进步，今日之书生与农民（包括其他劳动者），不仅应以官民、官兵之关系结合；且须以同志之关系相结合。能先以同志之关系相结合，则进而以官民、官兵等关系相结合，乃能胶漆无间，而不至发生反拨作用。且必须能与农民以同志关系相结合之书生，乃为真正有用之书生，否则为百无一用之书生，甚且为敲脂吸血之书生。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
施存统 徐复观
对此，他呼吁一定要重建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再也不能讳言阶级问题：
今日本党之主义，领袖之旨意，政府之政策与法令，皆已有明确之社会方向。然在实行之际，则辄陷于各式土劣之手，于是一切良法美意，无一能真正实行，无一不变质减量，而归于废纸，此乃因在政治行动时，迷失其社会方向使然也。故今日必承认社会确有各式之土劣存在，而土劣之根源，在于土地制度之不合理。任何政策法令必须以大力摧毁土劣之包围，以直达于平民，并切实推行土地政策，解决土地问题，乃能立政府之威信，增行政之效能，造成社会之真正力量。凡今日欲利用所谓士绅以推行政令法令者，若非对社会之认识不清，即系含有不可告人之隐之人也……抗战以来，社会风气之坏，社会现象之危险，至今日而已极。此安可不明定政治行动之社会方向，用大力以赴之，以为正本清源之计乎？
可见，在徐复观看来，国民党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基层组织涣散，党员脱离群众。他认为解决之道关键在于能够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并且与土豪劣绅彻底切割。不过，对于充斥着权贵气息的国民党而言，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948年，徐复观在参加一次党内座谈会时颇为失望的指出：“党的失败根本就在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之未能合理解决，只要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使党成为农民的党，才是党的新生。我曾写了一个方案，然而后来又没有了下文，现在来谈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痛心”。
国民党的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恰恰与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强调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形成鲜明对比。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龚选楚回忆他的一位苏北同学对国共两党对待人民的不同态度的描述：
其实，共军最厉害的并不是正规作战，而在其能全力组训民众为其所用。不幸，在苏北，大地主较多，而一些不肖地主对付佃农的手段又失之过分严酷。更不幸的是国军、共军在对待民众上的做法也大不相同。国军下乡打仗，只求作战方便，而不顾民生疾苦，大军一临前线，便拉夫征粮，下门拆屋，无所不为，有时为扫清视界，不惜烧掉城堡外整街整巷。反之，共军进村入居，讲求的却是不入民居，有借必还，而且客客气气一路老大爷老大娘地殷勤喊叫。结果，民众事实上变成了共军的业余谍报员，而国军却在脱离民众之余，变成了战场上的睁眼瞎子。
龚选舞及其同学或许不明白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对老百姓如此客气，并非只是做做收买人心的表面文章，而是与它的政策、路线、宗旨、理想息息相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当时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他号召广大党员“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他警告，一旦忘记了这些，就有可能“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可见，毛泽东非常在意中国共产党是否能避免在国民党身上体现出了的各种毛病。在他那里，“国民党式”的政治是一个负面的符号，他指出：“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群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依然十分警惕这种“国民党式”的政治作风在党内出现。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强调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说：
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 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靠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而据参加此次会议的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毛泽东会上就指出，“官气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清朝、国民党那里来的”。他还说：“共产党员如果官气十足，那就是国民党作风”。
此外，陶鲁笳回忆，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指出，“干部参加劳动不但没有耽误工作，而且各项工作都搞得更好了”。他强调：“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可能变成国民党”。同一时间，在批阅一份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文件时，毛泽东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教育，“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迈进、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总之，毛泽东十分警惕出现新的特权集团，警惕官僚主义在党内蔓延，强调共产党员不要忘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基本区别在哪里。直至去世前夕，毛泽东依然在警告人们要避免出现“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的政治现象。
最后，回到民国时期的历史。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不少国民党内部的官员就已经感到大概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国难。前文提到过的陈克文1937年12月在日记中写道：
战败后，许多人的自信心似乎渐次消失。张伯勉到四明银行接洽公务，便说政府改组，最好请毛泽东做行政院长，朱德做军政部长，他们的办法要多些。彦远、介松在旁边，也附和此说。这分明是自信心已经动摇了。战败不足怕，自信心动摇了，才是真正可怕。
重庆会谈 蒋介石与毛泽东
今天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就连国民党的官僚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相信它能够带领中国摆脱近代以来的危机。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有很多，但从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基本区别，以及如何防止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在党内滋生的话语里，或许能找到一些主要原因。而在今天，如何继承这些对党的建设的思考，以便于更好的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其重要性恐怕也不需多言了。
2020年2月9日
保马pour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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