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宏 | 从新冠疫情看以色列世俗与宗教的博弈
梅纳赫姆·弗里德曼教授与夫人
编者按
据央视国际在线信息，截止当地时间4月16日上午，以色列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疫情通报显示，该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达到12591例。然而就在如此严重的疫情下，许多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办的学校却无视政府的禁令照常开课，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此也不置一词。这一奇怪状况源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色列教俗之间的矛盾。
以色列信教的犹太人中，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视自己为传统的守卫者，要用自己的信念改变乃至统治世界，他们一般被称为“哈瑞迪”。他们形成了大规模脱产读经的“学者社团”，已成为以色列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想用一个基于犹太律法的神权国家替代民主国家。随着哈瑞迪走向政治和社会舞台的中心，教俗矛盾在今日比往日更为激化。新冠病毒这次造成的奇特现象，堪称这方面的一个生动注脚。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上海书评”，感谢授权保马推送。本文系保马推出反思疫情系列文章的第三十七篇，敬请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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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谁让路：
从新冠疫情看以色列世俗与宗教的博弈
文 / 宋立宏
谨以此文缅怀梅纳赫姆·弗里德曼（1936-2020）教授，“学者社团”一语的发明者，他曾在南京大学讲学，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以色列人，并带着我游历以色列和美国的哈瑞迪社团。我曾问他，以色列为什么有那么多野猫？他的解释是，中古欧洲的拉比禁止养家猫，因为它们会跳上桌面，将烛台撞翻在地，引起火灾。大约两年前，有人问他，以色列哈瑞迪社团与以色列大社会的关系将何去何从？他表示前景不容乐观，然后开玩笑：我感到庆幸的是，我看不到失火的那天了。他在新冠病毒开始进入以色列之际去世。
2020年3月12日，以色列政府下令，所有学校关闭，并禁止十人以上的聚会，严防新冠病毒蔓延。尽管如此，许多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办的学校却无视政府禁令，照常开课，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处教人在病毒流行时期如何擤鼻涕和接吻，对此却不置一词。这是因为，九十二岁的卡列夫斯基（Haim Kanievsky）拉比——极端正统派意识形态在当前最德高望重的代言人——已经表明态度：暂停托拉（Torah）学习，哪怕只停一天，对犹太人的生存，甚至对世界的存在，都要比担心受到新冠病毒感染更加危险。他坚信，新冠病毒一旦遇到托拉，必须为后者让路。近来丑闻缠身的内塔尼亚胡则有自己的考虑，他所属的政党在刚结束的大选中虽然得票领先，但他若想连任，必须得到极端正统派政党的支持，所以也不得不为这些自命的托拉捍卫者让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以色列教俗之间的矛盾和博弈已渐渐成为以色列内政中引人瞩目的问题，于今为烈。新冠病毒这次造成的这个奇特现象，堪称这方面的一个生动注脚。
哈伊姆·卡列夫斯基拉比，2018年4月。
在今年3月以色列大选前，他的孙子问他，如果把选票投给极端正统派的政党联合托拉犹太教党，能否免受新冠病毒感染？他给出肯定回答。
以色列信教的犹太人中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迷恋传统，把传统当作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方式，但一般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另一派则视自己为传统的守卫者，摒弃以官僚化、理性化、技术化、两性平等、公共价值的相对化、个人信仰和性取向的多元化等为特征的当代西方世俗文化，且要用自己的信念改变乃至统治世界。这后一派就是所谓的“极端正统派”（ultra-orthodox），但这个词既不来自犹太传统，在日常使用中还会染上贬义，故如今一般用希伯来文称他们为“哈瑞迪”（haredim），此词出自《以赛亚书》（66:5），意思是因神的话语而“战兢”的人。哈瑞迪走在大街上，一眼即可认出：男性蓄胡子，鬓角处留着一绺头发，穿白衬衫和黑色外套，戴黑色便帽或礼帽；已婚女性则剃掉头发，戴着假发或头巾，穿着遮住大部分身体的朴素衣服。以色列目前有一百一十二万五千哈瑞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五。虽然数量不占优势，他们超高的生育率（哈瑞迪妇女人均生七个小孩）和人口的年轻化（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哈瑞迪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却令人无法忽视。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以色列哈瑞迪今天最大的特色，是形成了一种大规模“脱产读经”的现象。男性大约从十六岁起进入经学院（yeshivot），只要愿意可以一直全日制学到四十五岁以上，结婚后还能获得家庭补贴，今天经学院里百分之七十是已婚学生。而在哈瑞迪文化中，年轻女性都应该掌握一门最好不用过度与外界接触的手艺或职业，如小学老师，以便日后为丈夫提供经济支持。事实上，按照以色列哈瑞迪的公开教义，如果妇女在物质和情感层面上供养家庭，就能从丈夫的托拉学习中分享到同等的荣誉。这种现象在实行义务兵役制的以色列非常特别，所有其他以色列人适龄后必须参军，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可以想见。这放在整个犹太世界也非常特别，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美国和西欧也有，但他们通常二十四岁以后就要离开经学院谋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色列学者梅纳赫姆·弗里德曼（Menachem Friedman）发明了一个术语，把这些脱产读经的哈瑞迪人称为“学者社团”（hevrat lomdim）。这个术语多少含有批判意味，但有趣的是，它不仅在相关学界至今脍炙人口，甚至还得到了哈瑞迪的认可。以色列哈瑞迪政党沙斯党的党魁居然把它当作该党的核心思想信条，公开说“我们的工作是保护学者社团”。
经学院学生享有的免服兵役特权来自以色列建国之初，是建国之父本-古里安为了顺利建国，团结犹太人中的各方势力，而对哈瑞迪做出的妥协。本-古里安此举一开始并没有引起争议，当时经学院的学生不过区区四百名，而非今天的十三万多。与此同时，他还允许哈瑞迪建立独立的以经学院为核心的宗教教育体系，并予以政府资助，但哈瑞迪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享有极大自主权，基本不讲授跟宗教无关的内容。这就是形成今天“学者社团”的历史源头。
以色列医疗队的一名成员正在特拉维夫丹全景酒店清洗和消毒救护车，该酒店于2020年3月26日变成特拉维夫的隔离设施。
除了“学者社团”，哈瑞迪还被学界称为犹太原教旨主义者。“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又译作“基要主义”）是个源自十九世纪末美国新教的词。如何给它下定义，学界向无定论。不过，原教旨主义者一个公认的标志性特征，是相信他们眼中绝对正确的神圣经典，这在哈瑞迪眼中就是他们口口声声的“托拉”——其字面意思为“教导”。不过，“托拉”却是一个在汉语世界极易产生误解的术语。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是指《希伯来圣经》（即基督教所谓的《旧约》）。其实，“托拉”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指《希伯来圣经》（尤其指前五卷），广义还包括《塔木德》等拉比文本。以色列世俗犹太人的宗教教育的确是以《希伯来圣经》为中心的，但哈瑞迪所受教育的主干却是《塔木德》及更晚形成的犹太法典——即犹太律法（halakhah）汇编。在经学院里，一天分为三个单元：上午（约八点半至十二点半）、下午（约三点至六点）和晚上（约八点开始，直到学生筋疲力尽，有时迟至午夜或更晚)。三个单元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学习《塔木德》，虽说也会安排一点时间学习犹太律法、《圣经》和伦理教诲（mussar）。高阶学生，尤其是那些攻读拉比资格的学生，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系统学习犹太律法，即使如此，每日课程安排中也不能完全忽视《塔木德》。因此，哈瑞迪拥护的不是《圣经》原教旨主义，而主要是《塔木德》原教旨主义。但他们有时也鼓吹《圣经》原教旨主义，以色列一位哈瑞迪议员曾试图阻止议会把一项蜚声国际的物理学奖颁发给斯蒂芬·霍金，理由是他的宇宙大爆炸论和《创世记》中的描述不符。因为哈瑞迪奉行《塔木德》原教旨主义，把以色列另一哈瑞迪政党“联合托拉犹太教党”翻译成“联合圣经犹太教党”就不够妥帖。
托拉对当前哈瑞迪生活的规训功能越来越重要。《塔木德》中包含了大量极其繁琐却往往没有定论的律法讨论，后来的犹太法典把这部分内容提炼成可以运用在实际生活中的指导手册。日益依赖讨论犹太律法的著作来指导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当代犹太宗教社团的显著特征。
2020年3月30日，贝内巴拉克市戴口罩和手套的警察从一位正在祈祷的哈瑞迪人身边经过。进出该市目前已受到严格限制。
这种风气大约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形成的，可以举个例子一斑窥豹。犹太人过逾越节时必须吃一定量的无酵饼（matzah）——至少吃一个橄榄大的量。但在1940年左右，当时巴勒斯坦影响最大的《塔木德》学者和律法权威“哈宗伊绪”（the Hazon Ish，1878-1953）提出了异议。此人本名叫卡瑞里茨（Abraham Yeshayahu Karelitz），哈瑞迪世界有用某个拉比的某部名作称呼他的习惯，“哈宗伊绪”（意为“人之所见”）就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的书名，讨论的是最权威的犹太法典《备好的餐桌》（Shulhan Arukh）。哈宗伊绪论证了《塔木德》时代的橄榄比现代见到的要大，因此，他主张现在过逾越节必须吃到两个橄榄大小的无酵饼才能达到最低量。这种做法十年内便流行开来，被信教团体普遍奉行。十多年时间竟能把一个核心犹太节日中一个维持了上千年的习俗给取代，无疑令人惊异。如果再考虑到以下两点的话，就更能看清风气的转变。
一方面，历史地看，哈宗伊绪的这个见解其实并不新，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就被著名犹太宗教学者提出过，但当时只是作为律法运用的一种理论可能性被探讨，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发生在最保守的、素以最坚定的传统捍卫者自居的犹太群体中，才更令人惊异，虽说就律法问题提出新见解是经学院教育的题中之意，但如果从严解释律法并以此挑战久已形成的习俗，会被传统的卫道者和犹太社团领袖指责为挑战前辈律法权威的裁决，是大不敬，是“污蔑先贤”（la’az al ha-’av）。尽管如此，在哈宗伊绪的影响下，年轻的哈瑞迪开始愿意把矛头对准律法和习俗领域内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在宗教社团内发出批评之声，并在自己的生活中将基于“从严”（le-humrah）解释文本的选择身体力行。这种风气渐渐散布开来，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哪怕久已形成，如果被发现得不到律法文本的佐证，很可能就要屈从于文本的权威。今天，无论在以色列还是美国的哈瑞迪社区，每逢主要犹太节日，那里的书摊上摆满了如何合乎律法地奉行节日的书籍。弗里德曼把这种现象称为书本传统对生活传统的胜利。
2020年3月28日，以色列哈瑞迪人聚众参加一位拉比的葬礼，摄于贝内巴拉克(Bnei Brak)市。
该市人口几乎是清一色的哈瑞迪，很多家庭没有广播，更不用说智能手机了。目前该市人均新冠病毒感染率高居以色列之首。市长在政府下达禁令后还参加了亲戚的婚礼，以色列国内舆论已严厉批评他的懒政。
从严解释文本的风气能够形成，靠的是本-古里安亲自开绿灯的独立经学院制度。较之传统经学院，今日以色列的经学院有了一个新特点。传统经学院更像是培养少数精英和社团领袖的高等教育机构，当前以色列经学院中的“学者社团”却是哈瑞迪们的集体行为。经学院今天虽然仍在培养学者型人才，但更像是宗教机构而非以前的学术机构，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培养精英到培养价值观的转变。在传统犹太社会，宗教虔诚来自幼时家庭、街坊的耳濡目染。但近代以来，一方面，世俗化大潮的冲击令很多犹太父母的宗教虔诚淡化；另一方面，犹太人口自十九世纪以来又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大规模流动，它起于犹太人从东欧迁徙到美国，到纳粹屠犹前后达于巅峰，改天换地的流动意味着传统的移植和调整，以往根据地域来界定的犹太社团纷纷解体，新出现的是一个个自愿性质的犹太社团，宗教和传统对犹太人的约束力在这种新性质的社团里大大降低。于是，经学院最终取代家庭和街坊，成了锻造犹太身份的避风港，学员在此一起吃饭学习，多年沉浸在文本营造的永恒而神圣的氛围中，集体归属感浓厚，他们的宗教意识自然比上一辈人更强、更坚定，从而为宗教领袖的从严解释文本在经学院中获得制度化的表达铺平道路。
哈宗伊绪对建立经学院大加鼓励，认为经学院是将托拉学者培养成一代托拉大师的“设防堡垒”——这里首先要教育年轻的哈瑞迪对世俗犹太人设防。虽然哈瑞迪政党积极参与政府、大力争取政府资金，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却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水火不容。按照他们的《塔木德》原教旨主义，现实中的以色列国是个渎神的存在。《圣经》里有个模糊的观念，即大卫王的后裔会在一个新时代带来正义。进入罗马时期后，犹太人相信神会在末日复活大卫王的这样一个后裔，以打破异教徒的枷锁，恢复《圣经》中的以色列王国，所有流散的犹太人此时都会回到这个王国。犹太教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弥赛亚概念就肇始于后《圣经》时代的这种构建，犹太人在罗马统治下发动的起义又让这种构建获得重大政治影响。但起义失败后，《塔木德》传统开始强调，弥赛亚时代何时来临最终由神决定，人只能被动等待，主动去恢复应许之地上的那个王国很容易带来欺骗和谎言，给犹太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塔木德》（Babylonian Talmud, Ketubot, 111a）把《雅歌》里的三句话（2:7；3:5；8:4）解释为神向犹太人要求的两个誓言：犹太人不可大规模有组织地移民以色列以加速弥赛亚的到来，也不能反抗非犹太人。在哈瑞迪眼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公然背弃了这两条誓言，妄想用人的主动取代神意，因此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本质上是异端邪说。
哈宗伊绪（1878-1953），哈瑞迪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与世俗犹太人相比，非哈瑞迪的信教犹太人在哈瑞迪眼中恐怕更加需要设防。今天，一些宗教复国主义者也开办了自己的经学院，但把托拉学习和服兵役结合起来。这类与世俗政权妥协的思想很早就被哈宗伊绪贬称为“中道”，“中道”是被他奉为圭臬的“极端”的对立面：“那些倡导中道和平庸而藐视极端的人，就是与弄虚作假者或蠢人为伍。没有极端就没有完美……那些承认从未尝过极端的甜头的人，也就承认了他们对我们宗教的基本原理的信仰不是全心全意的。”这位哈瑞迪的代言人直言，“我们的教育任务是教导极端，我们盔甲上的武器是蔑视和憎恶那些藐视极端的人。事实上，年轻人脾气暴躁，常常会过分地亲自攻击藐视者，但他们要成长为真正的托拉热爱者，就需要精神上的提升，不能让任何障碍阻挡他们通往天堂的道路”。哈瑞迪原教旨主义的特色，在他们将自己与其他信教犹太人的区分中最为彰显。
哈瑞迪的经学院里不光要对外界设防，还要自我反省和警戒。这很好地体现在哈瑞迪对纳粹大屠杀的态度转变上。如何记忆大屠杀构成全球犹太人今天构建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弗里德曼注意到，哈瑞迪世界对大屠杀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关注”。欧洲犹太人经过二战几近凋零，个别有幸逃到巴勒斯坦的哈瑞迪精神领袖摆脱不了自责与愧疚——他们当初根据《塔木德》原教旨主义，禁止追随者移民巴勒斯坦，导致这些人命丧集中营的焚尸炉，而他们自己最终还是逃离了欧洲。面对也这样指责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一度欲言又止。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哈宗伊绪的追随者沈菲尔德（Moshe Scheinfeld）开始在经学院里宣扬他对纳粹屠犹的理解。他声称，传统生活方式保证了犹太人在漫长的流散中生存，犹太人一旦背离传统生活方式，就会引起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纳粹对那些早已融入非犹太社会的犹太叛教者及其后裔的迫害，便是这种神学史观的明证。在他看来，纳粹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几乎就是纳粹的“同盟”。
为了阐明这点，沈菲尔德发挥了哈宗伊绪曾转述过的一则寓言：有个犹太人倾其所有财富和精力去帮助一个掉进坑里的同胞，为此赢得周围所有人的尊敬，直到人们发现最初正是他挖了那个坑。沈菲尔德说，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挖下大屠杀的坑，最终让数百万犹太人掉进去。通过将全部责任推卸给犹太复国主义和建国前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团，沈菲尔德减轻了哈瑞迪社团在这个问题上的挫折感和负罪感。这个观点在经学院里迅速流行开来，至今占据主流。它的潜台词很明确：非哈瑞迪犹太人的信仰出了问题，只有哈瑞迪才是真正“品行端正的犹太人”（erlicher yidn——这个意第绪语术语被很多哈瑞迪人用于自称），而坚持经学院中倡导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才是正道。
戴维·本-古里安（1886—1973）
以色列第一任总理、以色列国父、犹太复国主义者
颇具悖论意味的是，在经学院大众化的过程中，靠掌握神圣文本脱颖而出的权威拉比身上的光环，非但没有黯然失色，反倒更光鲜了。托拉学习上的出类拔萃巩固了哈瑞迪等级制度中的社会地位和领导地位。今天，哈瑞迪“学者社团”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是所谓的“托拉的见解”（da‘at torah），即长期埋首经典而获得的智慧。凭借这种近乎神圣的智慧，哈瑞迪社团的精神领袖几乎对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拥有独家权威，哪怕他们的相关裁决未必能得到犹太律法的支持。卡列夫斯基拉比对新冠病毒的态度就是运用“托拉的见解”的一个例子。事实上，并非所有哈瑞迪拉比都同意他的意见，在同一问题上的相互抵牾也暴露出宗教领袖干预公共事件的弊端。他们的声音在宗教问题上自然一言九鼎，但一旦越界，恐怕就是灾难，生命受损不说，宗教信誉也会蒙羞。看清这点，应当有助于我们比较客观地看待目前国内相当有热度的“犹太智慧”与“犹太思维方式”。
以经学院为核心的独立宗教教育体系正是维持哈瑞迪社会封闭性最重要的建制，它帮助在纳粹大屠杀中遭受重创的正统派欧洲犹太人在以色列重新恢复元气，并塑造出今日哈瑞迪“学者社团”的基本面貌。经学院里不提供世俗教育，没有受过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哈瑞迪男性缺乏在现代世界生存的必要知识体系，一些人即使有心进入就业市场，也会发现自己无一技之长，因而机会寥寥，最终变得高度依赖哈瑞迪社团提供的福利保障体系，难以脱离“学者社团”独立谋生。数量庞大的哈瑞迪由此落入以色列社会最贫困的阶层，日益成为政府财政开支的负担。早在2010年，时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就发出警告，再不做出重大政策改变，以色列的哈瑞迪人口将让国家的经济繁荣“无法持续”。政府虽然已经开始着手调整政策，但从内塔尼亚胡这次的纵容和沉默也能看出，情况远远不容乐观。
1952年，本-古里安去见哈宗伊绪，在宗教人士眼中，以色列当时教俗两界的这次“高峰会晤”不啻为《塔木德》中记载的亚历山大大帝去见犹太大祭司的当代重现。本-古里安问教俗如何共处？哈宗伊绪引《塔木德》中一则寓言作答：两只骆驼狭路相逢，一只满载货物，一只背上空空，这时，空载的必须给满载的让路。拉比的意思很清楚，卸空犹太传统的世俗犹太人要给虔诚沉稳的犹太人让路。本-古里安以他一贯的雄辩反驳：另一只驮着沉甸甸的诫命——神关于在应许之地定居的诫命，你所反对的那些守卫边境、保障生命的士兵不正在践行这条诫命吗？哈宗伊绪不为所动，说士兵们能活着多亏了我们在学习托拉。一场寻求共识的会晤遂成鸡同鸭讲。本-古里安可能向拉比投去怜悯的一瞥，在他眼中，这些宗教人士宛如昔日犹太流散传统在以色列地的回光返照，是新枝上行将随春风而去的旧叶。他再也想不到他们已形成大规模脱产读经的“学者社团”，再也想不到他们已成为以色列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者，而他所设想的犹太国——一个既是犹太人的又是民主的国家——遭遇了来自他们的全面挑战，他们不仅要重新定义“谁是犹太人”，而且想用一个基于犹太律法的神权国家替代民主国家。但另一方面，随着哈瑞迪走向政治和社会舞台的中心，他们苦心孤诣维持的传统捍卫者的形象已引发尖锐质疑，最终恐怕要付出将哈瑞迪社会的根基破坏掉的代价。谁给谁让路？这个关乎以色列未来走向的问题在今天比在本-古里安时代更加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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