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怡 | 保钓新生代：台独生态下，钓教协怎么做工作？

编者按

今年是台湾保钓运动五十周年，保马推送《保钓新生代：台独生态下，钓教协怎么做工作？》一文以示纪念。保钓作为持续半个世纪的社会运动，凝聚了两岸三地老中青三代左翼理想主义者的倾心投入。尤其在台湾，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上承台湾本土左翼历史的脉络，在“白色恐怖”余威犹存的海岛吹拂清新的春风，下启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序幕，作为一代青年觉醒的契机，增强岛内民族认同与政治参与意识。

2020年6月6日，据日媒《冲绳时报》报导，石垣市议会将于9日投票，将“尖阁诸岛”更名为“登野城尖阁”。日方藉更名举动宣示主权的行为，让钓鱼台作为中日台三方敏感争议再度被挑起。6月8日，保钓人士于台湾宜兰县头城镇进行钓鱼岛抗议活动；6月9日，台湾三大保钓团体偕同渔民代表、政党与民间组织，共赴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办公大楼，拉起布条“不是尖阁、不是登野城──钓鱼台是我们的“抗议冲绳石垣市今日投票更名钓鱼台。在五十年后的今天，保钓的重要性与特殊意义仍值得两岸同胞重视。

本文系“人民食物主权论坛”志愿者与台湾“钓鱼台教育协会”工作人员的交流分享，从台湾当下的政治生态出发，呈现今日保钓运动的新鲜现场，并展望未来前景。钓教协的老师指出，协会眼下的工作重点，是将原先主要参与者为知识分子的保钓运动转向与渔民生计相结合的群众工作，渔民立足自身生活境况与朴素情感，是既往保钓运动中沉默而坚实的土壤。倾听渔民声音、发掘渔民故事，以小人物亲切可感的实际人生，撬开岛内官方语境下扭曲的历史叙述厚重的硬壳，以普通人的情感为支点，寻求广大群众更深刻的共鸣。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人民食物主权论坛”，感谢“人民食物主权论坛”授权保马转载。

【往期链接】

保钓新生代：

台独生态下，钓教协怎么做工作？

整理｜侯怡(自陈慈立、卓淑惠、钟俞如的访谈稿)

1、什么是保钓运动的精神？

台湾钓教协的工作以保钓为切入点，打开国际政治经济的视野，由此继承1970年以来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保钓运动的精神：理想性、关心社会、不计个人得失、有国际视野、善于学习。保钓精神就蕴含在钓教协的教育内容中，教育内容：

包含保钓的保乡爱土，也应该系统分析，以“钓鱼台”这面照妖镜，揭露资本主义、美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等等的真面目，进而引发、增进台湾大众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际局势的胸怀，从而回应当年钓运理想的召唤，进而共同来保卫我们的乡土、改造我们的社会。

钓教协成立于2017年，但它的基础工作却由世新大学客座教授林孝信老师（1944-2015）生前亲手奠定。林孝信老师（以下简称老林）辞世后，他的爱人同志陈美霞老师（成功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和钓教协的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继续推动钓教协的工作，把它从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运动转向了与渔民的生计相结合的群众工作。

一九七零年代，保卫钓鱼台运动源发于美国留学生与华人社群，而后欧洲与台港学生亦群起效之，风起云涌。前排左三为青年时代的林孝信老师。[1]

2、保钓的转变：从知识分子运动到群众教育工作

保钓新生代认为在她们推动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群众教育工作，并表示：如果群众不跟我们在一起，你不管讲什么政治，保钓这条线终究还是会失去。如果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做好教育工作，保钓就容易变成是政治斗争的一个筹码，成为政治利益盘算下而被牺牲的议题。

老林生前推动钓鱼台教育来做民众工作，也是思考到这一点。如果无法让大家一起在这个议题上有认同感，那它就变成只是嘴上的一个口号，很快地它的意义就会消失，也会容易被操纵。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民众教育工作，包括中小学老师的教育工作，就是希望我们这几代既然在台湾历任执政党刻意操弄下经历了数十年的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的翻转过程，那至少要有决心，得花同等的时间再把它翻转回来。因此，比较重要的就是走群众教育这个路线。

2019年联经出版社出版《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王智明主编

老林提过，保钓的精神就是理想性、关心社会、不计个人得失、有国际视野、善于学习，这个东西我们应该继承下来。有人曾经问老林，“老林，你学识这么渊博，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什么对台湾社会是最重要的？”老林回答：“学识渊博对台湾社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年轻人要对这个社会抱持关怀并愿意投入社会改造的实践。”他希望这种精神可以被传承下去。

至于怎么做年轻人教育的这条道路，我们确实还在摸索。老林在世的时候，举办研习活动的课程内容与形式是比较制式的，就是在教室里谈议题，有点像是研讨会。老林回归大自然之后，我们继续办理研习活动，但因为跟渔会干部联合起来了，所以我们办的研习活动，某种程度上更丰富多彩、更接地气。其实我们也是希望，用更丰富多彩、亲民易懂的方式，让人更愿意进来听我们在讲什么。

老林与美霞延续了1970年代的保钓精神并结合大环境的发展现况，继续带领新生代持续认识保钓意涵并推动保钓教育工作，数十年来，始终如一，但也能够随着客观形势的转变，针对具体工作做出相应的调整。目前这项工作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是现下台湾的年轻人在前述教育清洗对历史认知的情况下，并不知道、更不关心将近半世纪之前的保卫钓鱼台运动，更遑论其代表的意涵以及对现今台湾社会的深刻影响，因此推动历史教育是把保钓精神传承发扬下去的根本工作。而所谓跟着客观形势而调整工作方向，例如我们过去谈保钓的时候，谈的比较多的是知识分子的保钓；而我们现在谈保钓的时候，会融入渔民的保钓精神与经验，因为在对宏观历史扭曲误解的大环境中，身边亲近的、小人物的奋斗史，反而更能引起普罗大众的共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半世纪以来保钓运动失落的一角，我们把它找回来了，一定要加上渔民的保钓精神与经验，才会让保钓运动本身更为完整。换句话说，在1970年代的海内外保钓是知识分子高度爱国、怀抱着理想性的保钓运动，然而，过去几十年来，在资本主义的洗礼下，大家都追求功利，只在乎个人得失，理想主义的色彩淡薄许多，如果现在还再跟大家谈1970年代有这群老保钓们的理想奉献、理想主义，恐怕很多年轻人未必有感，甚至是不买单了。然而，钓教协在2017年开始到全台湾的渔会跟渔民深谈、相互学习，进而看见了台湾渔民为生存护渔权的种种行动，进一步深入了解其中的背景与经过，才把这群草根人物穷尽一生的理想与努力跟保钓运动有机的连结起来，让台湾社会的普罗大众知道，保钓运动并非过去完成式，而是现在进行式，很多渔民一代接着一代，在海上捍卫着钓鱼台的主权与渔权，这跟1970年代那群不计个人荣辱的知识分子的情怀与理念，如出一辙、紧密相连。

2019年苏澳与小琉球的研习营，不仅从渔民观点来看保钓运动，更要让大家用身体去体会渔村的甘与苦。走进渔村，打开五感，听听渔民的故事…

3、做年轻人的工作：如何重新认识历史？

回到民众教育，年轻人的教育工作如何做？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整个1950年代、1970年代等最主要的左翼历史观，跟我们现在在做的保钓的论述结合起来。如果要开拓另外一个看待台湾历史的视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述工作。钓教协的论述工作先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再去说服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这样会比较扎实，换句话说，推动民众教育的重要条件是促进其对历史的认识。

1950年代台湾经历了白色恐怖时期，致使台湾左翼被噤声，直到70年代才开始有新一波的声音出来，这就是保钓运动。保钓作为台湾反抗运动再次复苏的领头羊，深刻地影响台湾的民主化运动，甚至包括后来的妇女运动、环保运动、原住民正名运动，还有劳工运动，保钓运动对它们都起了非常重要的滋润作用。然而这样的影响，却鲜为人知。1970-1980年代，当时这批留学生在海外，把台湾当时的禁书，设法带回台湾，让大家有左翼学习材料可以阅读。在美国，在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Organization Support of Demacracy Movement in Taiwan，简称OSDMT）的支持之下，不少人得到思想的启蒙，促成他们回来台湾继续推动这些社会改革工作。

70年代台湾保钓运动

每个历史阶段，都会产生相衬的文化材料以凸显其代表性的意识形态，包括歌曲、术语、影像、文学。钓教协在2018年尝试开辟“音乐文艺”研习营，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或者说，比较能够贴近他们的方式，通过文艺，比如说文学、文学作品、歌曲，把这条历史发展线整个连起来，邀请年轻人至少愿意先来听听素未闻见的历史内容与观点，至于能否接受或翻转原来的史观或意识形态，就先不着急了。

再者，以年轻人的角度来讲，研习营形式只是一个点，它也许可以广泛地让年轻人有兴趣，但主要还是要看研习营的内容是什么、内涵是什么。其实年轻人也不是笨蛋，如果没有内容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来听。

2018年开创不同形式的研习营，有渔村研习营、音乐文艺营，吸引了许多不同群体的参与

这样一来，台湾的历史，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可以进入。其实早在日殖时期，就已经有一些歌曲。比如邓丽君、凤飞飞、齐秦等人曾经翻唱过的《雨夜花》，本来是反映当时农民渔民的困境，表达台湾民众对于殖民政权的不满。所以从歌曲或文学去谈，告诉大家“年轻人，历史是这么地长，而且这些都是你琅琅上口的歌曲，或者你父母亲喜欢的歌曲，它不是平白生出来的，它是反映那个时代思想浪潮的结晶。”钓教协办音乐文艺，就是希望换一个方式号召大家用开放的态度过来听听看，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

《雨夜花》原名《春天》，是1933年由邓雨贤作曲、由台湾日治时期新文学运动名家廖汉臣为台湾囝仔（小孩子）填词的儿歌，创作原因是回应彰化人黄周以笔名“醒民”发起的“歌谣征集（记录民间歌谣）”运动，以抗衡当时盛行的日语童谣。原曲的歌词简易纯朴：

春天到，百花开；

红蔷薇，白茉莉，

这平几丛，那平几枝，

开得真齐，真正美。[2]

4、台湾得到所谓的“自由民主”后，钓教协工作有更多的空间吗？

我们现在碰到的困难，跟40、50年前是不一样的氛围，比如说，议题众多，非常地多！现在是一个动不动就可以上街头抗议、或者是组织成一个议题群组的年代，力量相对分散。那么怎么样用像葛兰西“阵地战（ war of position）”这样的一种概念，让左翼的力量——妇女运动、原住民运动、教育运动、工会运动、保钓运动等，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战斗位置，但也有一种集体斗争的力量——我们共同要对抗的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吗？还是现在的新兴帝国主义？我们希望在台湾社会能够有这个机会，除了各做各的，最重要的还是要联结起来。

2017年钓教协举办《认识钓鱼台研习营：大国博弈下的渔民处境》

侯怡：台湾民众对台湾的自由民主，怎么看？

台湾的自由民主是有限度的。如果有人在路上讲“我反对台独”，可能会被群众投以异样眼光看待，甚至叫那个人滚出台湾。常常有人觉得台湾已经得到民主自由好几十年，但是，到底我们讲的自由是什么自由？我们讲的民主是形式民主，还是实质民主？我们其实没有太多讨论这件事情的空间。

因此，事实是，我们吞下去的、自以为消化良好的自由民主，那是假象。反过来说，我们在台湾一直都没有机会去讨论，我们媒体总是报导的那些东西到底能不能代表台湾民众的全体意志？香港也是一样，前一阵子沸沸扬扬的反送中运动，我们在台湾媒体看到的是不是全部？什么东西才是香港人民全体的意志？如果讲的是多数民主，那应该呈现多元的观点，或者说也要呈现其他主要的想法。但是我们在台湾，媒体并没有选择，要不就是红的，现在台湾社会将之称为红媒【编者按：指统派媒体】，还有就是主流的、亲近执政党的媒体。两类媒体报导新闻事件的角度常常是是极端对立的，特别是关乎两岸政治的议题。

2019年11月“钓鱼台教育协会”与“苏澳区渔会”共同举办“钓鱼台讨海人——凝视百年渔场记忆展”

所以，我们在这种所谓的自由民主、假象的自由民主之下，虽然很多议题有了生长的空间，这是没有错的——这几年好多运动发展起来，有各自的团体跟议题在操作——但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状态，除了媒体的屏蔽之外，各个运动团体的力量都分散了。很多运动后面又都包裹着一些主流政党的操作，但是整个台湾社会不太有机会、有能力去分析这些。

所以，我们如果只是抱着比较表面的自由民主，没有深刻的反思何谓真正的自由民主的话，对台湾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侯怡：左翼团体能否通过代议民主改变社会不公？

大部分的人，越来越能够感受到我们只有一天的民主，就是投票的那一天，这样认知是越来越普遍的。

当然，代议民主的选举政治，确实某种程度可以反映基层群众的现况。举个例子，屏东小琉球的乡亲们，在选举上，过去长期是支持民进党。但是在2018年的县市长选举，由于他们长期被当时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漠视而且执法过当，因此感到非常地愤怒，渔民相互串连，所有的人在选举前夕开船回来，到台北抗议，反对蔡政府对渔民的漠视。他们发现，我长期支持你（民进党），为什么却一点不照顾我们渔民，我们是最底层，你（民进党）是完全不照顾我们。

小琉球原名沙马基，是位于台湾省屏东县西南外海上的一个小岛屿，是台湾唯一的珊瑚礁岛屿

深究其中，我们才知道，原来渔业署许多作业规范对渔民来说是非常不友善的。举个例子来说，台湾为了消除欧盟对台湾渔业的黄牌警告，农委会修订远洋渔业条例等所谓的渔业三法，不仅仅针对违法行为订定了过高的罚款，也使得渔民作业时需要填很多表格。但是其实这些渔民，他们之所以早早出海当渔民，就是因为在既有的教育体系当中是比较不会念书的一群，为了能有谋生的一技之长，只好跟随家中长辈去当渔民，久而久之累积了丰富的海上经验就变成了船长。所以很多船长虽然很会捕鱼，但实际上识字程度不高，要填那些繁复的表格，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困难的。渔民认为，现在政府是把他们当贼！只要犯一点点小过失，也不管是不是故意的，就一律以犯了大错的方式在对待，罚渔民钱，而且罚的很重。因此，在2018年年底九合一大选的前夕，渔民们非常生气，愤怒地北上抗议。抗议未果，他们只好用所谓民主的选票来推翻他们长期支持的民进党政府（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琉球乡在这次的县长选举投票当中，有70%以上的票是投给了非民进党的候选人）。

台湾的左翼运动团体当中，也有尝试透过选举来实践理念，比如说“人民老大”，就是郑村棋老师他们发起的一种草根人民自己作主的组织。近年也有一些小党尝试在努力，包括”劳动党”、“左翼联盟”。不过，我们觉得以参与选举为实践之路，还需要思考如何扣联到群众工作，群众工作如果没有一个底，没有一个稳，透过代议民主的选举政企图来颠覆这个社会种种不公义的现象，其实会有很大的困难。

再者，做这种政治选举的分析，应该回到更大的框架来看，比如说冷战结构。以前是美、苏在整个国际政治上的角力，现在是中、美的角力，必须要宏观地来看台湾的政治，才能够真的看得懂。如果只是停在选举政治层面看，其实是找不到出路的。但是如果拉高层次来看，就会发现，我们这里面没有所谓真正的自由民主。台湾的政党政治，就是中美角力的延伸。

侯怡：大家对于现在所谓的选举政治的疲惫，会不会对你们做保钓工作，做左翼运动的工作带来更多的空间呢？

2020年6月9日，台湾三大保钓团体偕同渔民代表、政党与民间组织，共赴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办公大楼，拉起布条“不是尖阁、不是登野城──钓鱼台是我们的“抗议冲绳石垣市今日投票更名钓鱼台

其实，台湾民众并未对代议选举政治失去了热情，反而非常热衷，每一次的选举，耗费无数的社会资源与能力在相互攻讦、互扯后腿。2018年我们选县市长，2019年要选总统。坦白说，我们很悲观的认为今年铁定很难在岛内进行募款，因为社会整体的财富很多都会往选举那边流去。

但是我们做钓鱼台教育有没有机会？当然是有机会的。因为大家会打开认识，比如就有很多人说，我就听听看你说了什么。我们在招募访谈人员，就来了几位潜在支持台独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觉得他们想要接地气，想要了解，我们吃的鱼，到底是怎么来的，渔民是怎样的一个作业历程。他们接近群众，了解渔民的生活，这个初衷是好的，我们就利用这样的契机与他们对话。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开放度也相当有限，当他们进来听到我们谈保钓历史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从保钓出发，让知识分子跟渔民一起在保钓，40年前、40年后，我们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他们就缩回去了，就质问说“你们背后是不是有中资啊？”他就怀疑我们整个计划，怀疑我们做渔民口述史，是不是因为中国大陆官方要我们做的？！我们才感觉到，在年轻一代中开展对保钓运动的认识，对我们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机会是指，至少这个议题放出去，会有人有意愿进来瞧瞧，挑战则是，你怎么告诉这群天然独的年轻人，保钓那一代的时空背景和保钓人的坚持，以及我们是怎么分析这些政治经济的影响力、阶级等等，以至于能争取他们的认同与翻转。

5、超越蓝绿/统独？

侯怡：台湾有没有政党或民间组织，提出一个超越现有政治格局的声音？这样的声音会不会有群众基础？

在蓝绿恶斗之下，保钓议题是有机会超越现有政治格局的。例如，在2012年日本要国有化钓鱼台的时候，一开始，在台湾确实不分统独蓝绿，很多人支持且主张要保卫钓鱼台，由此看来，保钓议题确实有机会成为一个超越统独的话题，把各方人士集结起来。然而，现阶段台湾的政治现实却是无法回避统独议题。

9日台湾保钓团体赴日联署“钓鱼台不是尖阁，也不是登野城！”；图上发言者为陈美霞女士，成大公卫所创所所长，1970年代就在美国参与保钓运动，其已故丈夫为知名保钓人士林孝信

另一方面，从政党政治来看，民进党一开始自称民主进步，确实也是以人民作主的姿态出现，博得台湾多数民众的支持。许多民众到后来认清民进党的本质也是右派。所以就会有另外的第三势力出现，决定不再相信蓝绿二分法，但是第三势力它又是精英政治，像林飞帆、黄国昌，他们这些人过去都是在反服贸运动（实质是反中运动）里面占有领导角色的。看起来，大家还是相信精英政治，因此很难摆脱选举政治的思维，还是相信，可以用选举政治作为一个手段，去获得更好的实践，更好的生活。

最后，我们实在有必要理解到，台湾是在国际政治的博奕中。如果不谈美、不谈中、不谈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那是自欺欺人。在这之下，蓝绿、统独都是假议题，应该是从阶级的视角来看，我们到底要一个怎样的政治体系，才是对所有的群众是最有利、最公平的。

参考资料

[1]《明报》2015年. “林孝信保釣人生燃燒自己: 林孝信（1944－2015）”, 12月27日。 

[2]来源: 豆瓣上狐蝠网友对《雨夜花》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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