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讷 | 评张钧凯《民族主义与台湾主体性：王晓波的台湾史研究》

评张钧凯〈民族主义与台湾主体性：

「匪谍之子」王晓波的台湾史研究〉

文 | 吴启讷

张钧凯先生这篇文笔优美的论文，以广阔的视角，回顾了王晓波老师在台湾史研究领域的贡献。

在台湾史的研究领域，王晓波是一位勇者，也是一位智者，但作为学术研究的当事人，他也有不了解自己的一面。张钧凯先生的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发掘和呈现了这一面，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王晓波的学术研究找到了定位，发掘出王晓波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

王晓波（1943年-2020年）

众所周知，「台湾史」这个研究领域，在开辟之初即出现歧异。歧异的焦点在于，台湾史究竟是中国一个地方的地方史，还是一个自古至今即拥有「主体」的「独立国族」的历史？这篇论文显示，王晓波老师并不是从中国与台湾岛自古以来的连结切入，而是针对台湾史的「主体」论，提出了两个根本的问题，即，台湾的主体性究竟是什么？台湾人究竟是谁？经过文章的梳理，我们看到晓波老师从人民的视角，从人民利益的视角，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本来并不隐晦，也不复杂，是什么让它变得隐晦和复杂？在评论人看来，这涉及到「记忆」和「遗忘」这一组概念。

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国民党从1940年代后期开始对台湾数十年的统治，都不约而同地从事了大规模的「遗忘」工程。「遗忘」的第一步，是篡改「记忆」，难以篡改的，则进入「遗忘」工程。日本殖民统治的过程当中，站在殖民主体和所谓近代化的角度，篡改、掩盖台湾史的基本史实，将台湾所具有的中国性污名化、妖魔化，引导台湾社会遗忘与整个中国的历史连结和现实关系；国民党的统治，依旧继承了日本殖民当局的「近代化」论述，将他们在大陆的共产党对手描述成为反近代化的「落后」势力。这篇文章中所呈现的王晓波，以自己的台湾史研究对抗这两种「近代化」论述，从台湾史的基本史实中，淘洗出台湾人民利益的核心线索和台湾历史的中心线索。

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上述两种「近代化」论述，最大的盲点正在于他们以西方和日本为主体，将西方和日本的历史演变，当作台湾历史演变的背景。在评论人看来，台湾历史的线索和近代台湾的历史转型，正是由中国历史牵动，也是近代中国历史转型的一环。20世纪后期以来，历史学研究发掘中国历史当中曾遭到隐没的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闽江流域历史，以及遭到忽略的海洋史，都导致了对台湾与海峡对岸密切连动的重视；近代史学界在反省西方中心的中国历史分期时，也发现了基于中国本身历史线索所发展出的「早期现代」现象。中国历史的演变和自主转型，并不是离开这个离大陆最近的大岛独立进行的，相反，在16世纪以后，中国海洋化的过程中，台湾甚至扮演了枢纽角色。同样，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历史的转型被迫脱离了原有轨道，被引导到「民族国家」的轨道上，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角色更形关键。导致近代中国逐渐成为民族国家的几大历史事件：牡丹社事件、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乃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没有一个不与台湾有直接或连锁的密切关联。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思想和历史，是一个「民族化」、「人民化」的过程；晓波老师在隐没的近代台湾历史中披沙捡金，所找到的也是「民族化」、「人民化」的潜流。

张钧凯（2021）先生这篇论文所呈现的，是晓波老师对台湾1895年以来（我把它称作）「逆民族化」、「殖民化」历史的检视和批判。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正好凸显出台湾人民的历史跟随着中国「民族化」、「人民化」这个主流对抗「逆民族化」、「殖民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所呈现的，才是台湾主体性的真正内容。

文章的题目所讲的「民族主义」，正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殊死搏斗的民族运动；而「匪」和「匪谍之子」这个政治帽子，背后所呈现的正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全体中国人民为争取人民利益，充满血泪的奋斗史。这个题目更凸显了「民族化」、「人民化」的历史主流对「逆民族化」、「殖民化」历史逆流的对抗，也正凸显出王晓波老师台湾史研究的价值。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篇文章也是第一篇超出政治评论范围，进入王晓波老师学术领域的研究论文，它当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学术研究倾向用事实和细节说话。相信张钧凯先生未来会朝这个方向做更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