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我从复旦大学博士生毕业后，经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分配到北京西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担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学科的责任编辑。工作倒是对口，但军队的纪律使我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做学问。怎么办呢？当时与我共事的是茅海建少校，他告诉我：军事科学院最有价值的收藏是战争年代的历史档案。如果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去借阅。我看到堆积如山的档案，犹如发现了一个宝库。许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不清楚的问题，读了当年的电报、文件，就有了确切的答案。不久，谭其骧先生来北京开会，我去拜访时讲了一些阅读历史档案的所见所闻。谭先生激动得站起来大声说：“你要把它们全记下来！”导师允许我改行，于是我就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和军史的研究。中共党史和军史，我过去仅限于书本知识。到了军队，才知道这是一门大学问。我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时，全军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接近完成。在编写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发现中共党史和军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以前都没有深入研究，因此产生了许多重大政治和学术问题。例如对中共党史上一些重大斗争的结论，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平反恢复名誉，一些现时存在的学术争论，等等。这些问题不同于地方学者的个人研究，需要中共中央高层来做结论，这就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先要研究事实，然后写报告请示上级批准，然后在文字上如何表述，都是我这个书生过去没见过的。这就不仅要研究学术，更要了解共产党的历史和政治。
这时，我遇见一位良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室第一任领导奚原老先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身为上海文艺青年的他，来到延安，加入抗日军政大学，与毛泽东有面对面的交往。后来成为新四军四师和华东野战军的大笔杆子，许多文件都是出自他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转业到上海，曾和谭其骧搭档任复旦历史系书记，创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来到北京与田家英一起编写中国现代史稿，“文革”前又回到军事科学院。他既是一位老革命，又是一位学者。他离休后，我经常去上门求教。一个个夜晚，他对我娓娓道来。历史上的一份电报、一份文件、产生的背景、内容的核心意义，他都了如指掌。档案在他眼里都是活的历史。他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自己的坎坷经历，都使我深受教益和启发。在军科工作期间，许多老研究员都是我的良师。他们经历过战争年代，有在军委总部机关工作的经历。讲起过去的历史和典故，如数家珍。许多重大事件，他们几句话就点到实质。他们讲的故事都是那么鲜活，那样惊心动魄。我顺着他们提供的思路再去看档案，很快就能从大量的资料中梳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军事科学院是全军最高科研机构，我们经常看到中央的文件和传达，还经常听中央领导人的内部报告。这些经历使我认识到：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须有在高层机关工作的经历。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共的组织体系是怎样运作的，中央的决策是怎样做出的，历史的传统是如何演变的。这样再去研究中共党史和军史，才能避免盲目性和外行的猜测，准确地把握研究的方向和重点。在军科工作的十五年，我的爱好就是在史料的海洋中畅游。每天完成工作，我就到图书馆借出一堆资料，晚上在办公室里专心阅读，日复一日。因为没有在大学里必须年年发表论文和提职称的压力，可以安心做自己感兴趣的学问。王仲荦先生生前嘱咐我：良工不示人以璞，四十岁以前不要出书。我这时才真正感受到学无止境的真理。历史研究必须有长期的积累，研究水平是随着阅历的丰富、知识面的拓宽逐渐提高的，急功近利是不行的。后来从事写作，我才真正从多年的积累中受益。从事中共党史和军史的研究，我首先从一些重大问题入手。在编辑百科全书时，一些重大政治性问题引起我的关注。例如红军长征中的“密电”问题，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给右路军负责人陈昌浩发出密电：“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参谋长向毛泽东通报了这一情况，在争取四方面军领导人无效后，毛泽东决定率一方面军单独北上。这是长征中的分裂，也是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焦点。但是在中央档案馆我们没有查到“密电”的原件，因此有人否认“密电”的存在。百科全书是官方修撰，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有统一的结论。在聂荣臻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条目中，有“密电”的叙述。而在徐向前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词条中，则只说“张国焘公开进行分裂活动，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的决定”，回避了“密电”的说法。在一部百科全书中有两个不同的观点，是很罕见的。这使我意识到：党史、军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是仅靠学术研究能解决的，其中有复杂的政治因素、历史因素在起作用。《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左图为2004年初版，广西人民出版社，右图为三联书店2016年再版）那么，我能不能写出公正客观的历史呢？我的第一本专著就是《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在二〇〇四年第一次出版。又过了十年，北京的三联书店有意再版此书，在二〇一六年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之际，三联书店推出了新版《北上》，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家公认这是研究长征和西路军的一部客观、公正的著作。《北上》写成后我又转入解放战争研究。解放战争的档案非常丰富，东北的资料尤其有特色。一来是东北的战役打得激烈精彩，二是当年中共中央把大批精英干部派到东北，写的材料质量特别高。以前写解放战争，都是以部队或战役为主线，比如第一野战军战史、第三野战军战史、淮海战役史等。我要拓宽视野，以战区划分来写。东北解放战争不仅是军队作战，还有根据地建设、剿匪、土地改革、军事工业建设等多方面，这就把战争的面拓宽了。而且我把国共双方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来写，看双方如何运筹决策，这样的全面叙述，才能让读者对战争全局有一个真正的理解。《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于一九九七年出版，这是我第一部面世的专著。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好，出版社认为以战区写解放战争的方式很新颖，让我继续写。我又陆续写了《华东解放战争纪实》和《中原解放战争纪实》，最后和其他三本书组成了一套解放战争系列。在写作过程中，我突出了两点：一是大量引用第一手史料，言必有据；二是注重刻画指挥员的细节。林彪、刘伯承、粟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他们运筹指挥各有特色。用他们的电报、讲话来再现他们的形象，研究他们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对不同的读者都会有帮助和启发。
刘统老师撰写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华东解放战争纪实》和《中原解放战争纪实》，是“解放战争历史纪实”丛书其中三册。
刘统老师主持并参与撰写的《决战：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在写作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风。首先，我把古代史的研究考证方法引进现代史的研究中。传统的中共党史、军事著作多数是单位集体编写，重理论，具体史实少。我写党史军史，首先注重故事和细节，每个战役都写出完整的来龙去脉。如果按照所谓“学术规范”的写法，必然要进行大量的繁琐考证。我没有按那种写法，而是把考证的过程融入我的叙述之中，给读者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是我筛选大量史料、去粗取精，经过自己的研究之后总结出来的。写书是给人读的。官修正史那种正规、严谨的语言，让一般读者很难读进去。一些学术著作晦涩的语言表述也让一般读者难以接受。我力求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还原出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司马迁的《史记》为何千古流传，因为他笔下的项羽、刘邦、韩信、张良是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能让读者喜欢的书才是好书。我要把每一本书都写得通俗生动，形成自己的风格。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融入叙述之中，尽量不评论，少下断语，留有余地，让读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做判断。二〇〇四年从军队退休后，我受聘到上海交通大学。此时我无须再为评定职称去奔波忙碌，得到相当大的自由空间，可以到处走走看看。到一些历史遗迹考察时，我突然发现历史资料与实地考察又有很大的差异。例如瞿秋白这个人物，一会儿被捧为革命先烈，一会被打成叛徒，何以如此翻覆？到常州看他的故居，才知道因为家境贫困，母亲被迫带他到宗祠栖居，受尽族人白眼。母亲自尽，他愤而革命，几年间就晋升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到上海武定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旧址，才知道他被共产国际抛弃，从高层一头栽下，生活无着，求助于鲁迅，以稿费为生。调往瑞金之后，长征前再次被抛弃，辗转回上海途中在长汀被捕。按过去的描述，他受尽国民党的酷刑，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当我来到福建长汀贡院，看到他的囚禁地，原来是个小院，还有花园，住得比一般人还好，才知道宋希濂等国军军官对瞿先生十分尊敬，经常有人陪他喝酒聊天，在这种环境下，瞿秋白才写了《多余的话》。但是他没有被软化，直到蒋介石下令，他从容潇洒地走到西门罗汉岭下，英勇就义了。
如此看来，一个人绝不是非红即黑，而是有血有肉有性情的。他激情过，浪漫过，颓唐过，自省过，短暂的人生居然如此跌宕起伏。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不是很精彩吗？此后，我只要有空，就出行游历，到那些故事的发生地去探查考究。在江西永新三湾村的大树下，我感受到毛泽东当年带着一支筋疲力尽的队伍，还不知道能不能在井冈山栖身。他改编队伍，支部建在连上，不是去落草为寇，而是要摸索出一条前人没走过的革命之路。走到这里的人，才是最坚定的战士。从井冈山到瑞金，今天走高速公路，一条条深深的隧道穿越一座座大山，想当年毛泽东和红军是用双脚一步步走过来的。创业何等艰难，他却写出“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诗句，浪漫中蕴含的气魄，让你敬佩不已。雄伟的太行山深处，至今还是道路崎岖，行车艰难。类似桃花源的黄崖洞，入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峡谷，进去是有田有水的田园风光，八路军就在这里办兵工厂，生产枪支手榴弹。为什么能持久抗战，就是共产党善于利用崇山峻岭、深山老林，让占据铁路、公路的日军用不上现代交通工具，只能望着大山叹息。十几年来，实地考察成了习惯。靠着当年学历史地理的基础，我每年都要去一些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考察，获得许多新的收获。最重要的是让我回到了历史现场。研究历史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事后诸葛亮”，知道了结果再来总结提高，仿佛人有先知先觉，稳操胜券；一个是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当时的原貌。你怎么知道明天是生还是死？你该向何处去？在这个关键时刻，才考验人的智慧和定力。设想与历史人物同在，我们会怎样抉择？这样感受和比较，对历史的领悟就更真实，书写的历史才更可信。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我出版了记录中共早期历史的专著——《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这本书的框架是王为松社长和责任编辑们和我共同策划的。考虑到中共建党的书已经出过很多，如何写出新意？必须要拓宽视野，从中国近代史的范围去探索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各种条件。我要把这本书写成一个“寻路”的过程，写二十世纪前三十年风云激荡的中国史。世纪初的《辛丑条约》、庚子赔款，把中国拖入了灾难的深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都要推翻它。于是就有了“愤青”和刺客，就有了革命党一次次的起义。今天看起来这些行动就像以卵击石，个人能有多大力量，能推翻一个拥有军队的政权吗？但这些革命者真的是一腔热血，明知要牺牲也义无反顾。他们的牺牲唤起更多人的响应，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封建王朝，迎来了共和的民国。同盟会、国民党人的缺乏凝聚力、内耗、涣散和其他种种弱点，使他们无法组建一个坚强的政党，无力撑起一个共和国，政权又落到袁世凯这些军阀手里。幻想破灭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去寻找新思想、新主义，于是开始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唤起了全民的爱国热情，一群革命青年脱颖而出，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联系广大群众，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也经历了幼年、青年和壮年，也是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从理论宣传到工人运动，从国共合作到武装斗争，谁都没有经验，挫折和牺牲远多于胜利。在血与火的实践中，共产党人摸索出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古田会议的经历，为中国革命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样写历史，就能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就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发展是一步步来的，不是凭空而降的。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历尽艰难完成的。如同一座大厦，是从一砖一瓦铺垫积累而成的。第一，历史要写得真实生动，让人读得进去，就是要有故事。历史是一个个人物和事件组成的。要真实地反映历史，首先要注重第一手资料，从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记录中去挖掘。近现代史的资料浩如烟海，怎么选择，怎么编排，取决于你的洞察力。同样读文献和档案，一定要追求原始版本。在历史研究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读的《毛泽东选集》与当年发表时的原始状态有很大差别。日本学者竹内实编辑的《毛泽东集》收录了原始版本，并在上面做标记，让你一看就知道删去了哪些内容。这些删去的内容，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对了解当年的历史真相非常有价值。我在写井冈山这段时，基本上引用了原版，表现了初期革命探索逐渐成熟的过程。我的写作主要依靠历史档案。许多档案整理者的辛勤劳动为我提供了方便。上海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整理出版的建党先驱的文章、日记、共产国际档案和租界档案，为我研究建党过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书写作中，北京市档案馆又出版了“五四”时期档案，为我提供了新材料。学无止境，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推出，必将促进历史研究向新的高度和深度前进。
毛主席曾实地调查中国农村并写下诸多调查报告，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寻乌调查》为代表。要真实地再现历史，还要实地考察。我到湖南浏阳，从七溪村走到排埠村，感受毛泽东初出茅庐险些送命的惊险。从江西寻乌圳下村走到瑞金大柏地，才能感受什么叫“创业艰难百战多”。从福建上杭苏家坡的山洞再到古田村，才能感受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大起大落。在赖坊村协成店毛泽东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想想他在这么偏僻的小山村里却在考虑中国革命如何走向胜利的问题，由衷佩服这些革命者的胸怀。这些感受，都是在书斋里得不到的。第二，历史要写活，就要把人物写活。二十世纪初期的历史之所以生动，在于当年的人物极有个性，爱憎分明，敢说敢做。我一向反对把历史人物人为地拔高，给他们涂上一层层油彩，把一个活人变成僵化的偶像。真实地再现他们的一举一动，还原他们的真性情、真面貌，是本书追求的效果。任何人物，无论伟大还是反动，都不是单一的。他们的经历和思想都在不断变化，是立体的。有正面就有反面，有优点就有缺陷。问题是他们的优点在历史上发挥过先进作用，还是缺点起到过负面作用。陈独秀就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的人物，共产党由他而起，也在他手里遭受重大挫折。蔡元培在许多人笔下是民主之父，我也写了他早年参加暗杀团，一九二七年首倡“清党”。袁世凯在当皇帝之前执政当国的不易，也要看到。章太炎是我太老师，虽然未曾谋面，我阅读他的史料时，感受和鲁迅一样，一会儿“章疯子大发其疯”，一会儿“章疯子居然不疯”。后来他退出政治，在苏州讲习国学。鲁迅说他自己筑墙，与社会隔绝了。那时我导师王仲荦是他门下学童，每天听先生讲训诂，章自己讲得昏昏欲睡，听到街上报童喊“号外”，立刻精神一振，叫学生买报来，一边看新闻一边侃侃而谈时政。原来他内心深处，还没有熄灭革命之火啊！王先生的讲述启发了我，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北京大学第二届文科哲学门毕业生与老师合影：前排右4蔡元培，右3陈独秀
看人看问题能从当年的环境和时代出发，就多了理解和宽容。有些事情就是突然发生的，火烧赵家楼，不就是青年学生临时起意，干起来了吗？几个人一商量，《新青年》不就办起来了吗？出席中共一大的时候，谁能想到后来的事呢？当年共产党武装起义的时候，谁有经验和谋划呢？还不是失败的多，活下来的少。历史就是这样，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这些个案综合起来，就汇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把这些真实的细节写出来，读者看了才觉得可信。这本书献给那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奋斗过、牺牲过的先人。想想他们当年都那么年轻，如果不去当革命党，不去拿起枪杆，也可能是学者，是成功人士。他们凭着血气方刚，怀着一种理想和信念，义无反顾地献出了生命。青史留名，永垂不朽，才是他们的人生价值。把他们写下来，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