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臻评朱嘉汉《里面的里面》 | 台湾当代小说如何书写左翼历史？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马臻老师《真实还是虚构：台湾当代小说如何书写左翼历史？》一文，本文是马臻老师对台湾作家朱嘉汉所著《里面的里面》这部小说作出的评论。《里面的里面》描绘了上世纪40年代的一位台湾共产党员摇摆绝望的内心，马老师认为，虽然现在已经不存在官方意义上的“反共小说”，但不曾亲历过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年轻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自身所谓“审美的、人性的”小说创作依旧笼罩在冷战思维的牢笼之下。对于历史材料无意识的裁剪和歪曲，让台湾真正的左翼历史在“深度挖掘”的迷思下反而变得透明和虚无。“里面的里面“，看似是对记忆内面性的挖掘，最终让历史如同剥洋葱一般没有任何实在的留存，与其说是对祖辈历史的重新打捞，不如说只是映照出台湾主流意识形态想象的“极限”。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马振衣的书房”，感谢马臻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往期链接】

★真实还是虚构★

台湾当代小说如何书写左翼历史？

文 | 马臻

当代台湾青年作家朱嘉汉，出生于1983年，他的《里面的里面》，是王德威主编的“海上风雷”丛书的第四本。

朱嘉汉《里面的里面》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4月版

该系列的其他三本的作者是刘大任、张系国、钟乔。如果说，刘大任、张系国、钟乔三人，或是左翼“风雷”往事的亲历者，或是左翼历史间接的接触者，那么，年轻的朱嘉汉则是一个普通的台湾青年作家，早已脱离了左翼思想文化的圈子，与左翼历史相距甚遥，虽然书中的主人公是他上几代的某位亲戚。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小说的描写来看，朱嘉汉是一个单纯的对于左翼历史的想象者，或者说是文学考据者。这一身份很适用，因为朱嘉汉由此排除了其他的干扰，作为一个身处台湾主流意识形态之内的青年作家，来单纯地开展他对左翼历史的想象。这种“想象”，正可以展示出台湾主流意识形态之内所能理解的左翼历史。而我们也就能借由他的想象，来窥探台湾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界和极限，并由此理解台湾主流意识形态的“里面的里面”。

一

//

从小说本身来看，《里面的里面》叙述上世纪40年代台湾共产党员潘钦信的生平事迹，第一个特点就是很多地方不符合史实。当然，我们固然可以说，小说本身讲究虚构，不一定要符合历史事实。但既然有意以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来做主人公，恐怕还是要照顾到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否则一方面试图用文学来考据历史，另一方面又在史料上根据主观意图随意发挥，去“篡改”或“创造”一个“虚构”的历史，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与“历史”对话，而只是作者与自己虚构的历史在“意淫”。

陈芳明《谢雪红评传》台湾麦田出版社2009年版

该小说随意发挥历史，在小说中遍地皆是。各种细节处就不用多说了，一些大的关节处作者也是随意发挥，颠倒黑白。如1934年3月26日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公审台共被捕党员，这些共产党员在日本殖民当局高压下表示“转向”，作者通过主人公潘钦信的视角，判定“大部分同志”最后“断然承认转向、放弃左翼、愿意修正与回归社会”，这恐怕不符合复杂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除了已经牺牲的少部分党员，以及谢雪红、苏新、潘钦信这样的骨干曾有所坚持外，当时台共党员确实在绝境中被迫承认“转向”，但是这种“转向”大多是在具体的历史绝境下的一种策略，事实上，他们后来出狱后曾三三两两地彼此联系，如杨克煌、吴锦清、林兑、林梁材、杨春松、杨克培等人。等到1939年谢雪红因病出狱之后，旧台共的联系面恢复得更大，但迫于日本殖民当局残酷的高压态势，没有党员能够继续从事秘密的组织工作。他们的左翼革命理想再次付诸实践，要等到二战后台湾回归祖国。如在1946年1月，谢雪红等旧台共就自发组织了秘密的地下党，即“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当时参与的旧台共成员有谢雪红、杨克煌、杨来传、廖瑞发、林梁材、谢富、王天强等。这一组织在当时并不是中共的正式组织，却已经计划融入中共的组织之中。后在1946年6月17日正式并入中共党组织。

台湾共产党人谢雪红（前排右二）、林木顺（后排右一）赴莫斯科留学前（1925年上海）

而在小说中，作者的叙事逻辑的基点，就建立在所有共产党员的“转向”上，在作者笔下，所有人的“转向”都是彻底的投降和变节。作者巧妙地通过这种置换，完全改变和颠覆了旧台共及其党员的性质、品质。他反复津津乐道于台共党员的“转向”，以此通过文学性的想象和发挥，不断加以渲染，并以此为基点，以简单而粗暴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彻底否定台共。小说借潘钦信的口吻叙述：“他回顾台湾共产党的短暂历史：分裂、猜疑、互相告发。在他们高喊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之前，组织却如此千疮百孔且注定瓦解。那么，他们后来转向，其实也无须计较了。”台共党员在当时残酷的殖民统治下的艰苦斗争，以及他们在绝境之中被迫“转向”的复杂心情，就这样被贴上了简化的标签，予以彻底的鄙视和否定。

作者还发挥想象，通过潘钦信来明确当时台共党人的心理活动：“所以转向的那些人并没有错，转向了，没有任何的背叛或痛苦，也无从欣喜，只是突然轻松了。转向者若能掌握那一瞬的意念，也许可以领悟。转向，其实可以在那一刻放弃方向，然后重新开始。”对于台共党员转向后的“轻松”心理的刻画，不知道有什么依据，却如此简单而粗暴，杜绝了任何探索人性之复杂的可能性。此类描述在小说中遍地都是，令人讶异。

二

//

按理说，文学恰恰是对人心、人性、人情复杂细微处的观照与展开，恰恰是拒绝简单地贴上一切标签，让被简化的历史和人物，变得更为复杂细腻，让历史的褶皱中被掩藏的各种可能性一一释放乃至飞扬。但朱嘉汉的操作则恰恰与此相反，在整篇小说中，作者由于预设了一个无法自觉的意识形态立场，因此，无论是主人公潘钦信，还是潘钦信所在的左翼革命政党，都在同一个思路上被不断标签化、简单化。比如，作者常常勾连一部分真实历史，然后又借此全面否定共产党及其历史：

再年轻一点时，在上海刚加入共产党事业时，在瞿秋白的恳谈下，他与翁泽生确实感到陶醉。见到苏联派来的东方局负责人时，他被寄予厚望，激起他豪情壮志。希望人生在世，该献身于崇高理想。他希望有一天能写下自己的回忆录，一位无名的英雄推动着历史。

他不久就失望了。他依然在组织里，在那个一开始就分崩离析、争权夺利、互不相让且不知道该如何定位的组织分支。他默默寻找其他的出路。（185页）

陈芳明《左翼台湾：殖民地文学运动史论》台湾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

这是强行让旧台共的骨干潘钦信出场，让他“失望”，借他的口判定共产党“一开始就分崩离析、争权夺利、互不相让且不知道该如何定位”。比如，用一些想象的“梦”一样的话语，简单而直接地否定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让革命运动变成深深的罪恶：

他们一群革命者编织着梦，是不同形态的做梦者。他们梦想着做同一个梦，正因为梦想有同一个梦，他们才以此误会相聚，相信能联合更大的受压迫的人们，取消国界，取消阶级。他们的层层组织防备，却如怪物般增长，最终扼死所有人的梦。（74页）

朱嘉汉《里面的里面》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

共产党人的相聚是历史的“误会”，而他们的梦想“最终扼死所有人的梦”，残害了整个人类和世界。在此类思路的反复铺垫和强调下，作为主人公的潘钦信，还有什么价值、意义和未来可言吗？还有任何的正义感和信仰可言吗？当然没有。因此，作者不妨常常借用潘钦信的口吻，来述说革命者的虚无、迷茫和绝望：

他看着黑暗，一遍一遍摸黑而无声地绝望做爱。……他渐渐地，越来越清楚地，看见黑暗。他知道这代表着他看到未来了。这个完全陌生的黑，印证他过去的猜想：未来只能是虚空，在最深的黑暗里。（70页）

作者把潘钦信按在了床上，让每天提着脑袋闹革命的潘钦信迷醉于某些时刻的情欲之中，然后称之为“绝望做爱”，并且一再强调这一类革命者毫无未来可言，一再强调潘钦信心中必须只有黑暗、虚无和绝望，必须被黑暗所“同化”，“那就好像，曾经是那么自由地逃跑，最后却钻进出不去的迷宫；善于躲藏在人们的意识阴暗处，久了却同化在黑暗中无法挣脱”（186页）。在这一种思路下，潘钦信这样的左翼革命者，当然“未来只能是虚空，在最深的黑暗里”了。于是，无论是在30年代初叶，还是在40年代后期都敢于冒死参加革命的潘钦信，在作者的强行“创造”之下，只剩下了“怯懦、自责、羞耻”，他必须自己起来，推翻了自己心中的“革命”：

于是，那逃离与躲藏的欲望以及伴随着这种怯懦、自责、羞耻感，竟给他一种无比束缚的快感。终究，这绝对的否定，被他至高的轻率行动给推翻了。他最成功推翻的，是革命本身。（9页）

陈明成《陈映真现象：关于陈映真的家族书写及其国族认同》台湾前卫出版社2013年版

既然“革命本身”已经被“最成功推翻”，革命者潘钦信所剩下，当然就只有内在的崩溃，于是，“无论是阅读或思考，或是他一直推动的组织与运动，在别人眼里充满自信的他，从内心深处更深处，里面的里面溃堤了”（186页）。既然无论组织和个人，都只剩下了争权夺利、分崩离析、虚无崩溃，所以，这样的革命者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他们理应意识到自己会被“历史扫进了垃圾堆”。是的，作者朱嘉汉借由另一个主人公阿宽的口吻，最终判定了这一历史“结局”：“在历史的舞台上，曾经有个身影离他那么近，近到他以为自己也参与其中了。然而不论是三舅或是他，终究被历史扫进了垃圾堆”（100页）。

这就是隐藏在《里面的里面》之下历史逻辑，如此简单、直接、粗暴，如此直率而无顾忌的，将政治意识形态标签贴在了每一个人物与细节之中。令人很难相信，这竟是一个自诩开放的当代小说家所写下的。这一简陋粗暴的历史逻辑，也是整部小说的叙事逻辑，主导了整部小说的发生、开展和结束。如果脱去其中一些所谓“性爱”和内心“黑暗”的文学描写，整部小说的理念，和国民党戒严时期最粗陋的反共小说，有什么区别呢？

三

//

但最大的悲哀在于，作者偏偏认为自己的“虚构”是为了重新发现历史，挖掘那些被遗漏的记忆。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记忆可能是被意识形态所剥夺和塑造的，在小说中，他说：

时间是少数人拥有的，记忆也是。我们的时间是被分配的，记忆也是被配给的，以我们微不足道的生命，原本至少能完整拥有的，最终是被剥削了。大部分换取来的一点尊严，是本来属于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与记忆的生产工具，缺乏意识形态的觉醒。我们是历史的无产阶级。（215页）

作者似乎感受到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结构，会对历史记忆产生限制。但是，由于历史知识和思想的严重匮乏，由于处在台湾以及欧美这样的本身就具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偏向的语境中，作者当然没法反思自己的“反共”意识形态的根源及其历史构成，更谈不上超越这一局限，获得更为客观、广阔的视野。所以，虽然意识到“我们没有时间与记忆的生产工具，缺乏意识形态的觉醒”，虽然有意识的要“追溯到最源头处，详实追寻系谱源头，然后再把自己重新生出来才行”（ 195页），但显然，作者的“重新生出来”，不过是换了一个现代主义的文学外壳，去探索一个所谓的革命者的“里面的里面”。事实上，作者的内在的里路，回到了戒严时期、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最为粗陋的反共理念那里。朱嘉汉做得更巧妙，他只是换了一件外衣，但却更为深刻地继承了当年的灵魂。

陈芳明《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台湾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

历史转了一大圈，结果确实是在原地踏步。但当年的“反共”小说，至少作者以及评论者还知道自己是在进行政治上的“反共”，是出于政治目的按照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而进行文学写作，他们有这个自觉。而80后青年作家朱嘉汉，则已经没有这种“反共”的政治书写目的了，他无法自觉到自己是按照一个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臧否历史、想象人物。对他而言，这一切毋宁是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这一切都是他心目中的“艺术”、“小说”、“审美”、“虚构”的天然组成部分，不再具有政治成分在其中。对他而言，这是自由的艺术、审美的想象、人性的探索、历史的敞开。这一切对他而言是无可置疑的。

没有政治化，才是最大的政治化。没有意识形态，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牢笼。这可能是几十年来，台湾主流意识形态将“反共”和“反中”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某种意识形态框架不仅没有松动，反而在多重政治、舆论、教育、学术的同构下，将这一意识形态推向了深处，推向了朱嘉汉这样的青年作家的“里面的里面”，成为了他的思想、情感、审美、想象的内在基础，成为他感性和血肉的一部分，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这是他自己无法理解、无法体察、也无法反思的“里面的里面”。

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上下册）》台湾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

朱嘉汉在《里面的里面》中，一再试图用虚构的想象来探索“潘钦信”的“里面的里面”，窥探他心目中必然要有也必须要有的、左翼革命者的黑暗与溃败。其思路和成果已如上述。因为这是一个虚构的“潘钦信”，我们无法找出这位“潘钦信”的历史根据和现实逻辑，所以，这是个纯虚构的小说人物。什么样的人就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想象，作者和他的想象之间，是互为镜像的。借由朱嘉汉的审美想象，我们像观看一面镜子那样，从中可以窥探朱嘉汉的“里面的里面”，洞察那片深深的作者所无法自觉的“黑暗”与“溃败”，洞察其中层积而成的意识形态奥秘。潘钦信早已失落在历史之中，但他的创造者朱嘉汉挺身而出，肆无忌惮的敞开了自己，敞开了自己的“里面的里面”。如果容我说得直率一些，台湾多年的意识形态层积而来的“无耻”，深深的烙印在了朱嘉汉无法自觉的内在之中。这种无耻是利用捕风捉影的只言片语，来肆意的标签历史、臧否是非、扭曲真实、践踏人性，彻底无知的否定自己无以理解的那一切。这种无耻在他心中恣意绽放、随处洋溢，从小说来看，是如此简单、粗暴、直接，如此空洞、肤浅，如此惊人。

四

//

这才是《里面的里面》最为深刻的地方。由于此类意识形态已经内化为台湾主流的一部分，因此，这也可以看成台独思潮所着力推动和塑造的、所谓“台湾主体”的一个象征。只有提高到这一普遍性的高度来认识，我们才能体察这部出版于2020年的《里面的里面》，曾引起台湾文坛和学界一定关注的小说，并非一个简单的个例，而是台湾主流意识形态多年来不断运作、深化和发展的普遍结果。

大概，在台湾主流意识形态看来，这以小说及其背后的思想理念、审美想象，才是正义的，历史由此才能走向客观公正的金光大道，才是符合人性与正义的、有品质的文学。

《让过去成为此刻：台湾白色恐怖小说选》台湾春山出版社2020年版

不仅仅是台湾主流意识形态如此，大陆和海外的学者们也是如此。最近，此书被王德威收录进他所主编的“海上风雷”丛书，在大陆出版。在丛书前言中，王德威盛赞此书“追寻被抹去的痕迹，聆听沉默的声音，思考那不可思考的事物，最终以虚构重建历史”，此书出版后在广州还举行了一次发布会式的座谈，出席的大陆学者、出版人以及大陆出身后来定居香港的著名学者，盛赞此书“看向历史的深处，或者人性的深处，记忆的深处”，打开了历史的“深度”。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里面的里面》中所预设的粗暴简单的意识形态立场，也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毋庸置疑的，乃至在这一基础上所构建的历史图景和共产党员的内心世界，也是自然的、天经地义的。而且不仅仅是天经地义，甚至是重新发现和“重构历史”，展现了“历史的深处，人性的深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样的小说还进一步真实、深刻地展现了历史和人性，他们甚至鼓励现场的年轻人、小孩子，回去多问问自己的父母和祖辈，挖掘一下父母祖辈的这样的“里面的里面”……

对此我只能无语。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文字，以至于又重新把相关的新闻报道看了又看，以此确认自己心中的疑惑与不解。

陈芳明《后殖民台湾：文学史论及其周边》台湾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在这样的小说中，左翼革命有什么“风雷”和光彩可言呢？左翼只剩下了一些猥琐和可鄙的往事，只剩下了对人类和人性的残害，只剩下了一再必须确认的内心唯有的“黑暗”，只剩下了必须要做的“绝望做爱”。这就是所谓历史和艺术的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此类政治意识形态，几乎已经内化为学者们的天然的潜意识，变成了他们心目中超越于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美好的“人性”、“思想”和“艺术”。

可见，这一问题不仅仅属于中国台湾，而且还内在于大陆，甚至，它就是我们当下世界某种流行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就像盐溶于水那样自然，不着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