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原创】西安难题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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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疫情是现在关注的焦点，各种各样的信息天天充斥着各种媒体，既混乱又揪心。保马编辑部邀请几位正身处西安的朋友做了些访谈，概括大家意见，搜集一些基本信息，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文本，希望通过这样的内容传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声音。其中，基本观点来自于朋友们的交流意见，组织辞令的工作由我们负责。

西安难题

文 | 保马编辑部

西安现在正在经历着一场喜剧，纯属《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里说的那种“笑剧”。我们都应该再读读这部伟大的著作：“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在当前形势下，这段话每个词语都有特殊的意义，这的确就西安面对的“难题”。

但是，词句的对应并非现实的对应，2022年的西安不是1851年的巴黎。我们看到的种种“相混杂”的现象集中发生在网络上。全国人民挑选出了那些悲喜剧场景是极为典型的，我们也一起在笑骂，越是和上海、河南、广东等地比较，笑声就会更大，叱骂就会更凶。我们也有一些自己需要操心的事，工作、核酸、隔离、一日三餐等等。仅以我们几个人的全部生活信息圈子看，目前除了偶尔会冒出来的对集中隔离的焦虑，其他不是问题。就算被拉走集中隔离，我们都是服从的，从内心里服从，为了老人小孩平安，怎么做都可以。

作为西安此次疫情的源头之一的长安大学本部住宅区实行封控管理

之所以说基本面“不是问题”，是因为都能克服。做不到想吃什么吃什么，是有什么吃什么，能够满足生活需要，这是我们身处的和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在最艰难的时刻，政府普遍派送了物资，那是一场在这个时代算巨大规模的动员了。至于为什么那么做，是由西安的具体城市特点决定的，比如普通物流人员在那个时刻根本做不到全面有效防护，我们仍然处于落后地区，这一点必须承认。而目前，物流正在一点一滴地恢复，我们能够有限地购置到必需品。实际上，物流从来没有完全断绝过，没有在封控管控区居住的、符合疫情防控条件的物流小哥一天也没闲着，只不过人手有限，算是细水长流。

这里治理方式的缺点和特点都是两个字：被动，在这次危机面前，你会觉得费正清对近代中国“冲击—反应”模型的归纳仍然适用。但无论如何，被动的反应还是有效的，在防疫大原则下的医疗救治、民生纾困、隔离条件改善，甚至数据网络服务，都得到了很大提升。我们中有人最近就已经体验过比较便利的医疗就诊过程，从各种渠道看到了隔离点条件的实实在在的进步，确诊数字曲线在不断下降。相信两周以后，至少物流能基本畅通，住在路边的人们已经看到了很多飞驰着的顺丰和邮政小车。同时我们都知道，走向解封，必然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就在昨天凌晨，雁塔区长延堡，数万人，196个小区，3所大学，突然宣布全域封门，居家隔离。可能要有二十天时间，在巨大的社区范围里挨家挨户送菜送药、上门核酸，其间有想象不到的巨大困难。这说明抗疫斗争形势一定会起伏波动，我们已经学会了不盲目地希望某一个解封的时间节点。

近日，西安市市场监管局对西安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开第一分公司进行立案查处，引起巨大争议。

未来如何，该怎样逐步开放，逐步恢复完全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怎样总结经验和教训，这些大家都在想办法，哪怕是过于尖刻的批评也是在为未来出谋划策，更有人在进行着实实在在的努力。对于批评西安的声音，我们都应该默默接受，没什么好嘴硬的，老陕本来就不以嘴硬为好德行。作为西安人，我们只希望大家不要迅速忘掉这段经历，不要像很多地方那样准备敲起欢庆的锣鼓，放起迎接解放的鞭炮，用沉默面对未来是妥当的，一定要在春晚演到西安抗疫节目时关掉电视，或者换台看动物世界。搞成这个样子，每个人都有责任，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西安人在这个时刻没有资格指责任何一个“他者”。我们不可能静候一个更好的环境从天而降，只有从自己做起，除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没什么好做。当然，有西安人会说，我哪儿有错，我一老百姓怎么会有错？都是“他们”的错，一切都怪“那些人”！那恭喜你，你对咱那些老先人能交代过去了。

疫情下的西安考研大军

在此，我们这些文科生也有必要在知识所及的范围内谈谈我们思考的西安的“难题”是什么。所谓难题，简言之就是那些完全是死结的问题，问题背后的大问题，凡是能被解决（无论解决过程的难易）的问题都不能叫难题。

在宣传和社会普遍话语上（这是一个我们能进行文本分析的领域），能看到这样一种“症状”，可能代表了难题的一个侧面：一方面，我们必须依靠党政机关的行政组织克服危机；另一方面，政府正面声誉却只存在于公职人员世界的自我宣传内部。这是绝对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意味着一个巨大的逐渐凸显的难题：话语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领导力量的手中。

我们中的一些同志去当志愿者，但他们发现，当志愿者最糟糕的不是苦、累、烦（各种低效和混乱大量存在），而是当你在哪个公众号、微信群，哪个宣传部门的“留痕”形式中见到自己的身影，觉得很暴躁。很简单的道理，作为群众，我们不愿意看那种低级的“正能量”宣传，两年了，实在看腻了；当我们自己也变成了那样一种符号时，觉得很丧气，很讨厌。但凡有一点点群众观点的干部都应该知道，他们自己搞的那种宣传，恐怕自己单位内部都不看，真心热爱这种宣传形式的人在灵魂评级上一定很成问题（很多人是出于淳朴的从众心理被拉进去的）。假如告诉志愿者说，干了这个以后有什么好处，是个正常人都会感到受了侮辱，被以那种方式宣传，感觉差不多。志愿者只愿意干活，只愿意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却大多会反感组织的宣传。

深圳坚决的态度中的温情

这样的困境，早就有很多分析，比如什么要接地气，要反映民众呼声，要体现一线工作，要防范敌对势力破坏，要组织有效反击，要学习舆情应对，等等等等。我们认为，这仍然不够，远远不够。因为实际上，整个当代中国（这次西安的表现树立了一个“典型环境”）的话语表述体系中就结结实实地缺失了对党组织的领导这一真正伟大的中国基本政治结构的认知和表达。我们在所有领域——文化的、传媒的、文学的领域——都以无意识的方式完美避开了对党组织领导的任何分析和描述的可能。只要是赞美，很容易变成可笑的官宣；只要是批评，很容易堕入无底线的抹黑。因此，尽管我们都以各种方式生活在“组织”的周围，“组织”带领我们冲锋陷阵，是我们在绝望中唯一能指靠的对象，各种作品、文化产品和舆论话语却只充斥着对个人英雄的崇拜，对自由灵魂的顶礼，对偶然机运的垂涎，对诡计权谋的艳羡，囊括了古今中外所有最边边角角的奇谈怪论，唯独从来接触不到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的最真实的内核。在战争中看不到“政委”，在现实中看不到“党委”，不是他们不存在，而是被集体遗忘了。除非有“不满”发生，只要有不满，那个隆隆升起的黑锅就会飞向固定的方向。

医务人员对西安市北客站进行消杀处理

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因为它不能依靠任何机构的政策执行，不能只凭某些群体在舆论上的“造势”，领导权不是“制造”出来的，现而今这种困局恰恰反映了生硬地制造领导权带来的结果。领导权是“争夺”出来的，没有一城一地的阵地战拉锯战的奋斗，没有在一个又一个理论的、知识的、意识形态的、舆论上的“据点”上长期进行反复而持续不断的交锋，领导权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奋斗和交锋必须获得公开的形式，完全彻底公开地进行辩论，辩论的公开性本身就是领导权的逐步获得的过程。在本次西安疫情中，我们又一次目睹了这种辩论的公开性的缺失，官方宣传和个人叙事之间巨大的鸿沟被各种具体事件的不断“问责”“声讨”的舆论穹顶所遮蔽了。只要有人执着于“只要做得好，就会有拥护”的“为政不在多言”原则，那么，反对者只要发现一个做的不好的例子（更何况西安每天都曝出大量低级失误），就可以无差别攻击。似乎各方面都很满足目前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思问题的步骤，纷纷表示自己在这一过程中获胜。“组织”成功地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没有感情的改错机器；似乎西安对全国抗疫的正面贡献就是当一个完美的反面教材。

两名志愿者在核酸检测工作结束后取暖

就我们这些基层文科从业人员而言，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领域投身于领导权的争夺，这是我们的本分。就目前具体的人事而言，这场抗疫斗争远未结束，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能当志愿者要尽一切可能去做，尽可能多地帮助别人，为我们的城市做贡献。但是，要想爱护这个社会，爱护这个社会所赖以运转的“组织”，就一定要避免和他的正式宣传形式有任何关系，做组织安排的事，拒绝组织的一切宣传，完全彻底地拒绝。必须认识到那种可笑的宣传是对组织的极大损害。这是很荒诞也很现实的处境，只有你远远离开某个对象，与其尽可能避免发生关系，在一切问题上与其保持绝对的通讯静默，才能更好地维护他，保护他！但愿有朝一日，我们的舆论环境、文化文学产品中能够重新塑造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伟大的组织的形象，能够在这个形象上投射人们的真实情感；但愿有朝一日西安不要再一遍遍地幻想十三朝物华天宝，八百里人杰地灵，吹嘘尘埃下的丰碑，痴迷“民族的秘史”，沾沾自喜于“新一线城市”“西北桥头堡”“数字名城·智慧西安”，而是在自己正在行走的切切实实的道路（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生活）上发现无比瑰丽的未来，那时，沉默才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