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立元 | 金庸与海因莱因关系考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Author 贾立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办于1979年，月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刊，主要刊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论文，是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投稿邮箱：ckbjb@wxg.org.cn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贾立元老师《太空核威慑背景下金庸对海因莱因的翻译考》一文。“金庸武侠”与“美国科幻”，看似是两个风牛马不相及的领域，贾老师通过挖掘四五十年代金庸在上海《时与潮》、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多篇译文和评论文章，发现金庸对于二战后美国军事科研领域和科幻小说创作有着密切关注。在此基础上，贾老师考察了1945年8月至1949年8月，在严峻的冷战局势下原子能国际管控问题的角力过程中，海因莱因等作家及相关杂志、组织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同时梳理了当时中国报刊上的有关报道和评论。对于核研究立场迥异的评论折射了对于二战后的世界局势不同的政治设想，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深刻即时地卷入其中，对于前沿科学有着敏锐洞察。贾老师提示我们，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或许和科幻——以及科幻背后的国际地缘政治和世界蓝图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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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贾立元
1945年8月6日，原子弹在广岛爆炸。14日，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海军航空材料中心（NAMC）展开地月运载火箭的研究，以应对核武时代的新威胁。
罗伯特·安森·海因莱因（Robert Anson Heinlein，1907年7月7日－1988年），美国科幻小说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费城海军航空试验所任工程师，被誉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其代表作有《星船伞兵》《星际迷航》《严厉的月亮》《双星》《银河系公民》《银河行商》等
美国作家亚历克·内瓦拉-李在《惊奇》一书中提到了这件事。[1]该书为美国科幻“黄金时代”的几位重要人物——《惊奇科幻》（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的主编坎贝尔和他的三位作家（哈伯德、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勾勒了生动的肖像画。在作者笔下，他们都天资不凡，也都深信科幻能改变现实。从1937年坎贝尔成为《惊奇科幻》主编开始，“当时尚未定型的科幻体裁发生了彻底的改变”[2]，获得了后来人们所熟悉的许多特征。
[美]亚历克·内瓦拉-李《惊奇：科幻黄金时代四巨匠》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与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共同被视作科幻文学三座高峰的海因莱因，最心仪的领域并非写作。他生于军人家庭，就读于美国海军学院，梦想成为飞行员，但因视力问题只得学习工程学，于1929年成为海军少尉，曾在列克星敦号航母上服役，1934年因病退役后尝试进入政界，后因杂志征稿开始创作小说。1939年，他在《惊奇科幻》发表第一篇作品，很快成为受欢迎的科幻作家，但被战争的新闻闹得心神不宁。珍珠港遇袭后，他为自己不是现役军人而愧疚。1942年，他以平民身份加入了费城的海军造船厂（Navy Yard），成为机械副工程师。1944年，海军情报局（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请他组建一支头脑风暴队，研究应对日本“神风特攻”的非常规方案。广岛核爆后，他确信战争已经结束，在离开海军前提交了上述备忘录。[3]
海因莱因提交给NAMC的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起初并未引起笔者的重视，直到一个问题偶然浮现：在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约为1939—1950年），经历着抗战和内战的中国人对大洋彼岸的科幻新星是否有所了解？对此问题，以往研究鲜有涉及。笔者尝试以这些作家的英文名为检索词，查询了一些近现代报刊数据库，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材料。
比如，雨果·根斯巴克于1908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无线电杂志《现代电子学》（Modern Electrics），于1926年创办了第一本科幻杂志《惊异故事》（Amazing Stories）。而早在1925年2月，《东方杂志》就刊登了化鲁（胡愈之）翻译的《五十年后》，介绍“美国科学家茄痕斯拔克（H.Gernsback）在《通俗科学杂志》（Popular Science Siftings）上所陈述的预言”[4]。该文后来被收入《初级中学用 新时代国语教科书（第一册）》《朱氏初中国文（第四册）》等多种教科书[5]，其受众之广可想而知。其他的译名还有“琴斯巴克”“勤司备克”“贡斯百刻”“贡斯百克”等。此外，他的哥哥西德尼·根斯巴克编写的《无线电百科全书》（Radio Encyclopedia）部分内容也被译成中文，原作者被译为“金士拜克”。1939年，《科学趣味》的编辑顾均正已经明确地提到：“科学小说（Science Fiction）之有专门杂志，在美国，实创始于一九二六年根斯巴克（Gernsback，Hugo）的《惊异故事》（Amazing Stories）。” [6]
约翰·坎贝尔（1910-1971），美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编辑
再如，一直渴望在科学领域树立声望、以核物理专家自居的坎贝尔在二战期间预感到核武器的到来，故意在1944年2月的《惊奇科幻》上刊登了一篇相关题材的小说，引起了“曼哈顿工程”参与者的注意，惹来了军方的调查。[7]而1942年的《万象》和1946年的《学生杂志》分别刊载了他的文章《未来的原子战争》和《原子能的应用》。前者介绍了两年来德、美积极研究原子武器的情况，说明铀-235用作武器的可怕威力，特别是放射性对生物的伤害，文末强调“美国有一个国防研究委员会，专门管理这事的研究的”[8]；后者主要介绍原子能在诸多领域的应用前景[9]。两者都未将原作者的名字译出。
最有趣的发现，是1948年的《现代文摘》第5期上署名“美国海军上尉Laning、中尉Heinlein”的《维持和平的神秘武器》（无译者署名）。该文并非小说，但带有科幻色彩：二十年后，联合国警备军以月球为基地，以垄断性的核武力量维护地球和平。这不免令人想到海因莱因写给NAMC的备忘录。为进一步求证，笔者又尝试检索文章标题，查到1947年10月1日出版的《时与潮》杂志曾登载同名文章，其篇首介绍如下：
这是一种科学上的报告而非幻想：在我们这一代中，将有一种高空艇出现，以月球为根据地，由联合国使用以巡逻全世界，使未来的战争无法发生！本文作者为美国海军上尉拉宁（Caleb B. Laning）及已退休之美国海军中尉海恩林（Robert A. Heinlein）。[10]
《时与潮》（28卷4期封面）
由此可知，原作者确实是科幻作家海因莱因及其好友拉宁，两人相识于美国海军学院的学生时代。让笔者惊讶的是，译者的署名是“查良镛”。
美国科幻文学巨匠海因莱因与中国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之间，居然有过这样一次关联！笔者过去从未听闻有人提及此事，于是又查阅了一些有关金庸的研究。就目前所见，少数研究曾提及这篇译文，但只有新近出版的《金庸年谱简编》记录了原作者的英文名这一极易被忽略却十分关键的信息。[11]看来，该译文尚未引起重视，这激起了笔者的浓厚兴趣，引出了更多有趣发现。
从1945年8月到1949年8月，美国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这短暂的几年中，人类曾尝试创造一个无核武或主权国家不拥有核武的世界。
1939年8月2日，出于对纳粹德国首先制成原子弹的担忧，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这成为美国政府投入原子弹研制的重要契机。[12]1940年9月、1941年5月，《惊奇科幻》先后刊发了海因莱因的《爆炸总会发生》（“Blowups Happen”）和《不尽如人意的解决方案》（“Solution Unsatisfactory”）。前者在坎贝尔的建议下写成，讲述了未来人类对核能的利用。[13]后者设想用一种放射性尘埃对付希特勒的同时，勾勒了一副阴郁的未来景象：被授命负责研发新武器的军官认为，其他国家迟早都会掌握这一技术，让世界免于毁灭的唯一办法就是美国首先使用它并占尽上风，然后迫使全世界迈入“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故事中的1945年，纳粹德国见识了放射性尘埃的威力演示后仍拒绝投降，尚未参战的美国便将新武器交付英国空军，柏林就此毁灭。随后美国要求各国解除武装，苏联和日本接受了新的世界秩序，但欧亚联盟（the Eurasian Union）仍发动核攻击，仅在曼哈顿就造成了80万人丧生，证明了主人公的先见之明。美国胜利后，成立了由主人公负责的世界警察队，他们掌控着全球的飞机和放射性物质，就连新任美国总统也无法解除主人公的终身职务。[14]实际的战争走向与故事中的设想颇不相同，但这一融合了军事思维和科幻思维而形成的“不尽如人意的解决方案”——创建垄断核力量的超国家维和组织——成为海因莱因后来持续关注的问题。
1940年9月号《惊奇科幻》刊发的《爆炸总会发生》
这一时期，科学家们也在思考战后的原子能管控问题。1944年，爱因斯坦在私人信件中提议：包括美苏在内的盟国科学家们向各自政府施压，使之赞同国际警察和超国家政府的观点。此后，在促成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一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物理学家西拉德，向美国陆军部长提交了一份7名科学家联署的备忘录，建议原子弹的首次使用应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以沙漠或某个荒岛”为舞台演示；除非先给日本下最后通牒，否则不要使用原子弹。他们担心：在军事上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对于建立原子能的国际控制会造成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15]。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最终，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
1945年8月二战即将结束，日本投降之前，二战历史上的第二颗原子弹被投放到长崎市，图为核爆现场
正是在此背景下，1945年8月14日，作为退役军官和科幻作家的海因莱因在在他离开海军造船厂前提交的备忘录中断定：海军、步兵、坦克从此变得陈旧，将来的战争可能只需要一刻钟；用B29轰炸机携带原子弹既缓慢又缺乏高度，未来原子弹应由火箭携带；原子弹已经诞生，无法取消，因此就必须使用它，让它成为和平的监管者，“可能这一监管力量会被叫作‘美国武装部队’（Armed Forces of the U.S.）或‘联合国和平部队’（Peace Forces of the United Nations），或者其他什么。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自己不想被毁灭，就必须拥有这一武器”；核物理不是海军的领域，NAMC应该研发载人火箭作为“星球警卫队”（planetary police）的“巡逻车”（squad car），鉴于军用火箭的研发可能引发反对，可先从地月载人火箭这类研发入手。结尾，他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跟同事告别，说如果将来这个项目能够进行，自己可能会回来求一份工作。[16]
1946年3月，原子弹爆炸后八个月，广岛仍是废墟一片。
备忘录中还提到了两个民间组织：美国火箭协会（American Rocket Society，ARS）和英国星际协会（British Interplanetary Society，BIS）。[17]两者都与科幻迷有关。在美国，1930年，一群为根斯巴克的杂志《科学奇妙故事》（Science Wonder Stories）供稿的作者创建了“美国星际协会”（American Interplanetary Society，AIS）。由于在火箭研究方面的热情实践，AIS于1934年更名为ARS。该组织的部分成员曾以私人公司的形式参与军方的研发项目。1963年，ARS与IAS（航空科学学会）合并为AIAA（美国航空航天协会）。[18]在英国，在科幻电影和AIS的启发下成立于1933年的BIS，于1939年发表了史上第一篇翔实的关于载人月球火箭和登月舱的科学技术研究报告，于1951年成为国际宇航联合会（IAF）的创始成员之一，至今仍然存在。[19]
有研究者认为，早期的火箭研究者与科幻迷群体都致力于兑现科学的承诺，都需要一种将知识与科学的潜力和目标联系起来的想象力。[20]而早在AIS创立之初，就有一位“在海上”加入的成员，AIAA确信他就是正在列克星敦号上服役的海因莱因。[21]上述备忘录正体现了他从火箭和原子弹的发展中看到一种未来“美利坚治世”的想象力，以及兑现这种未来想象的激情。离开海军造船厂后，这股激情驱动他撰写了一批文章，旨在让公众理解原子武器的意义并采取行动。1946年1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了第一个决议——建立原子能委员会，由该机构负责提出从国家军备中消除原子武器的具体建议。[22]同月，海因莱因写了几篇未能刊发的短文：《如何成为幸存者——原子时代的生存艺术》是一份核战爆发后的生存指南；《天降馅饼》指出原子弹和火箭的结合具备将现代文明付之一炬的能力，再次呼吁组建超国家的核武管控组织；《美国的最后时光》断言核武器不可能被取缔，正如1928年的《非战公约》取缔不了战争，唯一的合理方案就是建立超国家机构，并取缔五常国家在此问题上的否决权；否则，美国必须做出攻击的态势，以吓阻任何想要对美发动核攻击的企图，因此美国必须首先拥有太空飞船，首先登陆并占据月球使其成为对抗敌人的基地。为了打动读者，文章虚构了一个小说化的片段：未来，一位文职人员接到了强制疏散的通知并被分派了新的职业（木匠），最终美国在1986年灭亡。[23]
海因莱因在核管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巴鲁克计划”一致，该方案源于1946年3月公布的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于6月14日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UNAEC）第一次会议上由美方代表巴鲁克正式提出，其核心主张是：先建立一个超国家机构，在确保该机构掌握全球铀资源清单及所有的裂变材料后，美国再交出它的核武器及相关知识、设施、材料；同时，不允许五常国家用否决权来保护那些违反“神圣协定”的人。苏联对此强烈反对，要求以公约形式绝对禁止使用和制造原子武器，并保留否决权。1947年6月11日，苏联又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然而，一个根本性的分歧让UNAEC在核裁军问题上未能有所作为：“苏联想要通过国际视察，在交出其铀矿和核中心地址之前，首先看到美国的核裁军。美国则认为，在透露其原子秘密诀窍和放弃它的原子弹之前，首先要求保证建立一个全世界的国际管理体系，特别是在苏联。”[24]
在控制、消除核武器方面成绩卓著的美国科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 1962年4月28日在白宫外抗议核武器试验和记录管理局
1947年6月29日，由爱因斯坦担任主席的原子科学家应急委员会发布的声明表达了科学界的忧虑：
在这一年内，我们关于控制原子能的国际协议的希望完全落空。……全世界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要和平，可是各国却疯狂地备战。……全世界人民寄予厚望的联合国被授予不充分的权力，在遇到头等大事时，便绕过这个国际仲裁法庭。……大国的代表尽管力图维护和平，但是他们履行他们的传统责任，即把他们自己的国家置于最有利的地位，以便赢得下一次战争。沿着这条路线前进是无用的；人们不能既准备战争，又期待和平。[25]
在战后的紧张时局中，爱因斯坦持续为维护和平而积极发声。1947年7月17日，美国广播公司播出了对他的采访，“只有这样的基于法律并赋予强制执行法律的足够军事力量的超国家组织而不是国家间组织，才能够保证世界各国的安全”。他批评苏联对否决权的坚持，同时也对苏联因自身经验而产生的“恐外症”给。予了理解，希望继续努力加强国际间的信任。8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刊登的访谈中，他再次强调“只要一个国家感到不得不为未来可能的战争做准备，它就不会真诚地放弃任何有效的军事武器”。在11月号的《大西洋月刊》上，他指出：“迄今为止，美国没有显示出它对苏联安全的关注。美国只关心它自己的安全，这是在主权国家之间为权力而斗争的特征”，“我还相信，世界政府能够通过协商和说服的力量产生，从而只以较低的代价产生”。[26]
与这种柔性而中允的态度相比，海因莱因要强硬得多。8月30日，面向大众的《科利尔周刊》（Collier's）发表了《飞向未来》（“Flight into the Future”），即金庸译文的原文。文章以未来场景开篇：美国人持续研究火箭二十年后，国际维和组织已在月球建立了地下基地；外形像V2火箭、内部像潜水艇的巡逻舰悬挂联合国旗帜，只接受安理会命令，负责指挥并检修载有核弹头、绕地自主飞行的火箭，这样的火箭交织成全球安全监控网。接着，作者将时间拉回1947年，强调必须建立这种天空打击系统来维护和平，分析了建立地面防空系统的可能性和困难性，认为庞大的核动力高空艇需要海军、空军、陆军等多部门的合作，相关技术都已具备，唯一的难题是地月交通，最后简述了美国根据德国V2火箭研发新式火箭的情况，认为上述构想将在未来实现。[27]
1947年8月30日的《科利尔周刊》封面
这种将小说化内容与政治观点、军事方案混融的写作风格提醒我们：科幻小说、报章随笔、军事备忘录，对于这位退役军官而言，都是教育公众或者说服决策层的手段。关于上述备忘录为何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美国空军（USAF）的前身是美国陆军航空兵（USAAF），1947年才成为独立军种，航空说到底根源于陆军而非海军，此类战略武器及相关平台的研发一直是美国陆军的饭碗。[28]尽管如此，海因莱因持续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公众对太空事业的看法。1948年，他出版了《太空军官候补生》（Space Cade），讲述垄断核武器、维护太阳系和平的巡逻队的故事，忠诚于人类而非祖国的队员们必要时甚至可以炸毁自己的家乡。之后他以科学顾问的身份参与了影片《登陆月球》（Destination Moon，1950）的制作，希望这部“未来的纪录片”为观众展现火箭旅行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设计了一段对白以说明登月的军事价值——从月球发射核弹的可能性。[29]1958年，美、英、苏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同年4月5日，正在写作《异乡异客》的海因莱因看到了美国争取稳健核政策委员会（SANE）推动禁止核试验并就削减核武器进行谈判的广告后十分气愤，立刻写了《谁是帕特里克·亨利的继承人？》一文，以付费广告的形式刊登在当地报纸上。文章引用帕特里克·亨利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对于“将自由世界拱手让给共产主义独裁者”深感忧虑，认为核危害被共产主义宣传歪曲了；如果必须在“被共产主义奴役”和可能造成几千万美国人死亡的核战争之间做选择，他宁愿选择后者。[30]之后，他又创作了《星船伞兵》。坎贝尔拒绝了这部极富争议的长篇小说：“鲍勃是从一个十分有奉献精神的爱国者的角度来讲这个战事，我担心这会在许多读者中引发极大的反爱国主义情绪。”[31]
可以说，海因莱因的科幻创作深深根植于他对现实的思考，其中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在当代世界应扮演何种角色。面对核战的阴影，当爱因斯坦将“说服”和“协商”作为努力的方向时，海因莱因则论证着“恫吓”和“胁迫”的必要性，思考着将核威慑部署在太空和月球的可行性，对他来说这也许“不尽如人意”，却是美国人必须坚守的路线。
对于核战的阴影，当时的中国报刊有大量报道和讨论。有关这一时期的原子能管控问题，已有相当多的历史研究，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就核安全问题展开的思考，亦有学者做过调查。[32]下面仅就与本文主题有关的一些材料做一梳理与补充。
作为当时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美国不断表达着对自己遭受原子弹攻击的恐惧，相关文章也被译成中文。在美国公布艾奇逊-利连撒尔报告的1946年3月，上海的《生活》杂志以中英双语、图文并茂的形式刊载了《原子弹袭美假想战》，介绍了“美陆军航空队总司令亚诺德将军”的推想。[33]这位Henry H.Arnold将军早在1938年，就开始关注和支持火箭研究。[34]他主张在大气层之外布置能向地面发射超高速原子弹火箭的太空飞船，这得到了海因莱因的称赞。[35]9月2日，《申报》刊登了巴鲁克在UNAEC表达的美方立场：“除非和平之坚固基础能在巴黎奠定，及维持和平之机构能在此间联合国大会中产生，美国除制造更大更佳，更多之原子弹，以阻止侵略者外，别无他途。”[36]到了苏联提出原子能管制的一系列新建议的1947年6月，上海的《西风》杂志刊载了《原子弹毁灭纽约》。这是一篇末日推想：1952年2月25日，纽约港外的海底发生原子弹爆炸，全城化为废墟。据篇首译者介绍：“本文原载美国《海防炮队杂志》，转载于1947年4月号《读者文摘》，作者巴寇尔中尉，特为美国陆军部原子弹系撰拟此文，当非滑稽之言，独怪当局洞悉原子利害，又明知据为己有之不可能，而不及早防患未然，坐令苍生受此涂炭，可哀也。”结尾提醒读者支持“巴鲁克计划”：“我们必须竭力设法，使原子能由国际共管，凡是对于原子弹略有认识的人，都以为美国的计划，如巴鲁契（Bernard M. Baruch）向联大安全理事会提出的那方案，才是避免原子弹战争的最好的办法。”[37]该文后来又以《原子弹毁灭纽约 信不信由你！》和《纽约会有这么一天！》为题分别登载于9月19日、12月10日的《益世报》（北京版）。
1946年3月，上海《生活》杂志所载文章
在战争的阴云中，将月球作为军事基地的主张也被介绍到中国。1946年8月29日，南京的《中央日报》刊载了“中央社芝加哥廿七日合众电”：
美国火箭协会主席法恩斯渥斯本日宣称：美国如为原子时代之一强国，理应占有月球，如能控制月球，则可控制太阳系之远距离交往若干年代，月球之上存积矿物甚丰，甚有价值，因其引力微小，甚可作为星球间飞行之来往站。握有月球之国家，并可使用现有之火箭轰炸地面上任一地点，并可使用现有之火箭轰炸地球，而月球上之火箭工厂，如置于月球永不对向地球之黑面，即可避免地面基地火箭之轰炸。又，目前火箭可达月球，其造价为八十五万美元。[38]
同日，上海的英文报纸《大陆报》亦介绍了“the American Rocket Society”主席R.L.Farnsworth的这一主张，不过文末所说费用为$350,000。[39]次日，重庆的《中央日报》登载此消息，文句略有调整，造价亦改为“三十五万美元”。[40]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大陆报》的报道有误：这位Robert Lee Farnsworth并非ARS的主席，而是另一协会the United States Rocket Society的主席，美国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可以确认这一点。[41]此人原是商人，后来热衷于引导美国的太空政策，希望促成火箭登月，梦想着把科幻小说中的银河帝国变成现实，且善于引起媒体和科幻迷的关注。他于1942年成立USRS，于1943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火箭：通往帝国的新途》（Rockets, New Trail to Empire），主张把美国国旗插在月球上，将月球变成美国财产。[42]
如此直白的帝国主义心态必然引来批判。1946年9月5日，上海的《文萃》登载了著名作家茅盾的《学步者之招供》，文章将美国占有月球的主张与美国在本国以外索取军事基地联系起来：
……我们这些老实人当真以为美国的这样贪得无餍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现在谢谢美国火箭协会主席和原子弹科学家的坦白，我们这才恍然大悟：美国的“安全”原来建立在“握有月球”而“可轰炸地面上任何一地点”之规模上，换言之，当全世界人类都惴惴战栗而在“轰炸”的威胁之下讨生活的时候，这才美国的安全有了保障。这是狂妄的希特勒所不敢梦想的，而美国有人却不但在想，而且在“宣称”，由此也就证明了他们比希特勒“伟大！”所差者，只有美国版的“我的奋斗”是用“救济”与“和平”做封面，用“自由”和“民主”做封底。……奉劝希特勒的伟大的继承人，还是不要把压倒一切人作为自己的安全的前提罢。……有心想使希特勒甘拜下风，结果一定要和希特勒同其命运，虽然“占领月球”云云有点像是痴人说梦，可是这正也是学步希特勒之辈的招供。[43]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
10月5日，重庆的《唯民周刊》刊载了《荒唐的火箭梦》一文：
肯定原子武器之极大的破坏性、伤害性，及反对原子能被少数强国操纵的斗争，是目前全世界和平民主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非此不足以警惕世界和平人民，但是必须指出服务于少数国家之少数垄断资本集团的科学家，故意夸张新式武器的神秘性、万能性，进行威胁世界和平人民之“科学谣言攻势”，是必须揭发和必须粉碎的。……法恩先生俨然以美国已是原子时代之“唯一”强国自居，俨然以美国有“绝对把握”，不仅能控制月球，而且能控制太阳系的主子自居，这不免有涉荒唐。[44]
1948年出版的《战后美国》也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也许是一个梦想，也许是一个真正的‘科学新发明’（？），美帝国主义今天还没有把嫦娥撵走，高据月宫，对全世界人民说：‘向我跪下，三呼万岁！’但是，这也足够暴露他帝国主义的狂妄企图了。”[45]
《火箭：通往帝国的新途》
在与中国相距甚远的英国，法恩斯渥斯的宣传册让阿瑟·克拉克大为光火。在一篇短文里，他提醒：“罗马治世”也好，“不列颠治世”也好，都早已终结。尽管克拉克赞同探索宇宙的壮举，但如果人类只是把自身那些恶劣的东西散播到别的星球，他情愿太空事业迟滞不前。[46]茅盾的文章见刊的一个月后（1946年10月5日），克拉克做了一场题为《飞船的挑战》的演讲，这是受二战影响而暂停活动的BIS在战后恢复的公共活动之一。作为协会的战后首任主席，克拉克在演讲中表达了对“星际帝国主义”（interplanetary imperialism）的反对，认为当人类进入太空并看到纷争不已的地球只是众星中微小的一颗，极端的国家主义就可能被克服，BIS这类组织应该帮助公众完成思想上的准备，让人们把目光从全球景象转向宇宙景象。他认为，要迈入星际文明就必须学会控制原子能并避免原子战争，否则不足以获得探索宇宙所必需的长久时光。总之，飞向太空有助于解决地球的问题。[47]
BIS对太空时代的展望同样引起了中国报刊的关注。1948年3月8日，《申报》刊载了《英工程师预言未来星球战争》一文：
英国星球研究会会刊发表会员克雷佛论文，想象未来星球战争将较原子弹更为恐怖。据称将来各国将争取月球基地，此种基地倘能制造燃料与其他产物，即可成为向地球发射火箭炸弹之最好基地。……人类应设法防止此种星球战争之实现。其一“超然国”或由美、英、苏等国家大集团联合组成之星球探测计划，殆可于五十年内实现，除非人类愚昧不堪，而至无期延搁。……在星球探测计划实现前，殆须运用原子能于火箭推进机。按：克雷佛现任特海维兰机械厂工程师，曾任特海维兰飞机厂技师，并为英国航空协会会员。[48]
亚瑟·查尔斯·克拉克（英文：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年12月16日-2008年3月19日），英国科幻小说家，与艾萨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并称为二十世纪三大科幻小说家，著有《2001太空漫游》
据此可查证，“英国星球研究会”即BIS，“克雷佛”应是Arthur Valentine Cleaver，他是一位杰出的英国火箭工程师，于1937年加入BIS，于1948—1950年间任BIS主席。他与克拉克结下了终身友谊，被后者看作“英国的冯·布劳恩”[49]。上述的那场克拉克的演讲，就是由他主持的。[50]尽管BIS的一些成员强烈反感把帝国主义和登陆月球绑在一起，不过这条新闻中的“星球战争”“原子弹”“月球基地”“恐怖”等字样更容易带给读者阴暗的感受，而非克拉克式的乐观情绪。有关法恩斯渥斯和克雷夫的消息，当时的许多国内报刊都有报道。现将笔者查到的登载情况整理如下：
可见，将月球作为核战基地，这一即便在今日都显得颇具科幻色彩的构想，在当时被视作并不遥远的未来计划而得到研究和推进，阿瑟·克拉克、海因莱因等科幻作家以及与他们关系紧密的人员、组织在其中扮演了醒目的角色。他们在火箭研发等领域的实践代表着一种把科学幻想变成现实的努力，其中关于人类登陆月球的幻想／实践，在美国垄断核武器而两大阵营不能就原子能的未来达成一致方案的冷战背景下，令人尤为不安。尽管当时的中国缺乏核武器研制与外太空探索的能力，读者仍能从报刊上获得不少信息，它们勾勒出了一幅太空核威慑的未来景观。金庸对海因莱因的翻译，正是其中颇为浓重的一笔。
联合国建立原子能委员会的1946年，金庸开始了新闻工作，此后数年，他以“查良镛”“宜孙”等署名翻译、发表了多篇关于原子能与国际形势的文章。
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本名查良镛，当代武侠小说家
1947年1月16日，《时与潮》发表金庸译文《西伯利亚的神密城》。该期主题为“人类的命运”，封面为原子弹毁灭人类的漫画，同期登载了《裁军在望》等文章。[51]2月1日，《时与潮》发表金庸译文《苏联也能制造原子弹》，原作者Narvig,W.V.是一名间谍，该文主张对原子能进行国际管制，避免核武竞赛。[52]6-7月，金庸在东吴大学修习国际法，并应聘上海《大公报》编辑。7月1日，《时与潮》发表金庸译文《美苏就要开战吗？》，原作者为《纽约时报》驻欧特派员苏兹贝格（C.L.Sulzberger)，文章指出美苏关系是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忠告两国中的极端爱国分子不要发动战争。[53]10月，金庸任职《大公报》，并兼任《时与潮》编辑，于10月1日在《时与潮》发表译文《维持和平的神秘武器》，篇首的说明性文字直译自英文版的编辑说明，并非金庸所加，文中为说明太空核威慑所配的图片当是以原刊图片为基础重新绘制的。
该期《时与潮》为“联合国问题专号”，登载了多篇指责苏联的文章。其中，周桐翻译的《苏联在联合国的表现》开篇即说“世界和平计划正在数国际机构中拟就，但苏联对大多数同意的计划，却经常采取反对的态度”，在11国组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在所有主要的辩论中，苏联总是站在少数，常是孤立，独持己见，或是仅有波兰一国的支持”。[54]勉之（孙冶方）翻译的《在僵持中的原子能管制问题》作者为美国陆军少将弗雷德里克·奥斯本，他将谈判障碍归咎于苏联，指责苏联在“否决权”问题上纠缠不清。[55]裘恩翻译的《联合国的剖视》指责苏联“拼命使用否决权”[56]。仲刚译的《另组联合国？》认为“假如苏联继续无限制地阻挠联合国的行政和发展，另外一个步骤便是，所有非苏联集团的国家，都退出联合国，另组一个不包括苏联集团的机构，一直到苏联肯来合作为止”[57]。
与这些态度强硬、倾向明显的文章相比，《维持和平的神秘武器》所描绘的未来国际合作情景还算柔和：在核动力巡逻舰“联合木星号”上，艇长是前美国空军驾驶员，说着牛津口音的英语；主任工程师能说基本的英语，有巴西口音，其他乘员有俄国、法国、美国得克萨斯州等地的口音，此外还有一位物理学博士作为“联合国原子能管制委员会”的督察员。[58]在众多针对现实的尖锐文章的映衬下，这幅科幻色彩浓厚的“美利坚治世”图卷确实别具一格。
11月1日，《时与潮》发表金庸译文《如何避免第三次战争》，文章斥责“苏联对于统治全世界的企图”，称“苏联必须对美国屈服”。[59]1948年2月16日，《时与潮》发表金庸译文《美国的防御战略》，原文载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作者是著名的军事评论家、普利策奖得主汉森·韦特曼·鲍德温，文章旨在阐明“美国在原子时代的战略问题”，肃清美国人民“军事思想中的许多谬见”：“民族国家的兴起、人口的增多、工业革命以及新技术进步，已使战争变为‘全面化’了。防御与现代战争的实质，是完全不相适合的。”同时也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难题：“在今日，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但我们如何能在和平时期中，在一个酷爱和平而非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中，建立一种适宜的攻击力量，能够随时随地采取行动？”[60]
需要注意的是，翻译以上文章不代表金庸本人认同原作者的立场。相反，反对核武器、反对侵略、追求和平是他毕生的理念。1948年3月30日，金庸赴香港，就职于港版《大公报》。4月5日，UNAEC以9-2的例行表决拒绝了苏联方案，之后于5月17日报告称其工作已走进死胡同。[61]6月，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1949年4月4日，“北约”正式成立。8日，香港《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杜鲁门6日晚发表的惊世演说：“如为了民主国家福利的缘故，他对于再用一次原子弹绝不犹豫。”[62]4月19日、20日，5月16日、17日，金庸先后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两篇长文：《挟原子弹以横行天下？——“从历史看一个国家的没落”之一》和《国虽大，好战必亡——“从历史看一个国家的没落”之二》。后者通过古今中外的教训，说明穷兵黩武必招祸患，论述美国拥核自重之不可取。前者分析原子弹不能赢得战争，因为新武器、新战术不会永远被一方独有，且必然要被更新的发明所取代，因此，“军事技术之决不可恃”，“真正可恃的是和平”：
金庸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挟原子弹以横行天下？——“从历史看一个国家的没落”之一》
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这阶段，向外侵略与战争成为他无可避免的手段。除非世界上和平力量胜过了战争力量，使侵略战争不敢发生，无法发生，否则美国这样迷恋于原子弹，“只计算原子弹，而不计算人民”（毛泽东语）则终必走上失败的道路。
战争是用人来打的，武器是人使用的。当国民党军攻下张家口、延安时，武器之锐利岂非十倍于共军，但今日之命运又是如何？对于一个集团、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恃一种可以克敌制胜的武器而横行当世本来已是悲剧，现在美国竟以不足克敌制胜的原子弹为可恃，那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历史是绝不骗人的。[63]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在罗布泊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继美苏英法之后，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就此终结。
1979年，72岁的海因莱因仍在为多数人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恼火。回顾40岁时写的《美国的最后时光》，他感慨道：
除非你在1945年8月已经成年，否则我几乎不可能让你从情感上理解那时的人们对原子弹的感受、理解那些感受多么地彼此不同、理解那时99.9%的公民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的近乎一无所知，包括我们几乎所有的军事领导人和政府官员。
他说自己当时努力地研究、写作，努力地让文章具有娱乐性和可读性，不为赚钱，只为让更多人理解后广岛时代的处境，直到苏联拒绝了美国方案。[64]如前所述，在那短暂而紧张的几年里，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真诚地相信：主权国家必须让渡部分主权，以共建一个超国家的原子能监管机构，这是避免核战争的唯一合理方案。遗憾的是，核战的阴霾，仍不足以让互相猜忌的主权国家促成这一目标。正如当时以法国代表团的科学顾问身份参与了UNAEC工作的贝特朗·戈尔德施密特（BertrandGoldschmidt）在1985年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
只要我们没有达到玻尔提倡的那种开放世界的阶段，只要有几个主权大国倾向于搞全面军备对抗，那么便根本不会有一种体制——不论是苏联的还是美国的妙计——能够阻止它们将核武器或对任何其他大规模破坏性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如果他们相信，他们的自由或他们的存在依赖于这种应用的话。
不是消灭核武器带来世界和平，而是世界和平将使核武器消灭成为可能。[65]
有着军人式效忠之情的海因莱因，正是深信美国人的生存与自由依赖于核武器等高科技军事力量的人之一。这种效忠之情既影响了他的创作，也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世：当《登陆月球》的导演和其他科幻从业者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时，他的反应“出奇地冷漠”；1968年，他签名支持美国留在越南；晚年，他的热情投入对象不再是写作，而是国家空间政策公民咨询委员会（CACNSP）。这不奇怪，毕竟，“他绝对不是第一位对读者的生活方式提供建议的科幻小说家，却是做得最有效的”，“正如坎贝尔通过科幻小说沉湎于自己是大发明家的幻想中，海因莱因将科幻小说看作他那些未能实行的政治信仰的载体”。[66]
欧文·皮切尔《登陆月球》1950年科幻电影海报
也是在1979年，英国科幻作家奥尔迪斯来华访问，邀请叶永烈加入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叶永烈成为该协会首位中国会员。从此中国与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建立了直接联系。1982年10月11日，75岁的海因莱因与夫人抵达上海，受到了叶永烈等人的热情招待。
面对冷战与核战阴影，这位美国退役军官以“飞向未来”的方式回应当下，用科幻小说进行公民教育，勾描着他理想中的安全与秩序。而在大洋彼岸，他曾经的译者、国际法专业出身的报人查良镛，用回望历史的方法批判现实，用另一种类型文学——武侠小说——打动了几代华人读者，讲述着他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这样的关联与差异，引出了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常有人问：“中国科幻的中国性是什么？”[67]其中隐含的追问是：科幻发源于欧美，进入中国后，是否存在“民族化”的过程？“中国科幻”与“世界科幻”是怎样的关系？对此，人们各有见解。作为一名创作者和研究者，笔者也曾在若干场合和文章中有过回应。而经过上述考察后，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提出新问题：
“美国科幻的美国性是什么？”
再进一步，人们从来不会对中国武侠小说的“中国性”有疑问，但或许还可以问的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世界性是什么？”
至少，对于翻译过海因莱因、对太空核威慑战略深有感触的金庸而言，提出这个问题并非无的放矢。亲历了原子弹从无到有、从美国垄断到多国掌握的过程，这种经验对他的武侠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美国科幻作家在冷战时代热情书写的星际战争、太空争霸、异族冲突、超级武器，能否为我们理解金庸小说中的江湖恩怨、门派斗争、宝刀宝剑、武学宝典、绝世神功提供新的视角？这些问题，或许值得继续探寻。笔者对金庸先生素无研究，无力就金庸早期的科普翻译活动与其后来的武侠创作之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这里只就“金庸与科幻”这一问题再做点补充，以期能抛砖引玉。
叶永烈（1940年8月30日-2020年5月15日）
在学生时代，金庸就与科幻结缘：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外国科幻小说《陆沉》都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68]进入报业后，他在翻译海因莱因的1947年还发表了几篇科普类译文：《万能衣服》介绍了一种新发明的空气布（aerobond）；《原子时代的眼睛》介绍了能探测放射能的“盖革探测器”在天文、地质、医疗、核武等方面的应用价值，结尾说新技术既可用于拯救生命也可以用于原子战争，取决于人的使用；《万能服务处SVP》介绍了提供资料查阅服务的组织Sil Vous Plait；《电脑》介绍了约翰·冯·纽曼（今译“冯·诺依曼”）发明的“机械积分计算机”（Mechanical and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alculator），称“电脑是一种高级的计算机”，还提到它在“原子弹计划”过程中发挥的作用。[69]
这些阅读和翻译经历没有让他成为一名科幻作家，但对他的武侠小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笔者根据《金庸年谱简编》中的线索，查阅了1958年11月18日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找到了直接的证据。这篇短文对于研究金庸十分重要，但在以往研究中鲜被提及，因此将其全文照录：
法国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一直是我很喜爱的作家，少年时代爱读，现在仍旧爱读。
他写的都是科学小说，可以说是西方科学小说的创始人。虽然是创始人，但我个人以为，后来的继承者们就未见得有谁能比他有更大的成就。英国的H.G.威尔斯是大作家，可是他的科学小说我就不怎么喜欢；他的《隐身人》结束太悲惨，《时间机器》又有太多的哲理、太少的故事。凡尔纳的小说，却永远使人读得精神勃勃，兴味无穷。他所有的作品苏联全有译本，是苏联少年们最爱好的西方作家之一。英国的《万人丛书》中也包括了许多他作品的译文。近年来，我国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好几种他作品的译本。
美国电影《海底二万里》，就是根据凡尔纳的同名小说拍摄的。还没在香港放映的《八十日环游世界》也改编自他的原作。其实他所有的小说几乎都可以拍成电影，不但比什么《化蝇怪人》《飞碟袭地球》等等无聊的“科学”影片要有意义得多，而且也有趣得多。
北京最近新出了一种定期刊物《文学知识》，宗旨是向广大群众推荐优良读物，以及评论群众自己的创作。在创刊号里，有一篇杨绛（他是钱钟书的夫人，西洋文学研究者）写的文章，题目叫做《描写敢想敢做故事的小说——介绍〈神秘岛〉》。因为读者对象是广大群众，所以文字写得很是浅白通俗，与她发表在《文学研究》那种刊物上引经据典的文章大不相同。如开头第一段就说：“《神秘岛》是法国儒勒·凡尔纳（一八二八——一九〇五）所作，原书于一八七五年出版。这部小说描写一个敢想敢做的故事，书里人物的特色是敢想敢做而又有科学依据，所以读来很能鼓舞干劲。”
凡尔纳的小说可分为二类。一类是科学性的幻想，如《剪风号飞艇》，写乘直升飞机航行天空；如《从地球到月球》，写乘火炮飞上月球。这种“幻想”全是有科学根据的，往往具有预见性，道出了后世的科学发明。例如在《蓓根的五亿法郎》中，他写一个野心的德国教授造了一尊非常深妙的大炮，要以极高的速度射一颗大炮弹去轰击一座美丽的法兰西城。在最紧急的关头，法国一个科学家发现了一个事实：这颗炮弹虽大，却始终轰不到地上，原来它既具有这样的速度，一到空中就成为一个人造卫星，只能绕着地球转动。这原理与今日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正是相同的。
第二类是把科学知识普及和大众化的小说。他通过一些紧张而曲折的故事、勇敢或有趣的人物，使科学知识变得生动具体，不但易于了解，而且使人久久不会忘记。在这类小说中，科学上的事实与规律是严格地遵守的。《气球上的五星期》《八十日环游世界》等都属于这一类。《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二万里》《神秘岛》是互有联系的三部曲，一般批评家认为是他最杰出的作品。因为不但情节生动，而且有些部份情感很是动人。这三部曲也属于这一类型。
根据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改编的连环画
《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有一段描写南美的大兀鹰，其中说：“这种大鸟，过去曾被当地的酋长们奉为神明，实在是南部安达斯山中之王。它们在这区域里长得异乎寻常地庞大。它们的力量大得惊人，能把牛抓起来，丢到深谷里。它们常常袭击平原上的羊、马、牛，用爪子把它们攫到很高的高空。飞上两万尺高空去盘旋，在它们算不了什么，而这种高度已经是人类不可逾越的界限。”（据中国青年出版社译文）后来书中说到那大兀鹰怎样把一个人抓到空中：“兀鹰又飞了过来，带着重载，冉冉地上升。一片惊骇的叫声起来了，兀鹰的爪下是一个死尸，悬挂着，摆动着，那正是罗伯尔·格兰特啊。”一个印第安人又怎样放枪打鹰而把人救下来，总之是十分惊险刺激。（我曾在一部武侠小说中写到一对青年男女骑了养驯的双雕从山峰上降落，就是从这里得到启发。）
凡尔纳小说的缺点，我以为是把人物写得过分完美，性格上没有深度。勇敢就是勇敢，聪明就是聪明。没有什么内心冲突，也很少性格上的矛盾。爱情与友谊都显得老套，一帆风顺的发展。他的作品所以在文学上不能列入永垂不朽的第一流，或许就在于此。[70]
根据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改编的连环画
文章发表时，始载于《香港商报》（1957年1月1日）的《射雕英雄传》尚在连载中，不过电影版的上集已经上映（1958年10月23日）。[71]由此可知，小说中的郭靖与黄蓉骑着双雕逃离铁掌峰的情节，受到了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的启发。此外，金庸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大量影评，其中不乏对《原子弹轰炸美国》（Invasion, USA）、《原子尘怪物》（Them）等科幻电影的精到点评。[72]篇幅所限，本文不做进一步展开，但可以合理地推测：金庸的故事或许还有更多科幻作家、科幻作品留下的影响？不管怎样，可以确定的是，即便在后冷战的时代里，原子弹的问题仍在他心头盘桓。2000年，金庸在岳麓书院演讲时，以罗马帝国的兴亡作对比，将中国历史的绵延归功于调和、合作、开放、融合，希望中国的历史经验能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就是最好的路。大家不用互相斗争，不用你打我我打你。如果现在发生战争，用原子弹的话，这个前途就危险了。所以互相合作，互相融合，提高生产，改善生活，避免战争，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出路和前途，也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教训。[73]